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天涯》十年：折射中国思想与文学的变迁

从1996年到2006年，《天涯》所走过的十年，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转折最大的一个时期，也是在一些人看来恰好是发展最快、市场经济终于取代计划经济占主导地位、最值得欢欣鼓舞的乐观的时期，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则是危机四伏、困难重重、举步维艰、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复杂的时期，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最多样化的时期，但也可以说是社会分化、价值沦落、道德崩溃的时期。《天涯》杂志恰逢其时，它既刊登细腻描述人们生活情感微妙变异的文学作品，也发表同时代人们伸张的各种主张、观念，同时还以“民间语文”、“特别报道”等栏目直接纪录、描绘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可以说回顾《天涯》十年的历史，也就不只是一本杂志的历史，而同时也是回顾十年来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生活方式的变化。

一、学术思想：从总体性反思到具体问题讨论

《天涯》十年，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方面，它有自己明确的办刊方针，另一方面，它又包容并蓄，努力给各种观点、思潮提供公开亮相的平台，成为各方自由平等讨论的平台。谈到这个方面，《天涯》十年来，从改刊到后来发起“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的背景很值得梳理一下：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19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思想界的变化。1980年代的目标是全民追求现代化、西方化、还有全球化。上上下下一心一意发展经济，直接体现就是全国各地完全以GDP增长为最高目标。但到了1994、1995年前后，无论是经济发展比如当时沿海地区的房地产泡沫，还是社会发展比如贫富两极分化加重等，都开始成为一些问题，需要警惕、反思。而向来敏感的知识界对此先行了一步。首先是文学、文化界敏感到一些新问题了。

于是，1995年前后，从文学界开始，后来延伸到文化界，有一个所谓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它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市场化、商业化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怎么办？当时的情况是除了前面提到的那些如贫富分化、“唯GDP论”导致社会失调、城市农村隔离对立等社会矛盾之外，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现象就是原有的传统道德伦理价值全面崩溃，新的道德伦理原则还未建立，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形成了一个所谓“信仰真空”与“价值真空”。而知识分子原本就是负责提供伦理信仰价值的。如今知识分子都手足无措，惶惶不可终日了，如何可能来提供这些价值观念？所以，面对这一情况，一种看法就是要拥抱这种潮流，投身进去；还有一种看法则是要退回到书斋，做所谓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坚持一种专业精神，回避那些公共问题；还有一种则是坚持批判性的知识分子立场，主张要主动介入社会，要为民众提供辨别理解判断的能力与视角，不能被动地被吞噬，要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提供一套道德价值体系。

应该说，第三种声音是知识分子中的比较新的一种声音。这种声音由于相对新异，开始引人注目起来，这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就是后来也相继介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争论”的一些作家、学者，其中包括张承志、韩少功、王晓明、陈思和、朱学勤、张炜、史铁生、李锐等。而在这个时候，韩少功、蒋子丹正好接收《天涯》，应该说，历史给《天涯》提供了一个契机。1996年，《天涯》改版，将这些知识分子全部聚集了起来。一下子吸引了众多目光。因为在此前，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力量还是比较分散的，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稳定的阵地，只是在《上海文学》、《读书》等刊物上开辟了一些讨论，而《天涯》适时出现，为这些批判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尽情施展的舞台。

但是，如果《天涯》仅仅在“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个层面上展开，就会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文刊物，还没有自己更明确的定位与立场。现在来看《天涯》后来的一系列变化与发展，可以用得上一个流行的词：“与时俱进”。《天涯》很敏感地捕捉到了后来愈演愈烈的社会和思想剧变。

1997年前后，出现了所谓亚洲金融危机。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所谓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应该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它使很多人意识到，以前的目标是有问题的。于是一切归结到一点：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如果中国也想现代化，那么到底中国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面对这一问题，知识分子中的争论更加深入。而且是，在人文精神大讨论引发知识分子分化后，关于这一更重大的问题的讨论，导致了批判性知识分子内部也产生了进一步的分化，我称之为“批判知识分子的左右分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指出模拟复制欧美式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证据。而发达的欧美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也不愿看到一个强大富裕的中国崛起，来分它们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赚取的红利。所以，中国应根据自己国情，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坚持西化的思想，对内倡导诸如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观念，来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体制，对外则继续开放、彻底走市场经济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出现的问题就是因为学西方学得不彻底，所以要一切以西方为标准，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而不是亚洲四小龙那样的“四不象”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完完全全融入美国主导的所谓世界文明体系。不管是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知识分子都试图就新的问题和情况，提出自己的一系列解决中国现代化之路的方案。

