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与《诗刊》

　　丁国成

　　1993年10月27日，我因事前去旧居北京东城区赵堂子胡同15号拜访“诗坛泰斗”臧老克家。谈到柯岩，臧老说前天刚刚题词给她：“才高心雄，为我所重。青山永葆，勿与天争。保健珍重，毋过负荷。”我怕记录不确，便请臧老订正。他进卧室找来花镜戴上，改了两字，工工整整注明题词日期“93.10.25日”(《臧克家全集》第四卷所收《致柯岩同志》略有不同)。这时的柯岩，身患多种疾病，但她毫不在意，仍然超“负荷”忙碌。臧老真诚劝她“珍重”身体。

　　其实，超“负荷”工作，是柯岩的一贯作风。1978年1月，柯岩调入《诗刊》，担任副主编，直到1985年7月。——因为此时，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杨子敏已来《诗刊》宣布党组决定：成立由邹荻帆、吴家瑾、杨金亭、朱先树!人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柯岩、邵燕祥的“副主编”之名，尽管见刊到“1986年6月，但在这后一年的时间里，两人都已离开《诗刊》，成了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

　　柯岩的确“才高”，但不“傲物”;委实“心雄”，却非“气盛”，因而为臧老“所重”。在担任《诗刊》副主编7年多的时间里，柯岩尚无大病，身体还较健康，她就更是拼命工作。她不是每天坐班，却为《诗刊》工作费尽心机。尽人皆知，柯岩是女作家中的“拼命三郎”，无论做事，还是写作，她都喜欢拼搏，且富创新与开拓精神。经她倡议，并获中国作协和《诗刊》领导支持的重大活动甚多;其中影响较大的革新拓展，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一

　　柯岩上任之初，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李季就曾代表党组嘱咐她：“《诗刊》现在有三个阵地：书面版、街头版、舞台版，你不许给搞丢任何一个。书面版当然没问题，街头版和舞台版从来就有不同意见，所以我要特别对你强调。”(参见贾漫《诗人贺敬之》)柯岩欣然应诺，奋然坚持，不遗余力，未负使命。她与其他领导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一道，特地安排专人各管其事。“街头版”是竖在《诗刊》编辑部即北京宣武区虎坊路甲15号门口临街东侧长达20米的板报。每期由美术编辑曹金秋设计报头、美化版面;由办公室善于书法的鲍学超负责抄写。每期刊用的诗稿，均由编辑部从当月《诗刊》发表的作品中遴选。“街头版”也是月刊，每月内容更换一次，按期出版，很受群众欢迎。常有过路者和附近居民前来观赏，也有诗歌爱好者驻足抄录。

　　“舞台版”则由办公室陈爱仪专门负责。她主动联系一大批朗诵艺术家，根据领导要求，每年制订计划，适应现实需要，组织不同类型的诗歌朗诵演唱会，如1979年7月2日的赞颂反“四人帮”英雄张志新烈士诗歌朗诵演唱会，1980年1月26日的大型叙事诗朗诵演唱会，1982年1月14日的“庆祝《诗刊》创刊25周年”诗歌朗诵演唱会，1983年6月12日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获奖作品”朗诵会，以及外国诗歌、爱情诗歌等的专题朗诵演唱会。朗诵演唱者大都是著名朗诵艺术家、歌唱家和话剧演员，如殷之光、曹灿、瞿弦和、张筠英、周正、姜湘忱、董行佶、金乃千、郑伯荣、朱琳、李谷一、郭兰英、殷秀梅、耿莲凤、张振富、远征、苏民等，多在大型剧场或礼堂举办，因为可以容纳更多观众。尽管如此，仍然几乎是场场爆满，足见其深得群众喜爱。

　　《诗刊》的诗歌朗诵演唱会，从第一任主编臧克家1960年代开创到1976年李季担任复刊主编以来的“舞台版”，一直大受欢迎。当年在工人体育馆举办的怀念周恩来总理的诗歌朗诵演唱会，可以说是“一声周总理，双泪落君前”，真让广大听众动容动心。

