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平

“爸爸究竟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刘玉平找了大半辈子。

自1岁多那年的1949年，父亲去台湾后，刘玉平便再也没见过父亲。

“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

“要等全国解放后，爸爸就回来了。孩子，以后别再问了。”

长大后回想起母亲的回答，刘玉平才逐渐明白，那个尚未解放的地方，是指台湾。

台湾未曾回归，父亲也从未回来。直到刘玉平50岁那年，一份当初被派往台湾的中共隐蔽战线牺牲人员名单，从台湾传回大陆。其中，“刘光典，旅顺人”短短的6个字，终于揭开了父亲的谜底……

01

“母亲等了父亲一辈子”

在揭晓父亲的谜底前，刘玉平先讲起了自己的母亲。

“1949年，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才26岁，从此便独自拉扯着我们三个孩子长大，直到32岁那年，因病逝世。”

那年的刘玉平，刚满7岁。

亲戚们给母亲买了一个墓穴，15块钱，位于北京苇子坑的北郊墓场。姥爷雇了一辆马车，上面放着装殓着母亲遗体的棺材，从同仁医院出发，一路向北，从崇文门到北新桥，再向西拐到交道口，向北到安定门城楼。

那是1955年的10月20日，刘玉平记得很清楚。那天的北风很大，他同哥哥姐姐站在城门外，眼里含着泪，在风中为母亲送灵。同样流泪的还有姥爷，白发人送黑发人，独自拉着马车，直至消失在远方。

孩子们逐渐长大，四散而去，墓场不知何时已被填平，母亲遗骨不知所踪，“我便彻底成了孤儿”。

刘玉平扬了扬手中的票据，那是多年后几经辗转才拿到的——写有埋葬母亲墓穴信息的领穴证，也是他追忆母亲的一大安慰。

母亲的墓穴号是37号，父亲恰好在世37年，“你说这是不是巧合？”

“我母亲患有严重心脏病，但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始终支持我父亲的工作。作为一名隐蔽战线战士的妻子，面对丈夫的不知所踪、敌人的离间计、嗷嗷待哺的三个孩子，她真的承受了难以想象的压力。所以这个票据真的太珍贵了，它记载着一位三无女性的一生，无名分、无称号、无遗骨。”

刘玉平的母亲名叫王素莲，1923年出生于唐山，后随其父来到了北平，毕业于潞河中学、山海关师范。并于19岁那年，与刘光典相识相爱，组建了家庭。

王素莲

而后刘光典从事医药生意，发家致富。

“按理说父亲如果一直从事医药生意，家庭条件应该会改善不少，但他为了信念，选择了一条最艰辛的道路。”

这条道路，便是革命之路。

1946年，刘光典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社部大连情报处，出于情报工作的需要，刘光典将多年积攒的四十余两黄金全部捐献给党，“我母亲听到父亲要把这么大一笔钱捐献出去，毫无怨言，她相信自己丈夫做的工作是为了党和人民。”

刘光典

身为革命者的妻子，要承受的不止是生活质量上的下降。

1948年，辽沈战役打响后，刘光典带着一大家子，来到了中共沈阳地下情报站，这里也是刘玉平的出生之地，“父亲当时可能觉得战争即将胜利，和平将要实现，便给我取名为玉平。”

和平之前必有战争。

有天晚上，刘光典一家正熟睡，门突然被一群国民党兵用枪托子砸开，冲进屋里翻箱倒柜。身为一家之主的刘光典很快冷静下来，拿烟拿钱将他们打发走。虽化险为夷，但这让本就患有心脏病的妻子吓出了一身冷汗，从此身体每况愈下。

1949年5月，刘光典再次面临重大选择。

1950年，组织安排刘光典赴台湾取回情报，担任交通员。“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胜任交通员的，要对党无比忠诚，要机智灵活，善于应变”，提起父亲，刘玉平很自豪。

但另一方面，新中国即将成立，一家子终于能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此番赴台必定凶多吉少。

常年随丈夫在外奔波，时刻面临生命危险，好不容易即将安定，丈夫却要远行。作为一个身患重病、家有三幼子的女性，王素莲虽深爱丈夫、需要丈夫，但了解丈夫志向如她，这次也一如既往，选择深明大义。

刘光典夫妇

“临行前一晚，我母亲默默给我父亲收拾行李，把衬衫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第二天一早，一辆小车把我父亲接走了。从此以后，母亲就拖着重病，带着我们三个孩子，在家中苦苦等待着丈夫归来。”

