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援外医疗队，一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几十年来，成千上万名医疗队员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用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中非友谊的赞歌。国内外主流媒体对此多有报导。

本文所记述的内容大多属“下脚料”，虽为碎片，但也闪现出一缕弱光，聊备一格吧！

“丈母娘”

晚饭后，赵大夫和同伴常外出散步。每当路过邻近的军营时，大伙都会笑着要赵大夫看看丈母娘去。这几乎成了医疗队员繁忙而寂寞时光的一个消遣节目。

几个月前，一位老太太因肚子痛得直不起腰、说不出话、全身大汗淋漓，而来医院就诊。接诊的赵大夫根据痛疼部位和临床症状判断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如不马上手术，患者会有生命危险。经内、外科会诊后，由赵大夫实施手术。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几天后老太太就出院了。

谁也没有料想到后面发生的故事。患者是驻地军区司令的妈妈。不久后，司令带着几个卫兵来医院，一是感谢中国医生的救母亲生命之恩，二是邀请医生们去他家里做客。

医疗队内部商议后决定赴约。当时考虑，尽管医院与军区为邻，但来往很少，借此机会联络一下感情，对今后的工作和安全都有好处。赵大夫无疑是重点受邀佳宾之一。

聚会过程中，司令说了许多感谢中国医生、赞扬中国援助的话，然后话头一转：”赵大夫如此年轻（老外一般判断不出中国人的年龄），医术如此精妙，实在是难得。你结婚没有，把我的二夫人送你如何？”说着问二夫人愿意不。二夫人很高兴地答应说非常好。经翻译完后，全场大笑不已。

赵连忙摆手称不行不行。赵解释说很爱自己的妻女，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等。司令笑笑，那只好作罢，欢迎中国医生常来家里做客。医生离开时，司令的妈妈和大家握手告别。

这个故事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当地人多信奉伊斯兰教，有一个成年男子最多可取四妻的习俗。这可能是源于伊斯兰教历史上面临的战争环境，男人死亡率高，遗孀孤儿多，有能力的男人有责任养育那些孤儿寡母，后来渐渐演变成一夫多妻了。现当下，城市中多数伊教徒都奉行一夫一妻制。

语言关

中国医疗队医生都是百里挑一的尖子，业务水平绝对过硬。唯一影响工作的是语言。当地患者多为下层人士，英语、法语都不灵。尽管医疗队员出国前都经过一段语言强化培训，但与患者交流仍有许多困难。

一位外方的联络官曾问我：“中国医生不懂语言，如何看病？他们每天如何应付成百上千的患者？”我当时愣了一下，略加思索告诉他说：“中国医生看病讲究望、闻、问、切，问只是诊断手段之一，加上其它手段，比如化验、X光等，大体可以确诊。”对方点头称是。

我的一位同窗曾任医疗队队长，他也认为语言是个难关，培训时学的句子到时候说不出来啊！

但中国医生有办法，干中学，学中干，向外方医护人员学，记不住句子就记单词。他做手术时就是蹦单词，因为长期配合，外方护士一听便心领神会了。比如，一次遇宫外孕急诊，他对护士说出“紧急、出血、手术”三个单词，对方立刻明白要做何准备并马上与妇产科大夫联系（妇科手术多与外科大夫合作是医疗队的习惯作法）。

有的老队员会把长期积累的词汇集中成册或者编成顺口溜，半土半洋，虽是土办法，但非常使用。比如痛，后缀可加上多种身体器官名词，如头、肚子、胸等，尽管不符合词语构成和语法标准，但对方能明白。

有一位妇科主任，两年下来竟学会了当地语言，专业语汇、日常用语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除书写有一定难度外，专业交流、对外交涉都无大碍。她二度援外时就是队里的翻译兼医生，翻译是主业了。她的办法就是随时随地学、记，敢开口，不怕出错。我曾开玩笑说她把我们的饭碗抢了。她很谦虚，称重要交涉仍请经商处的翻译出面。

现在的医疗队员今非昔比，都有一定的外语基础，英语四级六级者大有人在。但前辈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大学学的是俄语，加之年龄偏大，要过语言关就有一定难度。

