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害的“铁人”，可怕的“周挺杉”

★郭松民

由刘恒编剧，上影集团与全国总工会合作拍摄的主旋律影片《铁人》，其票房在“五一”发行之后遭遇了滑铁卢，据报道只有200万左右，和这些年来中国大片无论再烂都动辄过亿的票房相比，《铁人》只能用“可怜”来形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有一点无疑是很关键的，那就是把持媒体话语权的主流文化精英刻意的冷落。对《铁人》，他们采取了视而不见，既不批评也不赞扬的态度，媒体上几乎难觅关于《铁人》的报道和评论的踪迹。这和他们前两年对《色戒》、《集结号》等影片的热烈追捧形成鲜明的对照。

媒体、文化精英之所以对《铁人》充满疑惧，恐怕和他们本能地反感一位毛泽东时代的英雄模范人物充当影片的主角有关，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一部电影，无疑会增加公众对毛泽东时代和新中国的认同，这是他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鉴于谩骂或讽刺可能会收到替影片“炒作”的反效果，所以他们宁肯采取“默杀”的态度。

很让人失望，这一态度表明，今天主流文化精英的偏狭、算计与怨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那个年代相比，并没有任何变化，这大概就是所谓永恒不变的“人性”吧！精英们一向反对“政治挂帅”，但他们自己从来都是最讲究政治挂帅的。这种事事以毛泽东划线，凡是毛泽东赞同的他们就要反对的态度，使得社会和解的可能性被推向遥远的未来。

不过在我看来，精英们这一次实在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因为《铁人》中的“铁人”，早已被编剧刘恒做了彻底的“无害化处理”，“铁人”已经不再可能对精英构成任何威胁，相反，“刘恒式的铁人”只能巩固精英的地位，增进精英的利益。

被消毒的“铁人”

扮演“铁人”演员吴刚，在谈到他对“铁人精神”的理解时说：“应是为民族争光的精神、忘我的拼搏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尊重科学的精神。”暂且不说他概括的是不是准确，但无疑他是按照这样的理解来塑造“铁人”的形象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具备如此精神特质的工人，对精英的地位和统治有什么威胁呢？什么威胁也没有！具备这样素质的“铁人”是所有国家的精英都会喜欢的，他和政治是隔膜的，但又在一种“为民族争光”的激情的驱使下，能够吃大苦，耐大劳，将健康和生命都置之度外。

也许，《铁人》中的“铁人”自己的话，最能够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誓师大会上，铁人丢开讲稿吼道：“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是什么？是家里的孝顺儿子，是下地干活的，不是在家享福的。”——“孝顺儿子”这四个字听上去有点耳熟，我立刻就想起了“驯服工具”这四个字，毫无疑问，这是少奇同志的铁人，而不是毛泽东的铁人，是熟读“修养”的铁人，而不是熟读“毛选”的铁人。

对所有的精英来说，工人愿意当“孝顺儿子”或“驯服工具”，那自然再好也没有了。在影片中，年轻的刘思成经过一番曲折之后终于承继了铁人精神，他的领导（也许是老板？）该是多么欣慰啊！

关于支撑《铁人》中的“铁人”的精神力量，文化学者祝东力正确地将其概括为“民族主义+雄性力比多”或“国家+爷们儿”。凡是“铁人”瞧不上的人，都被他视为“不是男人”（这一公式无疑表明了刘恒一惯蔑视、贬低女性的倾向，从《集结号》到《铁人》莫不如此，很奇怪却从来没有女权主义者出来表示抗议）。祝东力表示，不能想像“这种封建愚忠、性别认同，就足以支撑千百万中国工人阶级，在那样的荒寒岁月里背水一战、流血流汗”，并且认为仅仅是依靠这样的精神资源，那和晚清、民国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但祝东力也许没有想到的是，让工人大众的精神状态回到晚清或民国，正是中国的精英所孜孜以求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时代工人的精神状态，实在是一种“异态”，而晚清以至民国的工人的精神状态才是正常状态。君不见，在最近因为国企改制而发生的一场纠纷中，毛泽东时代残留“国有情节”不是酿成了“惨案”，搅了精英们的好局了吗？

