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我们的文学的视界
　　
　　
　　旷新年
　　
　　
　　几年前，我在降价书堆里买到一本薄薄的书——《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作者是美国人。在捧读《钱穆与七房桥的世界》的时候，生发出一种钱穆常说的“温情和敬意”。书中所涵载的钱穆的精神和生活世界的氛围和魅力，使我敬仰之情油然而生。钱穆是一个保守性的人物。由于与蒋家王朝的特殊关系，及其明显的反共立场，对于我们来说，钱穆长期以来是疏远和陌生的。直到上个世纪末，他的书才在大陆得以流布。我们不定赞同钱穆的立场；但是，对他的思想却不必断然拒绝，更不能视而不见。相反，应该怀有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从而使我们对于历史、价值的评价和重建不致过分的偏狭和独断，能够向更多的方向开放和容受。
　　
　　钱穆著述极为丰富。同近代以来的许多史家一样，钱穆也受到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影响。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中对于钱穆的学术路径和造诣做了很好的概括：“清代经学专尚考证，所谓从古训以明义理，以孔、孟还之孔、孟，其实即是经学的史学化。所以钱先生的最后归宿在史学。……他是‘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事实上，他无论是研究子学、文学、理学，也都是站在‘史学立场’上。我们可以说，‘史学立场’为钱先生提供了一个超越观点，使他能够打通经、史、子、集各种学问的千门万户。”“就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也正是我心向往之的态度和境界。钱穆之进入学术的主流得顾颉刚之助，1931年，由于顾的推荐，他被延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但是，他和顾所代表的现代史学的主流——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史料学”是根本不同调的。正如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中所鼓吹的那样，顾颉刚和“古史辨派”主要是“打鬼”和“捉妖”，是为“那几千年的烂账”作“最后一刀”。而钱穆则相反，一直强调历史是传统，是文化，涵泳着民族的生命和价值、我们的过去和未来。钱穆说：“中国历史即一部人生史，或说是一部文化史。”[1]
　　
　　钱穆是由文学而踏上其学术道路的。由于他的博大精深，他对文学的认识也和我们当今局促于一隅的“纯文学”自然不同，他的眼光和视野当然要比我们对于文学的理解广阔和通达得多。钱穆的《中国文学论丛》不是严格的学术著作，也没有结构与连续性。它是不同时地的讲演，所以最初出版的时候便叫做《中国文学讲演集》。所谓讲演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种在一种大场面中声嘶力竭的说教，而实在更接近于温和恳切的一种谈话，尤其是《品与味》、《颀赏与刺激》、《恋爱与恐怖》、《读书与游历》诸篇，诵读之间使我不禁怀念起自己在北大做研究生的日子。未名湖畔清寂的庭院，窗外淡淡的落日，疏疏的竹影，室内茶香氤氲，老师从容温馨的声音和态度。这种记忆使我对钱穆的演讲恍惚产生了一种亲切的在场感。钱穆说中国散文的主要价值在小品。他说，庄子和司马迁就是以小品而成大文章，代表了现代文学最高成就的鲁迅，最好的是小品，他的小说也还是小品文的传统。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渐垃圾化的知识所窒塞的读书人，在枕上读一读钱穆的这些疏朗的小品文字，必定会发生一种喜悦，就好像久居密不透风的仓库中突然受到一线天光的照射。
　　