先赴武汉，再下台湾，担心妻子无法联络到自己，刘光典寄来了一封信：我要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做生意，顶多一两年就回来。如果你们找不到我，我那时候会用刘芳这个名字登出《寻人启事》。

但不曾想，直到逝世，王素莲也没等到丈夫的《寻人启事》。

02

从革命家属到“叛徒”之妻

刘光典赴台后，组织对其一家子颇为照顾，“我们搬到一个条件非常好的四合院儿里，家对面就是刘伯承元帅的帅府，每个月给我们送很多钱，根本花不完，母亲就买成了抗美援朝的债券。”

在刘玉平的记忆中，每月都会有穿军装的叔叔阿姨来家中看望，逢年过节他们更是会买各种年货来家里拜年。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种叫杂拌儿的北京风味食品，里面有果脯、山楂，妈妈和姥姥也都很喜欢吃。‘六一’儿童节叔叔阿姨还会带我们去北海玩，划船后去吃饭，我吃了松软香甜的黄色蛋糕，又喝了一种味道特别的甜味饮料后，却醉倒在了北海塔上，原来我喝的是香槟。”

彼时虽衣食无忧，但王素莲的病也一天天加重，大半时间卧在病榻，孩子们交由保姆照顾。“身患重病，丈夫生死未卜，周围无人分忧，没什么朋友和娱乐，在那种情况下，我母亲仍怀有大爱之心。”

刘玉平与母亲合影

刘玉平提及了院里的一桩往事。

邻居家新搬进了一位孙姓女士，大连人，来北京读书。一次王素莲看到孙女士在屋檐下哭泣，一问才知，孙女士生活颇为窘迫，王素莲便笑着承诺道，“我来照顾你”。

在王素莲的帮助下，孙女士得以继续在北京读书、毕业，直至成家、立业，慢慢失去了联系。

“直到前几年，《北京日报》用两大版面登了我父亲的事迹，孙女士看到了文章，发现刘光典与王素莲的孩子还在北京，就让她的女儿找到了我，我这才得知这段往事。”

几经辗转后，2017年，孙女士之女终于找到了刘玉平。

“我们在一个咖啡厅里见面，她眼泪汪汪地告诉我，她母亲让她来表达谢意，说如果没有我母亲当年对她母亲的照顾，可能就没有现在的她。”

母亲逝世时刘玉平还是幼年，未来得及受到母亲更多教育，却不曾想在花甲之年，通过旁人的叙述再次感受到了母亲的大爱，刘玉平很是震撼，也愈发心疼母亲。

受尽病痛折磨仍心系他人，母亲虽心地善良，但命运却不总是尽如人意。

两年的期限一到，母亲便迫不及待地让大女儿去买报纸，“姐姐每天都抱来各种报纸，在《寻人启事》那栏翻来覆去地找‘刘芳’这个名字，但一次也没找到过”。

冬天大雪纷飞，夏天雷雨交加，许多个漫长的夜晚，王素莲拖着重病，独自幻想着门突然被打开，高大英俊的丈夫终于回来。

四年的幻想，伴随四年的幻灭，没有等来丈夫，生活却突然陷入了困境。

1954年的2月，北京还是冬天，气温还没回暖，家里却突然来了两个公安人员，索要刘光典的照片。

“当时我们都不知为什么要父亲的照片，直到很久以后才得知，原来是国民党散布了我父亲叛变的谣言。”

上世纪40年代后期，国民党大肆屠杀在台共产党员。5年间，被杀、抓、关、教的涉案人员达10万人以上。这其中，刘光典作为中共派去台湾收集情报的交通员，成为被通缉的主要对象之一，躲进深山的他因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敌对势力实施的离间计，也对刘光典的家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更容易监视刘光典一家，王素莲带着三个儿女，被迫搬进了北京市北新桥王大人胡同观音寺21号院，小院东侧的十平方米小屋便是住处。

“组织什么也没说，但我们的居住条件一下从天上掉到了地下，院子破败不堪，生活费也很少给了，母亲就感觉出了大事，家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变得少有人光顾，我们变卖家产，日益穷困。”

承受着精神和身体双重压力的母亲一病不起，哥哥姐姐均要上学，时年6岁的刘玉平便担当起了照顾母亲的重任。

“我哪里会做饭，医生叮嘱不能放盐，我就用白水熬点儿粥，做得很难吃，母亲本身没有胃口，饭就吃得更少了。”

