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位美国护士的对话

黎  阳

有一回我做饭不小心，一锅滚开的稀饭没端住。结果一只脚脖子二度烫伤，一个多月不得不天天上医院换药。就这么着一来二去跟门诊处置室的几个护士大婶混了个脸熟。

一个周末下午我又去换药。太太想顺便买菜，把我送到医院后就离开了。我进去时还有一个亚洲面孔手缠纱布的男士坐在处置室门口等着换药。几句话一扯，敢情大家不仅是同胞，而且还是“同病相怜”：都是大老爷们做饭，都是“人有漏手，马有失蹄”，都是“不幸光荣负伤”：我是熬稀饭不小心熬到了脚上，他是炸油饼不小心炸到了手上。有了共同话题，两人就聊了起来。等护士大婶过来招呼那位老兄时，我俩正起劲地交流如何“洋为中用”,用美国超级市场里卖的洋玩艺做中餐，比如用烤饼干的罐装发面团炸油饼做包子。

护士大婶把那位老兄领进对面的房间交给另一个当班护士，然后又跑回来笑迷迷地说：“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我说：“行啊，什么事？”

她说：“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中国太太们到底有什么诀窍，能让丈夫给自己做饭？”

我一下给问愣了：“什么？诀窍？什么诀窍？”

她说：“是啊！让丈夫给太太做饭的诀窍。”

我还是摸不着头脑：“诀窍？丈夫做饭还要诀窍？从来没听说过。难道美国丈夫不做饭吗？”

她说：“我是从来没听说过哪个美国丈夫给太太做饭的。”

我有些奇怪：“不会吧？我看美国丈夫干家务的挺普遍呀！割草扫卫生修房子带孩子我见过不少啊！”

她说：“美国丈夫干家务是不假，但给太太做饭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更糊涂了：“帮太太做饭不也是家务吗？干这样跟干那样有什么不一样呢？”

她说：“那可不一样。带孩子是法律规定，小孩必须有大人看着。太太忙不过来丈夫想不带孩子也不行。别的家务可以不高兴就先不干，等高兴了再说；太累了就先不干，等歇过来了再说。做饭就不然。不管我上白班还是上夜班，不管我班上处理了多少病人累成啥样，也不管我高兴还是不高兴，回家都得做饭，不然丈夫孩子没饭吃还不得干仗呀！”

我说：“我倒真不知道做家务还有这么大区别。不过丈夫既然别的家务能干，那帮太太做做饭也没什么不得了，至于那么难吗？”

她说：“别提了。我丈夫就当年追我的时候给我做了个蛋糕，其实就连这也是偷他妈的。等把我搞到手就再也没给我做过饭。这20多年全是我做给他吃。”

我说：“也许就你们家是这样，别人家不这样呢？”

她很肯定地说：“我所知道的人家都这样。我当了这么多年护士，经手的伤病人多了，哪国的都有。但因给太太做饭而受伤的人只有中国人。算上今天你们俩，这样的情况这个月我都碰上三起了。还有一个是个年轻小伙子。可见中国人给太太做饭的不是一家两家，也不分老年中年青年。这种情况我过去从来没有遇见过。不但没见过哪个美国丈夫给太太做饭，而且也没见过其他任何国家的哪个丈夫给太太做饭。就你们中国人例外。”

我疑惑地说：“不对吧？我参加过不少美国人的烧烤聚会，男的掌勺的挺多的呀！再说我看美国饭挺容易做的，往微波炉里一放谁不能干哪？”

她笑了：“烧烤聚会是大家凑热闹，微波炉快餐是临时凑合，这跟平常过日子丈夫正经给太太做饭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说：“是吗？但我实在搞不懂，不都是家务吗？当丈夫的既然别的家务能干，为什么不能给太太做饭？”

她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我丈夫别的家务肯干，就是不肯为我做饭，好像一做饭就多委屈他似的。”

