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按：说到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文艺界流传着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叫做“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一个作家”便是《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的作者浩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革时期，浩然应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虽然没有整过人，但至少也是没有挨过整的。事实并非如此。在文革风暴乍起的那段岁月里，浩然先是被人揭发“为三家村开脱”，继而被以“完完全全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了毛主席的对立面”“修正主义的苗子”“压制造反的革命群众”等罪名遭到长达三个月的批斗，除夕和大年初一都被勒令在家写检查。北京市文联造反联络站把“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孝子贤孙浩然”的大标语贴到了长安街上。是哪些因素使年轻的浩然一次次侥幸躲过灾难的深渊，没有像金敬迈、李英儒、张志民等作家那样身陷牢狱之灾？浩然之子梁秋川新著《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为我们揭开了历史真相。此文选自该书第十二章，标题系博主所加。

　　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

　　梁秋川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我不能上天入地，只能跟着风浪颠簸，所以我这一段的历史脚步是复杂的、险峻的，而且表面上丰富多彩，内含着各种滋味，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年底，这五年间，我跟全国所有的作家一样，是在斗批改、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中度过的，完全放下了笔。

　　 ——浩 然

　　父亲将起草完毕的《艳阳天》交给出版社审稿后，便于1965年11月23日来到北京市怀柔县，随工作队开展“四清”工作。

　　到怀柔县搞“四清”，有两个地方可供父亲挑选：一个是离县城十几里、地处大平原的西茶坞，这里交通便利，生活水平高，县委书记在那里蹲点，对父亲会有周到的照顾;一个是出了长城还有近八十里路的深山区得田沟，这里交通不便，五十几户人家，遍布五六条山沟，其穷困程度，父亲还是头一次见识，气候的寒冷，更是没有经受过的。父亲在这两个地方做了实地考察，经历一定的思想斗争后，选择了贫困、偏僻、闭塞的得田沟作为自己参加“四清”的工作地点。父亲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得田沟虽然生活苦，条件差，但是农民群众的干劲足，性格可爱;对群众贫困的同情心，对朴实、有干劲的社员的热爱，以及向自然界的斗争和建设前景的吸引，父亲的心跟得田沟贴在了一起，决心要吃大苦、耐大劳，在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改造，掘取最新最美的东西!

　　父亲来到得田沟便投入紧张的“四清”工作，除了休假或办事极少回城，对即将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即便不能说是毫无察觉，至少是没有预料到会发展成如此激烈的程度。父亲一边参加“四清”，一边补充生活，思考着新的一年将会是创作上的丰年还是歉年，计划在1966年再写出一部长篇。

　　在紧张的劳动、工作中，时光飞逝，转眼间就到了1966年的4月。此时，父亲虽然身处消息闭塞的深山区，但从报刊以及友人的信函中也得到一点信息。5月初，父亲得知文艺界正开展着一场激烈的斗争，觉得自己应当在这场斗争中当一名战士，除了清算别人，也清算自己;对于自己以往的作品，无论有没有问题，既然写出来了，就全算过去，一切重新开始。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各种各样的消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陆续传来。先是听说《北京文艺》出了问题，作为它的老作者，父亲的心情非常沉重。父亲很想马上回去，投入到斗争中，不要游离在文化革命之外，并向工作团的领导述说了自己的这种心情。领导劝慰说，应当结合现在的“四清”运动来积极参加。父亲对这番劝导的理解是：结合，就是搞好“四清”，搞好农村的阶级斗争，把这个斗争搞好，也等于参加了文化革命。于是，情绪趋于平稳。不久，父亲又听得一条小道消息：彭真犯了错误。这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到底犯了什么错误，父亲不得而知，猜测到可能跟正在批判着的邓拓、吴晗、廖沫沙有关系。得知了这个消息，父亲的心情又为之一沉，感到红一辈子，当一辈子革命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每天，每时，办每一件事，写每一篇文章，说每一句话，都要再三地问问自己：离开了毛主席的指示没有?离开了，马上停止，马上转回来!