　　由于常办诗歌朗诵会多与柯岩联系，陈爱仪已经同她成了忘年之交、知心朋友。两人一直保持密切联系、默契配合——2010年6月，经柯岩倡议和筹集经费，中华文学基金会、首都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学会朗诵研究会和《诗国》社联合主办的她逝世前的最后一次诗歌朗诵会“放声歌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诗歌朗诵会”，也是陈爱仪领其命搞起来的。

　　让人欣慰的是，《诗刊》“舞台版”后来还时有所见;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年独具特色的《诗刊》“街头版”，随着柯岩的离去，如今已是渺然难寻了。

　　二

　　大胆改革工作制度。新中国成立后的各行各业，一直运行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工作按部就班，行动循规蹈矩。富有创新精神的柯岩对此并不满足，时刻考虑有所突破。正当此时，“文革”后恢复工作刚两年多的中国作协要对原国家出版局拨给《诗刊》的办公室——北京虎坊路甲15号的一排平房进行改造，建成楼房。1980年9月，《诗刊》暂时搬到西城郊区小关绿化队处办公。工作人员上班远了，耽误时间多了。同年12月1日，在编辑部的一次会上，柯岩提出，《诗刊》要实行工作岗位责任制。——这在当时，似不多见。她说，编辑和行政人员，包括领导在内，都要按职分工，各负其责，从而加强每人的责任意识，发挥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她又提出，还要从工作岗位责任制过渡到“弹性工作制”，为的是节省浪费在上下班路上的宝贵时间，也可适当减轻公交系统的交通压力，提高单位的工作效率。——这在那时，更属少见，是柯岩对《诗刊》工作制度的重要革新。随后不久，编辑部即开始实行每周只上3天班的“弹性工作制”：即星期一、三、五上班，星期二、四在家看稿。这种弹性工作制度，直到现在，《诗刊》乃至许多单位，尤其是报刊出版文化部门，几乎都在实行。这既给社会带来许多方便，又使单位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因而广被采用。

　　举办“星期诗歌讲座”。热衷创新、善于开拓的柯岩，更不满足于只编刊物。她要在诗歌阵地“摸爬滚打”。1980年10月，为了普及诗歌知识、培养诗歌新人，也为扩大《诗刊》影响、发展诗歌事业，柯岩提出在京举办诗歌讲座：邀请一些著名诗人，来给诗歌爱好者讲授诗歌艺术技巧，介绍自己的创作体会。遂于1980年11月27日正式开课，每星期四晚上，在北京电化教育馆举行，题为《诗人谈诗》。柯岩率先垂范，第一个带头授课谈诗。第一期共有八讲，随后邵燕祥、雷抒雁、邹荻帆、池北偶、李瑛、吕剑、张志民各有一讲。他们虚实结合、具体而微的诗歌讲座，广受称赞，座无虚席。首都大报《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等先后予以报道。在我记录的1981年3月2日的“碰头会”上，编辑部又研究了诗歌讲座，并且还拟定了一些讲座题目，坚持了较长一段时间。

