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新年：张承志，鲁迅之后的作家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一九八九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也有人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二〇〇五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处境，面对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元素。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因为“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

　　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中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他既不断地寻求突破，又始终坚定不移。他在《语言憧憬》中说：“我是一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张承志在《生命如流》中曾经自述：“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张承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巨大的存在，他以一个人平衡了整个时代。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张承志是一位北京作家。老舍曾经说，“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京接受一切。张承志却与他生长的这座城市以及当代文坛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对这座一代又一代被征服和“耍贫嘴”的城市没有丝毫的亲近和好感。

　　从一九七八年发表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开始，张承志便以一种强烈的理想精神鲜明地区别于当时“伤痕文学”的时尚。王蒙称他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王安忆在《孤旅的形式》中指出，张承志的写作是表达心灵，草原上的黑骏马，蒙古额吉，北方河流，金牧场，疲惫的摇滚歌手，哲合忍耶，都是他心灵的替代物。朱伟指出，张承志的梦境离不开两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象，一个是骏马，一个是大坂，这两个意象都连接着英雄。骏马和大坂结合在一起，是一条英雄的道路。中国古代有“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而张承志的创作始终包含着一个“寻找”的模式。

　　《黑骏马》体现了张承志典型的“寻找”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寻找昔日恋人索米娅的故事。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由奶奶抚养成人。他们青梅竹马，产生了自然、纯真、美丽的爱情。白音宝力格外出学习时，索米娅遭到了黄毛希拉的奸污。白音宝力格无法忍受索米娅和奶奶对于这件事情逆来顺受的态度，愤而出走。当九年以后白音宝力格重返草原的时候，奶奶已经去世，索米娅也远嫁他乡。白音宝力格骑着当年他和索米娅养大的黑骏马四处寻找索米娅。古歌《黑骏马》所吟唱的是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周而复始、低回不尽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控制着叙述和抒情的节奏，赋予小说独特的乐感。小说中美好的理想与残忍的现实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现代的爱情悲剧与古老的歌谣遥相呼应。古歌用“不是”来结束寻找，铸成了无穷的感伤意境，充满了复杂的人生感悟。
　　一九八七年，长篇小说《金牧场》出版。张承志在《注释的前言：思想“重复”的含义》中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做了如下说明：
　　《金牧场》一书的结构是，用七十年代初的口吻，描写一次知识青年和牧民的大迁徙，同时描写知识青年的种种。在这个部分里插入对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思考。全书的这一半，用表示蒙古草原的M为标号。另一半是用八十年代的在国外求学的青年的口吻，描写一个解读古文献的研究过程以及异国感受；同时插入对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的思考和对中国边疆的心情。书的这一半用表示日本的J为标号。书的两半两条线，始终并行对照。
　　这样，两线和其中的回忆独白，概括了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种种最重大的事件及其思考。内容涉及知识青年的插队、红卫兵运动的内省、青年走进社会底层的长征与历史上由工农红军实现的长征、信仰和边疆山河给人的教育、世界的不义和正义、国家和革命、艺术与变形、理想主义与青春精神……企图包含的太多了。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身在异国的历史学者，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日本东京，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正在译释一部记载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英雄们以生命和牺牲为代价去寻找理想的天国的古代文献《黄金牧地》。他曾经作为红卫兵，凭着一腔热血、理想、信仰和激情，重走长征路，后来又写血书上山下乡。《金牧场》采用了结构主义方式，以巨大广阔的时空，以多声部的形式，构成了张承志作品反复表现的“寻找”主题。小说把不同时代、民族寻找理想天国的历程结合为雄浑辉煌的交响。表达了他对于自由、正义、理想、青春和反叛的执著追求和深情礼赞。正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涉及了红卫兵运动等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是张承志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作品，是他对于青春、浪漫的最后倾诉，同时也是他进入哲合忍耶世界的关口。