我这才有点回过味儿来。怪不得上次我向擅长做糕点的女同事琳达请教乳酪蛋糕的配方和做法时她的神情那么古怪，活像眼前突然冒出个大熊猫似的，还挺认真地问我是不是在开玩笑。看来这位护士大婶说的不假，肯经常给太太正正规规做饭的美国丈夫大概是不太常见。其实我当时只想着买乳酪蛋糕太不合算了，干嘛不请教请教美国人自己学着做呢？看来是糊里糊涂在人家眼里当了回稀有动物。想到这里便说：“你这么一提我倒好象有点明白过来了。大概有些丈夫干太太干不了的家务就挺自豪，觉得有机会能上一把，但让他们干太太干得了的家务就挺别扭，觉得掉了份了。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

她说：“也许吧。所以我很想知道你们中国太太们究竟有什么诀窍能让丈夫给自己做饭，也好让我闺女学点乖。”

我又傻眼了：“老实说，我还真不知道世界上这么一种诀窍，使上它就能让人心甘情愿去做本来不情愿做的事，除非是魔术和迷幻药。可谁家能老靠着魔术和迷幻药做饭过日子啊？我跟太太是谁先回家谁做饭，大家早做早吃早休息，谁上班太累了谁就少干点，不舒服了就歇着，男女平等，大家都一样。挺简单的思维逻辑，哪有什么诀窍？”

她说：“别的中国家庭也都是这样吗？”

我说：“别人家的情况我说不好，但像我这样两口子都做饭的中国家庭挺平常的，起码我熟悉的中国人好像都见过丈夫下厨房。我想人的心情规律都差不多，两口子如果一个下班回家就闲着啥也不干，专等另一个做饭伺候，要是我也肯定气不打一处来：凭什么我下了那个班累得贼死还得接着上这个班，而你回了家就当甩手大爷专等着吃现成的？那还不得整天吵架呀？”

她说：“昨天我还跟我丈夫争论了半天。我说中国女人真幸福，下了班还能有老公给做饭。他说中国男人才真幸福，一家好几座房子，每座房子外边一个大红灯笼，里边一个太太，而且还能跟所有的太太围着一个桌子吃饭。如果真是丈夫给太太做饭怎么可能做得过来？我说我亲手换药亲眼看见的病人还能有假？他说中国人自己拍的电影还能有假？争来争去谁也说不服谁，正想问问你谁对谁错呢！”

我忍不住笑了，说：“你们俩谁都没说错，但谁都没说全。你丈夫在电影里看到的那种情形是我奶奶那个时代的事，而且还是特别有钱的人家的事，现在早就不那样了。即便在那个时候普通中国人也根本没有那么多房子，没有那么多太太。而且那个时候的女人都是小脚，跟电影里演的不一样。”

她说：“什么小脚？”

我说：“女孩子几岁时母亲用布带子把她们的脚紧紧缠住，缠得脚骨头都断了，从此再也长不大，于是就成了小脚。标准的小脚只有三寸长，叫‘三寸金莲’。”

她吓了一跳，说：“那不等于残废了吗？怎么这么残忍哪？这不是侵犯人权吗？家家都这样吗？”

我说：“这是中国过去的坏风俗，我奶奶她们那一代人以前都是这样，从我妈妈这代开始才渐渐不这样了。那时中国人里最多的汉族差不多家家都这样，越是上流社会人家越彻底。不这样的大概是一些比较穷苦的人家和少数民族。那时候中国女人根本就不算人，哪有什么人权？人权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流行起来的词。”

她说：“即便不讲人权也用不着好端端地把女人脚都弄残废呀！弄成个残疾人怎么工作？连丈夫也不好找啊！当母亲的为什么这么狠心？”

我说：“这可是一言难尽了。你有工夫听吗？”

她说：“今天就剩你一个等着换药了。如果你不介意说的话我倒很想听听。”

我说：“谢谢你的兴趣。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说说，省得你丈夫以为中国人现在还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一人一大堆老婆，而且还个个裹小脚。”

她也笑了，说：“是啊，否则我们俩都弄不清该羡慕中国人什么：是羡慕中国女人可以有丈夫做饭，还是中国羡慕男人可以同时有一大堆太太？你接着说吧，为什么要裹小脚？”

我说：“为了能找丈夫呗。好像是一千多年前的一个中国皇帝专门喜欢脚小的女人，说小脚女人走路摇摇摆摆的样子特别好看。于是皇宫里的女人们纷纷把自己的脚缠小来讨好皇帝。有些文人就写诗把小脚女人站不稳的样子描绘得美得不得了，就这样裹小脚变成了时髦，整个社会都兴起了女人裹小脚风。先是上流社会的人家娶媳妇不是裹了小脚的不要，到后来没裹小脚的女人找丈夫都难了。结果就形成了这么个坏风俗，一传传了一千多年。”