　　钱穆将文学置于重要的地位：“所以我说中国要有新文化，一定要有新文学。文学开新，是文化开新的第一步。一个光明的时代来临，必先从文学起。一个衰败的时代来临，也必从文学起。”钱穆之所以将文学置于如此崇高地位，是因为他所理解的文学并不如我们所理解的那般轻薄。我们仅仅把文学理解为艺术，理解为美，最终理解为娱乐；而钱穆之所谓文学则与文化根本不可剥离。他在《中国古代文学与神话》中说：“一部理想的文学史，必然该以这一民族的全部文化史来作背景，而后可以说明此一部文学史之内在精神。”他在《中国民族之文学与文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一民族文字文学之成绩，每与其民族之文化造诣，如影随形，不啻一体之两面。”西方文学的精神在游戏，中国文学的态度则要严重得多。钱穆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中说：“新文学运动则实是新文化运动之主要一项目。如何来提倡新文学，实即是如何来提倡新文化之一重要课题，一重要任务。”20世纪，五四的“文学革命”，30年代的“革命文学”，60年代的“京剧革命”，80年代的“伤痕文学”都担负了一种政治文化的使命，岂止可以一“纯文学”眼光估价之。中国“西化”或“现代化”最高潮的那一幕就是在五四以文学的形式演出的。1840年中国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现代的一路历史，从洋务运动，到戊戍变法，再到新文化运动，从器物，到制度，到价值，构成了一次比一次深入一部比一部难堪一步又比一步紧的自我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重估一切价值”的传统价值的彻底否定构成了陈独秀所说的“吾人最后之觉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构成是新文学运动。正如杰姆逊所言，鲁迅等人的文学具有民族寓言的分量。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把中国历史视为漫漫的长夜，把中国历史概括为“吃人”。五四启蒙者们宣称中国从来就没有“人之历史”和“人的文学”。因此誓言要终结这一历史。西方文化价值之输入，则为中国真正历史之开幕。这就是通常所谓的“五四文化断裂说”。在我看来，断裂的程度，也就是到底是一刀两断，还是藕断丝连，还可以讨论；但是断裂本身，尤其是决裂的态度是肯定无疑的。我们明显地可以感到五四以后中国文化“洗心革面”的心情，但是否真正做到了“脱胎换骨”，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钱穆谈论文学的时候不外于文化，他总是将文学置于文化中来加以说明。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在根本上源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钱穆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人文主义。他在《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里说：“中国文化精神，端在其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之人文主义，乃主由每一个人之真修实践中而表达出人生之全部最高真理。”他在《诗与剧》中说，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像一出戏。中国是诗的人生，西方则是戏剧人生。“人情有一止境，而人欲则无止境。今日竞言进步，实则乃人欲之横流也。今日世界之戏剧化，皆由欲来，不由情来。”他反对抽象地用西方文学的标准来削足适履地评论中国文学。钱穆从文化出发来把握中国文学的特点，常常有许多可惊可喜的清新之论。
　　
　　日本学者岩山三郎认为西方人和中国人美学思想有一个最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西方人看重美，中国人则看重品。例如西方人喜欢玫瑰，因为它看起来美；中国人喜欢兰花、竹子，并不是因为它们看起来美，而是因为它们有品，它们是人格的象征，是某种精神的表现。”[2]这种理解和钱穆不期而遇。在《品与味》中，钱穆指出，“中国人最重品”。比如，同是练习拳击，西方竞争拳王，中国则“必尚侠义，始为上品”。中国文化的最高目标在于人格人品之修养。“故中国人生，乃特以情味深厚而陶冶出人之品格德性，为求一至美尽善之理想而注意缔造出一高级人品来，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点。”“西方人重富贵，财富多少，权位高下，皆有客观条件，岂待品评。”在中国，即如自然风景，也成一种意境，不止客观自然，而是包含了人文。“西湖非由天造地设，乃有人文灌溉。故此中国一幅大山水，不仅一自然，乃由中国人文不断绘就，其多情多味有如此。”所以他在《刺激与颀赏》一篇中说到，西方人追求刺激，中国人偏于颀赏，其根源在中西对于人生理解不同。西方人向外求开发，中国人则向内求修养。钱穆感叹，在西方影响下，中国文化质变，“人品亦化成商品”。
　　
