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即将结束的一天上午，中国艺术研究院祝东力同志来电话，告知陈涌同志在京逝世。我知道陈涌是老病号，早就患有前列腺癌，闻知噩耗，仍是怦然心跳。下午到了万寿路陈涌家，见到他的夫人和子女。家人告诉我，遵照老人家生前嘱咐，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惊动亲友，遗体火化后，骨灰撒进大海。那天北京雾霾颇重，天灰蒙蒙的。从陈涌家出来，心中涌起许多往事。呜呼！一代文艺理论名家，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我上中学的时候就知道陈涌这个名字，读过他的一些文章。近距离接触，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那时，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准备办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文艺问题的刊物。所里找几个人帮忙筹办。陈涌是未来的主编，副主编由陆梅林、程代熙和我三个人担任。陈涌和我都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职工，我们都是被招来的义务打工者。从此，我和这位老前辈、老师长就有了频繁的接触。我们经常在一起议事、开会、交谈。由于观点相近，他又十分平易近人，我们相处得很融洽，配合得也比较默契。《文艺理论与批评》创刊后，我编完每期稿子，总要送到陈涌那里终审。他看得很认真，也很快，从不耽误付印时间。后来，他和我一起担任《文艺报》主编。由于报纸的出版周期很短，也由于他年事已高，我们不麻烦他看版面。他参与指导报社的重大决策。遇到重大问题，我或是登门、或是打电话向他请教。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后期，两个媒体，一个信念，把我和这位师长紧紧联结在一起，度过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

   我接触过不少从延安走出来的文论家，陈涌和他们中的多数人不一样。延安出来的文论家，建国后大多在文艺战线担任领导职务，除了写文章，还有繁重的行政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陈涌也有官衔，如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文化组组长，中共中央研究室顾问……但他的主要精力从来没有用在当官上。他没有官瘾，也不善于当官，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可以说，他一辈子都在学习、研究、写作、讲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学者。从多年的接触中我感到，他学识渊博，中外的美学、文艺学论著，古今中外的经典作品，他都非常熟悉。他思路缜密，看问题深刻，对许多问题都有独到见解。很少有人像他那样，一辈子都在钻研资料，思考问题。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参加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参观访问。公务之余，可以上街买点东西。陈涌利用这个时间一头扎进卢浮宫，仔细研摩那里的艺术品。回国后，既没有给夫人、女儿带香水，也没有带任何其他礼品。公家发的几张法郎，他居然全部上交。丁 玲创办《中国》的时候，特意邀陈涌当编委。在丁玲的心目中，除了冯雪峰外,陈涌是她很敬重的一位文艺理论家。

    陈涌甘于坐冷板凳，但他决不是只满足于关在书斋里读书写作的老学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他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他密切注视文艺实践和文艺运动，特别是关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命运。在他的著作中，鲁迅研究占很大份量，研究文艺思潮的篇章亦很多。在文艺事业发展的重要时刻，陈涌总要经过深思熟虑和缜密研究之后，从理论的高度提出令人警醒的意见。五十年代中期，他针对文艺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写真实”。反右中，因为这个问题被错划为右派。“四人帮”大批“黑八论”，其中的“写真实论”就是针对胡风和陈涌的。当上“右派”后，陈涌没有变得谨小慎微，更没有变得八面玲珑，他依然是一条耿直的汉子。新时期恢复正常工作后，陈涌和众多理论批评工作者一样，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他既不守旧，也不赶时髦。八十年代初，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提出疑问，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论著是“断简残篇”，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只讲“外部规律”，不讲“内部规律”。陈涌指出，文艺学要研究人类文艺的普遍规律，也要研究中国文艺的特殊规律，还要研究中国革命文艺的特殊规律。从生活中提炼出艺术形象，又以文学艺术反作用于社会生活，这正是文艺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八十年代后期，文艺界热议文学的“主体性”问题，有人把张扬“主体性”当作疗救文艺的灵丹妙药。陈涌著文指出，作家的个性和主观能动性是很重要的，但他们应当深入生活，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个性应该和人民性、时代精神结合起来，“小我”应融入“大我”之中。封闭的“自我”，高踞于群体之上的个体，不可能开出璀璨的艺术之花。陈涌总是旗帜鲜明地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有人对此很不习惯，甚至认为这是在重犯简单粗暴的错误。其实，文艺批评就是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有肯定，有否定，有表彰，有批评。只说好话，一味吹捧，那是一种庸俗之风，只会贻误文艺事业。打棍子式的批评和一概取消批评，是错误的两个极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决不是正确地汲取历史教训，而是用一种错误代替另一种错误。

    陈涌之所以令人尊敬，不仅因为他在文艺理论上有很高成就，更因为他有着高尚的人品。接触过这位老前辈的人都会感到，他不但平易近人，而且非常廉洁奉公。他多年在《文艺理论与批评》和《文艺报》担任领导职务，付出大量心血，但他除了写文章拿稿费外，没有拿过这两个单位的一分钱，完全是义务打工。《文艺报》有专职司机，陈涌从来不用报社的车，也从来不向所在单位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要车。有一次他到江西开会，得知返程车后半夜抵京，我派司机去接他。这是他唯一一次享用《文艺报》专车。事后老人家把我狠狠批评一顿，说我不该多此一举，害得年轻司机一夜不能睡个安稳觉。他不但严于律己，对家人也约束得很严。子女学成就业，他不允许他们找叔叔阿姨帮忙。已经找了，他就打电话要老朋友不要管这个事，已经许诺的事也要作废。为此，受到子女的“埋怨”。他是高级干部，出差可以坐软卧，但凡是单独出差，他从不买软卧票。有一次因车厢太挤，身体不适，上车后找列车长改签软卧。办好手续后，列车长看他穿着很一般，又没有“长官风度”，以为他是随从人员，就问他：你的首长呢？他很不好意思地回答：我就是。这段趣闻在理论界朋友中流传很广。

陈老，您静悄悄地走了，愿您一路走好。您的朋友、您的学生、您的读者，都会永远怀念您。

(作者：中国作协原党组成员、文艺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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