她说：“想不到你们中国古代也有追星族，而且还这么疯狂。”

我说：“是啊，疯狂得可怕，居然让一千多年里的中国女人都成了半残废。每个女孩子裹小脚时都疼得又哭又叫，可自己当了母亲后又亲手弄得自己的女儿也又哭又叫。但为了女儿将来能嫁得出去又不得不这样狠心。其实最坏的是带头把女人小脚当娶媳妇标准的那些‘精英’男人，既不讲法律也不讲人性，光凭一个‘美’字就把这么多妇女变成了残废。说是裹小脚为了美，其实依我看是就好比是给牛穿鼻子马上套，免得自己养的牲口不听话。女人裹了小脚成了残废就哪儿也去不了，只好老老实实在家做饭干家务，男人要她怎样她就只好怎样了。”

她说：“那不也就没办法出去工作挣钱了？”

我说：“那个时候哪有女人出门工作的？女人走出家门被别人看见都是很没身份很丢脸的事。当时骂人很厉害的一句话就是：‘女人家抛头露面，不知羞耻’，意思是说这家男人没本事没家教，居然让自己家的女人跑到社会上来了。至于挣钱，那不是靠工作来挣的。那时的女孩子就是拿来换钱的。男人娶媳妇其实跟花钱买东西差不多：钱多的多买，钱少的少买，没钱的就只好互相换亲：我把女儿嫁给你儿子，换来你女儿嫁给我儿子。所以有的地方穷人流行一句话叫：‘大姑娘不对外，二姑娘论斤卖，三姑娘XX块’。意思是生的第一个女儿要留着‘内部销售’，给自己儿子换亲用；第二个女儿是‘上市商品’，要过秤按斤计价，一斤多少多少，总价多少多少，明码实价，公买公卖；第三个女儿要卖个好价钱，不管高矮胖瘦都一个最高价，不卖到多少多少钱就不干。”

她疑惑地问：“论斤卖，越胖越值钱，那不就不用减肥了？”

我说：“这里说的是穷人家的孩子。中国过去管富人叫‘肉食者’，意思是吃得起肉的人。穷人吃不起肉，只好当‘素食主义者’。穷人家女孩子一年到头没肉没油水的，想长胖都不容易。买家买女人要按斤计价，大概是怕花高价却买了个皮包骨头的。要是现在还论斤卖，恐怕是买家不干，而卖家情愿了。”

她说：“难道女人自己愿意被别人这样卖来卖去的？”

我说：“现代的人当然不愿意了。但那个时候的女人就像美国当年的黑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没办法。整个社会环境就是那样，大家都认为那样才是正当正常，天经地义。就连女孩子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命都是父母给的，父母把自己卖了换钱没什么不对。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精英到普通老百姓，大家都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不算人，一切就应该由男人说了算，叫作‘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就是说，女人没结婚时一切要听爸爸的，结婚后一切要听丈夫的，如果丈夫死了一切要听儿子的。要是没儿子呢？生不出儿子的女人算不得好女人，丈夫有权把她赶走再娶几个。那时理想的女人不仅应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心在家好好伺候丈夫，而且应该对丈夫恭恭敬敬，恭敬到做好了饭不但要用盘子给丈夫端过来，而且端的时候要把盘子举得高高的，高得跟自己眉毛一样齐才算合乎规范，叫做‘举案齐眉’。要是哪个女人不肯‘三从’就不得了，在当时人看来大概就象现在的人看恐怖主义者差不多。那时生为女人就是人生的不幸，所以有人说，‘人生莫做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

她说：“我原来还羡慕中国女人呢，想不到当中国女人这么可怕。那你太太可太幸运了。”