这个阶段，我个人称之为对自改革开放以来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路线”进行反省、思索、讨论的“总体性反思阶段”。我认为到了这个时候，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全面的全方位的反思阶段，当然，其原因也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各种新的情况出现了，各种原来潜伏累积的问题暴露了。

于是，继从文学界、文化界开始的，就信仰啊、道德价值啊等展开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后，社会问题的讨论开始深入经济、法律、政治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社会学家等也开始介入，如当时的胡鞍钢、崔之元、王绍光、黄平、何清涟、秦晖、梁治平、朱苏力、贺卫方、刘军宁、韩德强、卢周来、任剑涛等，还有一些敏感的人文综合性知识分子如汪晖、李陀、徐友渔、王小东、萧功秦、南帆、韩毓海、旷新年等，以及原来在人文精神讨论中活跃的王晓明、朱学勤、韩少功等也加入进来。这个“总体性反思与争论”的阶段，后来被一些人称之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讨论”，其实质，就是围绕着“在新的情况下，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一条现代化道路？”这个问题而展开的。

《天涯》由于原来就囊括了左的和右的所谓批判性知识分子，得以全面发动、介入、参与这次讨论。

回忆起当时发起这些讨论的初衷，根据我当时的观察和事后的总结回顾，我觉得在这个总体性反思中主要有三个比较突出的讨论：

第一个是“本土国情与什么样的发展观”的讨论。在当时强调经济发展至上、GDP至上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天涯》杂志是比较早地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这样一种概念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是可持续性的发展，还是仅仅以GDP为指标，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的发展？这个其实就是涉及到本土国情的讨论。当时一些学者像黄平、秦晖、房宁、韩毓海、何清涟、韩德强、卢周来等，他们都就这个问题在《天涯》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另外与之配合，《天涯》还介绍引进了国际上的一些思考和资料，像华勒斯坦、斯蒂格里兹等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主张可持续的发展，主张科学的发展观，探讨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第二个就是由汪晖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发表在《天涯》1997年第五期）而引发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当时参与者就非常之多。汪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描述了中国由于其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特点及自然资源条件的制约，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种种复杂性与艰难性。应该说这篇文章引发了中国思想界本身的一个分化。在1980年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目标都是一致的，经济建设、思想解放……知识分子的想法也基本是统一的，可以说是“人同此心”啊。但到了这个时候出现了分化。汪晖的文章就是其中比较有深度的一个反思，对中国的道路究竟该往何处去，中国的现代化到底该怎么走，汪晖的文章提示了另外的新的思路和可能性。这在仍然沿着1980年代思路考虑问题的一些知识分子感到了其中的“异类”色彩，于是开始出现了一些争论。争论后来越来越激烈。分化越来越大，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是其中的比较引人注目的两种声音。这次争论把几乎所有具有或自认具有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全部卷进来了，都参与了这个讨论。当然争论的场地不限于《天涯》，但《天涯》无疑是这次争论的主战场，发表了大量相关文章。而当时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的主张，比如说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等，也在《天涯》上亮相。

第三个比较突出的讨论就是有关生态问题的讨论。在2000年第1期，《天涯》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一文。后来反响特别大。其中一个基本的观点就是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生态—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综合性问题，其实质是公平公正问题，一些人享受生态环境破坏的好处，另一些人则承担代价。纪要还批评了唯发展主义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对社会生态的破坏，并呼吁可持续的发展，呼吁新的思想创新，呼吁社会和谐。

在这个阶段的反思，还都是一种总体性的、宏观性的反思。配合这种反思，当时在韩少功的提议下，《天涯》推出了“特别报道”这样一个栏目。比如《亚洲金融泡沫的破灭》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韩少功本人写的，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前后后、来龙去脉做了一个深入的分析报道；另外像《中国：入关不入套》，应该说是中国最早公开发表的对于中国要不要加入WTO的一个质疑，这篇文章当时实际上是韩德强写的，但是当时在那种情况下，没有使用真名，用的是化名，叫“绍人”。这篇文章最早是在网络上发表的，引起了极大反响。以一种不那么理论化的、相对活泼的、可读性较强的形式，来进行一种思考，并具有启迪他人与民众的作用。

在总体性反思达到一定程度后，学术思想界敏锐的部分人士就开始进入对一些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和深入研究了。而恰好，这是就出现了一个“三农问题”。