　　钱穆从西方文学的游戏性与中国文学的严肃性即文学与政治的不同关系的比较中，抓住了中西文学的不同特色。钱穆在《中国文学史概观》中指出：“因西方知识分子，本与上层政治隔绝，文学乃其一生业。不如中土，用则行，舍则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读书人以仕进为业，上下层打成一片，耕于畎亩之中，而仍以尧舜其君其民为职志。故其文学，每不远离于政治之外，而政治乃文学之最大舞台，文学必表演于政治意识中。斯为文学最高最后之意境所在。虽社会日进，知识分子范围日扩，逸趣闲情，横溢泛滥，偶尔旁及，则决非文学之大传统。游戏笔墨，可以偶加玩赏，终不奉为楷模。”日本学者铃木修次在其比较文学著作《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一书中指出，中国文学与日本文学根本的区别在于文学与政治的位置的不同：“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从传统上来说，理想的文学态度和文学观，具有一种强烈的倾向，那就是即使是政治问题也不回避，而要积极地干预。与此相反，在日本的文学世界里，‘ 物宗情’的情趣才是重要的，如果把政治纠缠于文学之中，那就会流于庸俗，这种倾向是很强的。”中日文学的这种区别鲜明地体现在对于“风雅”的完全不同的观念上。他说：“中国人认为真正的文学不能与政治无缘，不回避政治问题并且以它为对象的那才是‘风雅’的文学、更好的文学，在‘风雅’的作品中才有中国的正统文学精神。“日本人提到‘风雅’，首先要想到‘典雅’和‘消遣’，其次要想到追求游离于人生的美的世界的心情。”[3]伊藤正文甚至说：“在中日两国文学中，其它可以比较的事项很多，但我认为这‘风雅’观的区异，是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4]钱穆和铃木修次、伊藤正文都从文学产生的不同环境，说明文学和政治的关系的殊异。和日本、西方政治权力局限于宫延、贵族不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政治权力相对分散的平民化的社会，与西方平民阶级完全被排斥于政治之外不同，中国的普通知识分子都具有政治关怀的能力和可能性。在日本和西方，政治（权力）和文学（娱乐）被分隔为两个绝缘的领域；然而，在中国却通过士大夫知识分子将它们粘合在一起。伊藤正文指出：“像杜甫那样尽管社会地位低，但是将其自身的不遇以个人的立场或从人民的立场出发，通过文学作品向当权执政者申诉以求解决的例子，在日本是十分罕见的。”“与中国文学相比，日本文学不仅缺乏对政治的积极性，而且甚至可以认为：日本文学正是由于在这种与政治无缘的环境下，方能得以形成的。诗歌热衷于吟咏花鸟风月，物语文学从其产生伊始就一心专注于给人以慰藉与乐趣，日记和随笔则埋没于日常性。作者的大多数或是宫延歌人，或是隐逸之士，或是僧侣，还有女性。”[5]由于特权的贵族阶级的存在，日本和西方的平民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性，也因此日本和西方的文学被剥夺了政治性。
　　
　　在钱穆看来，文学与文化有重大的关系，文学的重造就是文化的重造，最终是心灵的重造。钱穆在《再论中国小说戏剧中之中国心情》中说：“今日国人提倡新文学，主要意义亦在创造人心，惟求传入西方心，替代中国心。”他在论及中国今天文学和精神的危机与困境时说：“中国人三四千年来传统心情变换不易，至今仍只有中国人旧心情之一种新变态，不伦不类。求其能为西方心情之嫡传，则未有其几兆。两不着岸，常在波澜汹涌之横流急湍中，则亦一殊堪隐忧之现象矣。”在西方激烈的冲击之下，我们的精神处于破碎、冲突、混乱和无所适从的状态。
　　
　　我们的内心无所安定。就像俺们的首都北京与其说是一处宜人的居住地，还不如说是一块漫无规划、混乱不堪的工地。我们徒然感叹北京的街道是拉链。在这样的我们无可居住的情况下，我们如果信口开河地指责北京绿化没有种植根深叶茂的大树甚至森林，实际上是一种不着边际的高谈阔论，所以我们见到的，就是请河南的装修队种点美国的草皮。在失去的镇定的时代，我们还能做什么长远的打算？
　　
　　钱穆在《中国散文》中说：“说到今天的问题，过去的一切，都忽略了。大家正处在旧的没有，而新还未产生出来的这一段真空地带里。总而言之，人的聪明，大体都还是一样的，所差是我们这一代，尤其是近百年来，没有一条可依归的路。文学如此，其他学术也如此。因而大家的聪明，都近空费。目前最重要的课题，在能开一条路，使以下人才都因这条路而兴起。”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学术界在模模糊糊高谈阔论学术规范，可是学术的地基都不知道在哪里，学术的规范又从何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