　　人生道路是难走的。父亲想到未来，想到人生的道路还那么长，肯定会有许多曲折、坎坷，真有点发愁了，发愁自己走不到头;但不管怎么样，也得鼓起勇气走下去，为红一辈子而奋斗。为此，父亲给自己定下了几条“纪律”：1、多到农村斗争中来，少呆在城市;2、杜绝写理论文章;3、杜绝作写作方面的报告;4、多读毛主席的书。

　　自己不能亲身参加到这场文化大革命里去，很多应当知道的情况不能知道，使得父亲时常感到苦恼。想来想去，终于想通了一点：情况不了解不要紧，风风雨雨也不要怕，只要坚持一点就行了：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永远跟着党走!父亲此时此刻想要坚持的这一点，也是他从参加革命到生命终结所一直坚持的。

　　进入6月后，父亲听到的各类消息越来越多，思想斗争也越来越激烈，一方面感到这一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是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社会主义，保卫政权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听到这个、那个作家、艺术家的作品出了问题，思想也很波动：自己过去写了那么多的东西，有没有错误的、有毒的东西呢?以后，在自己的世界观还没能彻底改造的时期内，会不会写出错误的东西?扪心自问，自己从来都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革命的，而且每时每刻都在竭尽全力来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可是，在头脑中各种影响还没有得到彻底清除时，会不会不自觉地犯下错误呢?……

　　如此种种，在父亲的心里结了一个疙瘩。

　　这个心中的疙瘩，使父亲处于矛盾之中，既感到怕犯错误的思想使自己过多地考虑自己，对未来没了底，实际上是因为怕犯错误而不革命、怕革命的问题;同时又觉得自己应当怕革命吗?没有革命能有自己吗?能有自己的今天吗?怕犯错误就犯不了吗?

　　内心的斗争，使父亲终于想通了：有错误，就听候党和群众审判、认罪;只要自己对党、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不动摇，倒了，还可以再爬起来，一切都从头来。许多“大人物”都能犯错误，自己就永远不犯错误了?如果犯了大的错误，真的不能再重新开始了，那就算最后完成了任务，革命照样会飞跃进展，社会主义事业照样会取得最后的成功;个人是渺小的，有一个不多，没一个不少，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按照当时的说法，“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保卫毛主席，保卫共产党，捍卫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和斗争。父亲是怀着感恩的思想投身于革命洪流的，并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加入了共产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理想。因而，无论从思想感情上，还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上，父亲自然而然地想尽快投身于这场非同一般的斗争中去。在“四清”工作进入尾声时，怀柔县工作团交给父亲一项重要任务：收集材料，为得田沟写一部村史。当6月中旬“四清”工作结束时，写村史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工作团的意见是让父亲写完村史再回文联参加运动，但在父亲的要求下，同意先回去参加运动，待运动告一段落时，再回得田沟继续完成村史，为此还专门给市文联去函说明了情况。

　　6月20日，父亲从“四清”工作地怀柔县得田沟村回到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

　　这场震撼世界、触动每个中国人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批判《海瑞罢官》点起的大火，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刊物《北京文艺》，发表过吴晗的这篇文章，因而文联机关的斗争是很激烈的。父亲认为自己的出身历史都干干净净，所以一身轻松也是积极的来参加这场运动。

　　父亲怀着参加战斗的激情回到文联。父亲刚刚来到单位，就在走廊里碰到一位文联领导，这位领导劈头就说：怀柔来了揭发信，说你在给写作者报告时，讲了错误的话。这位领导没有提及揭发信的具体内容，父亲那次在怀柔谈了一天的创作体会，也回想不起哪些话可能有错误。领导的几句话让父亲的心一沉，但马上又振作起来。父亲当时的想法是：现在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重大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个紧要关头，是不能多想个人的;我有许多错误的思想，许多错误的言行，可是，我从心底拥护、爱戴党、毛主席，拥护、爱戴他们缔造的社会主义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贫下中农。相信党中央、毛主席，参加战斗，在斗争中，换个新的我：有错改错，有罪认罪!最要紧是当战士!直到几个月之后，父亲才了解到自己的“错误”：4月18日参加怀柔县写作会议，在回答业余作者提问时涉及到“三家村”，被县委一位同志认为是为其“开脱”，于是便写来揭发信。文联的领导原打算让父亲做检查，但市里派来领导运动的工作组没有同意，此事不了了之，产生的唯一后果就是父亲因此事而没有被同意成为代表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这是后话。

　　当头的一瓢冷水并没有浇灭父亲的热情，他开始每天早出晚归地参加到运动之中。

　　7月8日，根据群众提名，工作组宣布文联革命委员会筹委会成立，父亲被推选为副主任，负责分管材料。刚进入7月中旬，文联的文化革命运动就划归中央领导，21日，原工作组撤离，文化部委派的工作组进驻。7月26日，在新工作组的主持下，采用差额选举的办法，正式选举文联的革委会筹委会。父亲再次当选，仍为副主任。

