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两个索尔仁尼琴
两个索尔仁尼琴
郭松民
197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8月3日在他莫斯科的家中逝世,享年89岁(8月4日中国新闻网)。在俄苏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也许是影响最广(且不说是影响最深)的作家。自从 1962年《新世界》杂志第11期刊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起,索尔仁尼琴就不断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实际上,索尔仁尼琴的影响,早就远远超出了文学界,而进入了思想、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
也许正因为如此,索尔仁尼琴很可能同时也是俄苏文学史上最受争议的作家。褒之者赞其为“伟大的挑战者”、“圣徒式的一生”;贬之者斥其为“文学界的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为原苏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降纳粹)、“劳改营的狼”;中性的则定其为“永远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本人则自称为一头不断顶橡树的“牛犊”,“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
对索尔仁尼琴的评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在我看来,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存在两个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索尔仁尼琴,一个是作为作家的索尔仁尼琴。这两个索氏纠缠在一起,很难被截然分开,而当人们赞扬作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说的是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而当人们抨击政治活动家索尔仁尼琴时,很可能又误击了作家索尔仁尼琴。
当然,这不能全怪读者和评论者,因为即便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未必能够很好地区分自己的两种身份,以给他带来巨大声望的小说《古拉格群岛》为例,索氏的这部长达 140万字的鸿篇巨制有一个副标题“艺术研究的尝试”。根据他的自述,他本来想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写一部劳改营历史,但是缺乏材料,只好用“艺术研究”的方法。他在一次谈话中讲了这个方法的“优于科学方法之处”,他说,科学研究需要有 100个或200个事实,而我只有两三个,这事实的缺欠可以通过“艺术的跳跃”来解决,或通过猜测、讲一个故事和插入一句谚语来填补。这种“艺术研究”方法自然要比科学研究方法省事和便捷,可以在不掌握材料的情况下凭空虚构和编造,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古拉格群岛》,其可信程度可想而知。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像中国的“报告文学”,读者很难区分哪些是“报告”,哪些是“文学”。而索氏之所以这样“尝试”,目的当然是政治的:把苏联描绘成遍布劳改营的黑暗帝国。
这是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作家的悲剧,因为特定的时期、复杂的矛盾,迫使作家把写作作为政治活动的手段,并以此铺就了自己坎坷的人生道路。 2005年,俄罗斯《旗》杂志第一副主编伊凡诺娃说:“他其实应该在奥林匹斯山上呆着,别什么都干预;这是他应有的角色。可他却干预,于是毁了自己的一切,连同他的名誉。”她的这番话道出了索尔仁尼琴的性格和他最后的悲剧命运。在冷战时代,索尔仁尼琴和他的作品从头至尾实际上都是在被利用,而强烈的民族心又使他一步步地走向忏悔,这是虔诚教徒宗教思想的回归,也是他心灵的最后归宿。
1994年,索尔仁尼琴以一个流亡者的身份,怀着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拖着 76岁老人疲惫的身躯,在海参崴登岸,坐火车向西横穿全俄,回到他阔别整整 20年的俄罗斯故土。祖国物是人非、满目疮痍的现状,令他的政治雄心折损大半,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苏联时代的看法。在 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中,他肯定斯大林是伟大人物,赞扬斯大林发动了“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这说明他的内心在忏悔,在他心中对曾经一度强大的祖国的解体,充满了无尽的惋惜。
两个索尔仁尼琴的存在,使得“索尔仁尼琴现象”成了二十世纪下半叶文艺界最为复杂的现象,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注意区分两个索尔仁尼琴,都应该是有益的。
http://news.sina.com.cn/w/2008-08-04/0948160572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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