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流之外

――我的杂感

刘润为著

目录

为劳动大众说话（代序）…………………………………………………………

辛弃疾父子的“代沟”……………………………………………………………

捧捧明星与救救教师………………………………………………………………

也谈“费厄泼赖”…………………………………………………………………

“嫂溺，援之以手”之类…………………………………………………………

身份表现学发轫……………………………………………………………………

“老板意识”正义…………………………………………………………………

官本位一种…………………………………………………………………………

老莱子和当代老莱子………………………………………………………………

清芬的邂逅…………………………………………………………………………

戏说“贵族”………………………………………………………………………

从街上流行“洋头”说起…………………………………………………………

向雷锋学习什么？…………………………………………………………………

暗送秋波……………………………………………………………………………

中国古代的“傍大”………………………………………………………………

“国事管他娘”及其遗传与变异…………………………………………………

人生岂只是“过瘾”？……………………………………………………………

老前辈不可“超脱”………………………………………………………………

“孔雀”开屏………………………………………………………………………

焦大的出路…………………………………………………………………………

谁家的人权？………………………………………………………………………

马前卒的悲剧………………………………………………………………………

《牡丹亭》与小青…………………………………………………………………

官贼之辨……………………………………………………………………………

上当受骗之外………………………………………………………………………

初识王利滨…………………………………………………………………………

“曲学”三境界……………………………………………………………………

欢迎萨瑟……………………………………………………………………………

款爷拍马入门………………………………………………………………………

官人媚上三部曲……………………………………………………………………

为薛蟠《女儿词》作序……………………………………………………………

从苟才儿媳说开去…………………………………………………………………

影响的焦虑(文学篇)………………………………………………………………

影响的焦虑（政治篇）……………………………………………………………

从亨廷顿们的祖宗看他的“文明的冲突”………………………………………

“写给工人兄弟”…………………………………………………………………

赤子公心

 ——祝贺《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出版………………………………………

官家被盗以后………………………………………………………………………

“梦诗”的尴尬……………………………………………………………………

对梁晓声、张承志“反省”的反省………………………………………………

说盗…………………………………………………………………………………

喜儿出走怎样？……………………………………………………………………

天爵与人爵…………………………………………………………………………

对张光年先生的不信任情绪………………………………………………………

一个百姓眼里的朱镕基……………………………………………………………

最后审判……………………………………………………………………………

暗杀的阴影

——访问南斯拉夫手记……………………………………………………………

丽江之夜……………………………………………………………………………

小康·大康…………………………………………………………………………

拜佛歧路灯…………………………………………………………………………

也谈秦桧的人权问题………………………………………………………………

知耻近乎勇…………………………………………………………………………

画起当代之衰………………………………………………………………………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片头语……………………………………………………

大师的风度

――杨向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

追求金钱的哲学……………………………………………………………………

石家庄的慷慨悲歌…………………………………………………………………

发展和繁荣和谐文艺………………………………………………………………

附：

瓜瓞绵绵转世心

——读《瓜田小品》………………………………………………………………

青云高处秋鹤唳

——读高扬的杂文…………………………………………………………………

跋……………………………………………………………………………………

为劳动大众说话（代序）

    杂文是劳动大众的事业。为劳动大众说话，是杂文家的庄严职责。离开了这个立场，杂文家就会变得轻浮，变得委琐，变得一钱不值。这里所说的为劳动大众说话，不是像上帝一样对众生施以悲悯，也不是像精英一样为愚人指点迷津，而是要有自知之明，真正懂得自己就是劳动大众的一员，要与劳动大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智利的伟大诗人聂鲁达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中说：“最好的诗人就是每天为我们提供面包的人”。面包师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上帝、是精英，而是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他认为理所当然又为人类所必需的工作。如果杂文家也有这样朴素而高贵的意识，那么他的创作就会成为劳动大众求生存、求发展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就会在享受劳动大众提供的衣食住行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劳作和战斗间隙的休养，提供指向欺侮他们的群小们的匕首和投枪。只有沿着这样一条普通人都不可回避的道路，杂文家才能走向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杂文创作才能获得深厚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

    杂文是一种文学样式。提高杂文的文化品位，是杂文创作的本质要求。没有文化品位，杂文就成了评论，成了流行词语的堆砌，成了某种观念的传声筒。所谓文化品位，不是说一定要引用多少名言、多少典故，而是一种由古今中外优秀文化陶冶出来的文化气质的自然流露。具体地说，就是表现出一种视通古今、总揽天下的眼界，一种烛幽显隐、析肌剔骨的笔锋，一种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的想象，一种天机独会、妙处自得的理趣，一种随手拈来、恰到好处的材料使用，一种不着斧凿、浑然天成的谋篇布局。只有这样的杂文，才能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心灵的净化、情感的慰藉、审美的愉悦。在这方面，伟大的鲁迅至今仍然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高峰。我们必须学习鲁迅，但无须模仿鲁迅。我们应当自觉把握时代的脉动，根据自身的文化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

    杂文是人格的光辉。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是杂文创作的重要原则。所谓保持人格上的优越性，就是要与批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表现出良好的教养、高尚的情怀、雍容的气度，表现出挥洒自如、高蹈轻扬的精神优势。如果以一种非常狭小的器量对待批评对象，就会使杂文变成私愤的宣泄，变成辱骂和恐吓，甚至变成刻薄阴狠的深文周纳。某“著名杂文家”以杂文致人自杀，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这样的杂文，因其偏执和鄙陋，非但不能达到讽刺、批评对象的目的，反而招致读者对批评的厌恶。批评需要理性，不需要个人的私情。个人应当代表人类的理性，代表人类的尊严、正义和光明。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时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就是人格优越性的根本所在。

    总之，杂文创作既是为了改造社会，也是为了改造自我；既是大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也是个人精神生命成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热烈地主张所是、热烈地攻击所非，又要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既要像春蚕吐丝一样为社会贡献美文，又要像海纳百川一样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化精华。用高标准要求自己，用自强不息的精神鞭策自己，这样长期坚持下去，我们的杂文创作就一定会不断进步。

2003年10月6日

辛弃疾父子的“代沟”

　　关于辛弃疾，我不知道今人到底有多少种评价，但说他是一个倒霉的人，大概不会有太多的异议。他不顾南宋王朝危厄迹象已彰的事实，坚持抵御外侮、收复中原，却偏偏得不到朝廷的信任和使用，60多岁高龄之际，镇守京口，又受到权臣韩侂胄的排挤，于是愤然辞职。不料此事却遭到他儿子的反对。理由呢，实在简单得很――“田产未置”，也就是还没有富起来。对此，辛弃疾大为恼火，特地填了一首《最高楼》，予以痛骂：“吾衰矣，须富贵何时？富贵是危机……千年田换八百主，一人口插几张匙？便休休，更说甚，是和非。”

　　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从那紧连急接的句式、铿锵有力的节奏和尖锐辛辣的措辞，我们依然可以想见他当时不可遏止的怒态。至于他儿子的态度如何，是接受了训斥还是继续对着干，则不得而知，但事情毕竟是按辛弃疾的意见办了。此事用不着细做考证，单从他晚年的词章就可以窥见消息。“竹树前溪风月，鸡酒东家父老，一笑偶相逢”；“被野老、相挟入东园，枇杷熟”；“野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那种与农民交往的亲密，那种对于农民苦乐的细腻体察，绝不可能出自良田广袤、朱门森严者流的手笔。

　　如果用新潮理论来分析这场父子之争，毫无疑问地是由“代沟”所致：辛弃疾压抑自我，无视个人欲望的存在；其子则大抵属于反传统、放纵欲望的新派人物。这种定性正确与否，我不敢妄断，但以此判断“新”、“旧”则是不敢苟同的。辛弃疾的观念“陈旧”当是毋庸置疑的。汉代就有霍去病，皇帝老儿主动为其置办宅第他都不要，还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但是辛氏之子的观念也未必新，因为在他之前持这种观念的人也所在多有。东汉末的著名“国士”许汜就是一个对“求田问舍”相当积极的人物。有一次，他到陈元龙那里去，因为观念的对立，陈很长时间不理他。更不给面子的是，休息时，陈自己高卧大床，而让许躺在下床。当他满怀委屈地向刘备述及此事时，殊不料刘备则竟当面训斥说：陈元龙待你还算是客气的呢，如果换了我，就是我居“百尺楼之上”，而让你睡在地下。看来，这观念的分歧也够可怕的。这位因“求田问舍”而一再碰灰的许汜先生，比辛弃疾的儿子要早上近千年哩。

　　依我看来，这场父子之争最直接、最现实的原因就是父不得其子、子不得其父。“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辛弃疾的这些作品，其子大概也当读过，毋庸说做其父的接班人，就是对他的胸襟怀抱能有些许理解，也不会惹得其父如此大动肝火。反过来说，如果辛弃疾一心想的是让子女们先富起来，其父子关系也必定是融融如也。人说“理解万岁”，难矣！

　　至于哪种观念为是，哪种观念为非，笔者则不胜困惑之至，一应顺乎接受美学的逻辑，让这个未定的文本到读者的接受中去完成。

1992年10月3日

捧捧明星与救救教师

　　小时候读过契诃夫的一篇小说，说的仿佛是：在一座大桥竣工之时，该桥的总工程师偕其情妇去参加典礼。因为其情妇是名噪当地的歌星或舞星，所以成了人们的兴奋中心，而典礼仪式的真正主角却被冷落。人们甚至不知道总工程师的大名，而只知道该桥的总工程师是××明星的情夫，真是“夫”以“妇”荣。

　　工程师怎么就不如一个明星？这对于当时信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我来说，是不可理喻的。物换星移，时光如涤，小说的题目、人物的名字，通忘却了，甚至连情节的骨架也模糊得很，那疑团自然也被埋到了意识的深处……

　　近来有经济学家林子力的“新价值论”轰动一时：“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重大缺陷和迷误”，就是“没有把不同劳动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加入劳动抽象过程”，而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计算价值的尺度。读到这个理论，我的眼前不禁一亮，沉埋了近30年的那个疑团也一下子跳了出来。总工程师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比其情妇大得多，但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却比其情妇弱得多，人们冷热分明，自是理所当然。蒙了一层时间灰尘的茅塞一旦顿开，内心的喜悦自然不可名状。

　　然而，这喜悦不久又被一系列的事实所轰毁。

　　去年12月，数家报纸纷纷报道：中国著名影星巩俐，15日在上海出席成都盛大房屋发展公司赠房仪式，接受雅风园别墅一栋。雅风园建筑面积168平米，占地208平米，游泳池面积30平米，花园面积88平米；四房二厅三卫一厨房一车库，三阳台。上海《文学报》还在第一版配发“仪式”照片，但见巩俐小姐满面春风，那位赠房先生也是浑身的幸福。

　　更有今年1月1日《中国文化报》报道：“一家广告公司的‘大款’对毛阿敏说：你的歌唱得就是好，我们公司将来约你演出给你中国最高价。在场的人打诨说，5万还是8万？他说一定给到每场10万元以上。外国人捧自己的歌星肯出大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捧捧当今中国最红的歌星，让她也拿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作为中国人也风光一下。”此公此言，大有问鼎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壮烈。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志气呢？

另一面的事实是，去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在第1版以《救救教师！救救孩子！》为题报道：“四川省仪陇县的7000多名教师，今年到11月底为止，已经有7个月未领工资了，他们全都靠家人和亲朋接济度日。”记得在发表这则消息当天的编前会上，本报副总编辑徐光春同志满怀期待地说：“请诸位注意，如有赞助该地区教师的举动，本报立即在第1版显著位置给予报道。”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未见哪位款儿、腕儿、穴儿、跳蚤、哥儿、姐儿拔出一毛，倒是一名老教师从自己菲薄的退休金中拿出了100元！

世态炎凉竟至于此，便显示双方“对社会需要的适应性”么？就说这“需要”吧，是不是也需要做一番分析呢？其间难道没有深层与浅层、眼前与长远、粗鄙与高雅、正面与负面的区分么？一做区分，其间又怎样比价、换算或折扣呢？着实是越想越糊涂了。