至于精英们担心，《铁人》会使观众产生对毛泽东时代的认同，至少会产生同情性理解，就更属于杞人忧天了。透过编剧刘恒的眼睛，我们会发现毛泽东时代实在没有什么好留恋的：《铁人》给我们展示的毛泽东时代，是寒冷的、混乱的、肮脏的，组织要么靠不住，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在《铁人》中，组织在哪里？——除了在自己的小团队内部（在《集结号》中是谷子地的九连，在《铁人》中则是铁人自己的1205钻井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冷漠的，甚至是充满敌意的。且看铁人他们千里迢迢从西北来到了东北松辽平原的萨尔图小站，他满怀热情地向车站调度打听自己的井架到没到，但那位调度却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责任感，而以一种赵本山式的油腔滑调地就把他给打发了——这样一群痞子式的人居然成功地进行了大会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铁人》中的石油工人，除了铁人，其他人都谈不上有什么激情，更没有政治意识，他们都是低级趣味的，仅仅是被铁人个人人格的感召，才愿意吃苦。他们初到会战现场，看到人声鼎沸的壮观场面，唯一产生的联想是“每人撒一泡尿就能把你淹死”，什么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之类的豪情壮志，连影子也没有，即便是在誓师大会上，台下工人的表情也是冷漠的，给人的感觉他们似乎是一群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战俘。

在《铁人》中，铁人一刻也没有静止下来，他从来没有冷静地去思考过什么，也没有专注地去地观望过什么，他始终是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亢奋状态，似乎很害怕面对自己的空虚。

总的来说，《铁人》中的石油工人，还是知识分子视角下或刘恒们想像中的工人，也是对他们胃口的工人：没有文化、自私短视、囚首垢面、被人遗忘、粗野单纯、只能理解哥们义气，这样的工人还处于“自在”的状态，无论对精英还是对资本，他们都没有任何危险，他们在等待知识分子的启蒙和教育，也为精英展示自己的“人文关怀”或“亲民”作风预留了舞台。

可怕的“周挺杉”

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形的电影，35年前就拍了一部，那就是摄于1974年的《创业》，如果说《铁人》中的“铁人”是无害的话，那《创业》中的铁人“周挺杉”，简直是可怕的——从精英的角度看。

《创业》曾获得过毛泽东的亲自肯定，不是偶然的——在《创业》中，周挺杉面对洋人，没有丝毫的奴颜婢膝，敢于劈头盖脸地就泼了那位敲着油桶叫嚣“离开了美孚，你们只能是一片黑暗”的“可爱的洋大人”一身煤油；面对知识分子，他也没有任何自卑心理，敢于从总地质师手中夺过断言“中国贫油”的“学术著作”，撕得粉碎并踏上一只脚。但是，周挺杉却并不只是一条莽汉，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是指导他找油、打井的理论武器。在辽阔的东北原野上，周挺杉头顶满天繁星，坐在通红的篝火旁捧读“两论”的镜头，是《创业》的点睛之笔，也是整部电影最为抒情和优美的画面。

简言之，周挺杉已经超越了工人阶级“自在”的状态，进入了“自为”的状态，他知道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也知道如何为实现这种根本利益去奋斗。周挺杉是精英们所无法驾驭的，相反，他反倒处处表现出了驾驭知识分子的愿望和能力。

——总地质师章易之是一个爱国者，留学归国之后骑着骆驼来到玉门油田，一心想使祖国强大起来，但他的思想却被洋人的“中国贫油论”所禁锢，不相信中国能实现石油自给，他对周挺杉说：“陆相层是不可能有大油田的。”周挺杉听罢，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严肃而自豪地说：“我就不相信，石油就埋在人家地底下，咱们这么大的国家就没油。”论学术水平，周挺杉的确比不上章易之，但他却没有迷信，敢想敢干，表现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石油地质理论的强烈愿望；

——会战初期，在当时中国在石油问题上被人卡脖子，“卖给我们的油比资本主义市场上要贵十几倍，航空油里面有马粪，柴油里面有大量的硫磺”，大庆的石油大会战居然要反过来靠空军支援柴油才能持续的大背景下，副指挥冯超仍然试图推行“先生活，后生产”的路线，主张先建立一个“有街心花园，职工医院，工人文化宫”的“现代化石油城”，周挺杉对冯超的主张明确地表示反对，后来冯超试图降伏他，口称“我最关心人，一切为了人”（以人为本，多么超前的口号啊！），对他诱之以利，许诺只要他愿意配合就可以给他“荣誉、地位、幸福”等的时候，周挺杉冷对道：“我要的是中国人民的荣誉，工人阶级的地位，全世界人民的幸福，你给的了吗？”显然，周挺杉是深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道理的；

