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秋高气爽、菊花烂漫的浪漫时节。遍地的菊花令人无限遐想，使人沉浸在其丰富的文化气息中。

菊花因其傲然凌霜、丽而不娇、恬然自处、不趋炎势，而与梅、兰、竹一起被誉为花中“四君子”之一，是深受人民喜爱、富有民族特色的花卉之一。在中国，栽培菊花的历史可以上溯至夏代，至今已有三千余年历史。《大戴礼记·夏小正》云：“九月荣鞠。鞠，草也。鞠荣而树麦，时之急也。”“鞠”，就是菊。《礼记·月令·季秋之月》亦有“鞠有黄华”的记载。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养菊、赏菊、品菊、咏菊和画菊早已成为传统，培养了人们高尚情操、品德修养和民族节气，使菊花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秦汉以来，菊文化已成为以人为中心，具有闲情文化、多功能性、泛人文观三个特点，并与儒、佛、道思想相互融通，赋予菊花不同的品质特征，甚至将菊文化上升到哲学高度。

对于菊花的研究，可以追溯至先秦时期。人们注意到，菊花具有食用与药用双重功效。诗人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楚辞·九章·惜诵》中写道：“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这说明秋菊的花瓣可以食用，还可作为春天芳香的干粮。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五）中说：“（菊）味兼甘苦，性禀中和。昔人谓其能除风热，益肝补阴，盖不知其得金水之精英，尤多能益金水二脏也。”

人们喜爱菊花，欣赏菊花，菊花自然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内涵。三国时钟会在《菊花赋》中说：“百卉凋瘁，芳菊始荣”，“故夫菊有五美焉：圆花高悬，准天极也；纯黄不杂，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颖，象劲直也；流中轻体，神仙食也。”在他看来，菊花的品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与百卉争春，二是不畏严寒，象征君子坚贞不屈的高尚情操。

说到菊花，不能不提陶渊明。他在做了八十多天彭泽县令后，毅然弃官，归园田居，以种菊自娱。在其诗作中，留下了许多与菊有关的名章佳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他将菊与松相提并论，“三径就荒，松菊犹存”。在种菊、赏菊之时，达到菊我一体、物我两忘的境界。他以菊咏志，表达自己不甘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南宋诗人杨万里诗中写道：“菊生不是遇渊明，自是渊明遇菊生。岁晚霜寒心独苦，渊明元是菊花精。”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佛教（尤其是禅宗）一直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丰富的精神宝藏。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古代文人多以“仁”“德”思想进行自我修养，而 “仁”“德”的品格在菊花中就有体现。人们在重阳节登高、佩茱萸、饮菊酒、食菊糕，菊花具有实用特性，所谓“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陶渊明）。菊花的这种实用特性，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入世”精神，是造福人类的“德”。

菊花还符合儒家“仁”的要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不争”即“克己”，即通过礼教约束，协调自己的人际关系，营造仁爱、德治的社会氛围。在古人看来，菊花具有不与群芳争艳的“不争”品德。明代贾如鲁在《爱菊论》写道：“是知有可爱之德，而后有可爱之容。人之爱菊，非以其可爱之容，实以其可爱之德。不爱之以目，而爱之以心。”

道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之一，自古就有“儒道互补”之说。道家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儒家不同，道家不看重菊花的实用价值或“入世”精神，更重视其观赏价值。东晋以后，人们将菊花栽种于自家的庭院用来观赏，成为一时风尚。唐代诗人杜甫《叹庭前甘菊花》诗中写道:“庭前甘菊移时晚，青蕊重阳不堪摘”；韦庄《庭前菊诗》中写道:“为忆长安烂漫开，我今移尔满庭栽”，可见唐代文人对于菊花的喜爱。

古代文人开始多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宏大抱负，然而世道危乱凶险，纵有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才华，不得不转而恪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教训，或者干脆遁迹山林。药用、食用之菊花多为野生，因而被赋予了隐逸的品格。陶渊明即是一例。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说：“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成为隐逸文化的代表。明代诗人高启在《菊蹊》诗中写道：“独行林下路，望望南山暮。无酒掇英尝，寒香已零露。”菊花比喻隐士，既是古代文人高尚品格的象征，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内心的苦闷与无奈。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吸收本土文化以后逐渐形成的禅宗一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禅宗既吸收了儒道思想，又对儒道起了促进作用。特别是禅宗美学思想的诞生，促使中国传统美学从求实转向空灵，并直接催生了中国美学传统中核心范畴——境界。禅宗提倡“顿悟”，“悟”是突如其来的发现光明，是个体自由的一种张扬。“悟”与“韵”相结合，体现了中国美学的至高境界。

