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名正言顺”，因此，究名实往往是第一步的工作。本文要讨论的“工人阶级”究竟说的是谁，是马克思意义上的近代产业工人么?我读中共早期文件时，发现他们面对“工人阶级”时，也是闪烁不定。一方面是能与欧洲工人运动接轨的“铁路工会”“冶金工会”“海员工会”，另一方面是从工不工农不农的“手工业工人”。前者虽然条条达标，但规模可怜——中国当时的海轮就没几艘，海员工会又能凑多少人?后者按马克思主义的定义虽然缺斤短两，但毕竟人多势众。当代的“工人阶级”也会让人产生类似的纠结。例如农民工，农闲在城里，农忙回乡下，今天盖楼，明天看门，后天流浪，实在是游移不定。所以，在很多年人的心目中，他们算不算“工人”是成问题的。因此，在讨论“中国当代的工人阶级”时，需要有道墙，只是墙别太高了，以方便腿儿长的进进出出。

　　近代中国产业工人的崛起

　　中国古代的商业经济相对发达，有些产业具有相当的规模。例如盐业就可以说是个支柱产业。200多年前，据当时一位县太爷的观察，在盐场运水的挑夫就数以万计。不过，关于这些工场的工人生活，历代似乎并未留下太多的记录。即使是在毛时代以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相当繁荣，工人阶级状况也不在聚光灯下。吸引学者尤其是大众兴趣的，还是资本家阶级的“徽商”“晋商”之流，即这个时代人人都想成为的那类人的鼻祖。

　　西方资本主义从19世纪开始向中国的扩张，不但造就了中国革命，也造就了近代产业工人阶级。近代产业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很有意思。在中国革命的初期，“工人阶级”基本上就像苏联飞机撒下的一张传单，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拿着传单上的画像按图索骥，寻找据说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工人阶级”。这个阶级中国确实有，但由于规模太小，在中国近代的大舞台上基本上属于那种没两句台词的演员。但既然苏俄道路上“工人阶级”一马当先走在头里，中国革命也只好将工人阶级奉为领导阶级。中共早期的骨干或实干人物如毛泽东、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等人于是跑铁路的跑铁路，下煤矿的下煤矿，又是组织工会，又是发动罢工。在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中，他们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在随后的“四一二政变”中，蒋介石的部队轻易解除了工人的武装，还砍了许多共产党员的脑袋。这是中共的第一次重大挫败。挫败之后，一些中共领袖紧紧攥着那张俄国传单不放，对工业化的城市恋恋不舍，继续在大城市里开会、串联，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罢工，发动起义，以及东躲西藏。而另一些中共领袖如毛泽东等则转变了思路，虽然他们嘴上须臾不离“工人阶级”，但脚却走向了广阔无际的农村，把农民当成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实事求是地说，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或主要依靠的力量并非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的壮大

　　虽然中国革命的成功靠的不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真正壮大却靠的是中国革命的成功。这个革命启动了大规模的工业化，作为现代化核心内容的工业化的主体，工人阶级在社会生活中地位显赫。显赫的地位落实在以下方面。第一，在物质利益上，国营企业职工享受了和官僚群体差不多的保障，也就是说工厂不会倒闭，工人不会失业，看病有本，理发有票⋯⋯虽然名义上“工农”像连体婴似的形影不离，农民就享受不到这些。第二，在生产关系中，由于企业的国家或集体所有制，职工和管理者之间并不存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都是给国家干”的感觉缩短了二者在等级制中的距离。工人和管理者收入上的差距有，但跟今天一比，几乎就是没有。第三，中国的文化馆系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向工人普及文化艺术，经常组织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辅导工人中的文艺爱好者。可以想象，当一个工人哼着《卡门》中的咏叹调换工作服时，他对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第四，工人的身份在入团、入党、升学、就业等人生重要关口，都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例如入伍这个毛时代社会流动的黄金渠道，“出身不好”的子女是进不去的。最后，符号上，毛时代可谓钩以工人，凿以工人，一切宣传机器，都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符号上的最高礼遇，肯定是可以兑换其他实际好处的。不过有个兑换率，肯定是以多换少。举个例子，那个年代的女子嫁人——我一直把女性的择偶标准看做社会实际价值观的最便捷指标——工人并不是首选，而是排在大学生、军人、干部之后。

