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杂志诞生的十年，是翻天覆地的十年，是惊涛骇浪的十年。五千年文明从根本上掀翻，生活的轨道被突然颠覆，我们每一个人被连根拔起，真可谓千古未有之变局。《天涯》杂志尽管地处边缘极地，可是，它一诞生便置身于中国社会和思想运动的中心。《天涯》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一面最明亮的镜子，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与中国的思想和知识一同成长，一起受难。它丰富的思想收藏构成了世纪之交思想变迁的清晰脉络和有效地图。

我们总是不断地欣逢各种“伟大的时代”或者什么“盛世”。我们总是看到伟大的戏剧和并不高明的演员。

我已经厌倦了“伟大的”喜剧。

2004年，“郎旋风”席卷了中国大陆。郎咸平就像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天真的孩子，使“皇帝的新衣”变成了黑色的喜剧。2005年，“改革年”变成了“反思改革年”。十年“文革”经过了二十七年的“反思”和“改革”，“伤痕学术”和“伤痕文学”透支成为了一种“超级书写”，使“新自由主义”叙事彻底耗尽了它癫狂的想象。中国今天既充满崛起的希望，也面临深刻的危机，既充满巨大的憧憬，又面临严峻的考验。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也是一个被诅咒的时代。

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如饥似渴地扑在西方的思想和知识上，可是，西方的资源已经被我们搜括一空，掠夺殆尽。我们感觉到了思想资源的枯竭，我们体验到了知识的匮乏，我们经历着巨大的思想苦闷。思想界和知识界的空虚、混乱、贫乏、黑暗、虚无、腐烂和苦闷，令我想起60年前抗日战争结束的那个时代。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跻身“五大强国”之列。在1946年1月创刊的《文艺复兴》杂志上，郑振铎宣称：“中国今日也面临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八年抗战，数千万人的死亡，无数城市乡村的破碎，“胜利”终于意外地到来了。然而，当“胜利”到来的时候，人们却已经失去了“胜利”的感觉。

《文艺复兴》1946年7月号上，穆旦在《农民兵》一诗中写道：

他们是春天而没有种子，

他们被谋害从未曾控诉。

在这一片沉默的后面，

我们的城市才得以腐烂

在《文艺复兴》1947年9月号上，《黑色的眼》记录了这样的发现：

我看见了

奉公守法的屠杀，

我看见了

比猪还丑的人脸。

郭沫若主编的《中原》杂志，创刊于抗战后期，扑面而来的是巴金《寒夜》那种苦难、霉烂和死亡的气息。黎明前的黑暗。越是临近黎明，就越是黑暗。就像巴金的《寒夜》，写于长期的苦难已经消磨了人们的理想、希望，抵抗力、意志力再也不能持续，甚至人们的生理忍耐也已经到了极限的时候，就像《寒夜》中那个被结核病菌慢慢啮噬的主人公，挨过了长夜，可是却熬不到天明。

《中原》创刊号上，杨刚在《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中叙述和倾诉了内心巨大、剧烈的矛盾和苦闷：“我生活在一个矛盾的悬崖上面，一方面对于人，对于生命，有一种烈火一样的感情，另一方面对于大多数可能常常见面的人抱着不可名状的憎恶，尽可能做得使人不容易接近我，自然从不想要去接近人，一方面切愿投笔在人民的事业里面，另一方面十分喜爱朦胧，暗晦，不可知的探求，渺茫无知的空想；一方面切望我能够为许多人所爱，所亲近，另一方面，常常以能够得人的畏懼憎恶为满足……”当我读到“地球在他面前裂开来他都看不见，却偏要希望看见得太多。他的眼泪就只有朝着屁股上流”的时候，我受到了电击般的震动。