曾发生过因语言不通闹出麻烦的故事：

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一批医疗队员乘飞机自巴黎飞往西非的马里首都巴马科。中途因天气原因，飞机迫降象牙海岸（现国名为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

队员下机后，一看无人接机，便通过航空公司打电话给中国使馆。电话那头回答让他们稍等一下，会派人协助安排住宿事宜。来人到后，第一句话就是“女士先生们辛苦了，欢迎来到自由世界！”随后便同航空公司人员一起带中国医生去往饭店。

此时，队员们还以为是巴马科呢，但还是有人提出疑问，为何不称“同志”而称“先生女士”呢？到饭店后经比画加蹦单词，向饭店人员了解，方知没有到达巴马科。

大伙紧张得一夜未眠，一大早便被吆喝起来再登机了。在登机口，昨晚来机场的“使馆”人员也来了，说“希望你们留下来”，看无人理会他，突然冒出一句“国内正在批周公（指周总理）吗？”队员中有人骂了一句“滚蛋”，来人悻悻而去。

当时我国尚未与科建交，来人是台湾驻科的所谓使馆人员。

病故事件

在国外工作最怕生病，更怕遇到有人病故的事情。正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就遇到处理医疗队医生病故的令人痛心的事。

赛音贺希格是中国援卢旺达医疗队的妇科大夫，这次是二下非洲。赛人高马大、体格健壮，医术精湛，手术动作非常精细，经他接生的婴儿和医治的妇女视他为天使，家属无论老幼见到他都亲切叫他爸爸。就这样一位天使级的医生，却突罹大面积心肌梗死，经救治无效而撤手人寰。

过去遇到此类事大多就地埋葬，真正践行毛主席倡导的”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的国际主义精神。卢旺达首都基加利郊外有一座中国死难者陵园，埋有十名为中卢友好事业献身的中国专家。每年清明节使馆都组织人员前往扫墓。但赛的家属要求把赛的骨灰带回国安葬。

使馆遇到前所未有的棘手难题。卢没有火葬场，更遑论火葬设施。经多方寻求，最后从印度驻卢旺达名誉领事处得到答案：把整理遗容后的死者放到一张铁床上，下面架上柴火、浇上柴油，点火烧一小时即可。赛的妻女没有提出疑义，也不到现场。点火前，使馆有关人员集体向赛默哀后离去等候。

在处理赛音贺希格丧事过程中，使馆及时向卢方予以通报。我受委托，与卢外交部礼宾司交涉。我与礼宾司长很熟，向他介绍了赛的相关情况，称赛的女儿在伦敦留学，父亲离世不仅给其带来心理上的创伤与痛苦，在经济上无疑也带来不小的困难。礼宾司长转答哀悼后表示，将向上级汇报并希望能给予病故大夫的家属一定的补贴，以示卢方的关爱之情。

我们对卢方能否给予补贴并不抱太大希望。卢的经济很困难，外汇更紧张。对此，我方非常理解。出乎预料，两天后司长电告我，卢方答应给予赛的家属一万美元补贴并再度向其家属致哀。一万美元支票可在伦敦一家银行兑现，但要个人负担一定的手续费。

对卢方出于两国友好关系考虑和人道主义的关爱举动，赛的妻女深为感动，使馆也向卢方表达诚挚的谢意。

赛音贺希格的突然离世令人悲痛，令人惋惜。其原因可能很复杂，难道是高原气候所致，水土不服？但赛是第二次来卢啊！也可能是劳累过度。妇产科是医院最忙的科室之一，看不完的病人，做不尽的手术。赛等经常是每天24小时待命，深更半夜一有急诊便立马上台。

保护好自己方能完成治病救人的使命啊！

防病抗病

毛主席论述战争的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医生事业的本质也是如此，先要保护好自已，方能救死扶伤，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援外的医生面临的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新的环境：当地缺医少药，病患众多，传染病多，工作量大、危险程度高。

出国前，领导会反复告诫队员一定要保护好自已，家人也是千叮咛万嘱咐，老队员也会把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传授给后任医生。即使如此，面对着职业暴露风险，总会有一些意外发生。

