我是半个天津人，因为我的户口放在天津南郊葛沽整整四十年。

　　说来十分惭愧，近三十年以来，我的创作主打电视连续剧，在前二十年的创作中，我连想都没想过给天津电视台写一部电视连续剧。真是愧对天津的父老乡亲啊！

　　十年前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天津电视台台长万克同志的电话，告之时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部长肖怀远同志请我来天津，说是要和我商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从此结缘，我在天津市委宣传部肖怀远、成其圣前后两任部长的领导下，在天津电视台的全力支持配合下，连续创作了《解放》《辛亥革命》《寻路》等三部史诗品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我每每追忆这三部史诗品格大型电视连续剧的创作经历，都大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慨。思之良久，遂以《我与天津电视台》为题，总结我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创作的意见，并进而以我的视角写出天津市委宣传部、电视台等领导、专家组织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创作的经验。

电视剧《解放》剧照

　　一 为什么要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

　　自从我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以来，基本上由国家电视台组织创作和播出。如早期创作的《巨人的握手》《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八路军》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就是这种模式。后来，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也相继介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但他们多数的选题是以本地重大革命历史事件为主。个中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出我所料的是，肖怀远同志一见面就直言，我听说你正在计划写一部反映伟大的解放战争的文学作品，可否先为我们天津电视台改写成一部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呢？我的意见，剧名就叫《解放》。凭借我的敏感，清楚他对这一题材情有独钟，并思虑多时，或曰胸有成竹了！我沉吟有时，也直言相问：

　　“天津电视台为什么要搞《解放》这样一部大型的史诗巨作呢？要知道解放战争的主战场并不在天津啊！再说，我们国家电视台的某些人都望而却步——或推之不及呢！”

　　“我只能这样对你说：天津电视台是天津市委领导的电视台，我作为一名天津市委的宣传部部长，有责任、有义务用文艺把党领导的最光辉的革命历史化成史诗，借以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烈，并教育今人和后人。”

　　在那个“告别革命有理，歌颂革命有罪”的特殊时期，肖怀远同志这几句似乎已经逝去——却又突然飞来的所谓豪言壮语的确打动了我。但是，当我想到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可又遇到不知是哪一级党的宣传部门做出的规定，国家电视台收购的价格却不及某些言情剧、胡闹的雷剧、穿越剧的一半等具体问题时，我又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提问：

　　“据我所知，当时天津可供宣传部支配的款项很少，赔了钱怎么办？”

　　为此，肖怀远、万克等同志作了长篇阐述。事后追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如下这两段谈话：

　　“作为党的电视台，我们清楚在今天拍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是为了还历史一个公道，是为了还那些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们一个公道，是为了发扬光大中华民族最圣洁的革命精神！这不仅是我们伟大时代的需要，也是党的宣传部门应有的担当！”

　　“相比而言，我们天津电视台是穷了点，但是，我们再穷也不会忘记党和人民赋予天津电视台的使命，更不会把拍摄电视剧完全当作赚钱的手段！请放心，我们一定保证拍摄电视连续剧《解放》的资金。”

　　我那早已平静如水的心，猝然被这些看似寻常却又被时下某些人讥为革命空谈的话感动了，遂慷慨答道：

　　“我答应为天津电视台写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如果合作愉快，我还愿意继续为天津电视台写对得起我们的革命先烈并教育今人和后人的电视剧。”

　　接着，我向天津市委宣传部、电视台负责人阐述了如下这段史有所记的谈话：

　　“《解放》，是以解放战争为背景的具有史诗品格的大型电视连续剧。

　　“《解放》，所依托的历史背景是三年解放战争。首先，让我们回眸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有哪一个王朝因兴衰而起的战争可与之相比？没有！秦朝覆灭后发生的楚汉相争，基本上在长江以北的黄河、淮河流域；东汉末年发生的三国之战，也不过限定在黄河、长江两岸……而解放战争则是一场北起白山黑水、南到天涯海角的伟大的人民战争！

