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小说中的“底层叙事”蔚为风潮，在理论、批评与创作方面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但真正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并不多见，本文希望通过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总结“底层叙事”在思想、艺术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以使“底层叙事”得到更为健康、长远的发展。

　　1、思想层面的探索：曹征路与刘继明

　　2004年，曹征路的《那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今年发表的《霓虹》可视为其姊妹篇。在《那儿》中，下岗工人杜月梅为生活所迫做了妓女，在回家的路上被狗咬了，从而引起了此后的故事，但杜月梅的故事并不是小说的主体，而只是小说中的线索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霓虹》可以说是对《那儿》的一个补充，它将《那儿》中没有充分展开的杜月梅的生活，以倪红梅的故事讲述了出来，让我们看到了底层妓女生活的悲惨与无望，以及在无望的挣扎中所蕴育的力量。
　　在形式上，《霓虹》由勘察报告、侦查日志、谈话笔录以及小说主人公倪红梅的日记构成，前三部分构成了小说的外在故事框架，倪红梅的日记则为我们充分展现了她的现实世界与内心感受，这构成了小说的主体部分。小说在内容上有两个层面，一是倪红梅走上做妓女道路的历程，二是她现实生活所面临的困难处境。
　　倪红梅在学校里是一个好学生，她的父亲为抢救工厂财产而牺牲，她顶替父亲的班去了绢纺厂，在这里她度过了较为幸福的一段时光。她的丈夫常虎“被行车砸死，百分之百是厂里责任，他们也都认账，可厂里有困难，我就信了他们的话。共渡难关，共渡难关，最后他们是渡过去了，却把我扔在了深渊里。”随着厂子的解体，她也下了岗，而她要同时养活“奶奶”和女儿，在生活上陷入了困境，这时两个男人的出现，改变了她的生活处境，使她最终走上了做妓女的道路，一个是指望不上的小男人，另一个则是她尊敬的以前的“厂领导”，正是后者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防线与自尊心。倪红梅之所以走上卖淫的道路，尽管不无个人原因，但与整个社会、与绢纱厂改革的不公正密切相关。正是为改革的“阵痛”付出代价的这些人最终被社会抛弃，才形成了这样悲惨的局面，所以在倪红梅身上所显现出来的，不仅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阶级、一个时代的悲剧。
　　小说为我们展现了底层惨不忍睹的处境，但并未到此为止，在写尽了她们生活的黑暗与无望之后，它又给我们展现了她们的力量。她们的力量虽然卑微，却也正是改变不合理现实的希望。小说中，阿红和阿月去一个“大机关”为一个“什么人物”祝寿，“谁知那人物对上床不感兴趣，只想作践人，先是让她们脱光了陪酒，然后让她们举着蜡烛围着酒席转，再后来就是动手掐，拿香烟烫……”。在饱受了欺凌与摧残之后，这些妓女终于无法忍耐了，她们开始起来维护自身的安全与权利。而在这一过程中，曾经做过工人的倪红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们谈到了死，没想到这个话题是这样热烈。原来我们这些人，个个都不怕死，每个人都想到过死。”当这些人失去了一切时，当她们被逼到绝路时，当她们对未来不存在丝毫幻想时，她们才明白，只有斗争，只有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才能为自己争得公平与正义，争得本来就属于自己的“尊严”，“最重要的是，我们做了一回人，有尊严的那种人”。有些出人意料的是，她们的维权竟然取得了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看到了工人阶级意识的重要性。小说中，刘师傅和他的下岗工人“互助会”在精神和行动上的支持，是维权成功的重要因素，而最重要的则是她们自身的抗争，是倪红梅残存的阶级意识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受压迫的人一旦组织起来进行抗争，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将会改变不公平、不合理的现实，而这也是他们改变世界与自身的惟一途径。正是在这个地方，小说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在《霓虹》之外，曹征路今年还发表了《真相》、《陪你玩到底》、《天堂》等作品。《真相》对校园中的权力关系有着深入的揭露，以鲜明的立场批判了教师的权力异化；《陪你玩到底》写了“我”在艰难环境中追求远大志向所遇到的困境，对底层青年人生的抉择有细致的描述；《天堂》写出了“模范”称号对模范本人的限制，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运作方式有着反讽式的刻画，也写出了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不可阻遏。