驻多哥卡拉医疗队队长外科主任卫亚希大夫，在回国数日前遇到了烦心事。他在做最后一台大手术时，患者的血溅到眼晴中。手术正值关健阶段，中途不可能停下来，他示意护士简单擦拭后继续手术直至刀口封合完毕。术后他立即用大量的自来水冲洗。但对艾滋病的恐惧一直萦绕心头。患者抽血化验艾滋病毒需要一周才能出结果。这七天，真长如一年啊！一周后，化验结果出来了，阴性！他才如释重负。

对医生健康胁威最大的传染病是疟疾，俗称“打摆子”——“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上坐”。

但除此之外，非洲的疟疾还有其特点，很像我们的感冒，除发烧外还可能出现拉肚子、脸上起疹子等症状。联合国相关研究表明，疟疾影响了非洲社会的发展。屠呦呦之所以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皆因她发明的青蒿素挽救了成千上万的疟疾患者。

在青蒿素发明之前，医疗队员一是采取物理防护，尽可能地减少身体外露部分；二是服用奎宁类药物提前预防。但传播该病的非洲按蚊很是狡猾，专叮肤色浅的人，你跑到哪儿它跟到哪儿，防不胜防。根据资料显示，非洲疟疾的传播强度是亚洲地区平均9倍，以往的抗疟药都不灵了。

曾发生过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一位从非洲某国回来的人员发烧住院，国内大夫采取多种手段，病人仍高烧不退，且发烧反反复复。家属建议按疟疾治疗，但因化验不出疟原虫存在，主治医生不敢冒然用奎宁。结局是不幸的，患者去世了。难道能因此责备医院吗？此后，但凡从非洲回国人员都自带一周的治疗疟疾的药物，以备不时之需。

经过几十年的摸索研究，中国医疗队提炼出一整套治疗包括感冒、腹泻、疟疾的做法：如遇发烧，不管是否检查出疟原虫，先打吊针并与吃药同时进行，吊针生理盐水中加注奎宁和极少量激素类。有效性屡试不爽。

有心人

在多年的援外中，中国医疗队涌现出许多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医生。他们以自已独特的方式闪现着别具一格的耀人风采。

我接触到过两位这样的有心人。

01

一位是年过半百的民主人士，据说曾在政府内任副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医疗队人员的资格很老，业务上能力都非常强，许多人是大医院的院长、主任级别。这位老者在工作上深受患者和合作方的赞誉。同时他总能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比如：

为什么当地人的头发是卷曲的？

为什么黑人对药物如此敏感？

为什么黑人的阑尾比较长？

为什么黑人运动员能称雄田径赛场？

这些人们司空见惯而不加思索的现象在这位老医生眼中都是问题。他从医学角度研究起非洲人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来：

非洲人的头发横剖面在显微镜下呈三角形，三角形较圆形容易卷曲。

当地人对抗生素类药物非常敏感，打一针即可很快消炎，说明人家没有群体耐药性问题。

非洲人的阑尾长约12厘米左右，中国人大多是7厘米左右。根据“用进废退”的原理，尽管研究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但非洲人进化速度要慢于其他地方的人，许多国家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现代社会的。

非洲人的骨盆大，股骨头活动范围比中国人大许多，这多少可以解释为什么非洲人多出世界级田径运动员的缘由。

这些观察可能比较片面，结论可能经不起推敲，但他提出问题的勇气却是难能可贵的。在国外生活相对单调的情景下，多提出问题、多思考问题，多少也可活跃一下生活气氛，缓解人们的思乡之情。

02

另一位医生刘春甫，中西医结合诊治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在卢旺达2年工作期间，诊治患者达12616人，被患者誉为“耶稣医生”。

刘春甫医生（中）与治愈的卢旺达瘫痪患者（左）合影

他在义诊期间，向当地医者了解本地人的一些治病土办法，利用业余时间踏访寻询当地的植物药材。他发现当地不少草药同国内的类似药材形态差不多，用嘴尝尝味道略有差异。可惜受语言限制，当地人并不知道草药的英文名字。刘大夫只能拍照留存图像，无能力试验其疗效。他的记事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不少这方面的信息。如能再度返卢工作，相信他在这方面会有更大的收获，对缓解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定会有一定的帮助。