既然“新价值论”不能满足我的“需要”，便索性倒退回去，求教于传统。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老子》第七十七章）然而，老子的话也让我困惑：是行天道还是行人道抑或人道掺些天道抑或天道掺些人道？这“损”和“补”，损多少补多少；这“损”和“奉”，损多少奉多少，才算是合适？想来想去，还是“凭着感觉走”这话实在。我的感觉是：明星尽管去捧，陪妞尽管去泡，只要在捧得泡得兴味阑珊的时候，拔一毛略做“救救教师，救救孩子”之类的事儿，我就送他一顶“有道者”的桂冠。

“桂冠”可谓物美，“一毛”可谓价廉，各路神仙岂有意乎？

1993年1月7日

也谈“费厄泼赖”

　　

鲁迅先生的“费厄泼赖应当缓行”，以前大抵公认为不刊之论的，但近年竟有人跳出来说，鲁迅的说法已经过时，费厄泼赖应当实行！

“说大人则藐之”，这种勇气固然可嘉，然也须持之有故。否则，便难免落入轻狂一流。

应当说，在主张普遍实行费厄泼赖的人当中，确有主观上的真诚者。两千多年前的东郭先生，虽未受过西方现代观念的熏陶，却无疑是极讲博爱的，甚至于博爱及狼。若不是赵简子及时相救，此公大约必定成为一名光荣的殉道者。东郭先生虽然行为迂阔，却是表里一致的，因而不能不令人生出几分敬意。另一类则不然，用当今的熟语来说，未免涉嫌假冒伪劣之类。圣子耶稣曾经庄严地传达过上帝耶和华的指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殊不知在此以远，上帝已通过摩西传达过另一条诫命：“凡恨上帝者，由父及子，罪究三代”，可见对反对他的人并不“费厄泼赖”。岂但对反对他的人不“费厄泼赖”，就是因一念之差而忤逆了他的旨意的人，也同样绝不“费厄泼赖”的。亚当、夏娃不是因为偷吃禁果，在智力上逼近了他，而被罚作终生受苦并祸及子子孙孙么？为什么不考虑蛇的诱惑的因素呢？为什么一点儿也不给改正错误的机会呢？在倡导“忠恕”的人当中，理学大师朱熹算得上“资深”的一位，然而也是一位构陷他人的里手。为了打击与其学术见解不同的唐仲友，竟然对与唐正常交往的弱女子梃杖有加、锻炼逼供，终究落得个“硬勘案大儒争闲气，甘受刑侠女留芳名”的笑柄。至于在朱老夫子的潜意识里边是否有弗洛伊德的什么“情结”之类，只能留待“新潮”理论家们去挖掘，我只知道此公扯的什么“天理良心”，都是教训别人的，离自己的所作所为实在远得很。与此不同的是，梁惠王好色就如实承认“寡人好色”；邓绾借王安石变法之机钻营却不掩饰：“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路易十五对自己的荒淫无道也是供认不讳：“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三位的自白虽有恬不知耻之嫌，却是地地道道的大实话，因而要比“二重性格”者流可爱得多。

今日之日不同于往日之日，今人之心亦不同于古人之心。然而，费厄泼赖就当真可以普遍实行了么？正视现实的人都会承认，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丛林”法则依旧时髦，不平之事比比皆是；魔鬼、狐鼠、蠹虫招摇过市，流血、压迫、剥夺、欺诈随处可见……在这样一个世界上，扯起“费厄泼赖”的旗帜，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跃进”式的冒进情绪。对于真诚的迂阔者来说，则是不自觉地给邪恶势力的炮弹涂抹糖衣；对于邪恶者来说，则是遮掩真实面目的画皮。君不见西方的一些头面人物，一面高喊“博爱”，一面无情地铲除政敌，甚至连身患绝症的八旬老翁都不放过；一面大讲“人权”，一面大肆侵犯别国主权，甚至滥杀无辜。这些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发生的事实，难道有一丝一毫的费厄泼赖吗？

有人或许要问：那么你是反对费厄泼赖的喽？不是。费厄泼赖当然是好东西，费厄泼赖当然要实行，而且我们的目标就是在全人类实现普遍的费厄泼赖。正是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我们现在才主张不能对什么人都实行费厄泼赖。对于祸害人民的人，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绝不能有丝毫的姑息和宽容。如果我们像东郭先生那样，对人对兽都实行费厄泼赖，整个世界就会变得更不费厄泼赖。

那么，对什么人可以实行费厄泼赖呢？当然是好人、善良的人，也可以说在人民内部。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不但主张费厄泼赖，而且主张说到做到，身体力行、表里如一，坚决反对双重标准，坚决反对把反对费厄泼赖当作帽子或棍子来挥舞。比如动辄管鲁迅叫“鲁祸”，就不是费厄泼赖，而是地地道道的反费厄泼赖。如果我们要求别人费厄泼赖，而自己却不费厄泼赖，那就和假道学、伪君子没有什么两样。

当然，我不敢随便怀疑国内某些“费厄泼赖”主义者的真诚，也许他们的动机是好的罢。然证诸古今中外，越是把“忠恕”、“博爱”、“费厄泼赖”整天挂在嘴上、喊得震天价响的人，往往越是值得怀疑。

1993年2月6日第3稿

“嫂溺，援之以手”之类

据1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一青年为救人而“逼”司机载人，拉群众“入伙”，引起了人们“议论”。

为了使读者有一个比较明晰的印象，现摘记于此：“去年12月16日”，“烟台市华侨宾馆附近”，一职工驾摩托“撞在了路边的石墙上，头破血流，不省人事”。烟台海军航空学院学员宋协民挺身相救。“这时，一辆豪华轿车驶过来，宋协民告诉小车司机：‘……请你帮助送往医院。’司机……说：‘我还有急事。’……小宋说：‘你的车牌号码大伙都看到了，如果见死不救，后果你可以设想。’司机犹豫片刻，终于打开了车门。受伤的职工身高体大，又昏迷不醒，小宋几次喊人上前帮忙，围观者中却无人响应。宋协民最后把目光投向一个小伙子：‘请你上！’小宋语气坚定。在众目睽睽之下，小伙子终于走到了宋协民的身旁。随后又有几名群众主动参加了抢救伤员的行动。”事后，“有人认为，小宋救人精神可嘉，但‘逼’司机载人，硬拉围观群众‘入伙’，是得理不饶人”。

应当说，这件事的结局是好的：伤员及时得救，那“司机”和“小伙子”虽不情愿，但最终还是参加了救人的行动，这比起前数年冷眼观看同胞落水，而复讥呼“解放军叔叔立功的机会来了”的现象，毕竟进步了很多。

我所感慨的只是这“议论”。报上虽未报道这些议论者立论的根据，但大抵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就是所谓的“人权”原则，也就是说，宋协民的“逼”和“拉”侵犯了人权。

不错，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都必须得到保障，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得侵犯。然而，人权原则又不是刻板、僵死的教条，在实践中总是要随着情况的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说来也真是巧得很，“男女授受不亲”作为封建伦理原则，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遇到过来自“实践”方面的挑战。

《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这样一段记载：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

孟子曰：“礼也。”

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引者注：权变、变通之意）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这段记载的情节性很强。毫无疑问，那个淳于髡是一个喜欢打嘴巴官司的人，我的家乡管这类人叫作“杠头”。然而，我看孟老夫子还必须感谢他。正是因为有了他的问难，儒家的这条原则才得以周全。当然，这“男女授受不亲”由于违反人性，早已随着封建社会的坍塌而被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孟老夫子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方法论”，却是不可以丢掉的。比如，对于解释宋协民的行为，就可以派上用场：人权，原则也；“逼”人、“拉”人，权也。权变非他，只是为了维护更紧迫的人权――生命垂危者的生存权。

增强人权观念，造成人人维护个人权利和尊重他人权利的社会氛围，是天大的好事，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共产党人领导人民搞革命、搞建设，说到底就是为了维护中国人的人权、实现中国人的人权。但是人权的实现，不是孤立的独立自足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使在“人权热”的欧美，也没有见死不救的人权。如果人人都为自己的人权而不管他人的人权，则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人权的原则。长此以往，势必导致“天下溺”的结果。为了避免“天下溺”的局面出现，从现在起，就要“援之以道”――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建立在这三个主义基础上的人权，才是真正的人权，高级形态的人权。

1993年2月8日第2稿

身份表现学发轫

这里所说的身份，是狭义或流行意义上的，主要指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充当的角色。每个人都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中生活，无不具有特定的身份。而这身份，往往是通过特定的外在标志或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宋代流放罪犯的脸上都有刺纹，清代官员的帽子都有顶子。贾府上的焦大敢骂主子“爬灰”，说明他虽为奴才却有大功而且资深；林妹妹用春秋笔法戏谑刘姥姥，则表明她是一个读过诗书的贵族小姐。

倘若生发开去，身份表现的种类可谓五花八门、难以尽述。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似应尽快建立身份表现学。这里约略拈出几种，权当其发轫或滥觞。

一曰有意无意之分。举凡富儿、富翁，平日里大多愿意而且故意在乡里显示自己身份的，可是一旦有强盗前来绑票，便顿时收敛往昔的威风，乔装成穷人的模样。据老人说，在穷富莫辨的情况下，强盗们往往要请“票”们吃酒席，席上必有一条大鱼。凡把筷子伸向肉厚处者，即为瘦票；其中个把将筷子伸向鱼鳃下边那块嫩肉者，必是“肥”票。这些富儿、富翁万万没有料到，关键时刻因为平日吃的讲究暴露了身份。

二曰真假之分。真的自不必说，假的亦所在多有。《皇帝的新衣》里的皇帝，身份是真的，但标志身份的新衣却是假的，因为他实际上光着屁股。假洋鬼子在武昌起义胜利后，以称黎元洪为“洪哥”彰显革命派的身份；张勋复辟时，又将剪掉的辫子续起来，以表现大清忠实臣民的身份。其实，这些身份和标志都是假的，因为他的真实身份是个无信无义、寡廉鲜耻的投机分子。

三曰淡化强化之分。在今日中国，以李双良、仉振亮、苏宁、蒋筑英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大都只是埋头干活，默默奉献，老实做人，对于各种荣誉，即身份的标志，是从不在乎，甚至根本就没动过什么念头的。在乎并千方百计地彰显身份者，当首推老板一族。手指上套满金戒指，要的是身份；一掷数万美金遛上一只哈巴狗，要的还是身份。据近日南方某报载，一位“成吨的钢铁他轻轻地一抓就起来”的老板，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生意场上的人，身边要是没个漂亮的情人陪同，会被同行耻笑。为什么过去的帝王动则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另有宫女三千呢？……说穿了，那是权力的象征、身份的标志。”为了在身份上压倒当地的所有老板，此公以“公平竞争”的规则在省城招聘“标志”。凡应试女孩，皆须“脱掉衣服”，由他“目测”。条件是：“同意竞争的，不论取舍与否，每人给两千元。选中的，另给一万元作见面礼。”事后，此公意色扬扬地说：“每当我想起那选美的镜头，我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冲动，不是性的冲动，而是对钱的一种感激、一种崇拜，只要你有钱，就可以做出许多不可想象的事情来。”看来，在今日中国，此公是把“钱能通神”的逻辑演绎得淋漓尽致的超级大腕，而他自己也为自己的出色表演所感动，于是飘飘欲仙起来，不知自己有多少份量，也不知今日何日。

四曰选择的当与不当之分。有时候身份不是一种被动的存在，而是人主动选择的结果。有意塑造哪种身份，通过什么方式来塑造身份，就有一个选择的当与不当的问题。比如同是官员，可以选择焦裕禄那样的人民公仆的身份，也可以选择官僚的身份（还可细化为说空话的官僚、附庸风雅的官僚、见风使舵的官僚、装扮成人民公仆的官僚等等），而这两种身份的官员在老百姓心里的份量，简直有霄壤之别。又比如上述那位老板，要显示有钱人的身份，可以采用选情人的方式，也可以采用资助贫困女大学生的方式。正是方式的不同，分出了高尚与卑鄙、正派与邪僻。可见选择的原则是不能违背天理人心。如果离开这个原则去偏执地塑造并彰显某种身份，往往会走到反面。贪官落马，是选择“伪公仆真富翁”身份的直接结果。和上述老板一样，西门庆也是以拥有众多的女人来显示身份的，其结果是纵欲而亡，富翁之上又加了个“淫棍”的身份。由此看来，身份又有连锁效应。