　　曹征路的小说，擅长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一般人习焉不察的权力关系，并对被压迫者有着深切的同情，这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动人的感染力，在他最优秀的小说《那儿》、《霓虹》中，他还能捕捉到小说人物中朴素的阶级意识，并以之作为反抗不合理现实秩序的思想利器，这使他具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悲壮，有别于那些一味渲染苦难的作家。不过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也存在情节冗长、语言粗糙等现象。
　　刘继明早先以写作“文化关怀小说”著称，其小说带有鲜明的先锋性与探索性，然而伴随着《我们如何叙述底层？》等理论思考，他的小说也开始转向现实社会，对底层的深切关怀不仅改变了他的小说风格，也使他的思考更加开阔、深远。
　　在刘继明今年发表的小说中，引人注目的有《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短篇二题·茶鸡蛋》等。《放声歌唱》在写农民进城打工的艰苦境况的同时，也写了“跳丧鼓”这一民间歌舞的衰落，这表现了农民不仅在政治、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失去了主体性，对这一现状的揭示，使小说具备了一种更深层次的发现。在小说的叙事上，前半部分有些乏力，但小说的结尾却为我们展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场面：久讨工钱未果之后，小说的两个主人公爬上了法院大楼，唱起了跳丧鼓：“所有的人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了，聚集在法院门前的广场上，睁大眼睛翘首仰望楼顶，仰望站在楼顶用沙哑的嗓音放声歌唱的跳丧鼓歌师钱高粱，仿佛观看两个外星人，或者欣赏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唱会。”这个场面以一种悲壮的形式凸显多重矛盾和错位，是今天农民工尴尬处境的一个精彩写照。
　　《我们夫妇之间》与解放初萧也牧被批判的小说同名，但小说并未触及当下的小资问题，而描写了一对下岗夫妻的生活困境，小说细致地描摹了在生活压力下正常伦理的崩溃，最后妻子成了一个卖淫的女子，而丈夫则往来接送或为妻子“拉皮条”。故事虽然平常，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10多年来我们社会和伦理的变化，小说以细致的步骤为我们展现了转折的过程，令人触目惊心。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当一个社会连夫妇这样最基本的伦理都无法保障的时候，甚至普通人也会被迫走向这样的堕落，这是最为沉痛，也是最值得反思的。
　　《茶鸡蛋》将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当下，颇有新意。何幺婆听说将一枚茶鸡蛋卖给暴发户黄老三，可以卖1000块钱，她动了心，但以前她是土改、合作化等运动的积极分子，曾经批判过黄老三的父亲——地主黄聚财，所以她又有些犹豫，但她生活贫苦，无奈之下她仍找到了黄老三的门上，但黄老三不但不买她的茶鸡蛋，反而羞辱了她，何幺婆只好在悔恨中回到了家。小说中两家人命运的戏剧性变化，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在这个时候，回顾何幺婆丈夫临死前的话是有意味的，他说：“幺姑，你记住，以后无论世道哪样变，你都不要忘本……咱们好不容易挺直腰杆子，可决不能轻易再弯下去咧……”。如何让挺直的腰杆子不再“弯下去”，应该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刘继明近期小说描绘的多是普通人的生活，他能在思想的观照与历史的勾连中挖掘出深意，小说在叙事的推进上存在一些问题，但结尾总能给人以警醒。如果联系到他以往小说的艺术高度，我们可以说，在如何将底层关怀转化为小说艺术上，他还处在转折的过程中。

　　2、艺术性的追求：李锐与胡学文

　　李锐的《太平风物》是近来少见的艺术性较高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每篇小说以一件农具为标题，开头的引文对农具加以介绍、考证，接下来是作者以这一农具为中心构思的故事，全书16篇小说，将历史与现实相互勾连了起来，图片与文字、白话与文言彼此交错，具有一种参差之美，在总体上也形成了“农具”系列的一种展览，让人在农具即将消失的年代，得以重温一件件农具的历史，而作者精巧的构思、清冽的文字，也使小说在艺术上具有较高的质地。
