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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8年华东理工大学成立文化研究所开始，我即着手对农村社会的研究，至今已经有16个年头了。并不是说16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农村问题，但可以说这16年中我一直在关注三农研究的进展。从95年、96年开始，尤其是97年以后，随着三农问题的持续恶化，三农研究逐渐成为显学。这门显学是建立在三农问题持续恶化的基础上的，一旦成为显学，就能形成一种社会舆论，加上三农问题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也引起中央高层整个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战略性转移，也就是新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出台，并且对农村的经济政策也采取了许多倾斜。

因为三农问题成为显学，所以参与三农问题讨论的人就大量增多，一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使人应接不暇，更重要的是引发了过去那些从来不研究三农问题的人参与讨论。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堆积了大量天才的猜测，但更多是胡说八道。要论证那些天才的猜测或驳斥那些胡说八道，以清理三农问题的研究思路，给出一些可行的答案，我感到十分的困难和困惑。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使得像我这样的人，就说我吧，在价值、立场方面重新定位发生了巨大的困惑：一方面看到市场和私有化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就看到这个趋势内部蕴含的严重对抗，使我们（就我本人而言）进行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时发生了一种严重的危机。这种危机使我在近几年来就三农问题几乎没有发表过文章。只有在少数的场合，就像在这里，华中师范大学因为有一番志同道合的朋友允许我胡说八道，就随便说说。在其它场合，因为怕说错，就很少发表这方面的言论。

上面算是个开场白，也算是交代自己发言的心境。这个心境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下面的发言可能会充满着内部的矛盾，如果这些内部矛盾存在，就是我的这种心境的反映。

我觉得三农问题研究进展到目前这一阶段，的确应该就一些重大的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或者说，应该把三农问题列入到一个更大的范围中加以思考。今天我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仅供参考。

二、

第一个方面，将三农问题置入何种社会发展框架中来进行研究。我们通常说，研究三农问题是和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的，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在转型以前，传统中国社会里当然也可以说有所谓的三农问题，如土地兼并，税赋沉重，农民的揭竿而起，人口增长，土地分配，大量流民出现等等，还有一些自然灾害等也可以视作三农问题。那些已经完成社会转型的发达国家当然也可能存在某种三农问题，比如要对农副产品进行补贴，要抗击第三世界廉价的农副产品进入国内市场等等。但是，这两种三农问题和转型时期中国的三农问题具有全然不同的性质，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三农问题。但是，有一个概念，我们经常使用，但确实是充满歧义的概念，这就是社会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主流意见，一种是非主流意见。主流意见又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比较激进的，一类是比较冷静的、或温和的。这些区分我下面会谈到。关于非主流的社会转型的框架，也有两类。

先介绍非主流的框架。因为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通常的解释框架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的转轨，或者说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轨，在我们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和报刊杂志上都经常是这样提的。另外，关于社会转型，还有若干种比较次要的，但也是经常出现的提法，如从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学者在讨论这个转轨的过程中，有人干脆就把它看成是由原有的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轨；还有就是从政治上来讲的，就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还有从社会学来讲的，从群体到个体，从身份到契约；还有一种就是从农民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等等，但是核心的就是从农耕社会到工商社会的转轨。这个工商社会，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通常是以发达国家为摹本的。其实，近100年来，我们通常是这样做的。但是这种框架，随着20年的改革开放，有人提出了一些质疑：其根据主要是资源有限论，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有限论，尤其是石油资源的有限论。就是说一个十三亿的东方大国要发展，要崛起，要过一种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一样的人均消费状态，有没有可能？

属于非主流的一派观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中国自身的资源和市场资源（通过国际交换得到的资源）不可能使得中国的大部分人进入中产阶级，模仿西方那种消费，那么他们认为中国的转型可能有两种：

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理想的可能性。因为这两种判断将对我们三农问题研究带来重大的影响。