　　三

　　柯岩以及严辰、邹荻帆对诗坛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他们戮力同心，开创了”青春诗会”这一著名的活动品牌。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国内诗歌报刊，包括《诗刊》，陆续发表了一些青年作者的诗作，读者反映比较费解或者晦涩难解乃至无法理解。针对这种创作倾向，更为培养青年作者，柯岩提出，能否把那些创作潜力较大的优秀青年作者召集来京，举办”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重在引导、帮助他们提高写作水平，促进诗歌创作健康发展。她的意见，得到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的支持。遂与当时的编辑部主任邵燕祥(1980年1月改任副主编)以及作品编辑一起，商定邀请作者名单，并于“1980年7月20日至8月21日在北京——北戴河两地举办这样一次改稿学习笔会。正式发函邀请的作者有工人、农民、干部和大学生：梁小斌、张学梦、叶延滨、舒婷、才树莲、江河、杨牧、徐晓鹤、梅绍静、高伐林、徐敬亚、王小妮、陈所巨、顾城、孙武军、常荣等16位。徐国静虽然未被邀请，但她热情甚高，主动找上门来，加上她的诗歌创作也有较高水准，因而才被吸收为正式的笔会成员。笔会方式灵活多样：一是每位作者带着若干作品来，大家互相传阅订正，编辑帮助修改辅导;二是每人谈谈自己的诗歌观念和写作体会，共同讨论，交换看法，互相启发;三是邀请著名老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如臧克家、田间、艾青、贺敬之、李瑛、冯牧、张志民、流沙河等，前来讲课辅导，帮助青年作者提高认识，端正创作思想，发挥各自优长，避免误入歧途。这是《诗刊》当时举办“创作学习会”的主要目的。柯岩、邵燕祥和诗歌编辑王燕生主持这次学习笔会，王燕生则具体负责全天陪同、带领他们活动，如安排生活、讨论作品、修改诗稿、去北戴河游览等。8月4日，柯岩在编辑部的一次会议上说：“把青年作者集中在一起学习写作，在一起谈诗、谈创作，这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少有的。”17位作者的诗稿，以及艾青的《与青年诗人谈诗》、冯牧的《门外谈诗》(遵照柯岩安排，丁国成根据录音和自己记录整理、冯牧审定)、王燕生的《青春的聚会——《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侧记》等，集中刊发于10月号《诗刊》上，作品总题改为《青春诗会》。12月1日，严辰在年终工作总结时说：”今年办了‘青春诗会’，使年轻人在一起学习写作，请人讲课，搞了一些活动，集中发表诗作。这对他们、对其他年轻人也是鼓舞。王燕生等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尽了很多力量。……明年还应再搞，办第二期。来过的作者就不再来了，让新发现的青年作者来。”

　　“青春诗会”，除个别年头因故停办外，此后每年举办一届，到2011年总共举办27届，已有393位年龄大都在!：岁以下的青年作者参加。他们已经成为我国诗坛的创作骨干和重要力量。诗人简宁说：“‘青春诗会’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一课。它不但是学习课，也是讨论课。那种以青春的激情和认真劲去全力进行的思想‘碰撞’，今天的我已经很难想象了。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收获才格外大。”诗人洪烛也说：”无论‘坚持’与否，‘坚持’的多与少，参加‘青春诗会’都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可贵的艺术基础。”《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苗春在《青春的聚会——“青春诗会”十八周年纪念》文中说：“从臧克家、李季、张志民、严辰、邹荻帆到杨子敏、高洪波，40多年来，《诗刊》的主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替，但不断从青年中发现新锐，为中国诗坛培养新人，却一直被当作《诗刊》义不容辞的责任。……‘青春诗会’激励鼓舞了一群又一群一代又一代诗人的成长、发展和成功。所以，‘青春诗会’博得了‘诗界黄埔军校’的美誉。”(1998.4.1《人民日报·海外版》)

　　四

　　《诗刊》的异常活跃，引起了时任文化部副部长、诗人贺敬之的高度重视。他问副主编柯岩：《诗刊》这么活跃，能不能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座谈会，促进诗人的进一步平反复出，也促进诗歌创作更快地走向繁荣(参见贾漫《诗人贺敬之》)?柯岩深表赞同，并上报中国作协领导，很快获得支持。随即成立的诗会领导小组，由张光年、李季、冯牧、严辰、邹荻帆、柯岩、张僖;人组成。下设材料组、秘书组、接待组，又安排专人负责大会录音。1979年1月14日至20日在京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首次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这是一次诗人重新集结的盛会，也是一次诗坛拨乱反正的盛会。

　　由于十年“文革动乱”，我国诗歌队伍遭到严重破坏。许多诗人，尤其是名家，受到不公正对待。不少诗人被错划为“右派”、“胡风分子”、“反动权威”、“牛鬼蛇神”、“走资派”。诗歌队伍已被打散。《诗刊》主编严辰，副主编邹荻帆、柯岩，经过反复商量和调查了解、听取意见，最后确定100多位的邀请名单，其中包括：冰心、臧克家、李季、张光年、冯至、苏金伞、赵朴初、艾青、卞之琳、公木、朱子奇、阮章兢、贺敬之、徐迟、田间、戈壁舟、苗得雨、蔡其矫、方冰、吕剑、绿原、牛汉、徐放、韦丘、李瑛、张志民、未央、公刘、雁翼、白桦、克里木·霍加、巴·布林贝赫、铁依甫江、陆蓕、贾漫、梁上泉、丁力、周良沛、晓雪、胡昭、刘章、孙友田、金近、卢芒、韩瀚、宁宇、雷抒雁、叶文福、徐刚、李发模、李松涛、舒婷、梁小斌、顾城以及以黄声孝为代表的工人诗人和以姜秀珍为代表的民歌手等等。