　　“再者，解放战争有着极其丰厚的历史内涵：

　　“1946年6月26日是解放战争的起点。那时的蒋介石手握近四百万美式装备的大军，声言三个月消灭‘土八路’，统一全中国。其威、其势，当年的西楚霸王也难以与之相比！三年过后，蒋介石虽未上演乌江自刎的悲剧，却怀着无限的遗恨逃到了台湾。而蒋氏演出的这段历史悲剧所留下的教训，还不足以使后人深思吗？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靠着几十万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被迫应战，三个月后，丢掉了数以百计的中小城市；接着，华北根据地首府张家口失守，华东根据地中心临沂被占，中国革命圣地延安被迫撤出……但是，有了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顶住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弱到强，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最终上演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辉煌的史剧：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消灭了国民党两百多万精锐部队。从此，天下大定！而中国共产党及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所演出的这段辉煌的史剧，其胜利的经验还不足以使后人多问几个为什么吗？”

　　当我讲完创作大型电视连续剧《解放》最主要的目的以后，肖怀远、万克等领导、专家当即拍板、定案。从戏剧创作的规律而言，这就确保了《解放》不仅把握住了全剧的灵魂，而且也站在了同类题材的制高点之上，因此，未来剧本《解放》的成功就有了一半的把握。

　　二 坚持用唯物史观解读历史和历史人物

　　在辛亥革命百周年前夕，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两次和我约谈，希望我写一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电视连续剧。同时，还明确指示：一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告别革命论”，二要写出参加辛亥革命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两面性，即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但他们在革命中的言行和功过又是十分复杂的。我接受了这项写作任务，并提出愿意和天津电视台合作完成这一创作重任。

　　天津市委宣传部和天津电视台高度重视这一选题，并表示全力以赴去完成这一创作任务。

　　我们十分清楚，领导同志的两条指示，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再加之由于政治、学术诸方面的原因，使得我国在近现代史中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至今未有完全统一的结论。为此，我们历经严肃的研讨遂达成如下的共识：

　　1、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知：

　　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不仅标志着大清王朝268年的统治终结，而且也结束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实行了2132年的封建王朝的帝制时代”，“把共和的观念推向全社会，使得封建帝制永不能再行于中国”；同时，还“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变革”。因此，辛亥革命在人类前进的长河中，其历史地位等同于奴隶社会取代氏族社会的革命，封建社会取代奴隶社会的革命，资本主义社会取代封建社会的革命，真可谓是功莫大焉，将永远彪炳史册！

　　然而，持“告别革命论”者却堂而皇之地说：自谭嗣同到辛亥革命，受激进主义影响，在我国开启了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阶段，使中国走上暴力革命道路，造成社会动乱，妨碍了中国通过专门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实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他们责难谭嗣同、孙中山等革命先贤，并高举“救国不能压倒启蒙”的大棒，非难奋起反抗列强、不当亡国奴的老百姓。同时，他们还打着利国为民的虚伪旗号，信誓旦旦地坚持保留腐败、无能的大清王朝的躯壳，实行他们心目中的君主立宪制。然而，当我们再看看他们中的某些所谓精英分子利用“动乱”，狂妄地叫嚣推翻社会主义祖国的时候，就会真正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我们还清楚这种分歧是正常的，因为就严格的史学意义讲，求得历史的真实是史学家的职责，而如何解读真实的历史，又是由不同史学家的史学思维决定的。同时，我们还清楚知道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所谓艺术真实是建立在历史真实之上的。为此，剧作家首先要吸收史学家正确的史学成果，其次还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转化。唯有如此，剧作家创作的艺术作品不仅具有史学品格，而且还能超越历史想象的真实——进而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

　　自然，遵照这一创作规律写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不仅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而且也是对“告别革命论”最有力的批判。

　　2、我们对孙中山的正确评价：

　　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孙中山就是领导这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旗手。因此，大型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的主人公自然应是孙中山。