刘学习方面很是有心。他在为犯人治病过程中结交了对方的医生，向其了解地方病、流行病方面的内容。当卢发现流脑病流行时，他立即向领导报告，使馆请示国内火速调运一批疫苗，为在卢工作的中国人和相关人员及时注射流脑疫苗。

为犯人治病可能十分罕见。对此，刘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四名身着迷彩服、手持冲锋枪的军人，押着两名身着军装的人进了诊室，称患者可能是坐骨神经痛。经仔细检查，确诊后施以针灸电刺治疗。

整个治疗过程中，四名军人一直盯着刘。刘说，插着针、通着电，犯人跑不了。看守者说，怕他们劫持大夫，接着又补充说他们尊敬中国医生。

此事之后，刘与监狱的大夫成了朋友，对方邀请刘到其宿舍小坐并遥视犯人活动情况。

刘医生写了不少的回忆文章，记录下在卢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其实包括医生在内的援外专家，大多都有条件和能力这样做，可惜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像刘春甫大夫那样留下宝贵的文字资料，实在是一种难以弥补的损失。

团结战斗

一位在非工作多年的老队员告诉新队员说，非洲生活条件艰苦、工作条件落后，又远离祖国亲人，要想比较愉快地完成两年的援外任务，队内团结十分重要。不然，两年就很难熬了。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访非时提出中国政府援非八项原则。第八项内容是“中国援外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其实中国医疗队人员的工作生活待遇与对方同等人员的待遇是天壤之别。对方医生候诊病人多为富裕阶层，诊室是个套间，分候诊与诊治两部分。医生气定神闲，看得很慢，一个上午也就是几个预约的病人。中国医生的诊室人满为患，一个上午少说也有几十个病人。为何？对方医生只管对疾病下诊断，药品由病人自购。中国医生开的处方则用国内提供的药品。

医疗队的吃住行条件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已是一人一间卧室，早期则是集体宿舍，多是两人一间卧室，洗漱、厕所都是公用的。当时没有空调，只能靠电扇整夜吹着。食品品种很少，当地的猪肉难买而且膻味很大，蔬菜也就是生菜、洋葱那么几种。停电、停水司空见惯，故驻地多配有发电机和蓄水桶。

工作之余的主要活动是种菜。为改善伙食，队员每人都分有一块菜地。国内带的菜种初种下去长势不错，味道也好，第二茬之后味道就变了。

此外，多数队员还要分担队里的一些杂务，比如会计、出纳、采购、应急、安全、卫生等。

援外生活说复杂也复杂，因为要同不同人员打交道。即使队内大家吃住在一起，由于生活习惯不同、爱好动静不一，“勺子碰锅沿”的事也常见。说单调也很单调，业余文化生活几乎静止，每晚靠听收音机了解国内信息。后来配有电视，但仅有中央4台一个频道。驻地周围有一个电影院，经常上映李小龙的武打片，队员路过时只能看看电影广告，偶尔可听到里面的打杀声。

现在的通信手段很多。但在建队初期，与国内亲人联系主要靠每月一次国内信使送来的书信，得到家人的消息则是两个月前的音讯。每月收寄信是队内一件格外重大的事项，收到信的兴高采烈，没有收到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生怕家中出现变故。

毛塔医疗队的一个医疗队分点距首都努瓦克肖特近千公里，中间要穿过几百公里的大沙漠。一次航班因故取消，队内决定派人驱车前往使馆取送信件。路上准备很充分，车辆保养很到位，人员吃的喝的也是备得十分充足。岂料路上汽车抛锚了，可能是天热的缘故，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有一辆车过往。烈日如火，周围安静得只有沙子在冒烟。