　　会前，有的领导担心：一些诗人的冤假错案尚未平反，邀请与会可能惹来麻烦，建议先开20多人的小会。”柯岩说：这怎么可以呢?为的就是平反复出嘛!至少二百人!柯岩、邹荻帆请示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贺敬之又请示了胡耀邦、王震。胡耀邦大力支持，说：‘好!就是要这样做!’王震用拐杖敲着地板说：‘好嘛!我就是个专门平反的副总理!这话我在郭苏(郭小川)追悼会上说了一次，现在还要说……’”(贾漫《诗人贺敬之》)

　　这次座谈会，以全体大会为主——先后开了10次;以分组小会为辅——总共开了4次。全体大会，均由严辰、邹荻帆、柯岩轮流主持。小组讨论，共分!组，每组安排有召集人(与会者)和记录员(编辑担任)。根据记录和录音，整理写成会议《简报》——计出12期，便于及时交流和仔细思考，同时上报中国作协。大会召开之前，先开预备会，严辰介绍了大会筹备情况以及会议安排;柯岩、冯牧分别传达了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胡耀邦同志1978年在全国省市宣传部长会议上的两次讲话。

　　诗人们精神振奋，情绪激昂，争先恐后，积极发言。大会围绕“时代与歌手”、“诗歌与民主”、“歌颂与暴露”、“创作与评论”、“团结起来共同奋斗”等问题(参见《要为”四化”放声歌唱——记<诗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展开热烈讨论，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大家认为，这是我国诗歌史上、建国以来的一次空前盛会，也是粉碎“四人帮”后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前奏曲。

　　为了请到工作极其繁忙、堪称日理万机的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严辰、邹荻帆、柯岩以联名方式写信给耀邦，并请当时的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林默涵转交。默涵马上写了带有倾向性的附言：“耀邦同志：《诗刊》的同志要我把这封信交给您，热切希望您能答复他们的要求。”加以敬之同志汇报工作时又向耀邦当面谈及、促成此事。因而耀邦收信当天就做了批示：”我去一次，最好在会议中间，并请他们给我提点问题。胡1.7。”《诗刊》领导遵嘱送上6份会议《简报》，供他参考。

　　1月19日上午，耀邦同志欣然到会，做了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充分显示出耀邦同志和中央领导对我国诗歌事业乃至文艺事业的高度重视与亲切关怀。耀邦同志仔细看了大会6期《简报》，总共讲了九个问题。他说：”搞宣传，总得大喊大叫，你们要我到会讲几句话，我有义务来。……看了你们的六份《简报》，看了同志们向我提出的那些问题，想了一想，今天打算就这么九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意见，不叫指示。……叫个人意见，交换意见，交流思想。讲得对的就采纳，讲得不对的就‘靠边站’。”即“第一个问题：人民对我们的要求”、“第二个问题：我们党领导文学艺术的根本经验”、“第三个问题：革命诗歌的发展”、“第四个问题：创作题材和形式”、“第五个问题：作品要不要审查，怎样审查”、“第六个问题：诗歌创作者可不可以组织起来”、“第七个问题：作品的发表和出版”、“第八个问题：文学艺术工作者应有的风格”、“最后一个问题：讲讲民主问题”(见2008年5月《诗国》)。耀邦同志讲话，充满激情，富涵哲理，特别强调讲真话、求民主。他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循循善诱，时而拍案骤起，时而娓娓道来。诗人们认为：“这个报告很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说理透彻，语重心长，解决了很多思想认识问题，受到了鼓舞，增强了信心。”(会议《简报》)可惜，这个重要讲话，很长时间未能公开发表，也未收入胡耀邦同志的文集，只在2008年5月《诗国》(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创刊号上得以全文刊载。