时代巨大的黑暗、混乱、渴望、苦闷凝聚在“哈姆莱特”这种性格上。也正是这样，这种性格类型才引起了抗战后期知识分子普遍的共鸣，并且引起了勇敢地、执着地、不屈不挠地批判和思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钱理群老师浓厚的研究兴趣。在《中原》杂志1卷2期上，郑伯奇辑译了《“哈姆莱特”源流考》。在《中原》2卷2期上发表了芦蕻的《从奥布洛莫夫·罗亭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几种病态生活》。芦蕻批评知识分子“玩世的个人主义”和“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他指摘中国的“哈姆莱特”们是成长于中国土壤上的虚无主义，是士大夫阶级的玩世主义：逃避现实，追逐享乐；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在这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态度下，他们混淆了对于是非、美丑的辨别。对于丑恶的东西，他们缺乏真挚的憎恶，对于美善的东西，他们也缺乏衷心的爱好。”“在职业生活里，他们目击着制度的腐旧，人事的倾轧，贫穷的猖獗，在先，他们也许还是对腐旧力量的鄙弃，憎恶，久之，他会觉得自己既不能改变这腐旧的环境，而且严正的生活态度又随时会引起别人的嫉恨与排挤：既没有和这种腐旧的势力尖锐斗争的力量，又不善于团结自己周围的人形成抗拒丑恶的较大力量。在惶惶无主中间，他感到绝望的孤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行为和严正的生活态度是否正确；他开始想着，人们在竞相贪污，自己这样廉洁自苦，却还处处遭到嫉妒，忍受痛苦。在这种动摇和徬徨中，渐渐向旧的势力妥协了，他们常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充满剥削意识的话为自己辩解；他们意识地为旧社会的腐旧势力增加一些力量。”就像生活在可怕的泥淖里一样，充满了厌倦、憎恶、无奈和绝望。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不论哪一种知识分子，不论他们皈依于哪一个阶级，不论他们属于哪一种颜色，不论是胡风、冯雪峰，还是何其芳、邵荃麟，也不论是闻一多、朱自清，还是沈从文、朱光潜，以至戴季陶、陈布雷，他们对于现实的感觉是那么惊人地相似，他们都感觉到了可怕的贪婪，无可救药的腐败，无边无际的黑暗、混沌、空虚，极端的贫乏、污浊、腐烂。用郭沫若的说法是，“天玄而地黄”。新文化在腐烂，保守派也同样丧失了最后的抵抗力。梅光迪在1941年4月7日致贺昌群的信中说：“我辈年事愈长，入世愈深，愈觉一切毫无办法。……昔日之理想规划早已付诸烟云，而弟之‘潇洒’与‘不管事’，纯是表面现象作法，实则内心痛苦万状。”

《中原》1卷2期上发表的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让我奔赴他写作的那个时代的现场：“好像是流血过多的一样，麻痺和疲倦几乎变成了目前支配的现象；这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危机，而且是一个精神的危机。”于潮的《方生未死之间》写于抗战的第七个年头。这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总体的批判和全面的清算：“在这短短二十五年当中，我们的新文化运动经历了欧洲近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五百年的道路，我们有过十四，十五，十六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发现’和‘个性的解放’，我们有过十七、十八世纪英法的民主思想，最后我们有了十九世纪科学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一系列的新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在欧洲需要一个乃至三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而在我们差不多只有几年的光景就把它跨过了。我们跑得很快，但是到头来，在有些方面我们差不多还是站在原来的地方：对于有一些人，二十五年来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简直是一篇新术语的流水帐，以致使得认真的人不得不发出‘变戏法的虚无主义’的慨叹。”他猛烈地批判了腐败变质的“个人主义”：“除掉儒道二家而外，表面上变化无常的中国社会又提供了一项新的精神元素——一种利用一切，渗透一切，败坏一切，不顾一切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鲁迅先生名之曰‘流氓’精神，韦尔斯先生名之曰‘土匪’主义。……总之，是一种以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破落户+暴发户为基础的‘伤天害理’，‘穷凶极恶’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一个精神元素看来好像是有些突兀；实际上，从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上，这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历史上既然有层出不穷的‘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事实，生活上也就会产生出‘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生活态度。”对照今天的“吐痰”理论和沐猴而冠的流氓有产阶级，重读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就像隔世的警钟一样令人肝胆俱裂。

在庸俗、卑污、病态、疲惫、黑暗、腐烂的上个世纪40年代，胡风们高张“主观战斗精神”、“大勇主义”和“战斗的现实主义”的旗帜，大力挞伐“市侩主义”和“客观主义”，拼命敲打着这个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泥沼一般的时代。也就在这个时代，中国的文化气候有一重要的转移。这种转移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我这里要谈的也不是简单的所谓“新儒家”和“新理学”的兴起。人们在对市侩、冷血、虚无和腐烂的憎恨中，普遍将五四时期那种对于儒家的批判激情转而对准世故圆滑、自私自利、“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道家。闻一多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些古语中所谓王侯如果也包括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家，便更能代表中国的文化精神。”韦尔斯《人类的命运》认为，“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匪》里将韦尔斯的说法称为一个“最卓越的断案”。1920年，陈独秀在致胡适的信中说：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的总汇。鲁迅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揭发：“我们虽挂孔子的门徒招牌，却是庄生私淑弟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与非不想辩；‘不知周之梦为蝴蝶欤？蝴蝶之梦为周欤？’梦与觉也分不清。”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代又一代发扬光大这种混世魔王的“哲学”。在今天的中国照样继续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戏剧，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同样疯长着市侩、虚无、背叛、出卖和腐烂的“个人主义”，利用一切、渗透一切、败坏一切、不顾一切、伤天害理、穷凶极恶的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是彻底的、没有任何界限和底线的虚无主义。张承志在《夏台之恋》中有过入木三分的刻划：“他们有一种敏感，他们不得罪今天‘国际化’以后恐怕越来越重要的‘外国朋友’，也不触犯快要成为世道的丑恶。他们不会爱上谁更不用说爱上一个村庄。他们是苟活的天才，他们的奸狡堂堂正正。新疆也罢信仰也罢，党也罢族也罢甚至祖国也罢，没有他们不可能背叛的事物。”