发轫就是开始，盼能引出方家之玉。

1993年4月29日

“老板意识”正义

　　今年2月，有家报纸载文提倡“老板意识”。什么叫老板意识呢？作者解释道：“我以为即一厂或一单位之长对本厂、本单位当作‘私有财产’一样去管理、去经营、去负责。”

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一概念外延的界定是相当宽泛的。依此类推，中国的奴隶主当是老板意识的鼻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们的的确确是将他们所管理的“单位”当作“私有财产”的。依此类推，西方的寡头们当是老板意识最强的一族。他们不但把本国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把手伸向全球，不管是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所有的人财物都被他们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对方如果不就范，他就要灭你的政府、打你的国家。岂但如此，据说还要把管理的范围延伸到月球。依此类推，老板意识不但可以在经济领域拈出很多，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是俯拾皆是的。拜伦说：愿天下所有的女人只有一张嘴巴，能让我一下子从南到北全部吻遍。吻遍天下所有女人，这可以说是老板意识的一个属概念――对待女人的老板意识。由此，弗洛伊德意识又沟通了老板意识，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提倡老板意识的媒体和作者可能会说，尽管我们对这个概念的外延限定得很宽，但实际所指没有那么远。那就让我们把思绪拉回来，拉到现实中国的土地上。这样又如何呢？同样令人不胜困惑。就说“单位”吧，银行是单位，党委是单位，部队也是单位。如果行长将银行当作“私有财产”，这行长岂不成了贪污犯？假设书记将党委当作“私有财产”，这书记岂不成了青红帮的帮主？倘若师长将部队当作“私有财产”，这师长岂不成了山大王？

那么，将工厂或企业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又如何呢？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这“当”是需要双方认可、两厢情愿的。如果厂长、经理将工厂、企业当作“私有财产”，而工厂、企业却不将自己当作厂长、经理的“私有财产”，这老板意识是长不出来或者长出来也很难存活的。如果工厂、企业那里的情形与此相反，这老板意识则可望滋长，而老板也可望由假戏真做而变成真戏真做。铁凝的小说《玫瑰门》里有一个人物，叫姑爸。这姑爸是女性，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羡慕男性，由羡慕而充当而扮演，如此久而久之，“仿同机制”便发挥作用，自己也就真的认为自己非姑，而是实实在在的“爸”。据说，大邱庄的经济始终是集体所有制，但是禹作敏却日甚一日地将这个庄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而这个庄也没有有力地拒绝充当禹作敏的“私有财产”，于是禹作敏也就把这庄变成了祝家庄式的“土围子”，他自己当然也就成了祝朝奉式的土恶霸。由此看来，把“单位”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虽然美妙，但毕竟属于心理变态，而心理一旦变态，便难免要闹出些荒唐的事来。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还援引一位企业家的话说：“如果把自己看作是‘老板’的话，就会更好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这句话反过来说就是：如果不把自己看作是老板的话，就不会“更好地尽心尽力地工作”。说穿了，这就是说：私有意识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灵丹妙药，可见这“老板意识”不过是新自由主义“经济人假设”理论的一个变种。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所以承认私有意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所以纠正超越历史条件的“一大二公”的偏向，所以进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同时，我们又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又指出私有意识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精神动力，即使在它对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时候，也往往带来许多消极的社会作用。因此，我们在实打实地依据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精神水准制定政策的同时，不宜在舆论导向上过多地赞美它、弘扬它。

还是因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所以我们比老板们站得高些、看得远些，知道私有意识仅仅同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随着这个阶段的过去，它也必然归于消亡。人类的精神全面地走向大公无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这一归宿应当成为我们追求的最高价值目标。我们欣喜地看到，大公无私的意识已经并正在中国的土地上顽强地滋长，它作为精神力量已经并正在对经济发展产生私有意识所不能比拟的强大推动作用。在老板意识的鼓噪声中，北京窦店党总支书记仉振亮发出黄钟大吕之音：“咱们可别忘了老百姓是天，别干出拧着天行的蠢事。”在仉振亮那里，人民群众是主人而不是奴仆，自己是公仆而不是“老板”。这与那些具有“老板意识”的“老板”们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正是因为有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动力，窦店成了亿元村；正是靠着大公无私信念的支撑，窦店成了桃花源式的文明村。

鉴于古今而复观于来日，笔者正曰：“老板意识”可以休矣。

1993年5月5日

官本位一种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中心、为至上、为主宰、为老虎屁股。《尚书》说：“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可谓道尽个中滋味。翻开历史，官本位的现象几乎无处不在。这里只拈出一种，即著作批评方面的。

　　这种官本位究竟起自何时，笔者不得而知，但起码是从吕不韦那个年代就有的。应当说，吕不韦还是一个相当重视文化建设的官员。当时，他看到“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而秦国虽然强大，但在“软实力”上却显得有些寒酸，因此老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乃使其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书成即在咸阳市门公开征求批评意见，声言“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传》这是名副其实的“重奖”。但是，游士、宾客及百姓谁都明白，如若有谁当真去增之损之，非但奖金拿不到，还极有可能赔上一条性命。于是，吕不韦以奖励批评实则压制批评的方式凸显了《吕氏春秋》“至高”的学术品位。看来，这吕不韦真够聪明的，很懂得以官谋文的奥妙。自此以后两千多年，对于皇帝和其他权势者的诗文，臣民们大抵只有恭维而不敢以身试“评”的。迨于清代，皇帝们出身游牧，所以格外附庸风雅，其中尤以乾隆为甚。大臣中有人批评他身为皇帝，应专注军国大事而不宜属意诗文，他尚且能够容忍，但是如果有谁在诗文创作方面损伤他的尊严，那是毫不客气的。诗人沈德潜替他写了很多诗，因此得到格外青睐，但不知此公是愚得可爱还是“诗”欲熏心，竟将他替写的御诗收进自己的诗集。他谢世以后，乾隆察觉此事，于是龙颜大怒，找了一个别的罪名，降旨毁其御赐碑文，革其官爵，并将其木主撤出贤良祠，这是极为严酷的身后处罚。

　　新中国成立后，本位易主，由官而民，著作批评亦然。在这方面，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堪为表率。有人指出他诗词的瑕疵并予以改动，他从善如流，并特意加注说明，以彰其美。1956年，一位苏联学者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孙中山世界观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建议回击。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

　　然而，官本位意识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其他污泥浊水一样，是不肯轻易消亡的。只要一有适当的机会或土壤，它总要以各种面目甚至是反对官本位的面目探出身来。

　　近年来，一位作家文艺界领导是以反对官本位自诩的，而且因此赢得了不少好名声。然而，事情一旦轮到自己头上，也同样经不住考验。1991年，《文艺报》发表读者来信，对他的一篇获奖小说提出批评。这在中国老百姓看来，是最为正常的事，但是我们的作家领导是怎么看呢？下面是他与日本记者西仓一喜的谈话：

　　西：《文艺报》是中国作家协会的报纸吗？

　　答：对。

　　西：你当过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吧？

　　答：我不是当过，而且现在也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西：这就有点奇怪了，由作家协会控制的报纸却攻击作家协会的副主席？

答：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记者先生不怀善意，提出这类挑拨性的问题不足为怪（大概他们理解人权就是这样的逻辑），奇怪的是我们的作家领导也感到“奇怪”。这“奇怪”，恰好透露了他对“官”的一种真实心态。谓予不信，再看下列事实：

在对中外记者发表的一次次的谈话中，作家领导曾不厌其烦地声明：从领导的位置上下来，是自己“坚决地推辞”的。我们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也当作真的，然而下来以后还想不想再上呢？记者们曾一次次提出这个相当现实的问题。也许是因为这些记者提问的方式太直太露，逼迫得作家领导不得不王顾左右而言它。相比之下，《小说界》的记者则显得聪明一些。这位记者迂回地从谈论红学入手，巧妙地引出了作家领导“与前人经验的一种沟通，或是一种重复”。作家领导说：“大观园中柳家的女儿柳五儿因为玫瑰露、茯苓霜的事闹出些麻烦，就被怀疑到她妈妈，让她‘停职反省’了，不让她到厨房工作，让秦显家的人进去了。秦显家的人一去，就一面查前任的问题，一面给各方面送礼，但后来因为平儿的干预，知道柳家没有什么大问题，多半天以后，当天傍晚，又宣布停止对柳家的审查，恢复‘原职原薪’，把秦显家的人轰走了，不让他干了。”读者一看便知，作家领导已经“沟通”并且还要“重复”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经验”。由此我们也就明白，近年来作家领导眼耳鼻舌身并举，报纸广播电视兼用，图的到底是什么！

结论是明显的：要消除官本位意识，就必须大幅度削减当官的好处，包括文人当官的好处。

1993年5月7日

老莱子和当代老莱子

老莱子穿五彩斑斓衣娱亲的举动，究竟有多少人仿效，我不得而知，但影响无疑是深远的。它不但上了《列女传》、《高士传》、《孝子传》、《二十四孝》，而且几乎历代都有诗文歌颂，连“戏彩”或“老莱衣”也在历代相传中成为孝养父母的具象性概念。。

这个故事的意旨是极为严肃的，但是以一七旬老者，穿上当时流行的童装，倒地打滚作娇儿无赖（“最喜小儿无赖”的“无赖”）状，总是违背人情物理的事儿，毕竟应当归于滑稽剧一类。我想自古及今，除非圣贤之道修炼极深的人，听这个故事总是免不掉要笑的。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听爷爷讲这个故事，我就禁不住“嘻嘻”地笑。大概也正是不止我一个人的笑，消解了这个故事的严肃性。而严肃性消解以后，老莱子也就成为人生百态的一个类型――老儿做小儿状以娱悦他人的类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七旬老妇学游泳。教练发达的肌肉唤起了她的青春，在临别向教练招手时竟情不自禁地做出了少女特有的含情含羞状。前年与一青年朋友谈到这个情节时，朋友笑说：地道一个洋老莱子。于此可见老莱子的类型意义。

前几年中国流行一种“新潮”理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杀子”文化，而现时流行的则应当是西方现代的“杀父”文化，于是“杀父”之风四起，一切传统文化包括革命文化都在扫荡之列。不知是出于对“杀父”之风的惶恐，还是出自娱人的天性，一些文化界的“老前辈”纷纷改头换面、粉墨登场，于是也就有了当代老莱子。

那么，当代老莱子与老莱子有哪些异同呢？

老莱子娱悦的对象是双亲，当代老莱子娱悦的对象是奉行“杀父”文化的“先锋”青年。这种娱悦重心的转移，表明他们已经加入了“杀父”文化即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革命文化的阵营。

老莱子着的是固定不变的五彩斑斓衣，行头未免单调。当代老莱子则紧跟“先锋”青年的流行色，与潮俱进地变换着“戏彩”，例如“迷你裙”、“牛仔裤”之类。

老莱子的表演是真正投入的，当代老莱子的表演则要制造一定的间离效果。其具体表现，就是在娱悦的同时总是忘不了以巧妙的形式提醒青年：我是你们的导师。例如在青年作家研讨会上，一般是不能出席而请人代读贺词的。而这贺词，在按照时髦把作家吹捧一通之前或之后，又总是忘不了加上“因为忙，未能到会”之类显示身份的话。

老莱子的表演是纯粹个人行为，他从未强求别的同龄老年步他的后尘；当代老莱子则在做青年状的同时，总是忘不了指责对青年有所批评实则真正爱护的同龄人。这种做法，一则可以制造青年与负责任的老年人的对立，二则可以为自己捞取“思想解放”的名声。

老莱子没有“杀父”的前科，他对娱悦对象的态度是真诚的、首尾一贯的；当代老莱子则不然，他们过去干过“杀子”的事儿，现在却把这“过去”包裹起来，甚至还“邻人阿二不曾偷”地为自己杀死的“子”寻找凶手。例如那部美丽的影片《阿诗玛》，在当年就是被一位当代老莱子“杀”死的。而今时世移易，他竟然在《人民日报》上呼喊：“啊，阿诗玛，你在哪里？”直到好事者从档案里翻出他“枪毙”《阿诗玛》的批示，这贼喊捉贼的喊声才戛然而止。