　　8月8日，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在随后的一段日子里，父亲已经感到大风大浪的来临，感到严峻的考验横在了眼前。紧接着，北京市文联将要选举正式的革命委员会，有三条路摆在了父亲的面前，使他处于矛盾之中：一是迎着风浪冲上去;二是在漩涡里打转;三是靠到边上，随逆流而下滑。在父亲的主观意识里想选择第二条路，在这次选举革委会时，坚决不再担任任何职务，这样可以自由些、受到的震动小一些，危险同样也会少一些。产生出这样的念头，被父亲认为是自己的私心在起作用，还不能完全彻底地敢字当头。

　　父亲在心中不停地问自己：

　　我怕什么?

　　我的历史有问题吗?没有。父母双亡后就投到了党的怀抱，如今已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清清白白，没有小辫子让别人抓!

　　我反过党、反过毛主席吗?没有。党和毛主席是我的恩人和救星。笔墨十年，我用心血放声歌颂共产党和它缔造的新生活。当然，我有不好的作品，可是，那不是有意而为的。

　　我怕失掉什么吗?不。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仅有一副躯体属于个人，而实际上也属于党，它是丢不掉的!

　　那么，浩然，你怕什么，到底怕什么呀?

　　想到毛主席、共产党对自己的恩情，想到党对自己的多年培养，父亲没有勇气做出那样的选择，决定挺起胸膛，毫不退缩，接受这场严峻的考验。

　　文联的文化革命运动虽然有些激烈，但一直限于“口诛笔伐”，采取着“文斗”的形式，直到8月23日来了一群女八中的红卫兵，才由这些外来人员上演了一场“武斗”，并由此引发了老舍的悲剧。

　　据一些了解情况的长辈人讲，运动开始不久，老舍便因病住进医院。随着运动的进行，老舍几番主动提出回文联参加运动，就在他回来后不几天，便发生了“八二三”事件。导致这场悲剧的原因，见于文字的分析叙述有许多种，而在我的记忆里，还多次听到过不少人持有另一种说法，父亲去世后，众多的吊唁者中，仍有人谈及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虽然许多人都在口述而一直没有见诸于文字，我感觉是因为这些知情人怀有各种不同的复杂心态：不想说，不愿说，不敢说，不方便说，等等。直到2011年10月，无意中在网上看到吴营洲发表在《各界》当年第九期上的一篇有关文章，才第一次看到文字记述。

　　8月25日，在文化部派驻的工作组主持下，文联选举了正式的革委会。选举会共有41人参加，父亲获得39票，第三次当选，还是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到了10月份，运动开展得越来越热闹，长安街的街面上开始出现有关刘少奇的大字报。父亲得知后觉得，党内尽管存在着严重的两条道路斗争，可是涉及到中央政治局的高级首长，因不了解详情，或为照顾国际影响，还是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北京的大街上为好，即使要贴，也最好不要提名道姓。此外，由于运动的发展而在社会上引发的许多现象都让父亲不甚理解，产生疑惑，不能不引起对一些问题深一层的思考：

　　为什么有些学生斗争的矛头总往上指呢?十一中全会已把中央的问题解决了，现在的工作，应当是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而后把运动引向健康的道路。可是现在，总是纠上边，想要纠出一个什么结果呢?

　　为什么满街上的标语大都是“谁反对毛主席”就如何如何。反对毛主席的人非常多吗?在中国，拥护、爱戴毛主席的人是绝大多数，包括中央的同志和每一个公民。不是这样，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政权，也不可能把国家建设的这么好。造成这样一种假象：反对毛主席的人很多，会达到什么目的呢?

　　对政治上还不成熟的青年学生，是不是民主太多了?纪律的约束太少了?