第一种判断认为：既然中国不能实现全面的富裕，或者说全面小康，那么中国将进入一部分人能够达到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消费水平，而绝大部分人不可能。这样中国将走向一条所谓内殖民的道路，就是沿海来殖民中西部，城市来殖民乡村，就是把广大的农村当作一种资源，输入到城市，注入到沿海，这里包括土地上的产出，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财富，这个在1997年以后我们就看得很明显：农副产品的价格逐年下跌。据有关部门的估计，1997、1998年，直到2001年，大概每年有1000亿通过价格机制向城市转移。当然，反过来，去年农副产品价格开始上升，就是城市的财富通过价格机制开始向农村转移，也是使得农村情况有所好转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政策调整是一个次要因素。这个财富的转移，除了前面所讲的地面产出，还包括农民劳动力本身：人才和劳动力，也向城市输入，农村的整个教育不是为农村提供人才，农村的劳动力――农村家庭现在已经深刻地卷入了货币经济，他必须为买进而卖出，当自己的地面产出和家庭储蓄不足以通过卖出来获得从市场所要获得的必需的时候，他们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面，劳动工资十多年没有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劳动条件的恶化，将劳动时间延长，那将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所以，这也是通过剥夺农民的劳动力来向城市转移财富。

另外，他们还提出，农民的土地直接成为了权力和资本的侵蚀对象，据说地方财政1/3的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土地。据我所知，从92年以后，上海十年（1992－2002年）的财政收入是3600亿，其中1200亿来源于土地。到底有多少土地由于非农的使用而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是怎样在地方政府、开发商、中介商和村及农民间进行分配，可能是一个永久的谜。总而言之，他们认为一部分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内殖民的基础上来完成资本积累的，所以解释了为什么短短的1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以如此快的速度增长，而且达到如此高的消费水准。

如果的确是这样的话，他们就预测，社会的团结将不可避免地要破灭，执政党不可避免地要被自身的特权、被经济精英、被知识精英所蛊惑，而不可能代表广大劳动大众的利益。虽然她不断地在那里宣称自己是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但客观上她走上了这条不归之路。她的结局将来可能导致动乱和革命。在这里，我是复述其中一派的观点。

如果在这种观点下面来审视三农问题，那么它研究的主题就被确定下来了。这就是农民造反的底线在哪里，这也成为三农研究的重中之重，所以有些人在研究革命和造反的问题和如何避免革命和造反的问题，这样三农问题就是一个政治学上的问题。

或者你作为一个革命者参与这场运动，我想我们在座的不会去干那些事，因为它成功的可能性，大概从60年代算起就一劳永逸地结束了，现在没有一种像井岗山道路反抗一个现代国家的可能性了，所以有人认为将来是动荡、骚乱和恐怖主义的问题。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问题，当然他们也是为了长治久安。所以从极左的预言也可以得出极右的结论，这是一种研究方法。而要解决最广大的农村、最广大的农民全面进入小康，这样的研究被认为是一个伪问题，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么，如果说让资本和权力自由结合的发展模式将会导致中国内乱的话，要避免这一条，他们建议第二种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是理想、价值多于事实判断的，当然你可以把它称为乌托邦，就是要用避免内殖民的模式来发展，就是整个的改革开放，整个的发展要建立在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之上。这个可持续就是要使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相对地吻合，也就是说这个发展要使多个社会阶层从发展中分享到自己的好处。这个分享并不是说绝对的平等分配，他们认为这是做不到的，一个阶层可能多一点，另一个阶层可能少一点，但决不能走上一个阶层之多恰是另一个阶层之少的路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叫剥削也罢。就是说不能走上零和博弈。

由于资源的约束，整个发展建立在两个基石之上，一个基石就是发展的成果要为多个社会阶层所分享，而不能为一个或两个社会阶层所独享，而使更广大的阶级或阶层付出代价；第二个基石就是要小富即安，因为在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石油资源——硬约束条件下面，中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去消费土地、消费土地上的资源，消费能源和其它多种资源，永远达不到像西方国家的那种消费水平。即中国只能够做到小富即安。也就是小富有而均，较为均衡的这样一种社会。如果要达到这样，那么高度地刺激消费，以消费带动增长的发展模式，就被宣布是无效和有害的。如果要移植这种发展模式，要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等于是中国人自身要建立一种活法，不同于西方人的那种活法，就是说要建立一种全民的价值共识，而首先要在专职思维的那一群人就是知识分子中建立起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的价值共识，没有知识分子和政府的价值共识，这个方案是不可行的。但是要满足这两个前提，现实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前提本身就具有乌托邦性质。

