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读《人间》之一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然而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压迫和歧视台湾民众，经济上严厉管制、侵害台湾民众利益，文化上则忽视差异性，漠视了隔阂的客观现实，导致台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47年2月，以台北市缉烟血案为导火索，台湾民众爆发了反对独裁的“二•二八事件”，结果被血腥镇压。侯孝贤的著名影片《悲情城市》即是以此事为背景拍摄的，而这已经是40年之后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的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台独势力大规模地推动政治“本土化”，不断地利用“二•二八事件”挑起“省籍冲突”，鼓吹“台湾人的悲哀”，意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独立”。

　　本书的特辑“二•二八：文学和历史”，收录了一组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文章，令人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事实的真相。曾健民先生的《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指出将“二•二八”仅归结为“族群冲突”是不合适的，而且别有用心，这一事件更值得阐发的意义是反对独裁、要民主自治、民族和平与团结。梦周先生的小说《创伤》和散文《难忘的日子》，从一个受害的“外省人”的角度，写出了经受的种种痛苦与悲哀，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这事件中，“外省人”和本省人一样是受害者。杨逵先生的时评《二•二七惨案真相》与吴克泰对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相关史料的调查，则从不同角度披露了事件的真相，表达了对祖国与台湾的热爱，以及对陈仪集团镇压台湾人民的抗议。

　　在独裁者的眼中，历史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国民党将“二•二”八当作一件伤疤，不允许别人去揭，一瞒就瞒了四十年，可最终也无法瞒住；“台独”将这一事件曲解为“省籍冲突”的象征，以为能随心所用，但他们一则欺瞒台湾民众，极力消解其中的阶级矛盾、政治意识，二则甘作美国的附庸，试图与祖国分裂，这样一条路同样是走不通的。此书的“特辑”，是对“二•二八”事件的新的叙述，这既是“文学”，也是“历史”，它为我们理解这一事件提供了新的思路，也指出了要反对独裁、追求民主，反对分裂、追求团结的前进方向，这是每一个肯认真思考的中国人的必然选择。

　　同样是叙述，此书中还收录了新发现的吕赫若先生的小说《一年级生》，这是一篇堪与都德的《最后一课》相媲美的小说，深刻地写出了一个8岁的孩子在日据时期，接受奴化教育而不自知的悲剧。曾健民先生在随附的评论中介绍了小说发表的背景，有意思的是，小说竟然以庆祝日本在台湾实施“义务教育”的形式发表出来，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叹叙述的魅力，小说中较为隐晦的表达，殖民者自然从乐于接受的角度来理解，但却为我们保留了某一时刻的历史真相，以及当时人物细腻、微妙的心理。由此称赞吕赫若“创作上的天分”，并不过分。

　　书中的叙述不仅限于台湾。在大陆引起广泛关注的曹征路先生的小说《那儿》，配以陈映真、李云雷的评论，在此呈现在台湾读者面前。《那儿》讲述的是国企改制中工人抗争失败的故事，李云雷的文章介绍了这一小说在大陆引起的广泛影响，并结合文学界、思想界与当前的现实对之做出了分析，陈映真的评论则以台湾“左翼文学”的历史为参照，写出了《那儿》所引发的一些思考。蓝博洲的访谈《了解伊斯兰世界及其作家》，让我们了解到巴勒斯坦作家穆罕默德•舒卡尔的所思所想，舒卡尔的两篇小说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伊斯兰世界的窗口。此外，书中还有汪立峡对日本右翼思想的分析、陈映真对龙应台“文明与野蛮”的商榷、杨儒门的狱中书简等等。

　　开阔的视野，深刻的思辨，面对现实的态度，这既是文学所需要的，也是创造历史所必须的，此书正是以这样的品格，向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6春》

　　人间出版社

台独神话的破灭

——读《人间》之二

　　2006年4月，陈水扁的女婿赵建铭涉及台开金控内线炒股被揭发，由此开始，陈水扁的亲戚、家人乃至他本人一连串的受贿、贪污、舞弊等种种劣迹被媒体集中曝光，引发了台湾政坛的一场大地震，“反贪倒扁”的口号、游行此起彼伏。然而尽管证据确凿，陈水扁和民进党却一直狡辩“有比清廉更高的道德”，加之司法明显不公，案件的调查漏洞百出，完全无法取信于民。2006年8月，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一时间民怨沸腾，陈水扁对此却置若罔闻，民进党内的“四大天王”也都在为个人的政治利益明争暗斗。于今台北高雄市长选举落下帷幕，民进党虽然保住了高雄，但国民党籍参选人却对民进党“肮脏污蔑的选战手法”表示极为不满。无论如何，民进党的形象，已让大多数人对他们失去了信心，人们不禁会问：刚刚执政不过6年，民进党为什么就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人间》推出了“反贪倒扁•解剖台独”的专辑，邀请了李兴华、林书扬、曾健民、黄智贤、高伟凯、陈扶余、汪立狭、官士生、李弘毅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民进党及其“台独政策”，追根溯源，探讨了民进党逐步“法西斯化”的过程。学者们普遍认为，民进党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在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虽然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在总体政策上，却延续了蒋氏政权的基本思路，比如“反共亲美”，依然将台湾民众置于美国的卵翼之下，而在一些方面甚至发展到极端，比如李登辉等人宣扬的“殖民历史肯定论”，极力美化日本对台湾的侵略与殖民，而这些正是它走到今天的原因之所在。他们普遍认为，民进党在政治上的贪腐，不能仅仅归结于个人的品格操守，而应在社会结构中寻找其成因，“分离主义意识是贪渎政权最顽固的堡垒，不彻底清理民族分离意识、终结台独政权的神话，真正的民主便不可能实现，公正平等的社会也不可能到来。”李兴华《台湾战后民主主义的清理》一文，梳理了台湾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脉络，指出了台独政权的资产阶级性质及其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以民进党迅速腐化的现象，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欺骗性；林书扬的《台湾六十年》，从社会结构论、社会动力论的角度，说明了所谓“台独建国运动”不但毫无正当性，而且充满了反动保守的因素；曾健民的《战后台湾精神史的变异》，则剖析了“殖民历史肯定论”的来龙去脉，指出现在台湾丧失了民族自信、民族认同的极大悲哀。其余各篇文章，也都从不同的理论视野出发，对民进党的历史与现状做出了分析，探询其腐败的根源。