　　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在政协礼堂同与会的全体同志亲切见面，并请大家看了两部电影。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和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外国语学院王佐良和《世界文学》编辑部高莽应邀到会介绍了当代英美诗歌概况和当代苏联诗歌概况，使人们大开眼界。

　　1月20日下午，张光年做了会议总结性发言，随后严辰宣布大会闭幕。2月3日《人民日报》以显著版面发表了特派记者的长篇报道《为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谱写雄壮的进行曲——<诗刊>召开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详细报道、充分肯定了这次全国诗歌创作座谈会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编辑丁国成也按领导安排，以“本刊记者”名义在1979年3月号《诗刊》上发表了万余言的长篇报道《要为“四化”放声歌唱——记<诗刊>召开的诗歌创作座谈会》(收入拙著《诗法臆说》)。

　　五

　　1980年8月，经评论组建议，得到领导支持，《诗刊》开辟“问题讨论”专栏，发表了章明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批评有些诗作“朦朦胧胧”，“让人看不懂”。9月20日至27日，由柯岩提出建议、经严辰和邹荻帆同意，编辑部又在北京定福庄召开诗歌理论座谈会，邀请丁力、丁芒、李元洛、谢冕、孙绍振、吴思敬等23位对“朦胧诗”持有不同观点的诗论家参加，充分展开热烈讨论。会上争得面红耳赤，却并不影响团结。从此，“朦胧诗”大讨论波及全国乃至海外。

　　继谢冕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在新的崛起面前》之后，孙绍振在1981年。月号《诗刊》上发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在甘肃《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崛起的诗群》——后被简称为“三个崛起”。此时讨论，已经超出诗的“朦胧”，而涉及到诗的美学以及诗与时代、诗与人民的关系等根本问题。当时，孙绍振的文章本来已被编辑退回，柯岩转达并赞成时任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同志的意见：希望《诗刊》发表此文，并且进行深入讨论，以明是非。这样才由评论组分管“问题讨论”专栏的朱先树写信给孙绍振，索回文章编发，同时由值班副主编邹荻帆加写了《编者按》。1981年3月2日，荻帆同志在编辑部会上特地说明：“3月号发了孙绍振文章，可能会有各种反映。大家可以做些说明：编辑部加了《编者按》，这是编辑部意见，不是值班的哪个人的意见。以后还要发些文章，主要是讨论。”1981年4月，《诗刊》发了程代熙文章《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孙绍振同志商榷》。孙绍振当时还曾写信给朱先树，表示“遇到了强劲对手”，准备进行“全面反击”(大意)。可惜，孙绍振未能写来“反批评”文章，讨论未能进行下去。朱先树又根据领导意见，代表编辑部，分别写信给孙绍振所在的福建师范大学和他本人，说明此次讨论属于“学术争鸣”，孙绍振还可再写文章，进行反批评。

