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随笔（五则）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家》编辑部）

按：闲来看书，读到有趣之处，不免心生感慨，随手写下，天长日久，便积累了一堆。近日检点一番，觉得还有点意思。于是择其一二发表，以助茶余饭后之消化。

                     蔡元培的“三不主义”

近读《冯友兰自述》，其中说到蔡元培“从德国回来的时候，立了三个原则，以约束自己。这三个原则是：一不做官，二不纳妾，三不打麻将。当时称为‘三不主义’。”（冯友兰：《冯友兰自述》，《读者》2005年第8期）圣贤如蔡元培者居然也要立“三不主义”来约束自己，那时的社会风气可见一斑。

忽然想到，“一要做官跑官，二要泡妞包二奶，三要打麻将斗地主”，这“三要主义”不就是今天某些官场的真实写照吗？难怪蔡元培的“三不主义”令我颇觉眼熟，似曾相识。历史如此相似乃尔，真是“夫复何言”，“夫复何言”那！

何止是民国，读历史，方知道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有公开的卖官粥爵（好像始于汉代？），并绵延了两千年之久。我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从我记事以后，就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真正消灭了卖官粥爵。然而近读报载：甘肃正宁县规定，“投资200万元以上，年纳税15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法人代表，经组织人事部门考察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副科级待遇，发给副科四档基本工资，或安排企业法人代表的1名年龄、学历等条件符合规定的子女在行政事业单位工作。”政策规定，随着投资额和纳税额的增加，享受的“政治待遇”（就是官帽）也将随之提高。（《正宁县公然鼓励老板投资“买官”》，《文摘报》2005年7月21-23日）。

在自称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大地上，地方政府居然“公然鼓励”买官，我真有“不知今日何世，不知今昔何年”的感觉。唉！

不准放《国际歌》？

在网上（《凯迪-猫眼看人》2005-3-29）看见一条帖子说：16大后有关方面规定不得再放《国际歌》。我半信半疑，总觉得此帖有给我党抹黑的嫌疑。但仔细想想，好象很久没有在公开场合听到《国际歌》了。

“不想放”是一回事，“不准放”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是因为“不准放”而久违了《国际歌》，我就只有无言了：共产党不准放《国际歌》，就如同中国人不准说中国话一样，真是咄咄怪事！

据该帖云：之所以不准放《国际歌》，恐怕是担心《国际歌》具有很大的“鼓动性”。我想这个说法倒是有些可信的，比如我，一听《国际歌》就眼睛湿润、热血沸腾。鼓动谁？看看今日两极分化、腐败公行的现实，有人居然害怕《国际歌》，说明欧仁•鲍迪埃1871年写的这首被压迫人民的歌曲是多么地有力量！

近闻中央在多个重要场合再放《国际歌》，我深感欣慰：这才是共产党的本色嘛！

历史惊人相似

古希腊的先贤曾云：“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不幸的是，历史总要顽强地执著地重复地上演同一幕戏剧。

比如，听说夏衍的《包身工》被清除出了中学教材范文之列——不知是远离时代还是有隐射现实之嫌。看看今日的“打工妹”，我真的惊叹历史何其相似！

再比如，在这与时俱进的新时代，打一个盹儿的功夫，保安就像浇了大粪的庄稼，满世界都是。你知道这保安在旧社会叫什么吗？告诉你吧：不叫保安，叫狗腿子。

百无一用是书生

近年以来，和谐社会、利益均衡几乎成了时代口号。于是想起了1998年我在《哲学研究》发表的《论当前改革中的利益失衡》，对中国社会严重的利益失衡发出了强烈的，然而却是孤独的警告，当时并未引起什么注意。为什么5年以后，能否“和谐”成了重大的“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或者是时代的呼声）？对我而言，这样的“不幸言中”，究竟是欣还是悲呢？

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看来它既不会为了个人的忧虑就提前预支，也不会因主流话语的沉默就随风而逝，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历史规律就像云雾中的龙，若隐若现。神龙见首不见尾，能在见首时看见尾者，是谓欣慰乎？

年轻的时候毕竟血气方刚，总觉得自己能够“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随着马齿徒长，方才发现“百无一用是书生”：你以为你是谁，其实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于是，每当面对自己的不被世人所理解的预见不幸成为事实，不免深感孤独和沮丧。在历史规律面前的无可奈何，终于明白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者，是谓悲哀乎？

什么是流氓？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黎阳用这句话来形容“主流精英”的嘴脸（黎阳：《时代与人才》），真是入木三分。

在下不才，忝列学者行列，感同身受，见过不少这类流氓。遗憾的是，如今的大学教授、专家，能够呼风唤雨者，或能被称为“著名XXX家”的，有不少就是这等货色。至于“与时俱进”的贪官污吏，我就懒得去说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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