　　在《心灵史》代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张承志将自己一九八四年冬进入大西北视为一种神意。他强调同西海固的遭遇所导致的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一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残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一批反映回族历史、生活的作品。他震惊于黄土高原恶劣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及这个民族为精神信仰所付出的惨重牺牲。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心灵史》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奇书和空前的巨著。这部书是叙事和抒情、启示录和诗篇、史诗和抒情诗的统一和融合。它本质上是诗，但采取的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它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它既是叙事，又是抒情，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同时也是哲学和宗教。张承志自己宣称：“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张承志无视写作的一切传统畛域，他的写作打破了同时也沟通了不同的领域。他以此重新面对“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形式”和“书”的含义，重新建立写作与读者的关系。他在这样一种写作和思考中把一切问题推到根本上。

　　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同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儿子。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的访谈中说：“中国的回民是被中国文化养育的贫穷的儿子，他们所代表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母亲贡献了新鲜血液。只要这种信仰精神坚持于回民，迟早会以某种形式使中国文明丰富。”他在《岁末总结》中宣告：“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不仅如此，用胡风的一个词来说，他的写作是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处境的搏斗。他对于回族和哲合忍耶历史的关注是他一以贯之的反抗强权和关怀弱者的原则的体现。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他没有忽略内部各种压迫关系。哲合忍耶对于张承志来说是一种启示，一种依靠，一种资源，一种力量，他在《撕名片的方法》中写道：“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措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的和坚守的素质。”他对哲合忍耶和回族历史的书写超出了狭隘的族群意义，而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自由、人道和正义的追寻。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曾经这样谈论《心灵史》：“它描写的和它经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国式的。至于我，无非是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这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张承志将整个写作过程看做是对于自由的理想，对于真正的人道的寻找。“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心灵史·圣徙出世了》）“我将告诉你们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他把哲合忍耶看做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载体。“哲合忍耶是中国劳苦底层”，是一个“牺牲者集团”，是“坚守心灵的人民”，是一种“穷人宗教”，是从人民中间提炼出来的基本原理。“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心灵史·走进大西北》）“在中国，只有在这里才有关于心灵和人道的学理。”（《心灵史·十八鸟儿出云南》）他指出：“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见永远不会是下贱肤浅的老鸦叫。它需要一片风土、一种历史、一群真正能为我启蒙的老师，还需要克麦提为我降临，才能够被我发掘出来。”（《心灵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张承志的人道主义是与被压迫、被杀戮的底层人民的结合，这是对被压迫者的心灵历史的认同，是对于压迫者、统治者和官方历史的大举破坏和大胆挑战。“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异端的美而吸引。”他“把宗教的尔麦里感觉成了朝着历代统治的示威”。哲合忍耶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最彻底的异端”，是不可屈服的自由和辉煌的美。（《心灵史·仪礼》）（《心灵史·光明》）哲合忍耶教派在与专制国家，在与国家这种巨型怪物，这种恐怖机器的对抗中爆发出来了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强烈的美感。“一切宗教的和人道的火花都被他们击打出来了。”（《心灵史·追随者》）张承志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书写，通过接近底层，通过对于被压迫者的心灵的历史的追踪，寻找着真正的人道。他在赠送给杨怀中《老桥》一书时题写了如下宣言：“让历史就这样把重负压上肩吧！我们要推翻一种伪历史，让我们就这样把自己赶向艰辛吧！这艰辛中会有辉煌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张承志的《心灵史》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应当放在“寻根文学”的脉络上来加以理解。张承志和韩少功沿着“寻根文学”的轨迹与“现化代”的主流价值分道扬镳，一步一步地走向边缘和深入底层。张承志表现了对于统治阶级强烈的不信任。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心灵史·黑视野》）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张承志主要选择了散文这种释放方式。他说：“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弃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朱苏进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描述张承志的创作风格时说：“他的许多篇章既是猛药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铿锵乐感中簇涌着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个性极度张扬，锋是锋，刃是刃，经常戳得人心灵不宁，痛字当头，快在其中。”张承志的散文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急剧瓦解和分裂。这个时代急剧的堕落提纯了张承志，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付出极端、单调和疲惫的代价。张承志意识到鲁迅以笔为旗的的痛苦。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中吐露：“当同时代的文学家写出一部部文学性的鸿篇巨制时，他不得不以一篇篇杂文为投枪匕首，进入战斗。其实，我是为鲁迅先生遗憾的，然则，那也是他的必然。”他在《以笔为旗》中对无情无义的文学界及其所谓“纯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产生了一种自觉，从而与中国文坛彻底决裂。按照他在《离别西海固》中的叙述，早在一九八四年，他便与中国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化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