如果是这样一个方案，如果按照这种方案来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么就是城市平衡论――如何保持城乡相对平衡发展的三农问题。这就是另外一个视角，而不能把农村仅仅看成是一个资源的提取之地，而将来要抛弃之地。就是说13亿人有相当一部分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长久地在农村生存，要建立起一个合乎于农民生活的那种环境，这样的三农研究的价值取向就被确定了。

这是我讲的非主流的关于社会发展的两种不同观点以及两种不同三农问题的审视角度和解决方案。

三、

再回到主流的框架，主流框架前面讲到主要是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轨，而工商社会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的。在这个转轨的过程，对它的时间长度、复杂程度、困难程度的估计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是大概再过二、三十年，中国社会的转型就可以完成，中国至少可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可以达到所谓的全面小康。如果在这么一种框架下面，就是说三农问题出在农村，但是解决的出路在城市，在沿海，所以三农问题的着力点是研究在农村，但解题在城市、在沿海。有人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比如说《长江边上的中国》就提供了这样一个完整的框架。就说你们中部就维持一点：稳定；大量的人口向东部输送，主要向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输送，所以他们既反对三峡工程，更反对南水北调，他们说与其将水接到北方去让他们喝，还不如让北方和西部的人跑到长江边来喝水。所以，根据中国土地稀缺的现状，在东部沿海地区建造密集型的大城市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

这个思路给研究三农提供另外一种框架和思路。按照这种思路，他们要求土地要尽快地私有化，在产权明晰、自由交换的名义下。他们认为产权明晰一方面可以摆脱权力和资本的结合，由于产权模糊而产生的剥夺农民的圈地运动。这本来是一个左翼的观点，现在为右翼所接受。由它推论的结果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农民土地可以买卖，把土地买卖的钱可以完成城市化，就是说他拿这笔线可以到城市买房子去，至于买了房子干什么，他们不知道，甚至有人提出来，把那么多的农民集中起来搞小城镇，搞中等城市，搞起来以后，需求就会产生供给。需求会直接产生供给，我不懂经济学，如果这样就可以解决第三世界的三农问题，那么我觉得是太简单了。所以他们要加快城市化，谴责由于户籍制度而使城市化长久地滞后于工业化的这样一个陷阱，所以他们要打破户籍制，主张土地私有制，然后让千百万的农民——农村劳动力从中西部向东部急剧地迁徙。这样解决三农问题的话，或者研究三农问题的话，那就不在农村了，那就在城市里研究，也就成了一个加快工业化发展的战略问题。