　　那么在现实的政治境况中，知识分子的这些思考有什么用呢？《人间》的另外三组文章，或许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今年恰逢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人间》重新刊出了他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等三篇文章，并刊发了6篇研究文章。鲁迅对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让今天的知识分子在面对黑暗现实时，或许可以汲取更多的勇气与精神力量。同样，《人间》还重刊了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1922年的《智识阶级的使命》以及彭明伟的评论文章，在这篇演讲中，爱罗先珂将俄、中两国知识分子对比，认为当时的“中国的智识阶级似乎连爱及生活的理想都没有”，这应该使今天的我们警醒，向俄国知识分子那样“就是末日临头，依然挟着理想与奋斗，去牺牲”。蓝博洲的《还有这样的台湾人》，则为我们介绍了辜金良先生的人生道路，他为祖国、为理想而艰苦奋斗，却在国民党战后的白色恐怖中系狱17年的坎坷经历，既让人感慨唏嘘，同时也激励着今天的知识分子去努力，去奋斗。如果用鲁迅先生的说法，辜金良先生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的脊梁”，如果这样的“脊梁”多了起来，那么不管面对怎样的黑暗现实，面对怎样的跳梁小丑，台湾乃至整个中国都是有希望的，我们应该为此而继续奋斗。

《人间》

人间出版社2006年•秋

“二•二八”与台湾的文化政治

——读《人间》之三

　　今年是“二•二八”事件60周年，正如历史上一切影响深远的事件一样，围绕“二•二八”事件的文化阐释，同时也是一种政治诉求。在蒋氏父子统治时期，“二•二八”事件是不可触碰的政治禁忌，他们以“奸匪煽动”、“暴徒作乱”来描述这一反贪腐、争民主的正义运动，解禁后李登辉虽然启动了“二•二八”事件的平反，但他们目光短浅，理论空间狭窄，类似“外来政权说”、“再殖民论”、“族群矛盾”、“省籍冲突”等文化阐释，不仅人为地制造民族矛盾，埋藏了新一轮冲突的因素，而且在政治上也为“台独”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这一影响的弊端在今天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如何对“二•二八”做出新的阐释，重新估价其反贪腐、争民主的价值，同时避免狭隘化，是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人间》推出的“二•二八”60周年特辑，以形势背景、历史证言、资料文献、人物剪影、文艺反映、文艺创作等专栏，结合历史与现实、思想与创作，对这场60年前的悲剧做了全面的梳理与回顾。这一专辑突破了“一岛论”的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世界史的视野，它将“二•二八”事件放置在历史情境中，并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认为在后进地区引发灾难性病变、带给劳苦大众的深重灾难是普遍的，并非台湾一地为然，而“二•二八”只是一个突出的典型，这样就为我们理解“二•二八”提供了一个新的知识平台。

　　这样一种认识，具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孤立地来理解“二•二八”，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认识台湾、认识“二•二八”，这使我们可以认识到“二•二八”悲剧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殖民所带来的恶果，而这在以往反思“二•二八”时却很少为人谈到。这一认识不仅具有历史意义，对我们认识当下台湾问题也具有现实的针对性，即在今天，台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说，台湾仍处于“二•二八”事件的阴影之中。

　　其次，它具有真正劳苦大众的视点，是从劳苦大众的眼光来看待“二•二八”事件，并强调它反贪腐、争民主的运动性质，这就与少数精英的视点区别了开来。后进地区的精英，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等，都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们是这一地区的优秀分子，另一方面他们在某些方面与本地区的根本利益相违背，而自觉不自觉地代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利益，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话语权力等决定的，而这便会与本地劳动者的利益产生矛盾。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也是这样，李登辉等的理解便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所代表的不是台湾劳苦大众，而只是一部分精英的观点，而他们的理解是与台湾地区的根本利益相矛盾的，诸如“外来政权说”、“再殖民论”等观点，则走到了卖国求荣的危险地步，充分说明了他们的买办性。

　　其三，它是反对“台独”、希望统一的。书中不少文章告诉我们，“二•二八”事件不只是台湾的悲剧，也是整个中国的悲剧，在运动中奋起反抗的不只是台湾人民，也有很多“外省籍”的人，他们一同是受害者与受难者，而大陆的知识分子如臧克家等，在“二•二八”事件发生不久，就以自己的笔发出了抗议，这样一些事实却长久得不到正视，“二•二八”的真相也就被扭曲或遮蔽了，所以才会有“族群矛盾”、“省籍冲突”等说法，我们只要全面地认识，就会理解到这样的说法无法解释“二•二八”。“二•二八”是与整个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在帝国主义世纪的一个“病变”，也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的一个突出的事件。该专辑的题解中也指出，“尤其希望的是透过这一认识过程——同族不再相仇，两岸和解早日到来！”

　　对“二•二八”事件的认识，不仅关系着台湾政治的走向，也关系着台海关系乃至世界局势的变化，我们希望对这一事件能有更加开阔、科学与客观的理解，《人间》的思路则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启示。

　　《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2007年•春）

　　人间出版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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