　　有意思的是，在16篇小说中，有不少是以农具对人的伤害为故事线索的，《袴镰》中的镰刀、《樵斧》中的斧头、《桔槔》中的桔槔、《寂静》中的麻绳都是杀人或自杀的凶器，《残摩》中的摩架将主人公的左腿“活活犁出一道沟来”，《青石碨》中的磨盘则是拴住马翠花的刑具，《耕牛》中的耕牛则与他的主人红宝同归于尽了。如此众多的农具为何成为了凶器？如果从小说的层面来讲，是作者出于构思故事的戏剧性的需要，但另一方面，这些“凶器”也显示了农村生活中惨烈、悲苦的一面。这里不仅有正常操作中农具对人身的伤害，而且还有很多现实中的侮辱与损害：以镰刀杀人的有来，是由于告不到村长杜文革，哥哥为此而死，自己又长期饱受欺压，最终才铤而走险的；《寂静》中以麻绳上吊的满金，是由于“攥着那张叫乡政府废了的合同”，打了六年官司打不赢，投告无门才走上绝路的。在这个层面上，小说集中地表现了当前农村中的一些尖锐问题。李锐在一个座谈会上曾表示要“拒绝对中国农村作田园牧歌式描述”，《太平风物》对现实问题的触及，无疑是与他这一想法密切相关的。
　　《太平风物》对现实的关注是多层次、多角度的，这使小说的世界显得更为丰富多彩。《犁铧》写的是到高尔夫球场种草的宝生，在城乡之间的对比中写出了他的生存状态；《镢》写的是一个被知青妻子抛弃而疯癫的歪歪，将现实与尘封的历史紧密地联系了起来；《牧笛》写了农村说唱艺人父子俩的分歧与隔膜，从艺术失传的角度写出了农村自身文化的衰落；《樵斧》写了一个在庙里打杂的农民工的失踪，将佛教的庄严与侦察的动机奇怪地勾连在一起；《连枷》通过两个师生的劳动与对话，对民办教师的现实处境有着深刻的反省；《耧车》则通过祖孙二人的交谈，刻画出了一个老人对即将永远离去的土地的深厚情感。而以上所有的“现实”故事，都有一个遥远的历史背景，在与千百年来的农具的“对话”中，他们获得了历史感，但这是即将离去的获得。离开历史，也是离开一种安稳、踏实的生活方式，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将是一种未知的“现代”世界，小说出色地表现了他们转变的心理历程。
　　现在描写“底层”、描写农村现实问题的作品出现了很多，其中不少作品在艺术上却失之于简单、粗糙，与这一类作品相比，《太平风物》同样是出色的，它关注现实，但并不拘泥于现实，而是在现实生活与个人艺术敏感点的碰撞中，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以独特的方式加以表现，从而写出更具个性、艺术性的作品，这无疑是值得赞赏的。李锐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很少按部就班地交代情节，而善于在故事的来龙去脉中切出一个“横截面”，以之为中心，前后勾连，以组织叙事；他善于抓住某个人物、心理或细节，做纵深的开掘，并形成一种弥漫全篇的“意象”；在故事中他并不直接讲述自己的看法，而让这些由故事自身来呈现，在整体上形成了一种平静、冷峻的风格。正是在关注现实时仍保持着艺术的追求，《太平风物》才更值得我们关注。
　　《太平风物》的一些篇章也略有些瑕疵，有些作品如《镢》、《犁铧》以农具命名并不完全适合，但或许为了凑成“系列”，作者仍以农具来定名，这就不免显得有些牵强；另外如《青石碨》结尾的突兀，或许是作者过于讲究戏剧性了，反而与整体的风格不协调。尽管如此，这本小说集无疑仍是今年文坛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
　　胡学文的小说《命案高悬》也是“底层叙事”中的优秀之作，它给我们讲述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村妇尹小梅因一件小事被抓到乡政府，竟然莫名其妙地死了；她的家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和八万块钱的赔款，而村里的“混混”吴响因曾觊觎尹小梅、并对她被抓负有一定责任而感到内疚，反倒一个人去追寻她死亡的真相；小说以吴响追寻真相的过程为线索，呈现出了乡村社会复杂的文化、政治生态。在这里，首先让我们震惊的是尹小梅的死。她的死如此突然，不仅让小说中的人物一时难以接受，也让读者感到吃惊。在小说的第一节中，我们看到的是护林员吴响试图利用权势勾引尹小梅的故事，此处的重心在于吴响的欲望与尹小梅的不肯就范之间的“博弈”，当吴响无法让尹小梅屈服而恼羞成怒，将她交给副乡长毛文明时，故事的重心便发生了转移，尹小梅再次在小说中出现时已经死了，这突然的变故，使小说此后的焦点便集中在追寻她死亡的原因上了。
　　叙述重心的转变，凸显乡村传统文明与现实政治权力的迥然不同。吴响在村里虽然欺男霸女，是一个流氓、“混混”，但他的欺压是有一定限度的，他在满足个人欲望的同时，还会顾及传统的禁忌与村民的心理承受能力，而以毛文明为代表的乡政府，则全无禁忌，以一种绝对的权威凌驾于乡村之上，尹小梅的死凸显他们暴力、毫不讲理的一面。如果说吴响在村民面前是一种欺压性的力量，那么在面对乡政府时，他则成了对村民的一种“保护性力量”，这双重性使他在乡村与政府之间处于一种“中间人”的地位，既使他的形象更加复杂、丰满，也让他后来的转变顺理成章。