——当总地质师章易之嘲笑他们的试验井打出的油太少，讥刺说“要是香油还差不多”的时候，周挺杉立刻反唇相讥道：“对转变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手段，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章易之闻之动容，急问：“这是谁说的？”周挺杉回答：“列宁！我已经把这句话给你抄这张小纸片上了。”——周挺杉是一个有理论素养的工人，他不仅善于和地球战斗，也善于用理论和知识分子“战斗”；

——周挺杉还善于使用大字报作为斗争的武器，当他觉察到冯超试图扭转会战的方向后，便带领工人贴了他的大字报《冯副指挥，你要把我们指挥到哪里去？》，搞得冯超“非常紧张”；

和《铁人》冷漠的基调相比，《创业》的基调是温暖的、热烈的、同志式的，甚至同样是松辽平原上的大雪，我们透过《创业》的镜头，所得到的感受是清新的、充满希望的、新春将临的，但透过《铁人》的镜头，观众得到的感受却是绝望的、死寂的、恐怖的……

在《创业》中，“组织”和亲人的支持和帮助是无处不在的。《创业》指挥部的党委书记华程，得知一个参加过志愿军的石油工人的膝盖负过伤，便特意叮嘱“散会以后，把我的椅子搬到钻井台上去，让他有时间可以坐一坐”；困难时期，周挺杉的母亲和妻子也从西北赶到了东北，“开荒种地，不能让他们总吃盐水煮黄豆”，她们甚至还搞起家属炼油厂，解决了钻井的燃眉之急。在《创业》里，没有人是孤立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得到了帮助。

不能否认《创业》有公式化、概念化的毛病，但《创业》的确具有一种“张望未来”的能力：周挺杉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杰出的工人阶级代表的形象。工人阶级如果不具备这种成熟，则他们的利益、地位就全都无法得到保证，更谈不上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使命了！

谁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铁人》中的“铁人”？还是周挺杉？

如果我们把影片中的艺术形象作为工人阶级的一般代表，而不把他视为“王进喜”本人的话，那我们也许不得不承认：“铁人”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无须去做更多的调查，近三十年来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远不具有和他们所享受的崇高荣誉相匹配政治成熟——1980年代初，他们曾幻想能够通过“奖金”找到一条通往“甜蜜生活”的道路，将参与政治事务的权利乃至罢工的权利拱手相让，到了1990年代中期，当所有的遮羞布都已经扯下，大批下岗的命运明明白白地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仍然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抵抗，而是逆来顺受地吞下了这颗苦果。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可能有两点：

一是在第一次解放的时候，中国工人阶级虽然名义上是领导阶级，但实际上却是毛主席、共产党以他们的名义领导的一场胜利的革命中的“被解放者”——这一事实并没有违反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理由就在于，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而中国革命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种种的主客观原因，最终先于本国无产阶级的普遍成熟而获得胜利；

二是既然中国无产阶级在自身普遍的政治成熟之前就获得了政权，那就需要补课，否则无产阶级专政也好，社会主义制度也好，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但中国的工人阶级由于在革命后享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以对这场革命其实是半信半疑的，这种态度导致了文革的失败，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的悲剧命运。

上海是文革搞得比较成功的地方，但即便在这里，工人造反派的精神状态也仍然是“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当时上海的《朝霞》主编陈冀德，在写给张春桥的信中批评以工总司为代表的这些人“争权夺利，胸襟狭窄，目光短浅，只知有群体，不知有阶级，一切的一切，都以这一伙人的群体利益为首，为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从来不考虑阶级的利益，更别说是高于一切的人民利益。”这个判断从一个侧面解释了1976年“十月事变”之后，上海方面为什么竟如此温顺地被收编、遣散——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这种选择最符合“群体利益”，尽管并不符合“阶级的利益”。

工人阶级为自己政治上的不成熟，已经付出并且仍将继续付出重大代价。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教训，就是除非工人阶级能够作为一个阶级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否则的话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终结资本主义。

成为“铁人”还是“周挺杉”？每个工人都必须作出自己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