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报系,利用小悦悦事件鼓吹什么?
南都等南方报系喜欢利用某些事件,鼓吹美国资本主义好,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南都社论《反思小悦悦事件,道德唤起之后是公民培育》,也不例外。
南都举了一个例子,是一个美国老外跳进西湖救人,说明整个中国的民众“普遍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在危急时刻实施救助的知识与能力”,“而在美国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区教育,如何应对危急时刻的自我救助、救助他人的技能都成为最基本的学习内容”。
一是此逻辑不通,从小悦悦事件看,有十八个路人经过现场没有施救,最后是“拾荒”大妈施救了,请南都告诉我们一下,“拾荒”大妈与前面十八个路人相比,谁的救助知识与能力强?救助知识与能力与施不施救是否有必然的联系。
二是南方系宣传中国的雷锋式是有气无力,宣传老外救人是极端卖力。好像上世纪有段时间,有许许多多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的人,有很多很多舍已救人的事(因南方报系等主流媒体不宣传,记不清具体时段了,具体是那些人了)。那个时候,人们喜欢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的红歌,也在搞“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搞得美国人也学习雷锋。对红歌、运动,南都等南方系总是反感、厌恶的,它的社论不会举当时那些大公无私、助人为乐的事例,不会宣传那时舍已救人的雷锋式事迹,显得有气无力。而老外救人的事,虽在中国很少发生,但南方系宣传得很极端卖力,非要立为中国人学习的标杆。这不,南都社论《反思小悦悦事件,道德唤起之后是公民培育》中又出现了这个事例。
社论进一步提出,“从目前的反思力度来看,整个舆论已经完成了一次道德启蒙","我们反思也当更进一步,从观念层面落到实际层面"。如何落实呢,南都是号召参照美国经验。
南都真是笑死人了,难道中国的“道德启蒙”是现在舆论完成的?难道中国人的道德是靠南都等舆论启蒙的?难道中国进一步落实实际,只能参照美国的经验?让雷锋“滚蛋”?请南都解释一下,这究竟是不是在搞学习美国的运动?
其实,小悦悦的悲剧,正是南都等南方系历来鼓吹美国的私有制、鼓吹“人不为己天珠地灭”的私有观念、鼓吹美国资本“法治”、鼓吹美国资本“民主”、鼓吹美国资本“普世价值”造成。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南都等南方系又用社论鼓吹美国好,大肆吹捧美国那一套。其实,防止小悦悦事件的发生,我认为是应该回归向雷锋同志学习、回归毛泽东思想、回归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绝不是南方系们的“道德启蒙”及搞向美国学习的运动。
附南都社论:反思小悦悦事件,道德唤起之后是公民培育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南都社论
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个部门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在各种论调中,有人建议通过立法惩罚“见死不救”,也有人对此持谨慎态度。应该说,对于小悦悦事件的讨论与反思能够得到如此多的关注,无论观点如何,本身就表明了整个社会对于道德问题的重视。
而就目前来看,舆论的主要两个指向分别对公民个体道德的唤醒和对社会大环境本身导向作用作了反思。具体言之,对个体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18个路人的谴责以及对自身道德觉悟的唤醒;对社会大环境的反思则主要指,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基本的司法公正、社会救济体系,从而将人性挤压向负面的观点。
客观来说,这两种基本的反思路径肯定都有其深刻的合理性,但同时也存有一些可供讨论之处。苛责社会,这显然非常容易,既容易叫好,同时又保全了自己,何乐而不为?而指责个体,或者割裂自己与18个路人的同构性,却也容易忽略事发现场的复杂性。例如,视频传播开来以后,已经有其中的路人表示当时尽管看见一个物体被碾轧,但是确实不知道是什么状况,所以很淡定;另外,也有一名带着孩子的妇女诉说自己当时看到以后就被吓坏了,处于惊恐失措状态。
这样的陈词是否真实,恐怕真的只能取决于每一个个人是否愿意相信。但是,无论你信还是不信,面对当时的状况,产生不知所措的现象也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时下的社会状况正在高度复杂化,人们在面临危机时的考虑也更趋复杂化,这不能简单地归结到道德缺失上来,而确实是要对很多问题进行细化处理。
同样被热议的老外跳进西湖救人一事,是否要急着在中美民众之间划分一条道德优劣的界限也是可商榷的,因为存在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整个中国的民众,无论贫穷富有,地位高低,都普遍缺乏一种最基本的在危急时刻实施救助的知识与能力。相反,在美国,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再到社区教育,如何应对危急时刻的自我救助、救助他人的技能都成为最基本的学习内容。
更值一提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既实现了对公民能力的训练,更使得公民意识得到了培育。而回到中国的问题,我们绝对可以谴责路人,尽管会有误伤,但这些路人中必定有为数不少的真正冷漠的人。不过,如果反思仅仅停留于此,那么小悦悦事件给中国社会带来的震撼和真正的改变依然是肤浅至极的。
正如前文所述,从目前的反思力度来看,整个舆论已经完成了一次道德启蒙。我们不断告诉自己,一旦遭遇类似事件,我们每一个个体都责无旁贷,理应担负起我们的道德责任。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反思也当更进一步,从观念层面落到实际层面,例如参照美国的经验,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尤其是社区教育中,启动一些技术性的知识培训,搭建一些培育公民应对危机能力的平台。
社会道德问题终究隶属社会自治的范畴,我们苛责路人也好,我们谴责社会大环境也罢,无论怎样,避免此事再现的途径终究都只能由社会自己来探索。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的中国社会,正从传统社会秩序的窠臼中破壳,在市场大潮的淘洗中,却并未建立起一套现代公民必备的道德意识与担当能力。而要培育每一个个体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能力,既需要个体观念层面拥有足够的意识,更需要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平台进行培植。
因此,我们呼吁在反思小悦悦事件的过程中,有必要迈出更富建设性的一步。从社会自身出发,汇聚政府、N G O、民间热心人士的力量,合力展开有关此类危急时刻的应对训练,并将这一套应对培训机制一直保持和不断完善。我们相信,从观念到实践,从说教到行动,才是提升中国社会道德的必由之路。我们认为,只有在实践过程中,个体被淹没的善心才能真正被发掘,个体在危急时刻的惊恐方能更好地被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才能得到真正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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