正好就是2000年前后，总体性的反思阶段进行的差不多了，面临一个突破。而《天涯》与《读书》杂志几乎同时，“发现”了一个叫温铁军的学者。温铁军是一个“三农问题”专家，但很长一段时间不太敢出来公开发言，因为上上下下都在提倡“城市化”、“现代化”、“全球化”。若突然揭开真相说中国还有八亿农民，还有70%的广大农村，那不是相当于揭自己的“家丑”吗？温铁军当时只是偶尔在一些小会议上讲讲话，在很专业的网络发点文章，而几乎就在同时，先是《读书》发表了他的后来引起强烈反响的《世纪末的三农问题反思》，接着，《天涯》发表了他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温铁军其实不过指出了一个根本的事实：中国还是一个农民占主体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农民的问题，是中国第一位的问题。决定着其他的问题，制约着中国的发展。农民、农村、农业这一“三农”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中国存在着“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这些，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他还认为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现阶段“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所以他提出“就业主义”，而“就业主义”的实质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不是少数人的现代化，不是个别人的现代化，是人民的现代化，是整个中国的、人民的、大众的现代化。

我个人觉得，在总体性反思之后，在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之后，在知识界高谈主义、陷如名词游戏之时，一个具体的问题生生地切进来了，这就是“三农问题”。“三农问题”一下子激发了兴奋与思考，中国知识界也得以走出主义的圈套与误区，开始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国土。“三农问题”开始，知识界的很多讨论开始进入了一种具体的、微观的问题的讨论，甚至开始进入了日常生活层面的讨论。

而《天涯》也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契机。《天涯》这本杂志，一直有自己的目标或者说是主导，就是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就是说不局限于宏观思想的讨论，还要进入具体的“问题”。

从“三农问题”开始，《天涯》将具体问题深化下去。比如当时曹锦清的记录分析国情尤其是“三农问题”的著作《黄河边的中国》刚出来，《天涯》就马上组织讨论。曹锦清说：你要了解中国，你就必须要了解黄河，因为黄河是中国的发源地，是农业的发源地，黄河流域是中国最贫困的、矛盾最深、冲突最多的一个地方。《天涯》当时将《黄河边的中国》作了专题讨论，在国内的刊物也是第一家，韩德强、温铁军、房宁等都参与了讨论。后来，随着“三农问题”进一步深入，《天涯》又将这一问题延伸到“三农”理论中的忽略了的文化问题。确实，在人们讨论三农问题的时候，更多地是关注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而农民作为主体、或者说是农民的“文化”问题被忽略了。2003年，王晓明到一些乡村去考察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乡村本土文化建设被忽视，农民被客体化，农民作为主体本身的文化被忽视。人们总以为，农村的经济问题解决了，三农问题就解决了，但实际上没有那么简单，农民的精神生活，文化生活，都没有得到过应有的重视。这个讨论很快引起反响，吴重庆、薛毅、周立、石勇、梁卫星等都参与了讨论。而有意思的是，这次讨论的参与者不全是学者，还有一些现在就生活在乡村的人，比如梁卫星，他就是湖北一个乡村老师。湖北这个地方，是农村问题比较多的，出了像李昌平这样的人。梁卫星一个乡村教师，他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些观点也很有意思，比如像吴重庆，他主张挖掘乡村传统的“儒学资源”来重建乡村文化。这个讨论进行了一段时间，很巧合地，与今天我们提倡的“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问题相切合。

应该说，就是从“三农问题”开始，《天涯》从宏观整体性的讨论进入了一些微观的、具体的问题的讨论。包括韩德强等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讨论；潘维关于具体的民主制度的设计；郎咸平关于国有企业资产流失的调查报告，这篇文章很多人可能没有特别留意，是《天涯》2002年第1期发的，题目叫作《教会、股份制与监管》，是揭露号称中国最大最强的“庄家”德隆集团的，这是郎咸平先生在国内人文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还有王晓明的《九十年代与新意识形态》，揭露并分析批判1990年代以来新出现的市场意识形态，这个工作他现在还在做下去，并延伸到广告业、房地产业；还有孙立平《1990年代以来社会分层的三大趋势》，关注中国社会分层的调查与思考，孙立平是一个起始者……这些具体问题，《天涯》也没有触及一下就算了，很多讨论还在继续下去，深入下去。

可以说，《天涯》十年，其实也经历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从总体性反思到具体问题讨论的过程，但其基本的立场始终没有变化，那就是它在改刊之时确定的：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以及后来又提出过的一个基本类似的主张：“立国，立人，立心”。

