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民工与美国华工

刘仰

    近日接触到一个很不幸的事情。河南南阳农民院建才18岁时到北京打工，在通州区的一家建材公司做装卸工。他在这家公司干了5年，但是，始终没有签订劳动合同。2007年，院建才在北京市丰台区遭遇车祸，当时他在负责装卸的车上，属于工作时间，院建才不幸死亡。院建才死亡之前，患有精神病的妻子刚刚走失，家里留下一个无人照看的儿子。
    院建才的哥哥院建堂当时在广州当厨师，月收入1500元。得知弟弟的噩耗，院建堂来到北京，他想办完两件事情，一是向肇事司机索要赔偿，二是向弟弟原先工作的建材公司要求赔偿或抚恤金。院建堂说“人没了，总不能白没吧。我弟弟为现在这个老板干了整整五年多。五年，就算是养个小动物也得有点感情吧？看在这个情份上也该补偿一下未成年的孩子吧？”院建堂认为办成这两件事情并不复杂，他希望办完这两件事情后，为小侄子留一笔抚养费，他就可以继续回广东上班。但是，他想得太简单了。
    不与农民工签署劳动合同的现象很普遍，这也是近年来向美国学习的一个成果。有工会的企业被美国资本家看成是负担，一些新型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以销售、推销为主的企业，都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而且是合法的。世界500强企业沃尔玛对待员工的恶劣态度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资本家逃避对员工责任还有一个新方法就是加盟连锁，总部只出售经营模式和规范，与各个加盟店的员工没有劳动合同关系。类似这种逃避责任的做法也传到了中国。而且，为了吸引外资，很多地方政府在劳动安全、劳动保障和因工伤亡的赔偿问题上，都偏袒外国资方。这种方式也从外资、合资企业延伸到国内私营企业。
    因此，院建堂要为弟弟拿到赔偿，首先要证明弟弟与那家建材公司有劳动关系。光是这一件事情，院建堂就花了一年的时间。为此，他失去了广州的工作。证明了有劳动关系后，又过了半年，院建才的死亡被认定为工伤死亡。院建堂以为事情可以了结了，但是，按照劳动仲裁委员会的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在收到工伤认定书后，如果对认定书有意见，可以有60天时间，提出行政诉讼。如果超出60天，用人单位没有提出行政诉讼，劳动仲裁委员会才可以立案。60天之后，院建才原来工作的企业没有就工伤认定提出行政诉讼，劳动仲裁委员会才正式立案。但是，院建堂此时得知，弟弟原先工作的企业已经注销了，也就是说，在法律允许的60天时间里，企业自杀了。劳动仲裁委员会便不能发生作用了，立案也是白立。院建堂没有办法，只好到法院起诉原企业的老板。而就在这时，院建堂听说，原企业老板要离婚，要把财产全部留给妻子和孩子，财产转移之后，自己名下将没有任何财产。目前，院建堂正在为此事而苦恼。
    为了给死去的弟弟打官司，院建堂失去广州的工作后，在北京通州找了一个小区保安的工作。白天为弟弟打官司，晚上在小区巡逻。两年来，院建堂唯一的一双皮鞋已经穿烂了，但是，他没钱再买一双，连被褥都是别人送的。院建堂不高的收入，除了睡觉吃饭，其他都花在了交通费、材料费、电话费上，各种各样的公交车票装了半个麻袋。院建堂算了一下，两年内，他自己失去工作，加上开销，共损失5万3千多元。他不知道，即使法院判决下来，得到赔偿，能否收回自己的这个法律成本？还能给小侄子留下多少钱？
    很多人经常高喊要健全法制，这个话从大道理上说，没错。但是，我们听那些人说话的时候，除了大道理之外，还要听弦外之音。有一个道理是很明显的：如果是有钱人这么说，或者是有钱人的帮闲文人这么说，健全法制大致都是使法律复杂化、繁琐化。造成的结果是，有钱人可以在法律成本上（包括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拖垮穷人。即便某一个穷人没有被拖垮，最终也赔偿了，但是，艰难而昂贵的法律必然使得其他受侵害的穷人，对于法律望而生畏。深圳曾经有一个替民工维权的律师周立太（现已回到重庆），对此深有感触，也深受此苦。周立太本人替民工打官司也是要成本的，原先周立太还可以按“风险诉讼”的方式，从得到的赔偿款里按比例获得自己的成本和报酬。但是，后来，“风险诉讼”的方式不被允许，周立太为民工打官司的事情无法继续，他没有钱倒贴，只好为民工做一点免费的法律咨询。自从把吸引外资当作头等大事以来，对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轻视，已经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从本质上说，这是外国资本家最欢迎的一件事，也是迎合外国资本家的结果。虽然各种各样的法律已经很多，但是，法律成本的高昂，使得这些法律更有利于有钱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由于金钱的介入，常常只是一句空话。
    农民工院建堂、院建才兄弟的遭遇，让我想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美国。100多年前，美国很多城市发生针对华工的惨案，在美国辛勤工作的华工，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打伤，还有大量财物被抢被毁。我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有一段简单讲述了这个问题。书中有这样一段话：“当中国政府向美国提出交涉时，美国丝毫不提人权，一会儿说，联邦政府管不了州政府；一会儿说，地方警局没有接到迫害华人的报告；一会儿说，法院大门永远敞开，华人有不满或委屈，可以上美国法院。”（引自《中国没有榜样》第95页）。在《中国没有榜样》一书中，对此问题没有展开，在此，借着北京农民工维权的事情，多说几句。