　　吴响追寻尹小梅的死因，没有利益上的考虑，他只是“想问个清楚”，他所想得到的也不是法律上的解决，而只是个人良心上的安宁，他只希望了解一个人死亡的真相并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这可以说是一种前现代的“自然权利”，但却是对现代政治、法律的一种超越。在“合法”之外，他首先要的是“合情合理”，这里的“情”与“理”便是几千年来相沿成习的传统文化与民间习俗，看起来这只是一个朴素的要求，对乡村中的人来说却更有意义，从这个角度看，吴响就像“要个说法”的秋菊一样，代表着一整套来自民间的逻辑。
　　但这样的民间文化也处于瓦解的过程之中，小说中吴响追寻真相所遇到的阻力，不仅来自以毛文明为代表的强制性力量，也来自黄老大、黄宝这样的“民间”力量。在前一种力量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副乡长毛文明、派出所焦所长、卫生院院长独眼周等所结成的强大联盟，他们竭力隐瞒尹小梅的死亡真相，并对试图调查真相的吴响软硬兼施、打击报复，因为真相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和个人前途。而在后一种力量之中，首先是尹小梅的公公黄老大、丈夫黄宝，“如果尹小梅不死，那头奶牛不会归黄老大，黄老大也不会得到一台彩电。这笔硬账足以抹掉黄老大那点难过”，而黄宝则拿赔偿款到城里开了个果品店，对于妻子的死，他说“我也犯嘀咕，可不敢问，我害怕问”。在这里，权力的压制和金钱的诱惑堵住了他们的嘴，让他们对亲人的死不闻不问。让吴响感到难过的，还有三结巴的世态炎凉、王虎女人的前恭后倨，“鸭嘴”的诬陷栽赃，甚至“老相好”徐蛾子的无奈出卖，这些人并非有意要跟吴响过不去，但客观上却成为了他追寻真相的阻力，这在某个侧面也反映了乡风民俗的堕落。
　　于是我们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在一条横死的人命面前，人们表现出了出奇的冷漠，尹小梅莫名其妙的死亡没有引起重视，甚至她的丈夫也说，“我以为处理完了，事儿就过去了”。在这里，人们并没有将尹小梅的遭遇当作自己可能的未来，站起来为她说句话，为她、也为全体村民争取免于被殴打致死的权利，相反他们惟恐避之不及，生怕与自己扯上关系，这些地方，形象地表现了小生产者的自私、冷漠等劣根性。
　　在艺术性上，《命案高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小说在叙事重心上的转换，他善于在小说的开头很快地吸引住读者，然后在叙述的展开过程将重心转移到另外的故事上去，这在他的《行走在土里的鱼》等小说中也运用过，如果我们从小说史的角度来考察，可以说这继承了话本小说中“入话”的一些长处；二是小说塑造了吴响这样一个“圆形人物”，他是丰富、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标准来评价，但惟其如此，在他身上也正折射出了时代与社会的复杂性，我们可以说吴响是乡村干部的一个“典型”。

　　3、表现范围与方法的扩展：罗伟章与周昌义

　　罗伟章是今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他接连发表了《奸细》、《变脸》、《狗的一九三二》、《路上》、《世界上的三种人》、《姓冉的白云》、《我们能够拯救谁》等一系列作品。如果再加上去年引起广泛关注的《大嫂谣》、《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那么我们可以说他的小说已成为了当代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在这些小说中，可以纳入到“底层叙事”范围来讨论的小说有《变脸》、《我们能够拯救谁》、《大嫂谣》、《我们的路》、《我们的成长》等。这些小说写底层与苦难，但并没有陷入到城乡、贫富等简单的二元对立之中，而试图以一种更加复杂的视角来把握现实的丰富性。在《变脸》中，陈太学是一个小包工头，面对城市里更大的“头儿”，他献媚、送礼，而面对同样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兄弟，他却克扣工资、拖账赖账，小说并没有对他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刻画出了他生活的复杂性和内心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正是小包工头在城乡之间尴尬的写照，也是时代的精神“症候”。《我们的路》则描写了两个打工青年的命运，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在城乡之间无所归属的状态，城市无法安身，而“故乡”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只好不断从城里逃归乡下，又从乡下逃到城里。另外一些作品虽没有直接写“底层”，但作家关怀现实、人生的精神则是一致的。《奸细》写中学里相互挖“尖子生”的竞争，《世界上的三种人》写与岳母的关系，可谓“世情小说”；《路上》写一个女红军的命运，在历史与现实的连接中写出了时代的变迁，令人感慨；《姓冉的白云》写两个贫穷的兄弟娶媳妇的故事，小说以年幼的小兄弟的视角去写，颇有童趣，而结尾则出人意料之外。