二、文学艺术：边缘底层的立场

关于《天涯》的文学，学者张新颖有一段话概括得很好，他说：“文学在“上升”的过程中，获得了很多的技巧、很多的意识、很多很精致的东西，但是它丧失的是什么？那样一个很广阔的、那样一个很基础的、那样一个在我们的文学教育中不断被排斥掉的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东西吗？那样一个东西真的是和我们的文学没有关系的东西吗？所以说我觉得，像“民间语文”、“作家立场”这样的栏目的设立，不应该说是在文学这个门类之外又有了一个其他类型的栏目，不必说它是一个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文学，就是一个本来不应该被我们关到文学的大门之外的东西。”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张新颖在编辑年度最佳散文选本时，经常把《天涯》“民间语文栏目”里的日记或者书信之类直接选进去。而这个，也应该说是《天涯》最初开辟“民间语文”栏目的初衷，那就是把那些鲜活的、质朴的老百姓的带有文学创作色彩的文本保留下来，我个人称之为“反文学、反纯文学之道而行之”的文学创作，张新颖则称之为“下降”的文学，“下降”到更广阔的地面上，而不是老悬在半空中的文学同时，它也引导作家与更广大的社会、生活、民众建构一种关系。确实，老百姓的书信、日记、检讨书、口头禅、公文、检举信、传单、遗嘱，甚至判决书里，其实蕴藏着老百姓的语言智慧、反映着他们活生生的现实与生存状态。民间语文可以说是丰富的原汁原味的语言博物馆，保持着原始的活力与粗糙，是作家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厚的文学富矿。

《天涯》正是以这样一种边缘的底层的立场来坚持自己的文学之道。按韩少功、蒋子丹他们最初的说法，就是要让老百姓的语言活动登上大雅之堂，进入文学的视野，最终促使作家走向社会现实，同时也让普通百姓走向文学。

基于这样的文学立场，《天涯》在它的各个栏目版块中经常互相呼应，比如在“作家立场”，经常组织一些作家对现实问题、社会问题及公共话题的讨论，比如反省所谓纯文学、反省个人化写作、呼吁重建公共性、重建文学与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等，《天涯》曾经发起过一个“作家和世界”的讨论，发表了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格拉斯、萨拉马戈、希尼、戈迪默、奈保尔等关于当时世界形势的现场争论，同时还发表了诗人北岛的随笔《午夜之门》，写北岛参加一个国际作家声援考察团，到达巴勒斯坦，在枪林弹雨的恐怖氛围中，会见阿拉法特，对第三世界表示道义上的支持，还有作家张承志关于反对当时所谓“恐怖主义”这种说法的短文……这个专题一度反响强烈。

再有就是关注底层。关注底层是《天涯》一贯的立场，《天涯》曾详细报道过深圳致丽玩具厂被大火烧死的近百名青年女工，也曾刊登过失学儿童的日记《马燕日记》。近年，有感于底层被主流媒体普遍漠视的状况，《天涯》又在文学界率先发起的“关于底层的表述”问题的讨论。并且从两个方面来引导社会关注：一是让年轻一代开始关注底层。很多1970年代、19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底层的生活完全不了解。比如说《天涯》发表过一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这个最早是在网上的讨论，说的是一个上海白领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到哪里都坐飞机，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出入的都是宾馆酒吧。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穷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差到了一次陕西，才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原来还有陕西，还有黄土高原，他觉得很震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从这个讨论开始，《天涯》发了一系列比较年轻的作者的文章，叫做“一九七零年代的底层经验”，谈这些年轻人到工厂、到乡村的一些观察、思考，引导年轻的一代关注底层；另外就是发起一个“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当时的初衷就是觉得中产阶级文学大行其道、铺天盖地，而作家作为社会的良心和灵魂的工程师，不能过于依强欺弱，不能过于恃强凌弱，作家就是应该站在弱势者的立场、边缘者的立场，应该多关注底层。这场讨论吸引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比如王晓明、蔡翔、刘旭、薛毅、陈燕谷、摩罗、刘继明、夏榆等，讨论关于底层的表述，如何表述底层，讨论“穷人恒穷”，为什么穷人永远是穷的。这个讨论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文学刊物，还在继续。

可以这么说，《天涯》在文学艺术界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提升。为整体的文学艺术建设，提供了独特而重要的资源，是“立国、立人、立心”的一种“立”。□

（作者系天涯杂志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