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想象农民？

李云雷

【左岸特稿】

　　从文学史的脉络来看，描绘旧式农民或“老中国的儿女”，表现他们的愚昧、落后、保守，这是从鲁迅《阿Q正传》、《祝福》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对农村的经典叙述与“想象”。这一叙述在“解放区文学”中得到了改变，赵树理曾塑造出小二黑、小芹等新一代农民的形象，但相对而言，赵树理更擅长的却是描写旧式农民在历史进程中的犹豫与矛盾，他说自己“对旧人旧事了解得深，对新人新事了解得浅，所以写旧人旧事容易生活化，而写新人新事有些免不了概念化。”

　　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贯彻，1947年所提倡的“赵树理方向”不再提起，“‘善于写旧式人物、而不善于写前进的新人物’似乎成了赵树理的一个定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树理的《三里湾》发表后，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论。批评者认为《三里湾》的缺点在于不能很好地塑造“农民中的先进人物形象”、没有表现出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

　　《三里湾》中被认为存在的“不足”，很快被另一部小说弥补，这便是柳青写于1960年的《创业史》（第一部）。对于《创业史》，尤其是小说中所塑造的梁生宝这一新人形象，评论家好评如潮。冯牧认为，农村共产党员萧长春这个光辉形象的塑造，“应当被看做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的重要收获”，“在梁生宝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崭新的性格，一种完全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土壤上面的共产主义性格正在生长和发展。”

　　但有意思的是，围绕着《创业史》，很快就发生了梁生宝与梁三老汉两个形象哪个更成功的讨论。《创业史》出版后不久，邵荃麟就指出：“《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比梁生宝写得好，概括了中国几千年来个体农民的负担”，“我觉得梁生宝不是最成功的，作为典型人物，在很多作品中都可以找到。梁三老汉是不是典型人物呢？我看是很高的典型人物。”此后严家炎在一系列文章中，更为系统、明确地指出《创业史》中最有价值的人物形象是梁三老汉而不是梁生宝，他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创业史》里最成功的不是别个，而是梁三老汉”，梁三老汉是“全书中一个最有深度的、概括了相当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物。”

　　严家炎的文章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作者柳青也忍不住著文反驳，他认为严家炎的评论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指出：“《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出来。”而只有通过梁生宝这个形象，才能表现这一主题。

　　在对这一争论的分析中，李杨指出：“在柳青的理解中，《创业史》并不是通过梁三老汉的选择表现农民的成长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出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创业史》不是一部以故事为主体，通过情节与叙事来描述本质形成过程的‘成长小说’，而是一部通过主人公的性格来展示已经形成的阶级本质的带有强烈象征性的现代小说。”“只有将梁三老汉与梁生宝放置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知识谱系中，我们才可能发现，所谓的‘中国农民’并不是一个内涵一致，固定不变的统一体，而是一个千差万别的概念。并不存在共同的‘农民’经验。‘农民’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自然的产物。换言之，它不是先于历史而存在，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社会范畴。”

　　李杨将梁生宝形象的塑造，看作是创造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将他与梁三老汉等代表“旧本质”的农民并列，是极富洞察力的。这种创造“新本质”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理想农民”的想象与叙事过程，正是在想象与叙事中，“新本质”才在文本中得以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史》、《艳阳天》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原型。在柳青的纪实性特写《皇甫村的三年》中，我们得知《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是一个名叫王家斌的青年农民。而《艳阳天》的主人公萧长春的原型是萧永顺：“萧永顺以前是个为受苦人争取解放而打过仗、立过功的英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他又成了率领着乡亲父老们，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奋斗拼搏的一条好汉。”

　　事实上，正是现实生活中农村“新人”的出现，启发了作家们的创作。在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农民焕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与空前的凝聚力，他们以“愚公移山”般的坚韧与耐心，创造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他们不仅改变着历史，也在这一过程中改变着自身，也改变了他人对农民的认识、叙述与想象。他们体现出来的农民的“本质”，不仅不再是愚昧、落后的，而且有着改天换地的豪情和大公无私的精神，王家斌与萧永顺不过是他们中的两个例子，而梁生宝和萧长春不过是他们在文学形象上的集中与概括。

　　到了新时期，另一种“新人”出现在了作家的笔下。路遥《人生》中的高加林无法在城市工作，对农村却无法产生认同感，由此产生了无尽的苦恼；《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终于走出了乡村，而他的哥哥孙少安也开办起了砖厂，盖起了气派的砖房；贾平凹《腊月·正月》中的王才原是个又瘦又小，冬天穿不起袜子，谁也瞧不起的人，政策开放后办起了食品加工厂，很快富起来，春节时他花钱请来了戏班子为全村唱戏，其价值也得到了社会的认定；甚至张炜《古船》里颇具思想者气质的隋抱扑，一边思考着《共产党宣言》，一边也在关心着村里的粉丝厂。