老莱子的表演效果是好的。有《二十四孝•戏彩娱亲》中的打油诗为证：“戏舞学娇痴，春风动彩衣。双亲开口笑，喜色满庭闹。”著一“闹”字，可谓境界全出。而当代老莱子一味逢迎“先锋”青年的表演，在正派人看来不过是诱偏导邪，在某些青年看来也未免有些掉价。掉价就是不再值钱，因此有些青年也就不再把他们的逢迎当回事，甚至让他们的鼻子碰灰。

在“楚王闻其贤，欲聘之”的时候，老莱子非但不出来当官，反而偕妻子躲了起来，埋头“著书十五篇”。由此看来，老莱子的表演是没有功利算盘的。当代老莱子则是满脑子个人打算，他们要出席各种值得出席的会议，坐主席台，题词，签名，接受采访，上电视，见报纸，挂各种数也数不清的头衔，总之是要出尽风头的。

比较是医治受骗的方子。在古今比较中，人们豁然明白：老莱子是本色演员，当代老莱子是角色演员。虽然同属滑稽，但后者比前者毕竟多了一些邪性。一旦看破了这一层，再看当代老莱子的表演，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庄严的学术研讨会上，我的笑也就变成了冷笑。

1993年6月24日

清芬的邂逅

去年十月，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武汉召开。会后，会议组织者带领代表们去凭吊楚文化胜迹。

由武汉去荆州的路上，与我同座的是一位小姑娘，短发，一副近视镜，着装素淡，大约20岁左右。坦率地说，她长得不算出众，但举止优雅，满身的书卷气。因为自上车以后，我就有一种说不清的沉重情绪袭上心头，所以毫无谈兴，于是时而眺望辽阔的楚天，时而闭起双眼，任凭历史的风雨在心中翻腾。及至天色昏黑，又感到沉闷，于是与小姑娘搭话闲谈。交谈中知道，她不是会议的代表，而是专程陪妈妈林芳女士来的，已于几年前加入日本国籍，现在上学，幼教专业。在谈到中国教育的现状时，小姑娘坦率放言，滔滔不绝，全然没有某些外籍华人的那份小心谨慎或者以不谙国情而故意做作出来的“高贵”。紧连急接的语句中，流溢出她对中国教育的关切、焦灼和热望，使我于惊异之中生出几分好感。

四天之后的上午，大家来到秭归城东的向家坪，登上新建的屈原纪念馆。院内布满了“后皇嘉树”。虽然已是“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时节，但橘树依然一片碧绿，绿得厚重，绿得深沉，绿得不屈不挠。片片绿叶之间，是星罗棋布的果实，圆圆抟抟，金黄灿烂，喷放着耀眼的光华和清芬的正气。这碧绿与金黄织成的交响乐，巍然托起了伟大的屈原：瘦骨清相，白须横飘，剑眉紧锁，双目忧愤，禀天地之正气，钟造化之至刚。是对“众皆竞进以贪婪”的愤怒，还是对“荃不察余之衷情”的怅惘？是对“世混浊而不分”的忧患，还是对“百草为之不芳”的哀伤？……面对民族的忠魂，我不由得深深鞠躬，耳畔复响起陆游的悲悼诗句：“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噫！两千多年来，似旧时者，又岂止滩声而已。

这时讲解员来了，引我们到馆内参观，又引我们去吊望屈原墓。“大夫怀石投江以后，妹妹屈姑朝朝暮暮坐到捣衣石上望江恸哭。‘我哥回哟！我哥回哟！……’过往行人无不为之掩泣。一天，屈姑哭得神志昏迷，忽见形容枯槁的屈原立在面前，望着她流泪。屈姑扑上去，原来是一场梦。此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俄顷风定，江面现出一缕金光。一条鲤鱼游到屈姑身边，望着她，流着眼泪。屈姑怦然心动，找来姐姐女嬃，从鱼腹中取出屈原尸体，葬在屈原沱畔的山丘上……”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解，令众人感叹唏嘘、垂泣不已。就在举众皆悲的时候，调解员突然指着悬棺发问：“诸位知道这棺为什么悬起来么？”众皆摇头。他接着解释道：“悬，就是升，悬棺就是升官，含有祝福屈原后人升官发财的意思。”霎时间，众人凝固在惊愕之中……终于，一个纤弱但充满恼怒的声音打破了沉寂：“屈原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我循声望去，哦，正是路上认识的那位小姑娘。顿时，我的眼里浸满了感激的泪水。多么可爱的小姑娘，命运改变了她的国籍，却改变不了她的屈原魂！然而，接下来的便是母亲的训斥：“小孩子家，少多嘴！”又接下来的是谁也无话。

下午，众人顺流而下，来到葛洲坝。我对葛洲坝向往已久。这座我国独立设计、建造的举世瞩目的拦江大坝，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一下船，我便急匆匆跑去看开闸向上游输送船只的壮景。伫立闸门之上，任凭钢铁的巨臂将闸门和自己一起移动。随着闸门的开阖，一股从未体验过的热力从足下冲腾，旋即灌满全身。从闸门下来，迎面碰见林芳母女和瑞士籍华人作家赵淑侠女士。我对林芳女士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您的女儿是个好姑娘！”林芳女士笑了，小姑娘也腼腆地笑了。林芳女士热情地邀请我在葛洲坝留影。于是小姑娘利落地打开相机，先给我拍了一张，又为林芳女士、赵淑侠女士和我拍一合影。

今年五月，收到林芳女士寄来的两幅照片。因为忙，便一直没有回信。八月中旬，光明日报文艺部召开电视剧《离别广岛的日子》研讨会，见到日本放送协会的樋口丽子小姐。我忽然想起了这桩往事，于是问樋口丽子小姐能否为林芳女士捎带一件小礼品并信，樋口丽子小姐欣然允诺。因为正在主持会议，我无暇脱身去平心静气地写信，只是草草数言，但依然还有“您的女儿是个好姑娘”一句。未几，收到林芳女士的复信。令我略感遗憾的是，信中没有对这句话的反应。我想，我的实则由衷的称赞，由于没有解释，未免像“今天天气哈哈”一样空洞，做母亲的大概也只能当作一般的恭维话听罢。是的，她怎能知道这话里沉淀着的庄严内容，那种与祖国、与屈原紧密联系的庄严内容！

1993年9月3日

戏说“贵族”

当今流行“贵族”，人们称之为“贵族”热。然而，“贵族”这顶桂冠不是别人奉送的，而是款爷一族自己抓到头上去的。那么，这一名份之于款爷是否合适呢？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看来是“必也正名乎”！

其实，贵族一词并不深奥。贵就是高，族就是一伙儿，合而训之就是高人一等或几等的一伙儿。关键在这“高”字。这里的“高”，套用新名词说，就是全方位的高。从经济到政治到文化，从生活方式到行为方式到思想方式，全都高出平民百姓者，方可登贵族之堂。之所以说“登堂”，就是说还有一个“入室”的问题。这“室”，就是“家世”。一般地说，至少要积累五代“全方位”的高，方可彻头彻尾地脱尽平民气，成为货真价实的贵族。而这贵族一旦货真价实之后，也就滋生出强得可怕的排他性。西晋的士族，经过近百年的贵族化，虽说还不算“贵族”得相当地道，却还是超前地以门第高贵自矜，对于想挤进贵族的商贾是极其贱视的。那法令便明文规定：凡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还要标明姓名及经营范围，就像把今天的营业执照顶在头顶上，而且要一脚穿白鞋，一脚穿黑鞋。资产阶级大革命前夕，法国贵族有“佩剑贵族”、“穿袍贵族”和“地方乡绅”之分。“佩剑贵族”为世袭，有的是王族后代，有的是名门出身，家世很深；“穿袍贵族”多是包括法官在内的官员，大多家世较浅，有的则是刚刚用钱捐的；至于“地方乡绅”，则更是等而下之，不必赘言。就钱财而论，后两者中很多是超过“佩剑贵族”的。然而，在“佩剑贵族”面前，他们还是自惭形秽，“佩剑贵族”自然也是瞧他们不起。缘由无他，唯家世浅薄而已。

在今日之中国，款爷在钱财方面大概已经达到或超过贵族标准了罢？就这一点儿来说，进入贵族之堂之室已经有了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验之以其他方面，却可惜盖阙如也。由于所缺甚多，不能悉列，权举微末几项，以收引譬连类之效。

先说文化。贵族是很看重文化的。晋武帝曾和宠姬胡贵嫔赌博。胡贵嫔不乖觉不让步，于是晋武帝恼羞成怒之下，揭她的短说：你原来是个将种！出身甲胄而非书香门第，尚且为人轻贱，况富商大贾乎？其实，司马氏的文化底蕴也不厚，所以提高文化上的地位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以至于这主意竟打到婚姻上。于是，宿儒、大儒的女儿成了他们追逐的目标，一如我们现在的某些教授去港台追逐富婆一样。这大概也是“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之一种。把这些染上书卷气的女孩摆在家里，要比摆几摞书更能给他们的门楣增辉。而我们的款爷们呢，似乎还没有多少文化上的自觉。据《光明日报》今年9月19日报道：一位款爷的儿子问他庄子是谁，正在打麻将的他脱口而出：当下老子就是庄家。次说语言。贵族的日常用语是极为讲究的，不仅脏字绝不出口，而且要创造一套晦如江湖黑话而在他们看来又极雅的语词系统。比如说“吐痰”，法国贵族便说成“让牙齿洗了个澡”。而我们的款爷们呢，不仅满口“丫挺”者常见，往猩红地毯上直吐其痰者也绝非少数。要跳过贵族龙门，仅改掉这一习气，还须付出多少艰难的努力！再说这贵族女性。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与美学》中曾谈到俄国上流社会美人的标准：柔弱、萎顿、慵倦，最好还要有点儿偏头痛。而我们款爷身边的“小蜜”呢，却是与人争风绝不柔弱，见港币、美钞绝不萎顿，出入舞厅、酒吧绝不慵倦，奔波大洋两岸沐风栉雨绝无偏头痛的感觉。款爷要想“升天”，必须连带“小蜜”；“小蜜”不能贵族化，款爷也毕竟难成正果。如此看来，走向贵族的道路，难啊！

《笑林广记》云：“孔子见死麟，哭之不置。弟子谋所以慰之者，乃编钱挂牛体，告曰：‘麟已活矣。’孔子观之曰：‘这明明是一只村牛，不过多得几个钱耳。’”（清初•游戏主人版•卷一）村牛装麒麟，于己则未免贻笑于世人，于天下也恐非祥瑞之兆。

1993年10月12日

从街上流行“洋头”说起

　　今春乘地铁，见一女郎满头金发，使劲儿地做着高傲的神态，似洋人又似非洋人。我感到蹊跷。出站后，女儿说：“您少见多怪吧？那头发是染的。这样的人，街上多着哩。”此后留意，发现果然是所在不少，不仅有女郎，还有男郎；不仅有金发，还有赤发、棕发。那名称，据一位的士司机说，叫“洋头族”。又是一个“族”！

世人皆知，头发是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美的规律修饰头发，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非但无可厚非，而且应当鼓励。设若数千年来，人类的头发没有任何变化，今日燕莎、贵友之类商场中攒动的人头，都和动物园里的大猩猩差不多，恐怕不是我们人类的光荣。

至于头发的颜色，则受之人种、来自遗传，很难以此判出美丑或美和更美，不过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而已。欧洲人大多以金色、棕色为美。美国人种杂多，什么颜色都有，然上流社会多为白人，所以头发的主旋律仍然是金色和棕色。中国人则以黑发为美，自古而然。古者有南朝陈后主的爱妃张丽华为证。她之所以美得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发长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鉴。”（《南史·张贵妃传》）今者有乌发牙膏资证。80年代，石家庄出了一种牙膏。据说长期使用此种牙膏，可使老年和中年白发者恢复美丽之青春。其实效如何，我不得而知，但当时的确是购者影从若鹜，尽管价格高得吓人。由此可以推断，至少是在80年代，中国人还是以黑发为美的。相反，其他颜色的头发却被视为邪恶和丑陋。君不见中国图画上的妖魔鬼怪，便多是金发、赤发或蓝发么？假如现实生活当中当真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肯定被毫不含糊地视为异端。《水浒》中的好汉刘唐，就被送了个“赤发鬼”的绰号。