　　1983年9月15日，在编辑部会议上，柯岩提出10月份召开业经中国作协同意的“重庆诗会”，继续讨论诗歌问题。当时，编辑部主任吴家瑾主持会议，开始即说：“四川杨山打来电话，说柯岩建议在四川开个诗歌座谈会。”随即谈了会议规模、主办单位，还说：北京的与会者和会议主题“由作协定”。柯岩马上予以订正：“不是我的建议，是在大连开会(即中国作协举办的“作家读书会”)时杨山(王群生?)提出的。北京的(与会)人不由作协定，由《诗刊》和作协共同决定。对这个会议，作协表示支持(按：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朱子奇也在“读书会”上，柯岩当时即向他请示)。会议应当进行讨论。尽可能暗示他们(四川方面)，各方面(不同观点)的人都要考虑(请)到。”她详细讲了“重庆诗会”内容：“主题有三个：1.如何高举社会主义诗歌旗帜;2.如何实行百花齐放，借鉴各种诗歌流派，坚持现实主义传统;3.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团结。”她说，当时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主任郑伯农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有个发言，专门谈诗歌问题”，内容很好。——这就是在“重庆诗会”上作为“书面发言”的、由柯岩全篇宣读的郑伯农文章《在崛起的声浪面前》(先在《当代文艺思潮》上发表)。此文由柯岩带回，交给评论组，编发于1983年12月号《诗刊》，后获“1983年度《诗刊》优秀评论奖”(1984年4月号《诗刊》公布)。全国计请28位著名诗人、诗论家到会：北京8人，重庆10人，成都8人，机动2人。北京邀请名单是：谢冕、邵燕祥、绿原、纪鹏、雷抒雁、周良沛、朱子奇、柯岩、杨金亭——因谢冕未去，故受邀者有9人。“重庆诗会”由中国作协和《诗刊》联合主办、重庆市作协具体承办。柯岩当时是以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诗刊》副主编双重身份，主持了这次诗会。朱子奇做了主旨发言，题为《高举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不仅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张光年、副书记冯牧看过，而且还请诗坛前辈艾青和臧克家看过。与吕进的诗会报道《开创一代新诗风——重庆诗歌讨论会综述》一起，发表于12月号《诗刊》。

　　会议期间，柯岩应邀到四川西南师范学院，与师生们进行座谈。谈话内容，即后来整理发表于同期《诗刊》上的文章《关于诗的对话——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又载1983年第4期《红岩》，收入《柯岩文集》第七卷)，也即她在“重庆诗会”上的发言。文章主要谈诗，重点在谈诗人与时代与生活的关系，共讲三个问题：“一、我们究竟为什么要写诗”、“二、好诗、传世之作及‘与世界对话’、‘为未来的人写作’”、“三、世界观对创作的制约作用，兼谈‘代沟’”。她特别强调：“批评‘崛起论’，也无非是想把走人歧途的青年同志拉回来，拉到人民的怀抱中来。……党和国家寄希望于我们整个年轻的一代，我们也寄希望于这些青年诗人。……我们珍惜每一个有才能的人，正因为珍惜，才说这些话。”柯岩和其他同志的会上发言，均未点名批评任何人。柯岩在念郑伯农文章涉及到徐敬亚时，还特地加以解释：“现在《人民日报》在批评他。但据我听说，他的态度很好，可见青年人是肯接受教育的。所以我们对青年应该爱护。”她自己的发言在提到徐敬亚时，也是这样肯定：“徐敬亚同志最近在吉林省委和吉林理论界的帮助下，初步作了一些自我批评的发言。”“重庆诗会”的根本目的，实际就是“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明辨是非，分清思想，通过文艺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继续壮大队伍，繁荣创作，开创诗歌事业的新局面”。

　　会后，柯岩从重庆回京，中国作协领导异常重视，党组书记张光年一边拉着她的手，一边拍着她的肩，说：“你们开了一个非常好的会，感谢你们啊，感谢——你——们!”还为此专门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新华社发了通稿，各报纷纷转载。柯岩一时风光无限。

　　谁也不曾料到，“重庆诗会”不久，中央提出思想文化战线要反对“精神污染”;又没多久，一些人发起反弹，一时甚嚣尘上。“重庆诗会”因而被传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诽谤迭出。“重庆诗会”被诬为“左的会议”、“整人会议”、“点名一大串”、“棍打一大片”;参加“重庆诗会”的同志(只有少数人例外)差不多都被打成所谓“清污先锋分子”、“极左分子”、“保守派”、“僵化派”等;柯岩则被扣上“极左”、“左棍”等的政治帽子，有人甚至诬她“在‘重庆诗会’上反胡耀邦”……柯岩认为，在这种情势下，再在《诗刊》呆下去，谣言还会继续和发展，于是，她决定主动提出并经领导批准“辞职离位”。尽管仍然有人不依不饶，还在散布她的流言蜚语，但她一笑置之，从容面对，而把主要精力用于文学创作。她只是常为那么多坚持真理、主张正义的诗友无辜受到株连，而深感不安、心怀歉意。

