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知与带路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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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知
引言
“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这两年还是比较火热的。他出现在了很多人曾经混乱的头衔上。不管你之前是搞经济的,当律师的,研究历史的,写小说的,搞科学的,或是弄媒体的……公知就是一个大筐子。不管你原来是做什么的,都可以装到这个框子里面去……
“公知”是好还是坏。他们现在是如日中天还是烂大街。这个并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
谁是公知,他们有没有资格当“公知”,更是一个等而下的问题……
今天想在这里探讨的是----什么是“公知”以及“公知”有无存在的合理性?
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对于这个其实很奇怪的名词,我一直觉得很纳闷……要不然为什么除了公共知识分子以外极少听到私家知识分子这个词呢?
看来这个破题,需要从查字典看是
公共gōng gòng
[释义] (形)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
知识分子 zhī shi fèn zi
[释义] 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例如从事文学和艺术工作的人
和在一起就是“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工作的人,例如从事文学和艺术工作的人” 是为“公知”
其实“知识分子”这个词历朝历代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独特语境
自秦以来,中国废分封,实施郡县制
到汉废除百家,独尊儒术。
介于实际统治的需要,事实上成就了一种士大夫与皇家共治天下的实际情况。
而这里的士大夫,或者延伸说的士。就是当年的“知识分子”
这里面包括秀才,举人,进士等。从整体范畴中,都可以划入士的行列,也都是说他们就是“知识分子”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鸦片战争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伴随着废科举、兴新学而出现的,是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过程中,从封建士大夫中脱胎而来的。他们或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或从事近代学术研究,或创办近代企业,或致力于现代化建设。
今天我们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个词时,它的涵义早已远远超出中国古代的“士”,与西方的用法也不完全相同,通常是指受过一定程度的专门教育、具有专业知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并具有相应职称的脑力劳动者。
解放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品的逐步提高,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不同历史阶段也被赋予了不同的含义
在五六十年代,一个初中文化水品甚至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就可以被称之为知识份子,
在七八十年代,一个高中生或者中专生就可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
进入九十年代,一个大学本科生往往会被称之为知识分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一个研究生才能勉强被称之为知识分子
而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个博士生恐怕毕业之后,都很难被人认为是知识分子了……
难道说现在的博士生还不如当年的初中生么?事实上,就知识水平而言,有可能现在的初中生的知识水平都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大学生。那知识分子贬值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根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公共知识分子存在的原因及发展
在古代中国社会,或者在世界的任何地方。知识作为一种最宝贵的财富,他总是十分的稀缺的。秦汉之前,一般的小康之家也很难看到哪怕是一本书。进入汉唐,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为了打破封建门阀世袭制度,采取的学堂,才开始了向民间的传播,但是唐朝书籍的印刷也主要只有佛经。到了宋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安全的内部环境。民间的识字率才略有上升。宋人自豪的说:“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即时在明朝一般来说,一个没有大灾大难,风调雨顺,无病无灾的小康家庭。要历经三代,往往才能培养出一个最基本的读书人“秀才”。
根据非官方资料统计(这里的数据大多是推测,只起到辅助作用)
秦汉之前,文盲率应该在98%以上,也即是只有1%左右的人识字和认字
汉唐时年,文盲率应该在95%左右,大约5%左右的人识字和认字
宋明之间,文盲率应该在85%左右,大约15%的人识字及认字
根据资料晚清的识字率大约和17世纪的英国相当,大约是在25%左右的人识字和认字
当然,这些统计大多是指的是男性的识字率,并不包括女性。(所以我认为基本上再除以2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这些数字大多应该是在该朝代最繁荣的时候,一旦进入战乱阶段,这个数字会飞快的下降……
而经过了北洋,民国~由于战乱和冲突……文盲率是在80%左右
到新中国成立,
1949年,新中国的文盲率大概在80%左右,小学入学率不到20%
2010年,中国的文盲率为7%(这里的文盲率指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入学率99%
(当然,这里我还想同时提供一个数据,中国现在65岁以上老人占得比例是6.24% 如果从60岁开始算的话则是11.05%。想这个数据能够在帮助大家理解文盲率上有一个帮助。青壮年文盲基本占到2%)
所以,现在的新中国不说,就新中国以前。知识分子的存在,或者说是很有必要性的。他们既不是官,但却有做官的资格。他们也不是民,却不用负担人民的义务(赋税)。士”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官僚集团,即所谓“学而优则仕”,整个官僚系统大体上是由“士”来操纵的。通过宗族、学校、乡约、会馆等社会组织,“士”成为民间社会的领导阶层。因此,在一般社会心理,“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以儒家经典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他们一方面替官方宣传其政策。一面又帮助”人民“在特定的场合争取利益。比如诉讼和冲击衙门(明朝)。所以称他们是”公共知识份子“并没有错误。他们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传播者。
普通的人民没有知识,没有资讯,在作出决定和决策的时候需要知识分子的意见。