正是因为头发的颜色及其美感依种族不同而不同，所以各个种族都是在发型上下工夫，极少有在颜色上动心思的（老年白发者和中年灰发者另当别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的幽默杂志《笨拙》污辱中国人，也是说“晃着他们大大的猪尾巴”，即在发型上做文章，而没有说黑发怎么不好。

然而，从这发型的变化，却可以窥见不少世道的和心理的消息。“绿云高绾，金簇小蜻蜓。”（张泌《江城子》）这高绾昂扬的发型，折射出了古代天府女子健朗的精神和充盈的活力。义和团的巾帼英雄们高唱“妇女不梳头，打破洋人头”。这里的“不梳头”，不是披头散发，毫无修饰，而是不梳当时流行的下垂的“髻”，这无疑表现了叛逆和豪迈，活脱脱一副战斗的姿态。在剪辫子之后又接上长辫子，则毋庸置疑地表明“假洋鬼子”是一条随政治风云不断变换角色的“变色龙”。

至于“洋头”一族变换头发的颜色，则跨越了种族限制，这不能不说是头发上的一种“革命”。这种“革命”，应当说更是折射了社会心理的变化。眼前的事实是，洋人在中国的行情见涨，崇洋媚外蔚成风气。既然月亮都是外国的圆，头发自然也是洋人的好。这种风气浸淫日久，必定从潜意识层面影响到涉世不深的青年。然而，细看来，此族此举却是上当受骗的行为。耗金钱、费精力将头发染成“洋色”，非但捞不到某些崇西学、鼓洋风的政客、学客们的好处，而且时间一长，“洋色”下面必然要露出“土色”――黑茬茬儿，这就让人觉得别扭。由此我也感叹预见之于市场竞争的重要性。设若生产乌发牙膏的厂家在当年就能推算到赤色、金色、棕色走俏，于制造乌发牙膏的同时加紧研制金色牙膏、赤色牙膏和棕色牙膏，不但可以免去“洋头”一族的尴尬，而且一定会大发其财的。

《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唱道：“一生儿爱好是天然”，这是对美的正确感悟。天然即自然。自然天成，不雕琢、不做作，才是美或者美的前提。求实地说，这些青年在搞头发“革命”的时候，多数是为了时髦，并不晓得其中蕴涵的美学内容和社会学内容。大凡人类都有一种追逐时尚的心理，未成熟的青年尤其是这样。而时髦，却恰恰不是赶时髦的人制造的。楚国的宫女为什么为了细腰而宁可饿死？因为楚王喜欢。在唐玄宗时代为什么形成“生女孩子热”？因为眼见得杨家有女作门楣。明代的北京为什么一度流行太监服？因为当时太监的地位和权势高得吓人，魏忠贤就是榜样。问题非常明白：青年无辜，倒是那些有引导力的某些政客、学客之类应当认真反省自己的责任。

1993年12月10日

作者附记：随着时世移易，社会心理也在变化。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至少从那时以后，在相当一部分青年那里，将头发染成棕色或金色，已经成为个性的一种标榜方式，而不是出于时髦的考虑。在抗议美国侵略暴行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中，就有“洋头”族的身影。

2009年1月11日

向雷锋学习什么？

近几年来，人们对于雷锋的态度有了变化。不仅公开贬损、诋毁雷锋的言论大为减少，而且每逢三月，城乡的繁闹地段还要扯起“学雷锋”的横幅，搞一些方便群众的服务性活动。

这当然是一种进步。然而，人们还是要问：这就是学雷锋么？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这项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雷阵雨式的短期行为。三月一过，便偃旗息鼓，“雷锋“也同那条横幅一起，被投置于仓库的冷僻处，该拜金的依旧拜金，该享乐的依旧享乐，该坑蒙拐骗的依旧坑蒙拐骗……这一方面的事实姑且不论，就算是这样恒久地学下去，恐怕也未必得其真谛。

古往今来，提倡做好事的所在多有。耶稣就曾教训门徒：“你们行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断然不能进入天国。”佛家的训条则是：“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如果雷锋仅仅是慈善的象征，学雷锋仅仅是做好事，我们就完全没有必要标举雷锋的旗帜，当个基督徒或佛教徒也就够了。可见雷锋精神自有其时代内容和阶级内容。抛却这些实质性的内容来学习雷锋，无异于做了买椟还珠的蠢事。

关于雷锋精神的实质，周总理早在30多年前就曾作出过精辟、科学的概括，那就是：“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当然，历史是发展的，今日之日已不同于雷锋在世之日。雷锋的个别精神因素及某些实践方式已经不适应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新的时代要求。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否定周总理科学概括的普遍性和当代性。事实上，周总理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站在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高度来概括雷锋精神的。这四种精神因素，是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是无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优秀品格的集中体现，是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向它的承担者提出的精神指标，是每一位维护民族尊严、推动祖国前进的先进分子所要主动采取的精神形式。雷锋精神不仅属于60年代，而且属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每一位对国家和民族怀有善意的人都能感觉得到：今天我们不仅需要雷锋精神，而且比当年更为迫切。

爱憎作为道德感情，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毛主席曾经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在阶级社会里，决定爱憎的“缘故”，就是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利益原则。雷锋出身贫苦，其父母兄弟均在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下悲惨死去，七岁便成为孤儿。只有在压迫绝大多数人的势力被推翻以后，他才获得了生存的权利、人格的尊严和发展的空间。他的这种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生体验，使他的认识通向了这样的真理：少数富人、贵人的占有和显赫，是以对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剥夺和压迫为其前提的。要使社会实现真正的平等、民主和公正，要使每个人都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就必须剥夺剥夺者，压迫压迫者。因此，他对于人民像春天一般温暖，而对于人民的敌人则像严冬一样无情。

在当今世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依然存在。出于其特定的阶级利益，他们必然要用他们的价值尺度来丈量地球、剪裁世界。自巴黎公社以来，他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被剥削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的渗透、演变和颠覆。近年来，苏联和东欧发生的剧变，就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产物。在我们的社会主义中国，目前，阶级斗争不仅还在一定的范围内存在，而且有日渐尖锐的趋势。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以英勇牺牲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上的权利，不能说没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君不见，公开切齿于工农兵者有之，矢志于充当贵族者有之，或明或暗卖国求荣者有之，为被人民镇压的反动分子招魂者有之，明言要在中国培养一个中产阶级者有之……所有这些，难道不是发人警醒的吗？如果这色人等的政治图谋一旦得逞，民何以堪，国何以堪！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人们，在当今世界，逃避阶级的立场，消解阶级的意识，无异于帮助剥削者和压迫者保守或重新安排不平等的社会秩序。因此，一切劳动者都应当大胆地解放思想，理直气壮地亮明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爱国主义立场，热烈地热爱所爱，鲜明地憎恨所恨。

列宁曾经指出：“政治上的诚实，是强大有力的结果；政治上的伪善，是软弱无力的结果。”（《列宁全集》第20卷第20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雷锋那里，在无产阶级那里，在人类一切先进分子那里，言行所以一致，乃是因为其“行”的价值取向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与历史进步的方向是一致的。而在言行不一者那里，其“行”所以要用漂亮的言词来包装，乃是因为其“行”的价值取向有损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有悖于历史进步的方向。周总理所以将“言行一致”这一古老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革命精神来强调，就是因为它是实行监督，保障队伍纯洁，维护队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道德尺度。众所周知，假冒伪劣如今已经泛滥到几乎无孔不入的地步。在某些人那里，喊的是爱国口号，干的是卖国的勾当；举的是为人民服务的旗帜，玩的是坑害百姓的花样；唱的是反腐败的高调，张开的却是鲸吞国有资产的巨口……一位地方的父母官曾在酒宴上说：“我是酒肉穿肠过，工农心中留。”吸吮着工农的血汗，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念念不忘工农，这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古人说：“自谋不诚则欺心而弃己，与人不诚则丧德而增怨。”（杨时《河南程氏粹言•论学篇》）诚哉斯言！为人为己，雷锋之鉴都应当为言行不一者鉴之又鉴。

公与私作为对立的统一物，是私有制条件下个人与社会分裂的产物。一旦私有制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为了消灭私有制，为了消除公与私的对立，现在我们必须建立必要的道德准则，必须正确处理公与私的矛盾。一方面，我们反对禁欲主义，尊重个人的正当利益，认为公即集体和社会，在利益关系的处理上应尽力消除反“个人性”，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的需要，尽其可能地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个人绝不是独立自足的存在，离开了集体和社会，就没有个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又强调个人利益的集体性和社会性，认为集体主义是个人利益的价值导向。但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又难免出现两难的情形。大多数人的发展有时以牺牲少数人的发展为代价，集体和社会利益的实现或许以某些个人利益的贡献为前提。在这样的利益选择关头，最能见出个人的道德水平。雷锋的品格之所以高贵，之所以成为世人楷模，就在于他能够超越自我，“公而忘私”。这种精神品格，正是消灭公私对立，使人类社会进入自由境界的精神动力。因此，周总理誉之为“共产主义风格”。

毋庸讳言，我国目前正处于利益分化的阶段。在相当一部分人那里，为了钱，为了个人的粗鄙私欲，不择手段地去损害他人、损害集体、损害国家的利益。同胞有难被视为赚钱的机遇，权力寻租成为先富起来的捷径，盗窃国有资产被当作致富的大手笔，什么爱情、友谊、尊严、缪斯女神等等被人类视为高洁、美好的东西，也纷纷沦为金钱的婢女或妓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导致严重的价值错位和精神滑坡。它们作为一种“正熵流”，正在破坏着社会系统的有序性。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抑制，势必导致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崩溃。人民怀念雷锋，社会呼唤公心，此情此意，似已不容掉以轻心！

“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实际上是“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指的是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危急关头，能够不计得失，挺身而出，勇往直前，百折不回，直至洒血捐躯，以最为壮烈的形式报效人民和国家。它来自对于客观必然性的自觉认识，来自对于崇高价值目标的自觉追求，因而充分表现了个人道德选择的主观能动性。它是超越社会普通水准的实践能力的高扬，是人的本质力量发挥的最高形式，因而表现为震撼人心的壮丽。历史告诉我们：人民的事业得以开创、持续和发展，正是仰仗无数具有这样刚烈品格的优秀儿女。而今昔人已没，江山依旧，我们这些活着、享受着英烈用“奋不顾身”取得的成果的人，岂能因诱惑而沉湎，因沉湎而忘义？岂能因艰难而消沉，因消沉而绝望？又岂能因危险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在一切关系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问题上，在一切大是大非面前，任何懦弱的观点，回避的观点，彷徨观望和脚踏两只船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如果不以“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承担起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我们将愧对前贤英烈，愧对国家和人民，愧对年轻的战士雷锋！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鉴于往昔而复观于今日，深感周总理的伟大。他所概括的雷锋精神的四个侧面，既各有其鲜明的内涵又浑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为每一位共产党员、每一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树起了一面光辉的精神旗帜。这面旗帜不能倒，这面旗帜不能丢！这面旗帜应当举起，这面旗帜应当高高地举起！

魂兮归来，人民的雷锋！                                                        

1994年1月26日

暗送秋波

公元前541年，晋大夫赵孟出使郑国。宴会上，郑大夫子皮朗诵了《诗经·野有死麕》中的第三章：“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全诗的大意是说，一位小伙子在荒郊野外遇见一位如花似玉的怀春少女，即以刚刚猎获的小鹿相赠，于是赢得了少女的爱情。子皮朗诵的这一章，写的就是那位少女在小伙子要动手动脚时的反应。程俊英先生将它翻译为：“轻轻慢慢别着忙！别动围裙别鲁莽！别惹狗儿叫汪汪！”

作为郑国的重臣，子皮为什么要向晋国的使节朗诵这样娇滴滴、羞答答、意绵绵的诗呢？当时郑国北接强晋而南接雄楚。它要在这两股政治势力中间讨生活，于是练就了一套周旋的本领。子皮借用这三句诗，巧妙地表达了郑国的外交意图。说直白了就是：亲爱的晋国呀，我是倾心你的呀，但是你先不要亲近我，免得楚国酸意发！这一暗示的妙处在于，既向晋国丢了媚眼，又给自己留下了余地――继续在楚国讨生活的余地，姑且名之曰“暗送秋波”法。它所产生的语言效果，恐怕是今日外交场合的白皮书所不能比拟的。无怪乎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