　　……

　　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父亲思考了许多，也思考了许久，有一些想通一点，有一些没有弄明白。父亲很担心自己思想落伍，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暗自要求自己紧追紧赶并随时准备而且做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这一段时间里，父亲以北京市文联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几次带领从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联住在文化口的红卫兵，到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一次次热血沸腾，心潮起伏过后，转眼就到了冬天。

　　进入11月，文联内部的运动风向开始变，7日有人贴出一张题为要父亲“悬崖勒马”的大字报，说父亲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随着这张大字报的出现，这类的言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辛辛苦苦忙了几个月，到头来被说成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父亲的心里憋着一口气，也窝着一股火。

　　对文联革委会和父亲的批判愈演愈烈，到年底时达到了一个小高潮，一些人完全是用敌对的态度指桑骂槐，或借题发挥。他们说：文联的‘左派’队伍是投降的，是阶级合作、镇压群众革命、保护黑帮的，革委会发展了“反动路线”，有人甚至说革委会曾组织的一次大辩论是反革命政变。给父亲定的罪名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捂住揭开北京市文联反革命的盖子，压制了造反的革命群众。

　　对于这一类的言论，开始时父亲非常气愤，但很快便平静下来，觉得应当冷静、耐心地听，虚心、认真地分析，接受正确的意见，坚决修正自己的错误。要把这些当作一次考验、一次锻炼，经风雨，见世面。

　　为了对党负责，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检查自己修正自身的错误，1967年的元旦刚过，父亲便与革委会的另外两位同志合写了一份引火烧身的大字报，恳切、热情地要求革命同志向他们猛烈开火。

　　随着寒流的袭来，包括两名原革委会委员在内的北京文联造反派联络站于1967年1月21日宣布成立，负责领导文联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在此之前，革委会的印章早已被他们封存，革委会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了。这一天，北京市文联革委会正式解散，临时党支部也同时解散;原革委会的其余几名成员被命令老老实实地交代问题，亦即是处于反省的地位。

　　此后，父亲和几位原革委会的成员研究检查问题。这种检查是艰苦的：在过去的运动中，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社会主义，认为自己是完全对的;而今，却要彻底否定自己，把所有的事情翻过来讲。痛苦。痛苦是因为勉强。到处都在夺权，这是革命行动。可是，自己为什么要成为被夺权者呢?我们是资产阶级呢?还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顽固分子?历史会证明，我们虽然犯了某些错误，但我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经过痛苦的思考和环境的逼迫，父亲似乎是想通了，认为自己确实犯了一些错误，因为自己拥护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是在犯错误的时候，也还以为是在搞于党有利的事情。至于那些夺了权的造反派是否正确，是否在批判原革委会所执行的错误路线后建立起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要看他们的行动。正确的，支持，错误的，反对，谁要坚持错误，就起来造反!想通了的父亲对自己更有了信心，心里也渐渐地愉快起来。但是，事态的发展并不像父亲想象的那么简单，那样能使人愉快。

　　1月26日，在联络站组织的批判会上，原革委会主任赵树藩宣读了由父亲起草的革委会检查。会后，原革委会委员、现联络站的一个负责人又责令父亲准备个人的检查。

　　批判执行“反动路线”的革委会，自然也要批判推行、贯彻“反动路线”的工作组和工作队。但在此后由造反派联络站主持召开的各种批判会上，批判的主要目标就是革委会，而对工作组、工作队的批判、检查则只是走走过场，敷衍了事，文联院内满墙遍壁皆是造反派批判革委会及部分成员的大字报，似乎一切错误都是革委会有意搞的阴谋和政治陷害，给人的感觉“反动路线”就是革委会，革委会就是“反动路线”。父亲不仅被要求作个人检查，造反派还多次与他谈话，要父亲丢开“义气”，揭发其他人。

　　在批判会上，父亲被造反派定性为“完完全全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完完全全地站在了毛主席的对立面”……参加“文化大革命”半年多来，父亲一直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在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于是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虽然干了一些错事，也干了许多好事，而所干的错事，的确没有认识到那是错误的。对于这样的判决，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感情上，都是难以接受的。尽管如此，父亲却不敢与造反派硬顶，所顾虑的是：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苦恼，也会影响其他同志遭受更重的打击，甚至会影响到文联运动的大局。父亲只能忍气吞声，等以后再说了。

　　说到革委会和父亲在“执政”时犯了一些错误，从现有的资料中除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笼统的帽子外，没有发现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但在保护其他作家，特别是老作家方面，却有不少的实例：“八二三”事件时，为了保护老舍，在向上级请示保护措施未果的情况下，假借其打了红卫兵，是“现行反革命”为由，送到派出所，起到免遭进一步殴打，危及生命安全的保护作用;为了防止作家们被抄家，用文联“红卫兵”的名义赶制了许多封条发给个人，让其回家自行贴封予以保护;得知老作家骆宾基的妻子经常遭到住家附近个别群众的打骂，父亲就在晚间开完会后赶到骆家，专门找到附近的群众做工作，希望他们按“十六条”办事，不能再有对骆宾基妻子的过火行为……