　　将这些“新人”，与我们前面提到的梁生宝、萧长春、高大泉等“社会主义新人”比较起来，可以发现他们具有以下的不同之处：一是他们与乡村是分离的，而不是融合为一体的；二是他们更追逐经济利益，而不注重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利益；三是他们追逐个人利益或个人意义上的成功，而不注重或较少注重集体或国家的利益。这些“新人”，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与欧美19世纪文学中的一些形象相似的特征，比如《红与黑》中的于连、《幻灭》中的吕西安、《高老头》中的拉斯蒂涅，以及德莱塞《美国的悲剧》中的克莱德等，如果说这些人物是资本主义时期欧美文学中的“新人”，或许我们也可以将新时期文学中的这些人物命名为“个人主义新人”。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是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新人”形象，与他们相对的是“旧式农民”。这些“旧式农民”在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更多的描绘与塑造，这一方面在于所谓“旧式农民”在我国确实更多，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潮流，也将新时期以前的社会描述成一个“前现代的社会”，从而重新提出了“反封建”、“反思国民性”等命题，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在新时期文学中很少看到“社会主义新人”与“个人主义新人”的直接冲突，而看到的更多是“个人主义新人”与“旧式农民”的冲突。而在新时期以前的文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人”与“旧式农民”的冲突，也可以看到“社会主义新人”与“个人主义新人”——所谓“走资本主义自发道路的人”，如郭振山、马之悦、张金发等等——之间的冲突。

　　正是在与“旧式农民”的对立中，“个人主义新人”才找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对“旧式农民”有较为深入刻画的作品，主要有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朱晓平的《桑树坪记事》、古华的《爬满青藤的古屋》、郑义的《远村》、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莫应丰《驼背的竹乡》等。这些作品描绘出了一幅愚昧、落后的农村场景，在塑造“旧式农民”形象的同时，着力表现他们精神被扭曲的生存现实，以及食物的匮乏与性的压抑，显示了他们生存现状的蒙昧状态。他们在此之前的生存似乎只具有空间的意义，而不具备在时间向度上的移动，而改革开放则作为解放性的事件，使其中的“新人”告别了封闭的空间与僵化、凝固、窒息的传统，走向了新的未来。

　　如果说“社会主义新人”与“个人主义新人”分别代表了中国不同时期的现代化理想和想象，那么在现代化的角度上看，他们并无不同，他们都是要告别“旧式农民”与旧中国，但他们的出发点和要达到的理想社会却并不相同。

　　90年代出现的作品，对“新人”较为冷漠，却对“旧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有的甚至表现得不无理想化，这是颇有趣味的。在这些作品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白鹿原》。

　　《白鹿原》塑造了一个“旧式农民”或旧式乡绅的理想人物白嘉轩，他是一位儒家道德传统的忠实实践者，所奉行的处世之道是仁义。他大度地对待长工鹿三一家，从不克扣、从不拖延给鹿三的工钱及粮物。他把自己的两个儿子送到学堂读书，象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也同样给黑娃置备了学习用具，亲手把他送进学堂。在白鹿原，鹿子霖是暗中同他较量的对手，鹿子霖拆他家的房，指使小娥引诱他儿子白孝文堕落，使他无比难堪，但白嘉轩得知鹿子霖被逮后，“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当即做出搭救鹿子霖的举措，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村立一种精神。……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黑娃当上土匪后，派人收拾白家，打断了白嘉轩的腰板，使他永远不能昂首挺胸，还砸了对于白嘉轩具有神圣象征意义的祠堂。白嘉轩同样宽恕了他。白嘉轩凭着自己的笃定的信念，宽恕仇家，被小说里的朱先生盛赞，“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

　　白嘉轩是儒家文化渗透到旧乡村伦理道德的化身，有意思的是，他代替了文学中的“新人”，充当了这一时期理想的农民（乡绅）形象，这不仅是对现代化本身——“社会主义新人”与“个人主义新人”所代表的历史方向——的反思，也反映了理想型人物在不同层面上的转变，比如，由“农民”到“乡绅”（地主）的转变，由政治、经济到“文化”的转变，由“西化”到“传统”的改变，等等。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白鹿原》里，也或多或少地体现在此一时期出现的众多“家族小说”中，而其流风余韵则至今不绝，比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莫言的《生死疲劳》等，都对旧式“地主”或乡绅在叙述中进行了美化。

　　到今天，我们的文学中已经很少看到现实农村中的理想农民了，90年代中期“现实主义冲击波”提供的是“分享艰难”的乡村干部，近年的“底层文学”描绘的则是众多在现实的压力下或固守家园，或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更多的是挣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听天由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为“旧式农民”。他们既没有“社会主义新人”改天换地的豪情，也没有“个人主义新人”开拓进取的意识，更缺少“封建主义旧人”在文化上的尊严与自信，显示了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无力或无言的状态。

　　由“社会主义新人”到“个人主义新人”，再到“旧式乡绅”，这些农村中理想型的人物形象的演变，以及当今理想型人物的缺席，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时代与文学思潮的变迁。今天，我们能否塑造出新的农民形象？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不仅要诉诸作家的想象力，也要诉诸于历史与新文化的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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