另一种也承认这个框架，但是它根据中国是后发国家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众多的基本事实，根据中国人口对土地的严重约束的基本事实，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工业要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全部吸呐完毕，然后其他必要劳动力也吸呐过来，以此加快农村的发展，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样一个过程将是极其漫长的过程。所以对它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由此确定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心。就是说，如果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可能会遇到经济的周期，大量被城市和工业吸收的就业人口，还有大量返回农村的可能。这个转轨如果是必然的话，但是漫长，而且在漫长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曲折，甚至是某种程度的逆转。我们如果从这个方面去研究三农问题，那么我们必须去研究当代中国土地承包制的稳定和改进，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土地承包制下的土地性质，必须重新理解改革开放的原始起头－－它是以差异性发展，“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而这样一种改革的前提恰恰是绝对主义的土地均分。为什么？土地均分是不经济的，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讲是低效率的，但它是公平的，是当时中国社会农民唯一能接受的一种制度，所以中国的土地制度到底是什么性质？承包制下的小农和土地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千万雷同的规模极其有限的小农，温铁军讲据他的估计有2.3亿个小农户（户籍制意义下的）。这些小农，他和地方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在这里，东部、中部、西部出现了重大的差异。当然不是所有的东部地区，相当一部分的东部地区，尤其集中在苏中、苏南、浙江、福建一部分，广东大部，像这样一些沿海地带，当然包括中西部城郊的这一带，那里的农民已经完结了（户籍意义上的农民），即家庭的经济重心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地方财政的中心也已经从农业转向工商业了。但是对中部的广大地区，不可能像东部一样，普遍地发展企业。就像八十年代初、中期我们预计的用地方性的工业，包括每县、每乡镇、每村这样来发展工业，来就地消化劳动力，这样一种情况到1992年我们就看出来根本不行了，整个工业布局向东部集中，甚至连梯度转移的那种硬性发展也不可能了。如果东部、中部、西部是三个独立的国家，它有明确的边界，那么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劳务成本、商务成本提高了，有些工业可能向中部移。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的统一市场已经形成，所以资本不愿意承担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这个成本要劳动力本身来承担，所以企业还是大量集中在东部。农民是跨省区流动就业，这种格局将长期维持。所以我讲，农民和中部地区的政府到底是什么关系？同样的一个政府的架构、政府的层次、政府的机构及其职能，全国规模的这样一种职能雷同的机构，对中部来说是发展的动力还是阻碍？是稳定的基础还是动乱的基础？值得充分研究。另外，单家独户的小农和大市场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些年我们看得太多太多了。因为农民确实像小企业主一样，对农副产品的价格信号会作出或迟或早的反应。因为你能够作出反应，你能改变种植结构，其它的农民也能够改变，因为他们规模同样狭小，你能够进入这个市场，我也能进入，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哄而上。一盘散沙的农民，不组织起来的农民，怎么能够应付大市场？这也是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另外，如果劳动力无限增长是死的，农民工不可能分享GDP增长的任何好处，那么在当前农民工的工资结构中，他不可能有进城以及自我保障的那两部分费用，不可能在工资里面记录。就是说工资就是给他吃饭的，然后积点钱，只能回来盖房子，娶老婆，别的就没有任何作用了，就没有别的钱了。这就是说城市地价的提高以及房价的提高，天然地阻止了农民工成为城里人，农民工只能在城里打工而不能在城里落户。这种情况不仅针对农民工而言，针对我们现在的本科毕业生，我们研究生也起到了这个作用，研究生毕业一个月一千二，夫妻两个二千四，不可能城市化的。因为城市化首先要存一个购房的钱，还有一个自我保障的费用，他一下子不可能列入城市保障的，如医疗费等还得自己掏。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力比较强的，从事经商等的那些农民工精英，才有可能完成城市化。如果这个判断大体是正确的话，那么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内，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将长久地存在。在半个世纪内，我看不到它消失的可能性。这样我们三农问题研究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找到了。诸如此类，我不加细说。我这证明的一个观点是：三农问题的研究视角。总视角、总思路随着你对社会转型的不同判断而发生差异。所以对社会转型的判断就显得特别的重要。

这里我把主流的意见分成两种，一种激进的，一种温和的。当然我主张，我偏向于主张温和的一种。非主流当中的某些观点采取吸收的态度，对他们总的结论我可能并不加赞同。这还是多年来社会调查的一种积习，因为我强调是什么和可能是什么？对应该是什么这样的判断，我这些年是越来越淡漠了。当然，他们提出“应该”，也可能会为我们进行社会批判提供一条价值尺度，这种价值尺度我们也不能以“乌托邦”一笑了之。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忧虑的是如果中国最终要完成向工业化的转轨，因为这是我们百年的梦想，但是这个过程一直被我们由于急躁而缩短了：大跃进的思想从康有为开始：他说给我中华民族三五年，最多七八年。孙中山说大概十来年，毛泽东说十五年，超英赶美不就15年嘛！后来时间就延长了，邓小平1980年左右就讲要分三步走，大概是 2030－2050年左右完成这个过程。我看时间还得大大地拉长，我们这代人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在这个过程中，甚至于逆转，相对的倒退，都是有可能的，但是我还要加一句，前途是光明的。

时间快到了，就此打住，谢谢各位！

本文发表于《三农中国》第四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