即使生活潦倒至此，但刘玉平从未听到母亲有过半句怨言。

“我们原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却在这里受罪，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战士的家风”，刘玉平说道，“有苦不说、有怨不报、有气不撒，有了困难，我们自己咬牙坚持；有荣誉我们不去争。父亲没有军衔，没有军职，没有各种纪念章，没给我们留下车子房子，只有一颗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而我的妈妈更是如此，她就这样坚持苦苦等了一年又一年。”

到了1955年10月，没有等到丈夫归来的王素莲，留下三个孩子，于北京同仁医院逝世，年仅32岁。

“我母亲一直默默忍受着各种困难，在一个拥有钢铁般意志的隐蔽战线战士的背后，默默支持着他的工作。如果没有妈妈的支持，可能我的父亲也不会这么优秀，所以至今我牢牢地记着我的母亲。”

03

“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虽然组织从未明说，但在那个讲究成分的年代，刘玉平的日子并不好过。母亲早逝，父亲不知所踪，兄弟姐姐三人差点被送往孤儿院，但在亲戚及组织断断续续的接济下，孩子们得以继续住在北新桥那间十几平米的东屋里。

年少虽不识愁滋味，但面对诱人的零食却买不起，刘玉平感受到了窘迫。

“有次过年，我用仅有的5分钱，在集市上买了一包油炸片，还没走到家就把虾片吃完了，由于纸包仍散发出油炸虾片的味道，我舍不得扔，索性把纸包也嚼着吃完了。”

饿了的时候，刘玉平还会吃白菜根的中间部分，“微微发甜，略微嚼几下，便吞入肚中”，上小学时，他也有过向同学讨要食物的经历。

母亲不在了，面对生活的艰苦，刘玉平很想念父亲。他经常询问组织：“我父亲是不是叛变了？”“有什么消息我们会告诉你。”

“由于国民党特务机构实施离间计，当时组织上认为我父亲叛变了，但可能出于一种对我们的保护，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刘玉平回忆道。

没了父母，家庭成分不明，刘玉平的日子并不好过。

文革期间，个别人为难他：“你们家的事不清不楚，怎么回事儿？”为整顿学校秩序，学校进驻了军宣队。

“派来了4618部队，张家口65军的几个军人，当时的团长叫梁生，他觉得我在班上抬不起头来，就很关心我的情况。”刘玉平很感谢这位贵人，“那时候我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就安排我去了内蒙古草原插队，说那里有肉吃，还送了我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特别威风。”

到了内蒙古草原，无论是艰苦的磨炼，还是在草原的乐趣中，刘玉平始终有许多问题深埋在心底：我的父亲究竟是个怎样的人，他现在在何处，此时此刻他正在做什么？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似乎时时被一种莫名的隐情所笼罩”，有关父亲的迷雾，一直萦绕在刘玉平的心头。

1987年7月15日，台湾发生一起重大政治事件，蒋经国宣布，台湾执行的戒严被解除。时隔38年，两岸同胞隔绝状态逐渐被打破，这也给寻父的刘玉平带来一丝希望。

当时，有一名台湾省籍共产党员返回大陆，带回来了一批材料，有一份100多个人被杀的名单，其中有刘光典的名字，材料上写着“刘光典，旅顺人”6个字，再无更多信息。

父亲生还的一丝希望破灭，刘玉平姐弟三人无比悲痛。

“突然传来这么一个名单，组织上就特别重视，当时相关部门联合建立了一个机制，中央决定给这批人落实政策，追认为烈士。”

终于，1991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父亲所在单位的几位同志，将刘玉平姐弟三人召集到一起，正式传达一重大消息：刘光典于1949年全国解放前，离开妻子儿女奔赴台湾从事地下工作，后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牺牲，年仅37岁。

听闻这一迟来已久的消息，姐弟三人沉默良久，欲哭无泪。

“消息十分笼统，父亲去台湾的任务是什么，被捕时间、牺牲时间……详细情况尚未得知，所以在组织安排的盛宴上，我们也无心动筷子。”

04

一本小册子揭开真相

200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玉平的儿子刘新宇在网上搜寻爷爷的信息，突然，一个来自台湾的拍卖网站引起了他的注意。