1915年，在北洋军阀的空虚、混沌、黑暗、腐朽中，陈独秀独力创办《新青年》杂志，掀开了起死回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帷幕。他揭出“吾人最后之觉悟”，他呼唤“抵抗力”：“盖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无人格之可言；失其身体之抵抗力，求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他在《抵抗力》一文中指出：“吾国社会恶潮势力之伟大，与夫个人抵抗此恶潮势力之薄弱，相习成风，廉耻道丧，正义消亡，乃以铸成此今日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

对于正义与利益、理想与现实、光明与黑暗、崇高与世俗，儒家和道家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黑暗和腐烂的时代，道家的选择是：和黑暗一齐起舞，在烂泥中放声歌唱。然而，孔子却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与道家和光同尘、明哲保身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态度相反，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当 “天崩地解”、“鱼烂河决”、“率兽食人”之际，儒家“岁寒而知松柏之后雕也”的对于黑暗不义的强韧的抵抗力，在黑暗的烂泥中放射出一线微茫的光辉。当天地失序、沧海横流之际，文天祥、方孝儒、顾炎武、朱舜水们中流砥柱，顶天立地，他们是儒家精神所发出的可与日月争辉的灿烂光芒。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仁人之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之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怀，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承担，曾国藩“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愚鲁朴拙，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爱憎分明，以及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的傻子精神，都无不光辉、廓大、丰富和发展了儒家的思想传统。吴宓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所写的《民族生命与文学》中说：“保国安民之道，虽赖经济物质科学生产，虽赖政治法律组织建设，然所以培养根本，使此种种事业悉能成功而收效者，尤恃全民族之道德精神。”他认为，中华文明的中心和精华凝聚和体现为一种理想人格：“中国古代之文明，一线绵延，浑沦整个，乃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创造经营，亦即我中华民族在此东亚一隅土地生存栖息者智慧精力之所凝聚。……全部中国文学史乃此理想人格所演之若干幕长剧。即至今日，吾中华民族之价值及精神，亦惟系此理想人格之残辉遗荣。”在国土日蹙、民族日见沉沦和堕落的时代，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称他们为“中国的脊梁”：“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将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1942年，北伐战争中著名的“铁军”将领、抗日名将叶挺在国民党囚室中写下了如下铿锵的诗句：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尔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知道

人的躯体那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儿童时候，鹦鹉学舌，并没有真正理解其中人格的含义，到现在才成为耳边一种惊雷般的轰响。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了“人造富翁”的天堂。北京大街上“资本就是自由”的巨型广告使我想起北岛的诗句：“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我们继续追随着成王败寇的历史习惯，我们毫不迟疑永远正确地地站在权势一边。“改革的阵痛”已经变成了正义的永久缺席和良心的逐渐麻木。也许是一叶知秋吧，几年前，突然有人变态地大谈“流民文化”，而且“气势磅礴”地谴责起“流民”来。流民不就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农民、工人、学者或者学生吗？草民变为流民，又是谁的造化，谁的功德呢？

今天中国知识界面临最后的糜烂和崩溃。闻一多在被暗杀前曾计划要写包括潘光旦、冯友兰、钱穆、梁宗岱、沈从文、卞之琳、张奚若和他自己在内的八位教授，名曰《八教授颂》，“和教授阶级算帐”。闻一多痛斥知识精英的“愚昧”和“势利”。最近得知，因为知识“精英”们，尤其是北大“精英”们的表演，教授已经荣升为“叫兽”了。然而，今天，有谁来替我们这个时代的“精英”画像，有哪一位诗人来写这个时代的《八叫兽颂》呢？

载《天涯》200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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