　　罗伟章大部分小说的叙事主人公都是边缘知识分子，他是从农村来的，但又不能融入城市生活的主流，从他的角度去观察，看到的是不同的世界，这样的叙事者既参与故事，又不断反思，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角。罗伟章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结尾，在他故事的主要部分结束后，他总会另外安排字数很少的一“小节”来结尾，有时是交待，有时是抒情，在艺术效果上有的留有余味，有的则不那么成功，但这一特色无疑是罗伟章独有的。
　　周昌义的《江湖往事》，或许是目前惟一一部以“底层”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它将“底层”的苦难与类似黑帮片的“帮派”结合起来写，既有现实的意义，也具有通俗小说的一些性质。“那年月，一个穷人的死，是很寻常的事”，小说从这里开头，叙述了穷孩子穹小带领两个同乡白三、黑柱在仁城闯荡的经历。他们以黑道的方式打抱不平，并将“扶危济困”做成了生意，在与黑、白两道的斗争中艰难生存，故事在波澜中向前推进，……最后讨要工钱的民工在仁城最著名的建筑国贸大厦上演跳楼惨剧，十几个民工生死悬于一线，最后市政府垫付工资，出台了第一张政府讨薪令，而组织者穹小则被法院收审，“在公诉人慷慨陈词声中，穹哥心中叹道：旧的江湖恩怨未了，新的江湖恩怨又开始了”。整部小说在故事上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尤其小说的后半部各条线索相互穿插，写出了一种紧张的氛围；在语言上这部小说特色鲜明，利落、拗口，有一股独特的韧劲与狠劲；小说塑造了穹小、白三、黑柱等一些人物形象，但除个别之外，大多数人物没有鲜明的个性与饱满的性格，这应该是小说的不足之处。在总体上，《江湖往事》反映出了政府讨薪之前农民工的悲惨处境，而它将现实的刻画与通俗小说要素相结合的方式，应该说是为“底层叙事”开辟了新的创作空间。

　　此外，李铁的《合同制老总》、《我的激情年代》描写了不同时期的工厂生活；王新军的《坏爸爸》触及到了城市乞讨儿童的内幕；陈应松的《吼秋》描写了神农架自然的恐怖和底层的苦难，《母亲》则写出了贫穷生活对伦理关系考验的极限。这些作品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底层生活的深切关注是相同的。

　　“底层文学”现在很受到一些人的非议，非议的角度也各种各样，比如有的说它是“题材决定论”、“主题先行论”，有的说它是抢占道德制高点，还有的从艺术的角度来否定，等等，不一而足，应该说其中一些问题在“底层文学”中也是存在的；但对于一个真诚的写作者与批评者来说，意识到问题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提供了一个重新思考的出发点。另一方面，现在很多人包括赞同者，都以为底层只是“现实主义”的（因而也是落后的，低级的，等等），在我们所看到的作品中确实也大多如此，但我并不认为底层文学就只能是“现实主义”的，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方面，“底层叙事”都应该具有革命性、开创性，应该更新锐，更有想象力，它不是原有意识形态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的一种艺术上的新创造。
　　今天，笼罩我们的意识形态有个人主义、商业主义，在文学界就是“纯文学”，总体来说是一种精英集团的自我意识和阶级意识，他们成功地把这一套说成是所有阶层的共同利益，这是很值得警惕与反省的；而真正“底层文学”的出现，正是打破这样意识形态的一种努力。现在很多人关注的是“底层如何文学”的问题，但“文学如何底层”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在这里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描写对象，二是文学是否可以以底层为服务对象。现在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已经得到了部分的解决，但第二个层面的问题仍然存在，文学并没有真正通向底层，为底层所阅读、欣赏、认同。“底层文学”应该发挥自身的作用，使底层民众对自身的处境和世界的本来面目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改变自身，也改变“文学”的面貌。我以为这样一种发展方向，是我们可以展望的。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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