　　文革中有一个著名的口号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听着很唬人，好像国家大事真由他们说了算。其实在毛时代，除了官僚阶级，文革前的旧官僚也好，文革中的新官僚也罢，中国没有任何别的阶级是领导阶级。可以说，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的地位，真的比现在高，但真的不如现在一些人想得那么高。

　　品尝改革的苦涩

　　后毛时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当代”，在最初岁月里，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是相当不错的。他们的心情也比较轻松。最初改革所释放的自由，他们尝到了甜头。

　　当时的改革在“增量”上做文章，即让一些人更富而不是让任何人更穷，让一些人上去而不是让任何人下去。但社会关系也是相对的，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迅速蹿升的知识阶级在下跌。我上世纪80年代中结婚，妻子在企业工作。她的收入差不多是我在社科院收入的两倍。她曾笑问我是否感觉不适。我真的没感到任何不适，因为作为一个小知识分子，我的经济地位虽是她的一半，社会地位很可能是她的两倍。当时挣钱最多的，多是被人看不起的个体户即最初的民间资产阶级。在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排行榜上，“科学”这时成了“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升格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对这次提升又满意又不满意：共产党的好意他们当然明白，但“工人阶级”的“前进帽”谁还稀罕戴呢?总之，他们是觉得，把自己搁工人阶级里面，太让工人阶级占便宜了。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部分工人开始尝到改革的苦涩。纺织行业最先沦为“夕阳产业”，大面积经历了关停并转。我的在袜厂工作了二十年、将近四十岁的大姐也在“下岗”之列。她很快就被亲戚介绍给从前的徒弟，在人家开的一个私人小公司里做雇员，收入比原来要多。然而，成为亲戚的徒弟的下属，这在她多少有点社会地位上的难堪。最早的下岗工人有相当比例不愿到私营部门再就业，想必与毛时代的企业职工身份以及自尊感有一定关系。我们家人，具体说也就是我和父亲这两位知识分子，当时虽然都为她的下岗感到难过，但同时又觉得这是中国改革需要付出的正当代价。

　　上世纪90年代到两千年初，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在“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企业重组”的喧嚣声中，企业大规模倒闭，工人大规模下岗。往往一个国营企业倒闭的同时，一个生产同类产品的私营企业便转世灵童般诞生，而老板则不是原来的书记厂长就是销售科长。可以说，书记变老板，是中国改革的根本机制和主要动力之一。

　　在书记变老板的过程中，主流知识精英提供了一系列不但生动还特别生理的理论支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张维迎教授的“吐痰”理论，其灵感来自饭馆里的一种乞讨行为：好好一桌酒席，被乞丐吐了口痰，败兴的客人离席而去，乞丐便成了接收大员。国有企业就相当于这样一桌酒席，书记厂长先要想办法把它搞得声誉扫地，资不抵债(这事谁都会)，然后政府便依照张教授的另一个“冰棍理论”——反正吃也化，不吃放那儿也得化，还不如送个人情——把企业几乎白送给书记厂长们去慢慢嘬。

　　书记厂长出身的老板把设备、厂房、土地嘬进肚里，几口就把自己嘬到了中国财富金字塔的塔尖上;他们把工人吐了出来，吐向刚刚开工的社会保障体系。我曾创作过一部表现主义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描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各类人群命运的起伏升沉，对这一时期的工人有段描述：

　　工人一：咱也闹不清国外是不是真那样：四十不到就让回家，咱也闹不清铁饭碗是不是真该砸，反正我跟小孩他妈二十年来就没请过事假。

　　工人二：咱也闹不清那什么“现代企业制度”到底啥意思，厂子被他们几个搞垮，一转脸儿又成他们几个的啦!

　　工人三：这一辈子的饭碗说砸就砸了，这一万来块钱儿工龄买断费说光就光了，这一身毛病说来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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