    1880年，美国丹佛市发生针对华工的暴动案，一千余名白人聚集起来，打死一名华人，并恣意焚掠，华人财产损失5万美元以上。当时清朝政府驻美国的公使陈兰彬在接到丹佛案件的报告后，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抗议，要求赔偿华工的损失，惩办凶手，并对其他华工实施必要的保护。当时的美国国务卿伊瓦兹（William Evarts）在1880年12月30日答复中国公使说，美国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都感到愤怒，但是，他说，美国政府对于地方政府和个人的行为不负有责任。历史上，中国驻美公使就“丹佛案件”向美国政府发出的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美国政府发出的严重抗议，但毫无结果。此后，美国排华行为越演越烈。
    其中最严重的事件发生于1885年的岩泉城（Rock Springs），一个浪漫而美丽的名字。当时白人矿工要罢工，华工不愿参加白人矿工的罢工活动，于是，白人矿工便向华工实施野蛮攻击，造成华工28人死亡，15人重伤，财产损失14万多美元。美国当地政府对此次大屠杀完全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事后审讯，在法庭上也走过场，结论是“不能判断何人有罪”。当时中国驻美公使已换成郑藻如，他向美国政府发出最强硬的一次照会。因岩泉城当时受美国政府直接管辖，美国政府无法再像丹佛案件那样，把责任推到地方政府头上。1886年2月18日，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拜亚德（Thomas Bayard）有了答复，仍坚持美国政府不复有责任，也拒绝由美国政府赔偿华工损失。这位美国国务卿在答复中说，华人的个人财产损失，可以到美国的法院，向当事人提出起诉。最后，有美国总统允许“特例”，赔偿了华工14万7千美元。
    此后，美国排华事件日益频繁，而美国政府的答复无非是冷冰冰的法律语言：美国政府无权干涉地方政府；或者是“法院之门大开，无论美人或华人均可自行申请法律裁决。”对于美国的法律，当时的华人如果相信它，真的去打官司，结果大概会同北京的农民工院建堂一样，一拖数年，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满清政府派华工到美国，是基于中美之间的国家条约，然而，1888年，美国参众两院批准了《史科迪法案》，绝对彻底禁止所有华工赴美。这个美国的国内法与中美之间的相关条约是抵触的，在美中国人不得不花钱聘请律师，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然而，美国法院的裁决，无非是推诿敷衍。到1892年，美国再通过法案，驱逐留美华工。
    很多人都把美国当成是法制健全的典范，动不动就拿美国做例子来批评别人。本文所举的这两个例子，只想说明，法律不是万能的，健全法制也不是灵丹妙药，在金钱原则和利益原则的指导下，再健全的法律也完全可能是不公平的法律。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法律不属于穷人。前几天，杭州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开跑车撞死了行人，网上议论纷纷，有一种论调说，这个肇事者的父亲对于当地经济有很大的贡献，是否应该“将功折罪”？这种论调正是金钱至上的心态在法律中的反映。这种现象在美国并不少见，例如美国的汤普森杀妻案，人们不禁要问，如果不是汤普森有钱，结果会是这样吗？再如美国某漂亮女明星，因偷东西被起诉，官司打了很久，花了很多钱，最终判决该女明星到社区做了几天义工。如果没有钱，会是这个结果吗？
    我认为，如果中国处处向美国学，穷人打不起官司的现象将日益严重，法律再健全，在贫富差距像美国一样日益加大的情况下，法律对于穷人将愈来愈没有意义。好在中国目前有政府制定的法律援助的制度。像前文提到的院建堂，如果没有法律援助，他可能连法院的大门都找不到，更别说运用法律武器了。但是，据法律援助中心说，他们在院建堂这个案子上，直接花费的成本已经超过7千元。按照法律援助的有关规定，每个案子只有800元补贴，因此，如果这种案子太多，援助中心也将难以为继。如果说法律援助中心可以接受赞助，那么，哪个企业家会愿意赞助专门和自己作对的法律援助中心？或者说，如果法律援助中心接受了某企业家的赞助，在接到与这个企业家有关的案子时，它还会客观公正吗？如果说国家应该加大给援助中心的拨款，那么，把这个钱用于前端保护员工利益，而不是偏袒企业主，不是更加事半功倍吗？何必要前后政策自相矛盾呢？
    然而，我们却看到，中国推出新的《劳动法》，在保护员工利益上比过去有所改进，却遭到很多企业家、专家、学者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无一例外都来自对美国的鹦鹉学舌：照顾员工太多，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当企业都是私营企业时，这种论调是在为谁说话，就很明显了。所以，我们也就能够理解美国博士会拐弯抹角地说，穷人都是活该。很多道貌岸然的理论，听起来很动听，如果我们不对其本质有更多的了解，往往受了骗，受了害，也不知道症结在哪里。至少，美国昂贵的法律，不能成为中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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