我说：“我一再强调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中国的情况完全不是那样了，那种环境早就没了，习俗也跟着变了，连语言称呼也跟着变了。就拿裹小脚来说吧。我奶奶那个时代中国还有皇帝。那时的女人都裹小脚，如果谁不裹反而不正常，人们会不称呼名字而直接称之为‘X大脚’。我奶奶也是小脚。第一次看见她洗脚时露出小脚的样子把我吓坏了，以后一见她洗脚就躲得远远的。我妈妈的时代中国没有了皇帝，裹小脚在城市不时兴了，但在农村仍然流行。于是就有了‘女人’和‘小脚女人’两种称呼。我妈妈比较幸运，没当上‘小脚女人’。到我这一代有小脚的女人差不多都是上了年纪的，所以人们只说‘小脚老太太’，不再说‘小脚女人’。现在在中国可能连‘小脚老太太’都见不着了，‘小脚’这个词变成了历史名词。年轻一代如果不看历史不读书大概就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曾有女人裹小脚这么一回事。对女人称呼的变化都这么大，习俗也一样。有什么样的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习俗。如果我是在我奶奶那个时代的环境中长大的，我想我不会比那个时代的男人好到哪里去，大概不会给太太做饭，反而会欺负老婆，会要求太太对我毕恭毕敬。但我生长的时代跟我奶奶那个时代完全不一样。我奶奶生长的个时代兴的是男女不平等，我生长的时代兴的是男女平等。时代不一样，所养成的习惯自然不一样。跟我同时代长大的人象我这样肯跟太太一起做饭的男人很多，并不是只有我与众不同。”

她说：“从你奶奶到你只有三代人，怎么中国的风俗变化得这么大？”

我说：“因为中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妇女解放运动，比你们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更早更彻底。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上个世纪60年代，而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开始了，非常彻底，把几千年的老传统全颠覆了，严禁歧视妇女、买卖婚姻。女的社会地位从“三从四德”变成了“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做到的，女同志一样能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有些人甚至说，如今妇女顶了大半边天——比如中国妇女拿到了排球世界冠军，男子就拿不到。既然女的比男的更能干，那女的地位自然低不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中国如今是‘阴盛阳衰’、‘女尊男卑’，如今中国的‘模范丈夫’是‘工资全交，家务全包，（太太）说话全听’。中国女人在家里的地位别说你们美国人，连有些中国人都难以想象——有个台湾著名女作家写了篇文章‘啊，上海男人’，惊叹上海女人太幸福了，因为家务全由男人做，而女人则去打牌。”

她说：“我的天，我可真希望当个中国女人。简直难以相信，你们奶奶辈还裹小脚，到你们这辈就可以让丈夫做饭，自己去打牌了。这变化太大了。”

我说：“跟中国相比，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其实没多少干货。比如如今中国女的结婚都不改姓，而你们美国妇女结婚就得改成丈夫的姓，直到闹起妇女解放运动才开始不这样，是不是？”

她说：“是。不过这样激进的女的不多，一般人还是改姓。希拉里一直不肯改姓，但克林顿要竞选了她就不得不改了，不然要丢选票。”

我说：“中国过去女的结婚也都得改姓，不过是把丈夫的姓加在自己名字前面。有的女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名字就是丈夫的姓加自己父亲的姓，然后再加上个“氏”字，比如父亲姓王，丈夫姓刘，这个女的就叫‘刘王氏’。所以过去一看名字就知道结婚没有。如今不行了，从名字上看不出中国女的结婚没有，因为女的结婚都不改名字，除非来自台湾香港。”

她说：“看来你们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很彻底。”

我说：“这在美国反而给我带来了麻烦。因为我太太没改姓，所以老有人问我们是不是还没结婚。有几次碰上比较严格的保险公司看到我们俩登记表上的姓不同，就特别要看我们的结婚证。有一次我太太去看病，医院在保险名单上查不到她的名字，说她没买保险，不能报销，弄得她莫名其妙。最后才发现是保险公司自动在她的名字之后加上了我的姓，费了好大劲才说清楚。而我学编数据库时一开始都没考虑到美国女的结婚要改名的情况，忘了给‘曾用名’留地方。后来知道了，又以为留五个名字的地方也该够了。没想到教授说他知道的记录是22个——一个女的结婚离婚再结婚22次，每次都改姓。这样的情况简直能把程序员气疯，连计算机都要发疯。”

她笑了，说：“如果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像你们中国那么彻底，这些麻烦就全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