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E提案:人大代表团——增加工农兵 减少官学商
作者:云淡水暖 来源:红色文化网 日期:2013-05-02 点击:
两会E提案:人大代表团——增加工农兵 减少官学商
云淡水暖
本届人大即将届满,人大代表即将换届,有一个问题很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和落实,就是人大代表团的组成成分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元素,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应该是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原则,为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在代表的组成上,应该不折不扣地得到体现。
但是,现实的情况与以上基本的原则是有差异的:
第一,历史地看,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工农比例为54%。而到了十届人大,工农兵只占27%,工农比例从五届的54%降到十届的19%。而且,在所谓的“工农”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待商榷。
根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第十一届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名,农民8名,分别比上届多3名和4名”,就是说在湖南,第十届人大中,工人代表为零,农民代表为4。
根据《南京晨报》报道,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组成也有相同“基层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显著上升。工人58名,占7.2%,上届工人代表比例是3.4%;农民46名,占5.7%,上届农民代表比例为2.6%。特别是新一届代表中产生了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农民工代表———张家港普坤纺织公司的宿迁打工妹潘金凤。”
可以看出,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人数,在一个省的代表团中仅为个位数,这与工农劳动群体占人口的90%的比例是极不相符的。
第二,《广州日报》报道,近年来,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代表数量可以用“激增”来形容,民营企业家大量当选人大代表,占广州市十一届人大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两届人大下来,“企业家”们的比例增加了差不多8倍,而代表的人数是有限的,官员的人数基本是“刚性”的,“企业家”代表激增,必然挤压其他阶层代表的比例,说穿了,就是挤占了工农劳动阶层代表的比例。
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闻晓明、范宇红提交的论文称,受经济利益驱动,民营企业家中的不少代表在各种重要会议上,利用其代表职务为自己的集团利益代言,难以监管。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就非常关注,积极参与,有的还出钱出力;与己无关的,则不太关心,也不太积极参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指出,少数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是代表人民利益。(广州日报)
第三,在人大代表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偏多,比如,第十一届人大,江苏“党委系统51名,占6.4%;人大系统44名,占5.5%;政府系统180名,占22.5%。”,党政部门代表的比例达34.8%。(南京晨报)。
这样的代表比例现状,弊端是显然的:
首先,官员过多并不太利于人大立法、监督的功能的发挥,官员是执行者和被监督者,但有来充当立法者和监督者,降低了人大的有效性。还有,在人大的小组讨论会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某个省的书记、省长,他们侃侃而谈,如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做形势报告,然后镜头一转,扫过前排沙发上的面孔,又往往是底下各地区、市的书记、专员、市长若干,正襟危坐,给人的印象,倒不是在开人代会。而是在开某省的省市干部大会。这样,不利于党政官员听取底层的意见。
其次,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高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处于社会顶层的社会精英在代表中比例过大,工农在代表人数上处于弱势。每个阶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本阶层的利益和立场说话,为普通工农说话的声音就小了。比如,前两年宣布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险接轨的时候,代表团中的高校、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们立马咆哮起来,但几千万工人下岗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很微弱。
综上,请审议在下届人大换届时,把大幅度增加普通工农代表的比例作为一个方向,当然,代表名额是有限的,增加工农的数量,就会减少其他人的数量。那么,把官员基本请走,作为旁听和受质询的对象,其他社会阶层按社会人口比例限定其名额,也即是,把工农兵请进来,把管学商请出去。这样的代表构成,与党章宪法相符,于社会公平有利。
云淡水暖
本届人大即将届满,人大代表即将换届,有一个问题很有必要提出来讨论和落实,就是人大代表团的组成成分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元素,工农联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这应该是组成代表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基本原则,为体现这一基本原则,在代表的组成上,应该不折不扣地得到体现。
但是,现实的情况与以上基本的原则是有差异的:
第一,历史地看,1975年四届人大,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工人占28.2%,农民占22.9%。1978年五届人大,代表有三千四百五十六人,工农比例为54%。而到了十届人大,工农兵只占27%,工农比例从五届的54%降到十届的19%。而且,在所谓的“工农”当中,有多少是“来自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有待商榷。
根据《长沙晚报》报道,湖南省第十一届118名全国人大代表中,“一线工人3名,农民8名,分别比上届多3名和4名”,就是说在湖南,第十届人大中,工人代表为零,农民代表为4。
根据《南京晨报》报道,江苏省第十一届人大代表组成也有相同“基层工人农民代表比例显著上升。工人58名,占7.2%,上届工人代表比例是3.4%;农民46名,占5.7%,上届农民代表比例为2.6%。特别是新一届代表中产生了第一名、也是唯一一名农民工代表———张家港普坤纺织公司的宿迁打工妹潘金凤。”
可以看出,一线工人,农民代表的人数,在一个省的代表团中仅为个位数,这与工农劳动群体占人口的90%的比例是极不相符的。
第二,《广州日报》报道,近年来,民营企业家(资本家)的代表数量可以用“激增”来形容,民营企业家大量当选人大代表,占广州市十一届人大比例是9.6%,比上届增长了140%,比前一届增长了860%。两届人大下来,“企业家”们的比例增加了差不多8倍,而代表的人数是有限的,官员的人数基本是“刚性”的,“企业家”代表激增,必然挤压其他阶层代表的比例,说穿了,就是挤占了工农劳动阶层代表的比例。
根据广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闻晓明、范宇红提交的论文称,受经济利益驱动,民营企业家中的不少代表在各种重要会议上,利用其代表职务为自己的集团利益代言,难以监管。对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的各种会议和活动,涉及他们自身利益的,就非常关注,积极参与,有的还出钱出力;与己无关的,则不太关心,也不太积极参与。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代理主任郑国强指出,少数新的社会阶层代表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而不是代表人民利益。(广州日报)
第三,在人大代表中,各级官员的比例也偏多,比如,第十一届人大,江苏“党委系统51名,占6.4%;人大系统44名,占5.5%;政府系统180名,占22.5%。”,党政部门代表的比例达34.8%。(南京晨报)。
这样的代表比例现状,弊端是显然的:
首先,官员过多并不太利于人大立法、监督的功能的发挥,官员是执行者和被监督者,但有来充当立法者和监督者,降低了人大的有效性。还有,在人大的小组讨论会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某个省的书记、省长,他们侃侃而谈,如同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做形势报告,然后镜头一转,扫过前排沙发上的面孔,又往往是底下各地区、市的书记、专员、市长若干,正襟危坐,给人的印象,倒不是在开人代会。而是在开某省的省市干部大会。这样,不利于党政官员听取底层的意见。
其次,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高管、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处于社会顶层的社会精英在代表中比例过大,工农在代表人数上处于弱势。每个阶层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本阶层的利益和立场说话,为普通工农说话的声音就小了。比如,前两年宣布事业单位退休制度改革,与社会保险接轨的时候,代表团中的高校、科研单位的教授、专家们立马咆哮起来,但几千万工人下岗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很微弱。
综上,请审议在下届人大换届时,把大幅度增加普通工农代表的比例作为一个方向,当然,代表名额是有限的,增加工农的数量,就会减少其他人的数量。那么,把官员基本请走,作为旁听和受质询的对象,其他社会阶层按社会人口比例限定其名额,也即是,把工农兵请进来,把管学商请出去。这样的代表构成,与党章宪法相符,于社会公平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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