　　1967年的农历春节来临了。父亲还是第一次这样度过这个传统节日的：大年三十、初一在家里写个人检查。初二在联络站组织的会议上做检查。初三的早上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父亲是“修正主义苗子”，并说如果靠父亲和马联玉(原革委会副主任)去保卫党和毛主席，就“亡党”“亡国”了。这些话伤了父亲的心，但敢怒而不敢言;因为一“言”，就会被扣上“坚持反动路线”的帽子，就变成了“敌我矛盾”，只能忍气吞声!到了初五的时候，造反联络站把批判父亲的大标语贴到了长安街上，名曰：“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孝子贤孙浩然”，这是北京市文联进行“文革”后的开天辟地第一次，而这个第一次是从父亲这个十八级的小干部开始的。这一日还开了一整天批判革委会，实质主要是针对父亲的批判会。在会上，父亲三次被造反派要求站起来回答质问。一整天，父亲都在时时刻刻警告自己：这是考验，要冷静，要从各种意见里吸收教益，提高自己。

　　春节过后，几乎每天都是从早到晚地连着三班开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每次会议都是对革委会，特别是对父亲激烈的揭发、批判、令其交待罪行。表面看来，虽然比斗争“走资派”文明一些，没有让弯腰做“喷气式”，也很少让站立，但那种马拉松式的揭、批，总嫌检查认罪不彻底地训斥与侮辱，却如同拿钝刀子割人，不死不活的实在难熬。

　　在批判革委会和父亲的会议上，各种各样的言论和帽子层出不穷，有一对造反派夫妻甚至提出父亲、管桦和李学鳌是一个小集团，是“卑鄙”的一伙。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父亲尽管没有被关进小黑屋，还有一点行动自由，但是精神太紧张，身体也太疲乏，夜里散会后再骑自行车回家，不仅路途遥远体力吃不消，而且还要连夜准备第二天新的检查交待材料，又必须起大早及时赶到会场，所以父亲常常不回家，在机关的台球案子上凑合着睡一夜。就是偶尔回趟家，见到一直蒙在鼓里却有如惊弓之鸟那般惶恐的母亲，也不敢说明实情。一天，北京市文联两个颇有点社会地位的造反派成员闯到我家，逼母亲交出父亲藏在家里的“黑材料”，并翻箱倒柜，折腾半天后，最终两手空空而去。那几天，文联造反派正加大火力批判“反动路线”，父亲在这件事发生的两天后回到家中才得知。两位造反派都跟母亲说了什么，母亲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而每逢父亲向她提及此事，母亲就浑身发抖，痛哭流泪，只说：“她们像母老虎一样凶，吓唬我;要不是惦着你，怕你受害，我真想跟她们拼了!”父亲也为出现最坏的情况做着准备，他把家里存放现金和粮票的地方偷偷地告诉我的大哥，叮嘱他万一哪一天父母都不能回家，就用这些来度日，照顾好弟弟、妹妹们。那时，我的大哥年仅15岁。

　　批判会在持续不断地开着，对父亲的火力也越来越猛。这是父亲意料之中的事。这一时期，父亲总觉得：我们是犯了错误，我们做了检查，一定要痛改前非，低头认罪;可是，批判要实事求是，适时而止。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当父亲等人感到自己犯了错误而掉泪的时候，那些人说：“你们当面掉眼泪，背后搞阴谋”;当不掉泪的时候，他们又说：“这是躺下装死，看轻轻松松的样子。”最严重的时候，连小组会都不让父亲等几个人参加。诸如此类的言行，使父亲感到无所适从，简直没有了活路，同时也使父亲不得不思考：造反派中的这几个人到底要干什么?父亲感到某些人欺人太甚，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自己将豁出去，看他们能怎么办!