　　六

　　柯岩在位期间，对于《诗刊》编辑队伍建设十分重视，费了不少心思，花了许多精力，同样值得大书一笔。

　　柯岩强调编辑队伍的思想统一。在1979年7月16日的编辑部“碰头会”上，柯岩说：“编好刊物，要求编辑思想一致、步调一致，首先需要认识一致。有的作品，如《我们无罪》，读者反映较大，编辑可以讨论。不是争个谁是谁非，而是为了大家统一认识。只有这样，大家步调才会一致，行动才能统一，而不至于互相牵扯、分散精力、影响工作。”她还说：“可以组织一篇文章，谈谈如何写诗、有什么写诗诀窍没有?如何对待‘写诗作法’之类?”(邵燕祥插话：可以请孙犁来写。)后来，编辑部大体坚持了每周一次的“碰头会”，目的主要就在统一思想、协调动作，以便做好编辑工作、提高刊物质量。

　　她十分重视编辑队伍的业务培训。柯岩平时虽然上班不多，但她与邹荻帆、邵燕祥一起在抓重要工作，特别是编辑队伍建设。1981年4月6日的“碰头会”，柯岩未到，荻帆参加;吴家瑾主持，详细谈了领导决定的培训计划：要求不到初中毕业的所有职工，包括编辑和行政人员，都要补习文化;不到正规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编辑，要轮流去学习——可以脱产学习，也可以去听大课;还要学习政治理论和编辑业务——每周安排两个下午：周二下午为政治学习，周四下午为业务学习。根据领导要求，有人去了文学讲习所(1984年改名为鲁迅文学院)学习文学;有人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进修;也有人去上会计补习班……1979年8月13日，柯岩指派杨金亭等同志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专门了解编辑的职责以及在组稿、审稿、选稿、改稿、退稿、联系团结作者等方面的具体经验，回来介绍给《诗刊》编辑。在8月18日的“碰头会”上，柯岩再次强调：“要加强编辑队伍建设，解决好进修、学习、生活和创作问题。这是培养提高编辑人员的重要途径，是提高刊物质量、辅导文艺新人的必要措施。”当时还曾按照领导要求，邀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深校对专家来《诗刊》，给参与校对的人员讲解如何校对，以便减少刊物差错。这些做法，对于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大有助益。

　　柯岩还多次为《诗刊》举荐编辑人才。柯岩最先举荐的是邵燕祥，并为此作了最大努力，这是诗歌界不少同志都知道的。1970年代末，燕祥的“右派”问题尚未平反，柯岩就建议中国作协把他调来《诗刊》，担任编辑部主任。经领导同意后，她向燕祥所在原单位多方争取才得实现。后来，主编严辰(生于1914年)要“离休”，中国作协准备让柯岩担任《诗刊》主编——计划是让她先当《人民文学》主编，中间过渡一下，然后再到《诗刊》。她说：“老贺(敬之)担任中宣部副部长(1980.8)，我不宜去当主编。”随即她向中国作协举荐燕祥接任《诗刊》主编。可是，当时中国作协领导张光年等都不同意。好事未能成真，她对此又密而不宣，以致引起误解。至于思想观点的不同则是柯岩离开《诗刊》以后的事了。

　　柯岩举荐的另外两人则是杨金亭和丁国成。1989年后，《诗刊》领导需要调整。自荐者不乏其人;荐他者也大有人在。当次之际，离开《诗刊》多年的柯岩，认为臧老克家是“诗坛泰斗”，又是《诗刊》创刊主编、现任顾问，一言九鼎，语重泰山，便打电话给臧老，极力推荐杨金亭和丁国成出任副主编。臧老对这两人也颇为赏识，遂即写了长信，还打电话，既给中宣部、又向中国作协鼎力推荐，终使两人成了《诗刊》副主编。

　　柯岩同志离开我们将近一年了。我同许多文朋诗友一样，也在深深地怀念着她。“谁云其人亡，久而道弥著。”(晋·陶渊明《咏二疏诗》)她对《诗刊》杂志的无私奉献，必将永载史册;她为诗歌事业的拼搏精神，定会长激后辈。历时愈久，愈显光辉!

　　2012.8.22-29于黑龙江肇东

　　宋站老家——北京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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