听说此路上曾发生过一出悲剧：一对外国夫妇携孩子驾车外出，路上车子出故障，夫妇把水和食物留给孩子，自己则葬身于沙丘旁边。

天佑医疗队员，两小时后有一辆车路过，在对方帮助下汽车修好重新上路，两车一前一后相互照应驶往目的地。此后，队内再也不敢冒险陆路取送信件了。

如今，医疗队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已今非昔比。住，一人一间，电视等物品配备齐全；吃，国内定期运来生活必须品；行，车辆已配属多部；医，防疟疾有多种多样的药品供选择。

然而，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大有大的难处，现在条件好了，好也有好的难处。人的思想变化很大，收入分配也分三六九等，一切行动听指挥往往遇到挑战。比如，小地方医院来的就很难管理大城市医院来的。再如，相对单调的援外生活，年轻人适应起来也有一定难度。

授人以渔

中国医疗队员在援外工作中，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既治病救人，也注重培养对方的医护人员，这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最大特色。中国医生一直把对方医护视为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遇到问题注重倾听对方的意见和主张，理解对方的苦衷和困难。

援卢旺达医疗队赵尚军医生，除了日常的诊疗工作外，他教会了当地医生许多医疗操作：

当地的医务人员无菌观念差，他手把手地教他们无菌操作技术，日常工作中时刻提醒，医院的感染率明显降低。

当地骨折患者通过手法复位打完石膏后，不拍片确认复位情况，两周后再复查X光片，有好大一部分患者复位不佳，需重新进行手法复位及石膏固定，严重影响骨折愈合时间。赵大夫为当地医生制定骨折复位操作流程，纠正了原有的不当操作。

当地只有皮牵引技术，没有骨牵引技术，他把这项技术教授给当地医生。当地医院没有普通绷带，只有弹力绷带，打石膏时也用弹力绷带，有许多患者因弹力绷带又厚又硬卡破皮肤，出现皮肤破溃。医疗队的同事们工作之余用大卷纱布做成普通绷带。用这个绷带固定完石膏后，皮肤破溃的现象没有再出现过。

一位很可爱的7岁女孩，诊断为右侧肱骨外科颈骨折，对位不佳，需手术治疗，但手术创伤大，而且费用高昂，孩子的家庭根本无力承担。当地医生束手无策，只得求助赵尚军医生。赵大夫选择保守治疗，可当地医院没有肱骨外展支架，但畸形愈合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太残忍了。赵大夫利用现有的压肠板混合石膏制作了特殊的外展支架，为患儿手法复位并石膏固定。四周后复查，患儿骨痂形成，骨折对位、对线良好，拆除固定架后，右臂活动自如。

像这样“无奈的发明”还有很多。“只是一些点点滴滴的东西，不值得一提。我就是觉得不能白来一趟，我们改变不了大环境，只能从小事做起，努力改变他们的现状。”赵大夫如是说。

我在马里工作期间也碰到过一次车祸伤员的临机处置。一大腿骨折者送院后，要做固定手术，需要先从膝眼上穿一钢条，然后用绳子拉住钢条做牵引。当时医院没有相关器材，大夫让人先找出一段钢筋消毒处理后穿过膝盖。没有牵引砣，只好从院子里借用几块砖头作砣。对方医生被这种因地制宜的办法惊呆了。中方医生事后向对方解释，碰到此类紧急情况，先救命再考虑其他。

另外，在急救现场，面对一片伤者，先观察那些没有反应的伤者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那些哭爹喊娘的伤者大都是外伤。对方直点头称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几十年来，中国医疗队员用自己的精湛医术和仁者爱心，急朋友之所急，想朋友之所想，用实际行动实践着“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誓言。

郭天禄：1945年生于山西永济；196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在国防部外事局（外办）服役十数年，期间曾三次赴非洲工作；1985年转业到外交部信使队，1997年任信使队副队长；2000年任中国驻卢旺达使馆政务参赞；2005年退休。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先后在《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欧洲时报》等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多篇随笔；《中文的风光》收入《中国记者看世界丛书》；《信使这一行》较早且比较系统地向外界介绍了信使工作的酸甜苦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予以摘播，多家报刊给予转载；著有《法国》、《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合著）、《质量管理》（合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