　　从造反派开始对革委会的批判，许多现象就让父亲不理解，因不理解而在会上吐露出心里话，由此引起对自己更加猛烈的批判。在一次批判工作组的会议上，个别人不仅将矛头对准了老作家李方立，甚至要求他站起来回答问题。在别人都默不作声的情况下，父亲站了出来：建议集中力量批判工作组，不要追群众中的问题;如果说，革委会过去曾让别人站起来回答问题，已经承认了错误，现在不应当再这样做，因为批判反动路线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思想，团结同志。不料，这个建议引来“群起而攻之”。

　　对革委会及其成员的批判，父亲基本上还是能够接受的，但是对一些持不同观点的一般干部的猛烈批判，使父亲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是一般的群众，在“反动路线”的影响下，他们可能办了一些错事;这些可以在斗争中，通过自我教育而肃清影响，为什么一定要采取对立的态度和方法呢?文联只有四十多人，如果把近一半的人都伤害了，是不利于运动健康发展的。最初，父亲对想不通、看不明白的问题，还在会议上提出来，可是一说话，就遭到围攻，说父亲仍在坚持“反动路线”，迫不得已，最后只可闭口不语。

　　2月27日这天，父亲又接到造反派一负责人的通知，让父亲继续交待革委会的错误。革委会的问题已经反复检查交待了多次，再重复一遍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父亲除了尽可能的补充一些新内容外，又申辩几个问题。第二天，在去文联开会的路上，父亲还在心里问自己：心里的这些话说吗?不说吧，是疙瘩，影响自己提高认识;说吧，一定又会引起一些人的反感，甚至于加了“罪”。权衡之后，还是认为共产党员不应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对的话，引火烧烧，也会有所进步。

　　由于父亲在检查中的申辩，致使批判会戛然而止，引起文联机关内一片混乱。接着，两名造反派负责人就找父亲谈话，对父亲说：你的检查，我们很意外。还说有人认为这是父亲新的“反扑”，是一种思潮等等。

　　父亲也很意外：我的检查是认真的，申辩的几个问题，对以前的检查并没有任何的推翻，只是为了有利于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这样做是允许的，应该的，必要的。联络站的负责人曾在批判“反动路线”动员会上，在大庭广众前明确讲过：犯错误的同志可以把自己不同意的问题加以申辩，有些问题可以加以说明。难道这只是口号，而不准实施吗?父亲在心中问自己：申辩的问题，是否实事求是，是否符合事实?答案是肯定的。对申辩所引起的紧张气氛，使父亲不能理解。

　　在3月1日上午的批判会上，父亲又谈了自己的看法，自然又引起猛烈的批判。下午，6位造反派的负责人及骨干找父亲谈话，“帮助”父亲端正态度。鉴于此，父亲只能决定以后少说、多听，让交待什么就写稿子，再三修改，照本宣读，不说任何圈外的话。

　　父亲的申辩，换来的是连续好几天的批判和责令做第三次个人检查。

　　对于某些人的言行，父亲深感世界上危害最大的不是洪水猛兽，不是机枪大炮，而是人的“嘴”。一个不正常的心，指挥一个万能的嘴，其害无可比拟!可畏!父亲已经看得很清楚，自己的检查永远不会得到那些人的满足。

　　果然，父亲再一次做了个人检查后，一个造反派负责人看出有些人要对父亲的检查表示肯定的意见，便迫不及待地抢先发言，当头给了父亲一棒：说父亲的检查交代多数是假的;说父亲这个人最会打扮自己，争取别人同情……她的发言，让父亲浑身热血沸腾，以极大的毅力才压制住自己的情绪，没让自己“跳”起来，打定主意不要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左右自己的情绪。这位造反派一直对父亲采取敌视的态度，对父亲的打击、陷害从来没有停止过，而且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来进行这样的行为。“文革”开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两次对《艳阳天》进行了严格的审查，认为没有问题，决定发行第三卷。出版社派人来文联征询意见，就是该人接待了来访人员，结果不仅第三卷没有发行，而且发行了好几年仍在公开出售的一、二卷，也因“作者有政治问题”而在所有的新华书店下架，被出版社收回。

　　自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遭受批判以来，父亲的思想几番波动。不断挨批，不断波动，使父亲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或者说悟出一个道理：

　　我们犯了错误，是被批判者。我们抱什么态度?老老实实，争取早一点过关。过什么关?过社会主义关，而不是过批判关。批判的关是容易过的，想不通的装想通，接受不了的，假接受;不说心里话，应付搪塞，用软磨而不用硬抗。批判总有头，总可以混过去。

　　社会主义关，就是改造世界观，就要触及灵魂，要经过“痛苦”的过程;就得下一番苦功夫、真功夫。这一关是很不容易过的，不咬牙不行，没有信心不行，不能掌握毛主席的思想也不行：“破”同时就包括着“立”。这一关是混不过去的，今天混过去了，明天还得过。

　　如果我们能自觉这一步：我还没有解决问题，还没有破干净，让我过关我也不过;就是别人不批判了，我自己也要不断地批判。这是真正的自觉，革命的自觉，自觉的革命。

　　我要把这次批判自己，当做一次过社会主义关!!