拍卖的物品是一本紫红色的小册子，小册子的名字是《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更为关键的是，在物品信息中，小册子旁边还有一张插画，插画下面还有一行字：刘光典是一名匪谍，他是匪中央政治局派台地工负责人洪国式的交通员，担负香港和台湾的交通联络。

《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封面

“爸爸，您快来！我发现了一份有关爷爷的材料。”看到爷爷的名字，刘新宇大吃一惊，立刻把父亲叫了过来。

刘玉平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托在台湾的朋友帮忙，将这本小册子买了下来。这本小册子，也是反映刘光典在组织被破坏、得不到上级任何指示的情况下，依然忠于使命、坚持和敌人斗争近四年的珍贵历史资料。

小册子长7厘米、宽10.5厘米，封面正中央印着一行楷书字“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左下角还印着台湾省保安司令部编印。小册子记录着从1950年3月1日起，刘光典在台湾逃亡四年的详细经历。

《一个匪谍逃亡的故事》

“国民党的特务一直在抓捕他，抓了四年才抓到。为研究分析我的爷爷为何能隐蔽这么长时间，他们特地印制了1000份小册子，分发给他们的军警宪特，作为抓匪谍的一个警示材料，也是他们内部的一个资料。”刘新宇解释道。

小册子里有一段敌人对刘光典烈士的评价：匿居山间，掘地为穴，过着常年类似原始生活，仍执迷不悟，继续从事反动宣传，由此可见其思想受毒至深。

“我经常回味分析这段话，短短几十个字，把一个对党无比坚贞的共产党员形象，跃然纸上”，刘玉平说道。

翻开这本小册子，面纱也终于揭晓。

1949年11月27日，刘光典曾将一些重要情报藏在茶叶包里带回香港，其中包括国民党在台湾西海岸各军事要地驻军、防卫情况、基隆、高雄两地军事要塞通讯密码、台湾地区气象、海象等重要军事绝密情况。

中央派出赴台情报小组洪国式进入台湾后，又搜集到一大批情报，为了取回这些情报，刘光典于1950年1月6日再次赴台。

就在刘光典再次赴台后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

1950年2月2日，中共中央派遣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了。

蔡孝乾被捕后，短短一周之内就供出了所有名单资料，导致了大批潜伏台湾的地下党组织相继被国民党破获，400多名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被先后逮捕，受蔡孝乾牵连的关系人多达1800余人。

期间，刘光典恰好带着情报准备回大陆，按照约定，他正好去基隆购买返回香港的船票，但没有买到当日的票，因而侥幸逃脱。

当时直接领导刘光典的洪国式小组也被敌人破获，洪国式在狱中谎称刘光典已经到了香港，为刘光典的逃跑争取了时间。

同年3月，国民党也对他发出了通缉：重要在逃匪谍刘光典，化名刘先农，三十余岁，大连人，高等身材，平时喜穿棕色西装及蓝色中山装。一经发现立即逮捕。

小册子内页

刘新宇翻到了小册子的第三页，上面印有一题为《在台北市留宿三轮车夫》的插图。

图画上有两人，一人西装革履，手提小皮箱，一人身穿布衣，挽着裤脚，二人便为刘光典与车夫。

“今晚睡在您这里，多给钱，可以么？”

“怎么不可以，尽管住下吧！”

与帮助他联络的战友王耀东失联，不愿冒险住旅社的刘光典，说动三轮车车夫，赴对方家借宿了一晚。

“台湾同胞还是很朴实善良、乐于助人的，我爷爷也比较机智，才能化险为夷。”刘新宇说道。

第二天一早，刘光典想方设法向党组织传出了情报——俊弟得急性脑炎亡故。暗示在台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敌人破坏，并计划设法离开台湾前往香港。

“爷爷他是临危不惧，在敌人还在抓捕他的过程当中，仍不忘给组织报警，提醒组织提高警惕。”

与王耀东重新取得联络后，刘光典一路向南，来到了台南，由于国民党封锁严密，刘光典逃不出去，只能逃亡深山之中，先后寄居于当地村民家，后找到一处山洞躲藏。

初到山中，刘光典随身携带了很多应急钱财，住在台胞家中时，他定期支付住宿以及菜钱，钱财用完后，他便同台湾同胞共同劳动，学习编织竹器，并拿到市场售卖，换取住宿伙食费。

“爷爷即使生活很困难，但仍不忘党的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牢记自己的使命，宣传党的主张，关心台湾同胞疾苦，说等共产党来了，给大家盖新房子。”