　　一九九三年，他发表著名的《清洁的精神》，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找抵抗的力量。这种资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记·刺客列传》、鲁迅、屈原等等。他要寻找自己的“类”，自己的参照，自己的“血统”。鲁迅成为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在《静夜功课》中说：“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他在《清洁的精神》中这样勾画了鲁迅的形象：“所谓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智识阶级、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一辈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在《再致先生书》中指出：“鲁迅象征着一种不签订和约的、与权力的不休止争斗。”他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鲁迅研究”。他用最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这是用文学的巫术招魂。

　　理解张承志，有几个重要的词：美、正义、自由、人民，特别是在今天被污名化了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被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极尽污辱之能事的词，通过张承志的书写和磨洗，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他在《清洁的精神》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称赞《史记·刺客列传》提炼了“中国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将荆轲刺秦的故事称为“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是一种极其纯粹的伦理的美学的反抗。张承志和张艺谋是艺术上的两个王者，当张艺谋对权力和体制全面认同与臣服，越来越作为“中国形象”大红大紫地走向全球化的商业舞台的中心的时候，那个从“新时期”一同出发的张承志旗帜鲜明地走向了边缘和底层，走向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穷人宗教》中宣称：“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

　　张承志的偏激和极端从根本上来自于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冲动，是对于令人窒息的现代性的激昂抗议，表现为极端的反体制精神。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的序言》中声称，他在《红卫兵时代》一书中，为六十年代，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为红卫兵运动的青春和叛逆性质，为红卫兵的反体制形象，进行了坚决的赞颂。他指出，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绝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心灵史·进兰州》）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宣称，“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统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灵史·入海口》）。张承志一直歌颂和赞扬具有强烈的道德乌托邦倾向的“密谋”和“暗杀”以及另一个极端——道德感化。他赞颂“牺牲之美”（《心灵史·入海口》），“牺牲是最美的事情”（《心灵史·董志塬》）。

　　张承志在《南国探访》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们需要面对着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卑污的智识阶级。轰轰烈烈的“脱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一九七九年匆匆结束了。张承志一直心仪于六十年代。这个反体制的极端年代，这个激情的年年、脱轨的年代。这构成了理解张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权，反体制，反对一切的压迫和不义。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谈论《心灵史》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说：“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以及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与青春和叛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有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选择、青春、反体制的底色。”张承志以一个人填写了巨大的空白。张承志的写作使人民、革命、底层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他以具有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的大西北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民为依据，背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城市繁华。张承志背对着中国知识界，背对着“盛世”写作，面对着全球化和日益野蛮化的世界写作。当有人责难张承志是“反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辨正，作为一位英勇的学者和作家，张承志只不过是拒绝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常识，他不过是在组织另一种秘密的知识，发掘地下的历史；同时，他在指示另一种人性，构建另一种社会理想。他在呼唤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的和平。正如《心灵史》中船厂太爷马达天石破天惊的话语：“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

　　在外国作家中，张承志反复提起梅里美和三岛由纪夫，他始终是一个极端的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当资本主义以贸易将地球变成世界，将整个世界简化为交换价值纳入到自私自利的交换的时候，浪漫主义最早树立起了反抗现代文明的叛帜。它以文学的武器，以审美的割据对交换价值和商业文明进行绝望的反抗。这种绝望的反抗产生了“纯艺术”以至“唯美主义”。当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审美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对商品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艺术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起义和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地飘扬起美的旗帜。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是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鸣镝，而张承志则是中国浪漫主义一个悲壮的奇迹。

　　雪莱曾经认为，诗人是立法者，是民族和时代的先知。张承志像摩西一样，向人们昭示另一种生存和秩序。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张承志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的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他在《为〈神示的诗篇〉而作》中写道：“完全是和平的攻战，完全是独自一人的义举。”他不断地转移自己描写的对象，不断地变化表现的内容，不断地更新表达的形式。他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200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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