　　当1967年的4月马上就要来临时，许多人对这种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批判已感到厌倦，批判会上的发言人已经很不踊跃，有时原计划开一天的会，只进行了不到半天便无法继续下去，只好中途停止。这个时候，父亲已经是以极大的忍耐力倾听着个别“积极分子”过火的发言，并准备听取更过火的发言。父亲只是静静地听，而不能有任何行动，因为有任何的言行，都会被认定是“反动路线”的“反扑”!

　　4月5日这一天，父亲的忍耐大概是到了极限，对个别人的过激言论已经无法再忍受。在上午的批判会上，一个女造反派骨干为了把父亲搞“臭”，不惜颠倒黑白，制造谣言。父亲几次打断她的话插问。造反派的一些人很感意外。在下午的会议上，父亲与几个同造反派联络站持不同观点的年轻同志不约而同地造了反。

　　第二天，联络站的某些人仍不甘心，还要继续开会批判革委会，但那几个年轻人又起来造反，才不得不中止会议。

　　从此以后，联络站对革委会的批判开始收敛，父亲的处境也逐渐好转。文联内部陆续成立一些造反组织，两派对立的态势越来越明显。4月23日，父亲与李学鳌成立了“红色文艺战士造反队”，后又吸收了一些人加入。6月2日，经过紧张的准备、酝酿，父亲所在的“红色文艺战士造反队”与另外几个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40多人的文联有一半人成为它的成员。经过兵团内的选举，父亲成为兵团核心组的6名成员之一;在核心小组会上，又与马联玉被推举为组长。

　　古语云：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父亲虽然经历了持续三个多月的猛烈批判，遭受了很多磨难，却由此避免了一场牢狱之灾。1967年，中央文革小组要筹建一个文艺组，因为父亲是从《红旗》杂志社调到北京市文联的，筹建者不仅熟悉，而且了解根底，因而父亲就成了文艺组“负责人”的候选对象。在那个时期，每个人都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响当当的革命者，而作家们不是在挨揪斗，就是“靠边站”了，随时有被揪斗的危险。如果能进入中央文革的文艺组，那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成为最革命的革命派。事物的发展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几个月之后，凡是调进那个文艺组的作家，都被逮捕入狱，关押了七八年之久，有的人不堪冤枉和折磨，曾经自杀未遂。使父亲免遭这场灾祸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父亲虽然当时感到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也激动不已，但是并没有被这福音冲昏头脑，仍然保持着一个正派人的正气和正义感，当筹建文艺组的人找父亲谈话时，就直言不讳地讲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比如认为革命队伍里没有那么多“走资派”，甚至连小学校的校长、街道工厂的支书都被揪斗，等等。此言一出，立刻被认为“保皇派”思想很严重;先后三次谈话，父亲都没有表现出灵活性而改变自己的观点。二是，当“文革”刚刚开始时，就有一些人把父亲纳入他们将重点“整治”的对象，无奈父亲的出身历史都清清白白，在大量的作品中也没有致命的问题可抓，只能枉费心机。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父亲肯定会起来造反，成为真正的“造反派”，而不会戴上一顶“反动路线”执行者的帽子，调到文艺组的概率也就大为增加。因为在运动初期犯过错误，而“保皇派”思想严重，父亲最终被淘汰。在当时来讲，父亲无疑错过了良机，受到周围一些朋友的抱怨，因此也产生些许的失意感。但假设是另一种结果，那么父亲的下场恐怕要比李英儒、金敬迈两位作家更惨：父亲是个重感情的人，由于很小就成了孤儿，与姐姐这个唯一的亲人相依为命，苦度日月，因而对亲情看得格外重，对子女的情感则更为浓厚。那个时候，我的大哥15岁，最小的我还不满5岁，如果父亲被关押在监狱而常年无法见到我们，他会把心想碎，很难坚持到出狱的那一天。十年后，当父亲再次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仍感到这一次危险降到身上的可能性，要比1957年反右那次大得多!