历史有时难免要玩一点儿幽默。今天，继承和发展这一古老传统的，偏偏不是所谓的“僵化保守分子”，而是以“新潮”、“新派”自诩的摩登文人。据今年1月8日《联合报》载，大陆文坛的一位“新潮”班头在台湾演讲时说：“我个人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斗争。我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到：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不革命一次也是很遗憾的，就像没恋过一次爱一样。当你到了35岁才恋爱，你会很成熟，少做很多蠢事，不过在十几岁时，没有爱过异性，毕竟是一种遗憾。所以，年轻人革一次命是需要的，至少是可以理解的。”

这段文字是油滑的，滑就滑在以巧妙的比喻向对方暗示了自己对于参加革命的忏悔。为什么要用暗示而不肯明说呢？就是因为身后有另一方存在，一如子皮身后有楚国存在一样。目前，他对这一方还不能不有所顾忌。这是一种极为实惠的考虑，而这考虑的方式与古代那位要求“东食西宿”的女孩差不多：我当然是倾心“西家”的，而且以身相许“西家”宿，但是还不能一边倒，因为在“东家”尚有利益可图，我还要在“东家”食哩。可见这些在理论上鼓吹多元论的先生们，在利益上还当真是身体力行的多元占有者：不管是两元还是三元，凡有利益我都不能放弃。相比之下，王若望等只取“西家”宿者的胃口则要显得相对小些，其选择方式也简单幼稚得多。看来，“班头”毕竟是班头。子皮有知，亦当为有胜于蓝者而含笑九泉。

然而，老百姓们却说：“聪明反被聪明误。”诚然，油滑有术，也有效，但是难以厮混长久，以此树起大写的“人”字，更是古来无有。子皮在向赵孟耍了滑头之后，赵孟则以朗诵《诗经•棠棣》作答，并进一步紧逼说：“我们亲亲密密，可以让狗儿别叫了”，丝毫不容得郑国脚踏两只船。那么，当代子皮们的前景又如何呢？每念及此，都不禁为诸君心忧。有打油诗一首为赠，算是遥致殷勤：

秋波暗送俨然妆，

东食西宿如意娘。

东西均非王二傻，

得利几筐赔几筐。

1994年3月1日

中国古代的“傍大”

大款也好，大腕也好，总之都是“大”，所以我将“傍大款”和“傍大腕”笼而称之曰“傍大”。

“傍”脱胎于古之“傍（音：旁）”。古时实行一夫多妻制，所以那时的款爷、腕爷收纳女色，不必像他们的子孙这样遮遮掩掩、闪烁其词，而直捷以“傍妻”名之。《宋史•刘昌言传》载：有人揭露刘昌言“委母妻乡里，十余年不迎侍，别娶傍妻”，此事居然惊动了宋太宗。不过，“傍”和“傍（音：旁）这两个词毕竟是有区别的。用新潮文艺学术语来说，就是观察点的不同。比如“傍妻”，是从款爷、腕爷的角度来观察的，词语的组合是偏正结构，意思是正室旁边的妻；又比如“傍大”，则是从“傍者”的角度来观察，词语的组合是动宾结构，意思是贴靠大款或大腕。不难看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居于主导地位的都是大款或大腕。

“傍妻”与“傍大”相生相成。既然“傍妻”古已有之，“傍大”当然也是渊源深远。究竟起自何时，已不可考，但可以推断它是同私有制一道发生的。冷僻的且不去说它，众所周知，秦始皇的生母就是由舞女而“傍”大款的。《史记》说得明白：其生父吕不韦靠“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富了便要渔猎女色，于是“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富了还要贵――变成政治上的大腕，于是看中一件“奇货”――在赵国做人质的秦王孙子楚。其时子楚并非大腕，但吕不韦知道，经过努力可以使这位王孙成为政治大腕，而子楚一旦成为大腕，则可连带他吕不韦成为大腕。为了日后取得暴利，他频频赞助子楚，最后连那个“姬”也赞助出去了。

然而，在当时以至以后千数年中，像赵姬那样“傍大款”的其实是少数。因为那时大款很少，而且在社会上不那么吃香，所以“傍”的主要对象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以及世家纨袴子弟。迨至明代，由于商品经济空前发展，富商大贾如云。这时，他们一扫过去卑微的景象，而以不可小觑的姿态登上“傍”的舞台。仅从“三言”、“二拍”、“一型”中就可窥见一二。就“傍”的资本而论，倘若说前人以权势擅场，他们则是以金钱取胜。〈《二拍•程朝奉单遇无头妇》中的程朝奉，“拥着巨万家私”，“动火”于卖酒的李方哥的妻子，便直接去找李方哥谈交易：“若肯时，我即时与你三十两”，“现钱买现货，愿者成交”。这里没有丝毫的强迫，而是一副笑容可掬、公平交易的样子，因为他信奉“天下的事，唯有利动人心”。而那些“傍大款”的妇女们呢，几乎无一不是出自“为金钱献身的必要性”（恩格斯语）。阮胜之妻劳氏去傍庾盈，是因为横征暴敛导致家庭破产，夫、姑性命不保（《型世言•八两杀二命》）；蘗妈所以要让女儿去傍杨八老，“做个‘两头大’”（就像一些女子傍在大陆的台商一样），是希图女儿“连带老身门户都有个依靠”（《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姚滴珠所以听从“黑道”的安排，甘心去傍吴朝奉，是因为她贪图安逸富贵的生活（《初拍•姚滴珠避羞惹羞》）。

清代鸦片战争前后，这“傍”又跃上了一个新的梯次。除原有的贵、富两族外，又增添了洋人一族。傍洋商、洋教士甚至洋流氓（如华尔、戈登之类），一时间成为时髦。名气最大的当属赛金花，因为她傍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以腕而论，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无一人能与其比肩。

很明显，“傍大”的实质是少数富人、贵人、洋人对于妇女肉体的最粗鄙的掠夺和损害。那么，古代的广大妇女又是怎样对待这种掠夺和损害的呢？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以被掠夺和损害为甜蜜。二是虽身处泥淖，但良心未泯。如赛金花就有些闪烁良心火花的举动，所以不断有文人出来为她说好话，近来更有瑞士籍华人作家赵淑侠女士行侠仗义为她“讨公道”。三是冰清玉洁，坚贞不屈。这一类型又可区分为二：一是靠机智挫败款爷、腕爷，如《陌上桑》中的罗敷，《羽林郎》中的酒家胡，《望江亭》中的谭记儿；二是为情势所逼，以死抗争。杜十娘在被李甲以1000两白银卖给大款孙富以后，怀抱百宝箱怒沉江底，以最为壮烈的形式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宋末元初，面对元朝征服者的屠刀和猥笑，巴陵女子陈希孟在衣带上写下“我本瑚琏器，安肯作尿皿”等诗句，而后从容投江。朱夫人、陈夫人等四位宫女在皇帝老儿屈膝投降之后，却在裙带上写下“誓不辱国，誓不辱身”八字而壮烈殉国。依张中行先生的顺生论看来，这些烈女都是不讲顺生、不珍爱生命的，大抵属于“傻帽儿”一类。然而，中华民族的光荣却正是由这些“傻帽儿”铸成，而精明的顺生论者却只能书写耻辱。

1994年4月30日

“国事管他娘”及其遗传与变异

　　要说“文体革命”，曾今可先生算得上是今日“新派”们的祖师爷。1933年，此公在其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上打出“解放词”的招牌，并于同年2月在该刊第4卷第1期上推出“词的解放运动专号”，而且自做《画楼春》一首，以为示范。词云：“一年开始日初长，客来慰我凄凉；偶然消遣本无妨，打打麻将。都喝干杯中酒，国事管他娘；樽前犹幸有红妆，但不能狂。”应当说，该词语言通顺，且也叶韵，可见此公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远在时下的摩登文人之上。

    不过，令人拍案叫绝的还是词意。好一个“国事管他娘”，活画了一副玩世不恭的洋场恶少相。然而，是真的不管国事么？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击沈阳；1932年，东北全境沦陷；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3月占领承德。值此豺狼入室、生灵涂炭、民族危亡之际，鼓吹“国事管他娘“，岂不等于让中国老百姓在强盗的刀俎中甘当鱼肉么？非但如此，此公还利用自己把持的《文艺座谈》及其他小报，对鲁迅、茅盾等为了老百姓而管国事的作家造谣中伤、深文周纳，甚至向国民党特务告密……因而被时人称为“阴毒可憎的蛇蝎”。可见这“国事管他娘”不是真话，只不过是不替中国的老百姓管，而替日本人和国民党反动派管。

尔后随着全民管国事的高潮的兴起，这“国事管他娘”便被抛到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殊不料在销声匿迹了60年以后，这一论调的种子又在中国的文学圈子发芽生长并开出了花朵。当然，遗传不是克隆，总要根据土壤、气候等等条件的变化而有所变异。

变异之一是表述方式有所不同：“国事管他娘”变成了“躲避崇高”。一位新潮班头公然呼吁让作家“从救国救民、教育读者的责任感”中解放出来。而这种解放的样板，就是那个“通过流氓无赖的眼睛看世界”的人及其作品。他甚至吹捧说：这种作家作品“是前所未有的文学现象和作家属类。”想解放，想让社会放过自己也不错，谁人不想无拘无束、逍遥自在呢？但是如果人人都想自己快活而不管国家、社会，这国家、这社会还能存在么？国家、社会跨掉了，个人还能存在么？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进一步的问题是，他们真的不管国事了么？倘若如此，那就应当或隐于市或隐于野，而不要老是在政治生活的繁闹地段晃来晃去，唾花飞溅地制造一个又一个“轰动效应”。事实上，他们对国家大事没少发表意见，只不过不是替中国的老百姓发，而是替另外的人和他们自己发。

变异之二是胃口越来越大。当年的曾今可只是说“国事管他娘”，而今的这班后继者还提出国家不能管他。还是那位班头说：“政府应多管一点劫机，少管一点作家。”我不管国事，国家也不要管我，这样井水不犯河水，似乎倒也顺理成章，但是做得到吗？如果真是这般“清高”，那就应当把国家给的秘书、房子、专车和工资等等一应待遇掷还给国家。如果还是花着、用着国家的，国家又不能对你提任何要求和责任，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么？无独有偶，在一位香港记者提出“中共对待文艺的正确方针”这个问题时，那位不能忘记爱情的老女作家回答得更是干脆：“别管”！一副决绝的样子。然而话音未落，她又担心起“国家若完全不养活作家……作家生计就成问题”，而且声称：我“除了拿工资，不与作协发生任何关系”。够坦率，也够狂气的。不知中国老百姓在前世欠了什么债，该在今天白白养活这样一批宝贝！

用“国事管他娘”来掩盖不便告人的真管“国事”，毕竟违背世道人心，不能混得长久。于是，曾今可在1935年7月9日的《时事新报》上登出“启事”：“鄙人不日离沪旅行，且将脱离文字生活……我将在英雄们胜利的笑声中悄悄地离开文坛。如果有人笑我是懦夫，我只当他是尊我为‘英雄’”。真是一篇“绝妙好辞”！虽然未免有些阿Q气，但混不下去便一走了之，仍不失为一种潇洒。而今的这班后继者们，却少了这份潇洒，因为他们还要吃这个国家、喝这个国家。这又是一种变异，不过这样的变异是退化。

1994年5月7日

人生岂只是“过瘾”？

 “过把瘾就死”这五个字，自那个“码字”的人“码”出来以后，便不胫而走，成了一些稚嫩青年的处世格言。当然，也有一些装嫩的文坛老顽主跟着起哄。

乍一听，尔辈的胃口并不大。遗憾的是，这话是不可以穿凿对待的。要过瘾，这当然是大实话，但仅仅过一把就死么？我看没有那么爽快。其实，他们的“瘾”也无涯，“过”也无涯，所谓“就死”云云，无非是表白他们对于“过瘾”的迷狂：悠悠万事，唯过瘾为大、为至上、为压倒一切。看来，这字“码”得并不高明，因为它与古代的“宁可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天的“潇洒走一回”，美国的“你注定要为自己而活”等等都无甚区别，不过更见粗鄙而已。