　　但是，在“告别革命论”者的鼓噪下，我们的一些文艺作品也公然为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的裱糊匠李鸿章翻案，尊为走向共和无出其右的大功臣；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镇压辛亥革命并恢复业已被推翻的帝制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变成了创建共和的领袖，而孙中山却被骂成了阻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搅屎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

　　对此，我和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一致认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舞台上，各个阶级、各种势力的代表人物粉墨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着他们不同的诉求。但就其社会主要矛盾而言则是两大派，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再是以袁世凯、载沣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阶级顽固派。孙中山何以成为推翻帝制、走向共和的领军人物？请看如下事实：

　　清朝末年，危机四伏，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燃起推翻清朝的烽火。正当康有为、梁启超等发起的维新变法遭到残酷的镇压之时，孙中山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他“上书李鸿章失败之后，自认改革之路化成泡影，毅然决定甘冒杀头危险，领导革命”，并在檀香山建立第一个“振兴中华、维护国体”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且向中外昭示兴中会的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实事求是地说，孙中山不仅在清朝末年第一个建立推翻帝制的革命组织兴中会，而且还是提出走向共和政纲的第一人。因此，他无可争议地站在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制高点。

　　随着八国联军在北京血腥的屠杀，同胞的热血擦亮了先知先觉者的眼睛，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等到“《苏报》案”发生、长沙起义失败之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相继逃到日本，中国革命又陷入迷茫时期。恰在这时，孙中山来到日本，迅速把这些革命的迷茫者集聚在一起，发起成立了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提出十六字政纲：“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接着，他又提出三民主义，并写进“同盟会”时期的《建国方略》。毫不夸张地说，这时的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

　　再接着，孙中山在海外为革命筹集资金，间接或直接地发动过十次反清起义。待到广州起义失败，七十二烈士被掩埋在黄花岗之后，他又非常乐观地向处于革命低潮的同志们指出：“失败是成功的种子，推翻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的日子不远了。”实践证明，不到半年时间，埋葬清朝的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了。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是众望所归。

　　由此可知，那些把孙中山写成是“搅屎棍”的文艺作品是何等的错误。

　　同时，也说明我们写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中的孙中山的历史定位是正确的，一定会受到绝大多数观众的欢迎。大型电视连续剧《辛亥革命》播出之后，不仅受到国内外华人的热议，而且还被评为全球华人“中山杯”大奖。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三 坚持艺术地再现重大的革命历史

电视剧《寻路》剧照

　　这是一个艺术命题。换言之，对剧作家而言，所谓艺术地再现重大革命历史，就是利用戏剧载体，艺术地把重大革命历史化作生动感人的剧作。对我而言，就是要把轰轰烈烈的重大革命历史，写成一部具有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把历史真实转化成艺术真实的大命题。

　　就艺术创作规律而言，所谓艺术真实是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完成的。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种创作必须建立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之上，是受着历史真实的制约。否则，剧作家笔下的艺术真实就是虚假的。更何况《寻路》所写的这段历史错综复杂，且有许多敏感点。因此，它不仅需要剧作家要有政治智慧，而且还需要剧作家要吸收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同时还要完成由史学思维向艺术思维的转化。唯有如此，我们创作的《寻路》才能超越历史想象真实——进而还能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此，在我动笔创作大型电视剧《寻路》之前，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肖怀远、市委宣传部部长成其圣和专家在听取了我艺术地再现《寻路》的意见后，在如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

　　1、《寻路》是一部史诗品格的电视连续剧。

　　何为史诗？教科书上早有结论。我们创作的《寻路》选定的全剧风格是史诗品格，而不是一部教科书上定位的史诗。直言之，我写的《寻路》是以厚重的历史为基础的，但它绝对不是史学家心目中的历史，而是经过剧作家艺术化了的历史，它是属于艺术品类的。或许《寻路》所描写的这段历史过于敏感，我的艺术顾问李准同志还强调说：所谓史，就是要求我创作的文学剧本《寻路》以宏大的历史视野，正确地、完整地、真实地、形象地再现以《寻路》为核心的历史风云，“对历史背景的交代，对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写，其基本尺度和主要情节都能经得起与基本事实的认真对照”。自然，在完成了历史真实向艺术真实的转化之后，还要根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进行创作。