正如马克思所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格。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知识分子也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亡。这里说的并不是知识分子的消亡。而是因为知识普及到了一定的程度。知识份子这个阶级会随着普及而消亡。
因为知识分子仅仅掌握知识而不占有生产资料,所以在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并不占有独立的地位,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某些社会的特定历史时期,甚至也不同任何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太祖曾把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民主革命革掉了前三张皮,社会主义革命革掉了后两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果只能附在无产阶级身上。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Karl annheim)则认为,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free-floating)。从这里看,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整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
网络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伦理悖论
在马克思的年代,他绝对想不到会有因特网的出现。随着因特网的出现。最大的三个改变在看来是
1,知识的迅速普及和廉价化。在过去,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如此狭窄,如此艰难。但是在因特网的今天,获得知识的途径是如此多。基础的知识百度一下就好了。而更为专业的知识。不说满天下的pdf。就是中美顶尖大学的公开课。现在也随处可见。也就意味着,传统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们最核心的生产力“对知识的垄断性”已经不复存在。(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多公知在基础或专业知识上犯那么多错误而被看出来)
2,信息获取渠道的被打破垄断。在过去,获取信息,需要去学校从报纸。从演讲中。而现在,获取信息的途道到处都是。在这个扁平化的世界“传统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们最核心的竞争力”对信息渠道的垄断性“已经不复存在。(所以你看现在公知们一般发布信息的来源再也不是耐心的研究或是前沿的探索,而是饭桌上,酒桌上。别人的微博上)
3,信息发布平台的扁平化,随着社交网站,博客微博,乃至论坛,视屏网站的不断出现。发布信息的渠道也再被突破,在这个谁都可以发言的社会。想要做到对言论的垄断变得不再可能。所以传统意义上“公共知识分子”们最核心的手段“对发布渠道的垄断性”也已经被打破。(现在公知的发言已经报纸新闻,转移到论坛,微博。因为他们的垄断性已经不存在了)。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核心的生产力,核心的竞争力,核心的手段都已经随着网络的出现和普及而不复存在了。在这个网络时代,一个通常意义能上网的网民(不包括几十万马甲军团),想来应该不会是文盲。一般来说是一个思想健全的正常人比如(lker)。一个思想健全的正常人,会需要一个并不比你聪明(无论智商还是知识),且没有更多的渠道和势力的人替你发言,代替你的权利么?
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所以“公共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的再次出现,就意味着。所有自称“公知”的人,都将新时代的网民划归到“一群没有独立思考能力,需要别人来帮忙明辨是非,从来不希望获得言论权利,会盲目的在身后摇旗呐喊的人”这种现象正常么?合理么?
既然不合理,那必然是不能长久持续的。事实上“公知“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依据他们最痛恨的太祖的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比作毛,认为他们附在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五张皮上】。从而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我称之为。
“有中国特色的公共知识分子道路”
21世纪,公知这个词的出现和火热是据我考证是源于一次评选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事实上,很大程度上我们并不需要去看这份名单。从这个名单的组织者,我们就已经大约可以画出来一个圈子,应该是谁入选和入选的标准。以一个例子为例:“艾WW”在08年前 从来没有入选过“公知”的名单。但是08年之后连续3年入选……入选的标准和原因大家可以想一想…………
而这些“由中国特色公共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我就不再评述……
只是让我觉得突然想起了一件历史故事。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为得罪了皇帝而被革职,他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家乡无锡东林书院讲课,“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常常和东林书院中人谈论朝政得失,他们渐渐形成了一个在野集团,被称为“东林党”。《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载:“党祸始于万历间,浙人沈一贯为相,擅权自恣,多置私人于要路;而一时贤者如顾宪成、高攀龙、孙丕扬、邹元标、赵南星之属,气节自许,每与政府相持。而高、顾讲学于东林,名流咸乐附之,此东林党祸所自始也
当年的“东林党”从南方发家,鼓励言论自由,工商不纳税,政府不应与民争利。但是我真的真的真的没有发现当年的东林党做出了一点点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改革和行动……除了嘴炮就是嘴炮……而且嘴炮还不需要证据……同时在南方组织百姓冲击官府抗税……至于为什么这么做(看看他们的屁股就知道了)
这些个场景貌似真的很熟悉很熟悉啊……好像就发生在昨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但就是这样一个代表了人民,代表了文化,代表了社会的”东林党“……愣生生是吧明朝带向了灭亡……然后迅速向清朝投降,变成了带路党……
后记
有些事情并不是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和单纯。
这两年对一党制最不满,对政改最为鼓吹,要全经济上全盘自由,政治上面实现西方民主的是那群人?
这群人的屁股到底是坐在那里……
为什么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将这些本来“早就不应该存在于网络时代的松散的公知群体”愣生生的粘合在一起。变成一张皮。
如果依然有人以为,“他们正直、务实、宽容、谦逊、聪慧、睿智,只是在代表公众表达一种最朴素最真诚最发自内心的道德上的情感和呼吁”。那只能说……“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PS:其实每年的“公知”名单的评选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君可曾闻《东林点将录》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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