　　无论是被联络站的某些人围攻，遭受猛烈批判的时候，还是忍无可忍造了联络站的反以后，父亲的眼界并没有局限在文联这一块地方，一直也在关注着整个社会的动态，对一些想不通、看不透的现象和问题也从未停止过思考。

　　一次，父亲到市委党校参加斗“黑帮”大会。被批斗的都是原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卫生体育部的领导干部，共二十多人。父亲弄不明白，这样打倒一大片，符合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吗?父亲觉得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不宜不负责任地乱讲。

　　1967年4月初，全国范围内已经开始公开批判刘少奇等人，不久后，父亲又从过去一位同事的口中得知，外事口和其他几个单位要一起集中火力“炮轰”陈毅。听到这个消息，父亲的内心深感沉重，除了怀疑这个消息真伪对错，还暗暗希望陈毅的问题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否则，中央的领导者所剩无几了。父亲觉得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总希望共产党垮台，打倒的领袖越多越好。对此，父亲的心里很难受。

　　《欧阳海之歌》和《青春之歌》这两部作品几乎是同时提出要批判的。父亲有点“蒙”了，也有些坐不住了：这两部书都有缺点和问题，对这些应当批判，但说成是大毒草，就想不通了;《欧阳海之歌》是一部优秀之作，如果这部作品也否定了，还有什么作品可以肯定呢?十七年小说创作不就成了空白?对有些人否定一切的思想，父亲感到很可怕。

　　父亲虽然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造了联络站的反，迫使某些人减缓了对革委会和父亲的批判，但他们并没有最终放过父亲，仍在不断地寻找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打击压制，防止父亲“东山再起”。因而父亲的处境仍不乐观，动辄就被说成是搞分裂，是向“造反派”进攻，是新反扑。

　　7月31日，父亲收到亚非作家常设局关于参加接待巴基斯坦作家肖卡特活动的通知。联络站的某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害怕和慌张，除了继续在文联内暗地造谣生事外，还派人找到亚非作家常设局，说父亲犯了执行“反动路线”错误，不同意出去参加外事活动。他们背后搞的这些活动没有得到任何结果，父亲8月19日开始陪同肖卡特在北京等地参观访问，直到9月4日才完成任务从上海返京。

　　在父亲内心深处，极不愿看到文联的这种两派对立的局势，当《红旗》杂志有关呼吁进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发表后，马上召开兵团核心组会、全体会，进行研究、讨论，在会议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要革命大联合，首先就要打倒派性。父亲的想法，得到了兵团成员的赞同，于是，由父亲倡议、起草了一张呼吁书：两派都整风，解散现在的两大组织，民主选举革命筹委会。呼吁书贴了出去，在文联引起很大震动。

　　几天以后，父亲所在的兵团——“向太阳革命造反兵团”主动宣布解散。

　　在选举革命大联合委员会的时候，父亲又被选为委员。尽管父亲极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在许多人的劝说下，从大局考虑，只好接受了。

　　新成立的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包含着持各种立场、观点的人，在实质上是原来派性的产物，许多事情都是议而不决，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父亲的美好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几次想退出这个大杂烩的委员会，但都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到了1968年6月，运动已经进行了两年，在一般人的感觉里，作家都应当是靠边站等候审查的，而同样是作家的父亲，却在台上一年有余。这难免会被一些人所嫉恨，同时树立了不少对立面，几乎每日都在这些人的盘算之中。一些人的大字报，名曰是批判别人，但实际矛头则是对准了父亲，不把父亲搞倒，不搞得父亲“身败名裂”，这些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父亲抱着十二万分的小心，谨小慎微，尽量避免发生问题而被人抓住辫子，在心里盼望着早日军管，从而实现真正的联合。

　　1968年8月21日，军宣队进驻文联，文联的各派组织又一次进行了“联合”。

　　9月18日，工宣队进驻文联。

　　10月10日，北京市革委会决定撤销文联这个组织机构。

　　10月15日，父亲同原文联其他人员一起，来到西郊马神庙的教育行政干校，开始了近8个月的集中学习和“斗批改”。

　　1969年5月31日，父亲来到房山县下放劳动，新的生活至此开始了。

　　(选自梁秋川著《曾经的艳阳天：我的父亲浩然》，团结出版社2014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