宋代文学中有大量清新隽永又颇具韵味的咏菊佳作，表现出佛教特有的清华绝俗的禅境格调。释善昭诗云:“三玄三要事难分，得意忘形道易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日菊花新。”这里所说“三玄三要”，系佛教术语，即一句话中须具“三玄门”，“一玄门”中须具“三要”，质朴自然，富于玄机，而又圆满自足心，森罗万象。每到重阳佳节，遍地黄花，便是本体自性的自然流露。禅宗常以生机盎然的自然景象来做启发式的禅语，诸如“清清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黄花”即菊花，是自然景象的一种，以此暗示佛法是只可意会、充满生机的自由境界。

古代文人画中有许多以菊花为题的，如南宋朱绍宗的《菊丛飞蝶图》，明代陈淳的《菊石图》、唐寅的《菊花图》、王榖祥的《翠竹黄花图》、徐渭的《秋花图》，清代王铎的《兰竹菊图》、石涛的《菊花图》等。这些画家中，八大山人（朱耷）所作菊花图尤其值得一提。八大山人的青年时代，经历了明清易祚，国破家亡，他和其他明宗室成员不得不“改易姓名，匿迹销声”，削发为僧；中年还俗，遭到婚变，多不如意，佯狂抗世；六十岁时，遂以“八大山人”为号。他晚年所作《瓶菊图》，画中菊花高低错落，疏密相间，光线柔韧，宁静自然，平和安祥，将自然与生命融为一体，仿佛使人进入空灵而又幽远的境界，颇具禅味。

独立寒秋的菊花，孤标傲世，被视为“候时之草”，成为生命的象征，比喻君子外柔内刚、凌风傲霜的高尚情操，成为中国人的一个精神象征。据《晋书·文苑传·罗含传》记载：罗含，桂阳耒阳人，年老致仕,“及致仕还家，阶庭忽兰菊丛生，以为德行之感焉。”在养菊、赏菊、品菊、咏菊的文化传统中，中国人养成了高尚的品德与坚贞的节操。南宋诗人王十朋在《买菊》诗中写道：“秋去菊方好，天寒花自香。深怀傲霜意，那肯媚重阳。”黄花晚节，历来受人推崇。北宋苏东坡说：“菊残犹有傲霜枝”；明代李梦阳《菊花诗》写道：“不随群草出，能后百花荣”。古代文人浸淫于菊文化中，由菊之物理特性逐渐过渡到菊之精神品性，表达他们的人生态度，诉说他们的心路历程。

不仅是文人，政治家也喜欢写菊花诗。明太祖朱元璋就写了《菊花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开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诗中透露出一代帝王广阔的胸襟与叱咤风云的一种气势。不过，朱元璋的诗可能受到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不第后赋菊》的影响，其诗云：“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黄巢还有一首《题菊花》诗云：“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在《赏菊》诗中写道：“奇花独立树枝头，玉肌冰骨眼底收。且盼和平同归日，愿将菊酒解前仇。”朱总司令从赏菊想到和平、想到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表现出革命家的博大胸怀。

当然，在所有的菊花诗中，毛泽东主席写的著名的《采桑子·重阳》不能不提。这首词写于1929年10月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是湘赣闽根据地反“围剿”的战斗中。词中写道：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这是一首描写秋景的脍炙人口的佳作，脱尽古人悲秋窠臼。1929年6月，红四军召开第七次党代会，毛泽东未能继续当选前敌委员会书记，与贺子珍离开部队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期间身患疟疾重症。可是，诗人从大处着眼，从人生感悟落笔，摆脱个人的荣辱得失，一扫凄凉寂寞之感， 抒发了他对“战地黄花”的激情与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毛主席一生爱菊。建国以后，在中南海丰泽园内，他的寓所就起名为“菊香书屋”。 

总之，菊花是深受人民喜爱的传统名花。人们在赏菊、画菊、咏菊同时，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操，菊花蕴含了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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