身处深山之中，时刻提心吊胆，但刘光典心理素质过硬，自立更生，同当地百姓相处融洽，直到四年后被捕。

“爷爷经常去到码头，打听是否可以偷渡到香港，但是很遗憾，由于敌人对港口码头和各类船只的封锁，四年中，他从未找到船只返回香港。”

与组织失去联系，隔着茫茫大海，孤立无援，刘新宇难以相信爷爷内心有多煎熬。

刘新宇接受采访

偷渡的船只等不到，国民党的追捕愈发严格，刘光典只好躲进了山洞里。

海拔1000米以上，刘光典同王耀东找了一个天然形成的小山洞，洞口大小50乘60厘米，洞高1米7，洞深1米1，“我父亲1米8以上的身高，平时进出洞口要爬进爬出，如果他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很难想象如何在这个阴暗潮湿的山洞里，坚持斗争两年多。”

白天在老乡家，晚上便躲进山洞，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年多。

直到1954年2月9日，有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躲藏在山里的刘光典和王耀东：山里边还有两个共产党派来的特工，你们快去抓他。

很快，国民党出动了千余名军警宪特搜山，国民党中有位小军警此前与刘光典有过往来，赶忙过来报信：光典同志，你们暴露了，赶快转移。

但寡不敌众，山中已经被重重包围，2月13日，疲惫不堪的两人，最终在沟坪一带被国民党抓捕。

05

从台湾拿回父亲一半骨灰

据一名国民党士兵张家林回忆，当年他曾被派往监狱监视刘光典。

刘光典一看到这位满身伤痕的年轻人，立马站起身来扶着他，给他端水送饭，“这个小兵哪儿见过共产党，接受的信息是共产党人都是青面獠牙、都是土匪，但看到我父亲这么善良，便知接收的宣传有误”，刘玉平说道。

张家林曾在《一个老兵的回忆》一文中描述：“刘光典长得高大英武，头发胡子都留得很长，像个野人……渐渐地我发现他很能干，不但会说闽南话，还会说日本话。他绝口不跟我谈他所涉的案子，但是相处熟了，常常聊天，有一天谈到他的父亲，他说‘我爸是沈阳火车站的调车工人。’我随嘴问出‘那么你干吗来台湾？’他说‘我奉命！’”

张家林终于明白，刘光典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对这样的人监视他、打小报告，实在太可耻。“所以这么一个带着任务进来的敌对士兵，竟然被我父亲一颗大爱之心、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给感化过来了。”

尽管国民党想从刘光典口中套出情报，并迫使他投降，但在刘光典被关押的5年里，从未屈服。

1959年，国民党军事法庭以“用非法手段，企图推翻政府并加以实施”，判处刘光典死刑，蒋介石后来也对刘光典案有过批示：此案系四十三年所破获，为何延至现在始行判决，查报，刘犯死刑照准。

1959年2月4日，刘光典被押赴台北新店安坑刑场执行死刑，时年37岁。

临刑前，一名记者拍下了刘光典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高大的刘光典微微歪着头，蔑视镜头，身后站着四名全副武装头戴钢盔的国民党宪兵。

“父亲牺牲时仰面朝天、怒目双睁、死不瞑目。我理解他，因为他一直坚信他的任务能够完成。那时他不知道他心爱的妻子已于几年前离开人世，也不知道子女如何生活，但是他一定会把他的遗愿交给我们后人去完成。”

尽管刘光典的事迹已经真相大白，但父亲的骨灰始终下落不明。

1991年，刘光典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后，刘玉平最大的愿望，便是要找到父亲的骨灰。他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放了一个空骨灰盒，希望有天能将父亲迁来此处安葬。

直到2003年，刘光典的遗骸才有了下落。

台湾友人在位于六张犁墓地发现了刘光典的骨灰坛，上面还贴了一张小字条，写着“刘光典”三个字。

2008年，经上级组织批准，并专门拨出经费，准许刘光典的子女到台湾去，将他们父亲的骨灰接回来安葬。

11月9日下午，刘玉平乘飞机飞抵台湾桃园机场，在那里的台湾友人早已经在等候，一行人没来得及休息，便立即乘车前往六张犁墓地。

父亲墓前，刘玉平用录音机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并带回了一半的骨灰，放置在了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刘光典烈士骨灰

为什么是一半？

“因为父亲的遗愿还没有实现，祖国还没有统一，等到祖国统一之后，我们会再把两部分骨灰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