瘾同癖，指某种强烈、持久的生理需要或心理需要。大凡有血有肉的人，都有某种瘾或癖。瘾、癖外显外露，不加掩饰，未尝不是处世率真的表现，正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性也”。然而，这瘾或癖又有邪正、陋雅之分。《晋书·杜预传》载：“预常称（王）济有马癖，（和）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这位杜先生心里明白，“马癖”陋，“钱癖”邪，而自己的《左传癖》则雅，所以他敢于不无得意地向武帝表白。

凡事都有个度，过犹不及。且不说吸毒、敛财等等邪癖应当袪除，就是一般的癖甚至高雅的癖，倘若闹到疯疯癫癫的地步，也会变成有害的东西。为什么呢？

首先，人是一个生命体，一要活着，二要发展，因而不可能像机器人一样恒久地进行单一的活动。球迷不能从早到晚地追着马拉多纳，起码还要吃饭、睡觉，而马拉多纳也不可能与所有球迷共进午餐，更不可能怀抱着所有球迷进入梦乡。追星族可以追星，但是倘若闹得不思茶饭、心神恍惚，一天24小时对着某歌星的照片发呆，荒废学业、耽误工作，倒霉的最终还是自己。

其次，人是社会中的人，过瘾往往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倘若为过烟瘾而不分场合地吞云吐雾，必然要污染公共环境、伤害他人健康；倘若为过酒瘾而酗酒，往往要带来耍疯骂人打人砸东西的后果；倘若为过狗瘾而对其娇宠无度，难免要出现扰人、伤人的现象……

再次，过瘾要有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具备，瘾头再大也是枉然。像电视剧《过把瘾》中那对男女那样把爱瘾“过”得觅死觅活、天昏地暗的，起码要有个地方住、有辆车开。《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也曾那样爱过，结局却是连爱也烟消云散，因为他们没钱，连生存都难以为继。（鲁迅《彷徨》）马二先生原想“到西湖上走走”，看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也就是要过一把审美的瘾。不料“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不由自主地只是去“审”那“透肥的羊肉”，“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鲜鱼”，“馄饨”，“极大的馒头”，而且被这些东西撩拨得“喉咙里咽唾沫”。（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四回）这就告诉我们，要过审美瘾，首先要保证肚子不饿。倘若饥肠辘辘依旧执著于美景而不去觅食，其结局必然是“殉美”而去。

然而，过瘾的这一切条件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大凡诚实的人都会承认：是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用血汗创造的。

由此看来，“过把瘾”并非一件信马由缰的事。一是要自珍自重，不能扭曲人格、贻误人生；二是要将心比心，在过瘾时不忘为他人想一想；三是在过一把又一把瘾的同时，也要为自己和他人过瘾干一点儿实事，流一点儿汗水（看在诸君娇贵的份上，流血从免，还是让工农兵去流）。倘若老是瘾头留给自家过，条件留待他人创，则未免有失恕道、公道和人道。

1994年6月25日

老前辈不可“超脱”

最近，有人在《中国老年报》上教导老同志说：“把握好老年精神状态这个劲儿，也是学问……人老了就是老了，退下来就是退下来了，太执著、太投入、火气太大，于国家不利，于个人也不利，其实应该相信：江山代有才人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我主张老前辈们在心态上保持健康，保持适度的超脱、潇洒，不轻易生气，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也是对国家的贡献。对国家的贡献不是说人人都去议政，人人都去参与决策，那怎么得了，人人都参与决策，那决策就没法做了。”读者一看便知，这完全是一种奚落的口气，轻薄之中还带有几分霸气。

其实，对于老前辈们来说，这些教训并不新鲜，他们早在“青青子衿”的时代就曾领教过。什么“莫谈国事”呀，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呀，与论者的“教导”相比，除了少些油滑以外，还有什么不同呢？所赖老前辈们当年记取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等列祖列宗的遗训，而没有理睬那些为虎作伥的说教。如若不然，恐怕中国至今仍是洋人、阔人及其奴才们的天下。新中国的江山既然是老前辈们用红的血和活的命换来的，那么他们对于这江山的感情，自然与吃这江山又败坏这一江山的人不同，自然是难免“太执著、太投入”的。他们对于“社会风气、廉政、治安、物价、贫富分化等问题”（论者语），对于从内从外或内外勾结地瓦解这江山的人和事，当然要提出批评，也难免要有些“火气”。这份“执著”和“投入”，是不爱这江山的人所难以理解的，恰如败家子难以理解创业的艰难，灯红酒绿中的公子哥儿难以理解矿井下、田地里、哨卡上工农兵的艰辛一样。

如果说老前辈对于当前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提出一些批评，对党和国家的大事提出一些建议是“议政”、“参政”，那么就应当说是应当“议”和应当“参”，因为这是宪法和党章赋予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只有全党全民都来“议政”、“参政”，才算实行民主；只有实行民主，才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才能避免惰政和腐败，才能保证这江山永不变色。这全党全民，能把“退下来”的“老前辈”排除在外吗？显然不大合适。那么，人人都“参政”、“议政”是不是就干扰了党和政府决策呢？应当说只有在没有集中、人人都去参与领导层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下，才会造成“那决策没法做”的尴尬。然而，迄今为止，老前辈们的“参政”、“议政”，无不止于批评、建议的范围，谁人见过哪一位老前辈还坐到原来的位置上去越俎代庖呢？可见所谓“人人都参与决策，那决策就没法做了”云云，实属危言耸听。“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是孔夫子的愚民政策。难道今天还要来个“老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老政策么？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整天将“民主”挂在嘴边的“民主派”，何以要如此专制、如此霸道地剥夺老前辈的民主权利呢？说穿了，就是因为有了老前辈的“参政”和“议政”，他们便处处感到不自由、不称意、不得开心颜。

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为此叫好。有他们流传的民间故事为证。这故事说，一个什么朝代，人到60花甲就要因无用而被砍头。一位朝臣非常热爱老父，不忍杀之而藏在自家地窖里，伪报说其父已杀。某日，从西方的一个什么国跑来了一只牛犊大小的动物，君臣上下均不知为何物。于是皇帝悬赏识别此物。朝臣回家与其父说知此事。其父说可能是子鼠大如牛，你可带上一只猫去测试。此物见猫果然惊恐不已，于是朝臣奏报皇帝说此物为鼠。皇帝大喜之余问其所以，朝臣不得不据实相奏。皇帝由是觉悟，从此免去了杀60岁以上老人这条很不人道的法令。这个故事也教育了我，使我相信老人在人们的生存、发展中还不是“多余的人”。别的且不说，仅就能识别小鼠、大鼠，仓里的老鼠、仓外的老鼠，本土的老鼠、外来的老鼠这一点本事来说，老前辈就不可“超脱”。

1994年11月11日

“孔雀”开屏

过去，我对刘再复先生的文章一直不敢恭维，以为气脉散断，如七宝楼台拆碎不成片段。然近读《孔雀东南飞》（《明报》月刊1994年4月号）一篇，却觉得气势颇盛，其对台湾当局的向往、亲善，对大陆的鄙夷、仇恨，历历跃然纸上。方知自君适彼乐土以后，“和谐”得如鱼得水，于是文事有进，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美中不足的是“追求深刻”尚不见多大长进。

刘再复先生坐在去台湾的飞机上，远离大地，不免有些飘飘然，以为自己也浮到了时代之上，于是对中国的历史走向作出了如下概括：“中国孔雀曾朝着西北方向即大寨方向和列宁格勒的方向飞行，但飞进了死角，而今天却往相反的东南方向飞行”。支撑这一判断的便是他对大陆、台湾的的两极性情感态度。在他看来，“革命领袖们”领导下的“中国”，笼罩在“政治魔幻”之中，一片“赤裸裸的阶级斗争和赤裸裸的荒漠与贫穷”。与此相反，台湾则是一派“和平、安宁与幸福”的景象。而这“繁荣之花”，主要是由“踏着沧浪而去的”“大陆的一群精英”“开出”的。

台湾有没有比大陆好的地方呢？当然有的。比如说人均财富，就比大陆多得多。问题在于这差距是怎样造成的。1949年，那批“精英”揣着大陆的黄金、白银“踏着沧浪而去”，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烂摊子。西方列强又实行“门户封锁”，进而由朝鲜半岛登陆，企图用屠刀逼迫中国人民就范。就在这严密的包围和封锁之中，中国人民在“革命领袖们”的带领下，发愤图强、自力更生，终于使新中国站稳脚跟并迅速发展壮大。在这里，且不说那一大堆国民经济的统计数字，也不说高科技、大工程的累累硕果，仅从刘再复的经历就可以说明一切。刘再复先生出身既土且寒，可一路从小学到大学到国家最高科研单位，而且具备了今日这等骂人的“文化能力”，靠什么呢？靠的正是“革命领袖们”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为穷人谋利益的制度。设若没有“革命领袖”和中国共产党，恐怕刘再复至今还是穷山沟沟里的一个目不识丁的土仔。这样的事实，刘再复先生有勇气承认么？当然，在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里，我们这里发生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种错误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损害。然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错误呢？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除了人们经常谈到的那些以外，至少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一些“勇敢”分子的推波助澜。在中国，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确有那么一批“勇敢”分子，每逢政治运动到来，他们都要跳到风口浪尖上，以“最最最”的方式把事情推到极端。例如，在文化大革命中操办造反派小报，抛出一篇又一篇“大批判”文章的是谁呢？在新建设杂志社造反尚不过瘾，又跳到文学所去煽风点火，带头批斗所长何其芳的又是谁呢？在呼何其芳为“何其臭”之后的十几年，又以何其芳的学生自居的又是谁呢？这“嗜斗嗜血制造苦难的阶级斗争的迷狂者”，包括不包括刘再复先生自己呢？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然“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者，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遗憾的是，在刘再复那里，人们仅见其“过”与故作良善状地掩其“过”，而未得仰其“更”。当着西化浪潮涌来之际，他又一次站到潮头之上，又一次对人民文艺、社会主义、“中华母族”露出了“嗜斗嗜血”的本相。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种造反派的脾气看来是改不了了。

再来看台湾。从根本上说，台湾的财富是台湾人民用汗水和血水创造的。但在台湾的金银台中，他们是处于底层、承受最重、所得最寡的基石。而榨取台湾人民血汗的资本，则来自列强、来自列强建立反共桥头堡的精明盘算。如果没有列强投入的巨额资本，今日的台湾是何等模样是不难想象的。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繁荣之花”是在列强的荫庇下由国际垄断资本催生出来的。既然是在人家的荫庇下，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繁荣：没有科学技术，没有独立自主，而且财富外流、环境破坏、贫富悬殊。迷离的霓虹灯遮蔽不住底气的虚弱，红男绿女靓丽的外表掩饰不住受制于人的悲哀。再说，自从有了那批“精英”，台湾就“和平、安宁与幸福”了么？众所周知，那批“精英”在大陆折腾了一番“宁可杀错一千，决不放走一个”之后，在台湾又一次向共产党人和其他一切进步人士举起了屠刀。其时在台共产党人仅有一千左右，他们却关押、屠杀了整整一万！岂但人心惶惶，虽鸡犬亦不得宁焉。其残其酷，陈映真先生的报告文学有详细的披露。刘再复将这批“精英”奉为精英，莫非是应了“自古惺惺惜惺惺”这句老话？

既然大陆的事实不似刘再复的妄说，台湾的事实也并非刘再复的呓语，那么他关于中国历史走向的概括也就只能是沙上建塔。大陆有没有“东南飞”的？当然有，像刘再复所说的一班“长着文学羽毛的流浪孔雀”即是。但是说11亿中国人民都在“东南飞”，则可谓诬一世之人。社会主义虽然遭受挫折，但不会永远受挫，因为它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们的主义，因为它代表了历史进步的方向。在大的关节上，“东南飞”主义是不可望其项背的。这道理非但大多数中国人明白，就是正直的外国人也明白。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沃尔曼先生说得好：社会主义才刚刚开始！

