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底，王彬彬同时在《文艺研究》与《南方周末》刊发文章，指控汪晖涉嫌抄袭。7月初，Isaiah指控朱学勤涉嫌抄袭。很多人不得不承认，这两起事件涉及派系斗争。

    鉴于派系斗争的复杂局面，两人所在的大学和毕业单位，至今均没有像对待其他的涉嫌抄袭事件，对二人展开调查。这些单位清楚，任何调查结果恐怕都难以服众。不调查，另一方不满；调查吧，调查结果也不会令对方信服。这是两难。而且，连界定抄袭的标准，中国学术界至今都没有系统的出版指南，只有所谓“引用他人必须注明来源”等笼统的说辞。除了大篇幅剽窃容易界定外，如何界定有争议的涉嫌抄袭之处，更没有标准。

    对于汪朱事件，笔者曾认为“上世纪的学术规范问题，不是某一、两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知识界的问题，对汪朱二人不必穷追猛打”。既然两起事件涉及派系斗争，如果要调查，最好的办法，是由教育部牵头，召集两人所涉及的单位，组成一个团队，对两人的问题以同样的标准进行对比调查。这也避免了两套人马、两个标准的不公平问题。而且，鉴于两人的作品都是20年前的成果，鉴于当时没有系统的标准，对两人的判定标准只宜从宽。这应该算最公平。

    对两人的调查范围，由于事件源于王彬彬对汪晖博士论文的指控、Isaiah对朱学勤博士论文的指控，为了避免两派互斗扩大化，应该集中在两人的博士论文上。对于取证的时间范围，也应该公平，比如集中在王彬彬和Isaiah当初的指控证据，或者集中在事发后一个月或三个月内的证据。例如，汪晖事件发生在3月底，可以将对其指控证据限定至4月底（一个月内的证据）；朱学勤事件发生在7月初，可以将对其指控证据限定至8月初（一个月内的证据）。这样，对两者的调查，对两派的人来说，都公平。否则，无休止的扩大化，搞个人大批判，也就变味了。

    这两起事件，给学术界造成了严重分裂，也给未来解决类似问题造成了障碍。鉴于此，反思如何处理类似学术争议是非常必要的。作为学术刊物，当某作者发文指控他人时，编辑必须将该文发表前交给被指控方，给一定的时间让对方答辩，一并登出来，供读者判别是非。这是学术刊物对类似问题的一贯做法。汪晖在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时透露，当《文艺研究》编辑部有人告知，指控他的文章即将发表时，汪曾要求该杂志主编同时刊出他的答辩文章，但遭到了拒绝。这说明，作为国家级核心刊物的《文艺研究》，在处理此类严肃指控时不够专业。如果《文艺研究》秉持公平，给被指控者辩护的机会，也可以让双方在学术范围内严肃地讨论和对话。

    对于在媒体上指控他人的，也应有准备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王彬彬3月25日刊发在《南方周末》的指控文章，舒炜、钟彪、魏行、姚鲁、陈青对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认为：其故意隐瞒汪晖原文的注释和上下文，涉嫌故意误导读者，造成抄袭形成的媒体效应，对当事人的名誉已造成损害。没有3月25日的这篇文章，汪晖事件也无从谈起。从公民个人权利保护这一基本理念出发，汪晖就此至王彬彬法律函，合理合法。即便王彬彬指控汪晖的其他任何证据成立，也推脱不掉其3月25日该文的法律责任。同理，如果朱学勤认为Isaiah等对其涉嫌抄袭的指控失实，对其名誉造成了伤害，也可以对报道此事的《东方早报》连同Isaiah发律师函，或将其告上法庭。

    既然这两起事件涉及派系斗争，笔者以为，作为主持客观报道的媒体，对汪朱事件，要持公平的态度。不要只报道指控的证据，更应报道替其辩护的证据；不要只把焦点集中在某一人身上，而应同时关注两人；不要只集中在其表态上，而更应对比两者谁的抄袭篇幅、抄袭性质更严重。唯有如此，才不致丧失新闻媒体最起码的公信力。

附文：主流媒体在对待汪晖和朱学勤的事情上表现得很阴暗

微信扫一扫，进入读者交流群

献一朵花： 鲜花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