　　所谓诗，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求我写的《寻路》是一首戏剧化了的长诗，全剧的描写应尽量做到用诗化的语言，主要人物的对话不仅要求有特定的时代感，而且还要有诗人的激情。为此，波澜壮阔的历史、浩如烟海的原始素材……都是为全剧史诗风格服务的。同时，所有艺术创作手段，也只是塑造剧作中的艺术形象的工具。因此，我在《寻路》中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就变成了典型环境，所描写的历史人物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等也就是艺术加工后的典型。唯有如此，《寻路》才会具有艺术独有的那种打动心魄的艺术感染力。同时，它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品格的作品。

　　但是，我们在创作《解放》《辛亥革命》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过程中，既受到了善意的批评和帮助，也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非难。最典型的观点有二：一是说以宏大叙事为载体的《解放》《辛亥革命》造成了观众审美疲劳，并断言必须打破这种创作模式。由此，在收购史诗风格电视剧的价钱上不仅尽量压低，而且还对那些戏说历史、糟蹋伟人的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大开方便之门，把共产党人的电视台变成了宣扬资产阶级的阵地。二是公开撰文要求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让重要历史人物站到“二线”，让虚构的小人物成为“主角”，要用虚构的小人物“带动”真实的重要历史人物，以虚构的叙事“带动”真实的历史，等等。结果，一些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写毛泽东，把国民党的女特务派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边搞刺杀的电视剧上演了；更有甚者，借用日本人的视角、站在汉奸立场创作的抗日题材电视剧也应运而生！难怪很多正直的观众在责问：我们党的电视台为什么变成了篡改中国革命历史的地方？

　　2、《寻路》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意义。

　　《寻路》，顾名思义，探寻中国革命之路。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及其志士仁人为探寻中国革命之路前仆后继，用生命铺成了一条革命之路，用鲜血染红了一条红色之路。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她就继承了中华民族这一光荣的革命传统，用生命将这条革命之路铺得更宽，用鲜血将这条革命之路染得更红。

　　为此，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英雄儿女无怨无悔地倒在了这条革命大道上，是他们的鲜血把这条革命大道染得更红。

　　《寻路》所表现的就是这条长长的探寻中国革命之路中的一段：自1927年“四·一二”大屠杀到1932年宁都会议。短短的五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终于探寻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大道。

　　这五年，是一笔了不起的精神财富，给后人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启示，也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自然，这也是我与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创作《寻路》的终极目的。

　　其一，道路决定命运。

　　中国共产党参加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为什么失败？因为那时的党中央在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下，走的是一条放弃领导权，完全为国民党做嫁衣的错误道路。究其原因，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只是照搬苏联“城市中心暴动之路”的经验。结果，白区遭到百分之百的损失。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撤到中央苏区以后，继续走“城市中心暴动之路”，最终又上演了一幕“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毛泽东语）的长征。

　　相反，毛泽东了解中国的国情，熟悉中国不同阶层的农民，加之他注重调查研究，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历经长达五年的革命实践，终于和他的战友们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道，又一步一步地把中国革命从胜利引向胜利。最近，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讲了这样一段话：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下去。”

　　其二，理想与信仰。

　　理想，是革命者为之奋斗的方向；信仰，是革命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诚如习近平同志所言：“理想信仰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仰、理想信仰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

　　为此，我们创作的《寻路》就是要浓墨重彩地张扬革命的正气，在每一个革命者的心中牢牢地竖立一杆理想和信仰的大旗，光照千秋万代，昭示革命自有后来人。

　　这就是我与天津电视台创作《寻路》的原因。

　　以上，我写出了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领导、组织创作《解放》《辛亥革命》《寻路》等电视连续剧的经验。作为编剧，我也大声疾呼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强党对文艺的领导，尖锐地抨击电视剧创作中的邪风歪气等，这些文字与天津市委宣传部、天津电视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