人们疑惑的是，一向致力于“变革思维方式”、“开拓思维空间”的刘再复先生，悠悠十年过去，在看待大陆和台湾的问题上怎么还是这般僵化、这般狭隘呢？一是因为改不掉的老毛病：太急功近利，太喜欢时髦，太趋炎附势，而今势力大的自然是西方及其附属势力。二是大概与缺食有关。“民以食为天”。饥肠辘辘，很难让“思想者思想”（刘再复语）。人们看到，在这篇文章中，刘再复一扫在大陆时的审美激情，恰如马二先生之到西湖（见《儒林外史》），津津乐道于在“台湾享受了许多美餐”。将兴奋中心指向“许多美餐”，正是缺食的表征。作为“流浪”者，缺食怎么办？只能是乞食。自古以来，乞食者大抵都不能白吃。旧中国的乞丐须打竹板给主人唱上几段颂词，才有可能得到些许残羹剩饭。今日之台湾当局自然更是贯彻“商品交换原则”而不肯白给。而这些“流浪的孔雀”又着实无物交换，唯有漂亮的“文学的羽毛”，于是就开屏给主人看。这篇奇文就是一次“开屏”，大抵能博得些许金钱。虽说开屏能换得金钱和食物，但毕竟有辱斯文，因为露出了屁股。因此，在唱尽颂词、喊够“东南飞”之后，也对台湾的“有钱无声”、“有钱无魂”生出一丝淡淡的恐惧和哀叹。

1995年1月4日

附作者声明：现今以祖国统一大业为先，海峡两岸皆宜泯旧而前瞻。事端由刘再复先生歪曲历史、歪曲现实所起，作者实出无奈，不得不重提历史。语涉之处，敬祈台湾有关人士海涵。

焦大的出路

“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因为这几句骂，焦大被塞了一嘴马粪。

往人嘴里面塞马粪，无疑是对人格的极大侮辱。然而，这类真正的人权问题，国际上的那些“人权卫士”们大抵不会有兴趣来管，因为他们与中国的贾珍、贾蓉们本来就是一伙儿。我辈平头百姓想管，又无力来管，于是只好琢磨下策――怎样才能避免那一嘴马粪。

说来这焦大还是一个资深的人物：“跟随太爷出过三四回兵”，“死人堆里把太爷背出来了……自己挨着饿，却偷了东西给主子吃；两日没水，得了半碗水，给主子喝，他自己喝马溺。”由喝马溺到被塞马粪，不知这焦大与贾家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分！据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先生考证，焦大的原型是曹家“太爷”曹继参的健仆陈良。在曹继参跟随多尔衮平定大同姜瓖之乱时，陈良发三矢中三寇，立下大功。而古地焦属陈国，大与良通，所以焦大即是陈良。原型也好，形象也好，总之在这烈火烹油般的基业中，确有这位健仆的血汗在里面。因此，他对这个家族的感情也就格外地“投入“。然而，今日之日已非太爷在世之日，今日之贾家亦非太爷在世之贾家。贾珍、贾蓉之流脑子想的、嘴上说的、手上做的，全都翻到了太爷的反面。而焦大呢，却一条道跑到黑地固守太爷那一套，这怎么能够讨得新主子们的欢心呢？设若焦大审时度势，转变观念，抓住机遇，同其流而扬其波，则绝不会被塞马粪。保守僵化，不知变通，恐怕是焦大思想观念上的失误。

子曰：“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论语·阳货》）什么叫“绞”？就是刺痛人心，也就是得罪人。不习骂艺，骂得太实、太直、太一针见血，恐怕是焦大策略上的失误。其实，上到皇帝老儿下到贾珍之流大大小小的主子们，也并非一概拒绝骂，有时倒是需要一点儿骂声来镀金――镀“开明”的金，“纳谏”的金，“宽宏大量”的金。然而，这骂要讲究艺术、骂得高明。其中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导向。大骂扶危谓之导向错误，像海瑞。小骂帮闲则谓之导向正确。据冯梦龙《古今笑》载：“成化间，一御史建言顺适物情，云：‘近京地方，行役车辆骡驴相杂。骡性快力强，驴性缓力小。今并一处驱驰，物情不便，乞要分别改正。’弘治初，一给事建言处置军国事，云：‘京中士人好着马尾衬裙，因此官马被人偷拔鬃尾，有误军国大计，乞要禁革。’嘉靖初，一员外建言崇节俭以变风俗，专论各处茶食铺店所造看桌糖饼：‘大者省功而费料，小者料小而费功，乞要擘画定式，功料之间，务在减省，使风俗归厚。’”（《古今笑》第2－3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当时的社会局面已是一塌糊涂，然这些官员们却能高蹈于水火之上而骂“它”，你在哑然失笑的同时，不能不佩服他们“瞒”的工夫、“骂”的艺术和“骗”的本领。设若焦大能有这些官员十分之一的聪明，比如骂一骂主子对佃户的盘剥还有失精到，贾珍的麻将搓得还尚欠火候，贾蓉和女人吊膀子的技艺还不够高明等等，当然也可能引起主子的一些不快，但绝不至于被塞马粪。然而自古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可惜这一本领是焦大至死也学不来的。

怎么办呢？在被“揪翻捆倒”时，他叫喊着要去哭太爷。是希望用太爷来震慑一下这班不肖子孙，还是希望用太爷来唤起他们的良知？总之是想依靠死去的太爷。然而这一招也不灵。岂止那时不灵，其实从来就没有灵过。例如唐代就流行过哭陵。哪位臣子有了委屈、有了冤枉，便到李世民的昭陵去哭，可是没听说谁哭出什么名堂，不过宣泄而已。依我看来，还是兵家说得对：“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离开这班腐败分子，离开这个恶臭逼人的鲍鱼之肆，到一个干净的地方去……

1995年4月21日

谁家的人权？

前年报载，福州某台资企业，一女工因拿了两双鞋被资方捆绑、殴打。嗣后，资方又把鞋挂在女工脖子上推出来示众，继而又将其关进铁笼与狼狗为伴。女工不胜惶恐，直到半夜才在工友的帮助下逃脱，以后下落不明。

去年报载，深圳某外资企业不但无视生产的安全保障，而且将车间的窗户钉死，致使火灾发生时80余位中国工人无处可逃，被活活烧死。

今年报载，珠海某外资企业强迫工人长期超时加班。工人困倦难忍，在工休十分钟内趴在工作台上打盹，资方当即令四位班组长举手作投降状，又令在场的120位工人下跪。

我想，只要是正视现实的人都不会否认：中国土地上的类似事件，报上报的比这里例举的要多得多，实际发生的又比报上报的多得多。这些且不去说它，仅从这三例就可以看出，这班有钱的老爷们是怎样看待中国工人的。第一例是视其为猪狗，第二例是视其为草芥，第三例是视其为机器。那么，中国工人到底算不算人？

据说，在当今世界，美国老爷们最讲人权，非但自吹自擂是什么“人权卫士”，而且还有一帮外国的瘪三们（包括中国的）贴在其屁股后面起哄、插花、拍马屁。既然如此，不妨就请美国老爷们像查“银河”号商船那样到中国查一查。不过我敢肯定，不管哪一位老爷戴着哪一种有色眼镜来，他也找不到中国人比洋人多了什么部件或少了什么部件。这就是说，如果洋人算人，中国人也是人。既然是人，其人身、人格受到如此残忍的伤害，能说不是人权问题么？能说不是严重的人权问题么？

这类人权问题的解决，人们也曾寄希望于这些“人权卫士”。众所周知，为了凑足洋洋大观的所谓“人权记录”或“人权报告”，他们每年都要派出一些人、雇佣一些人，到第三世界去搜罗人权问题。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则更是吹毛求疵不足便指鹿为马，指鹿为马不足则凭空捏造。既然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如此热心，这回中国当真出现了人权问题，“人权卫士”们该如获至宝、欢呼雀跃了罢？该大张挞伐、主持“人”道了罢？然而，这班老爷带给人们的却是一连串的失望。前年他们没提，去年他们缄默，今年他们也不曾吭过一声。是失之明察还是老虎打盹了呢？一者可以说是，再者可以说是，三者恐怕就不能这样说了罢？人们等了三年，终于明白：非不见也，是不愿见也，不敢见也。

为什么不愿见、不敢见呢？就是因为他们本是同类、本是一伙儿。如果一定要说不同，不过大巫、小巫而已。这里用得着中国一句成语――引譬连类。捉小巫必然放不过大巫：小巫不过是野蛮生产，大巫可是成船成船地往别人那里倾倒核废料；小巫不过盘剥若干万美元，大巫盘剥的可是要以数万亿美元计；小巫不过罚百十名工人下跪，大巫可是说把人家的总统抓走就抓走；小巫不过烧死了数十人，大巫可是一开杀戒就有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试问，大巫的哪一桩买卖不比小巫大得多呢？如果捉了小巫，大巫又应当怎样发落呢？这就是美国老爷们无视中国真正人权问题的心病。有道是“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于是就同病相怜，于是就互相包庇。

由此人们也便看清，他们的所谓“人权”，其实就是中国的王权（“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他们的所谓“人道”，其实就是中国的“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由此人们也便悟到，他们在第三世界争夺的所谓“人权”，其实就是他们及其走狗对老百姓的污辱权、盘剥权、欺压权和蹂躏权。

由此人们也便明白，美国老爷们所喜好的“人权”，乃是似人权而非人权者也。这似是而非的“人权”的妙用，就在于它是掩饰真面目的化妆品、扩张资本的助推器和打压别人的帽子、棍子。

由是观之，这“人权”尽是脂粉味儿、铜臭味儿和火药味儿，总之没有一点人味儿。

于是天下的穷人也就觉悟：不剥夺这些“人权卫士”们的“人权”，便永远没有自己的人权。

1995年4月29日

马前卒的悲剧

在八九政治风波中，柴玲小姐曾被包装为“志士仁人”的形象。正是凭借这样的光晕，在天安门广场上，她坐“总指挥”宝座长达几十天之久。

然今年4月25日在台湾出版的《联合报》，却让我们看到了柴玲小姐的另一面。这家报纸以《让别人流血，而自己求生》为题，发表了记者发自香港的报道。报道说：美国最近搞了一部影片。这部影片将披露美国记者康宁汉（Phil Cuning ham）在天安门广场对柴玲的采访。

大概是柴玲小姐自以为遇到了自家人，又没有别的学生在场，于是向这位美国记者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老底。她说：她作为“总指挥”，根本就不是要领导同学们去争取什么“胜利”，“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用鲜血和生命唤起民众”。记者问：“你自己会继续在广场上坚持吗？”柴玲说：“我想不会的”，“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就这样想”，“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说自私什么的”。

将别人往死里推，而后自己逃之夭夭，这算什么志士仁人呢？所谓志士仁人，必须是“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倘若有求生以害仁，无杀身以成仁，那就翻到了志士仁人的反面，成了懦夫小人。然而，柴玲们又岂止有求生、无杀身而已，而且是杀众生以成一己之私利。八九风波未平，柴玲们就踩着被愚弄者的躯体搭成的舷梯，爬上西去的飞机，到“极乐世界”优哉游哉地享受“极乐”去了。不知当年虔诚地追随柴玲的同学们读了这则新闻，心里会是怎样的一种滋味！

善良的人们或许要问，填塞私欲可以有很多手段，何必出此狠招呢？这是因为撒旦附体的缘故。当是时也，东欧崩颓，苏联解体在即，美国老爷们的“颠覆”魔爪对准了独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要颠覆自然要有内应，于是便网罗小人，于是便有方励之、严家琪、苏绍智、吾尔开希、王丹、柴玲们如雨后蘑菇般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精于商道的美国老爷们深知，只要许以一张绿卡和些许美钞，便足以让这色人等出卖家国、残害同胞。“流血”是柴玲们的“期待”，更是美国老爷们的期待，而且首先是因为美国老爷们有了这种“期待”，柴玲们才有这样的“期待”。

这样说冤枉了美国老爷吗？大量的铁的事实且不论，仅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窥见消息。设若美国老爷们当真对中国怀有善心，及时公布柴玲的谈话，或可成为促使上当者觉醒的助力。为什么迟迟不公布呢？一向以抢“新闻”见长的美国御用媒体何以变得迟钝延宕了呢？非不为也，是不可也。那“流血”计划原本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的，自己怎么能够公开自己不可告人的勾当呢？待到阴谋实施以后又来公布，自己也觉得难以圆场，于是修补说：柴玲的“一部分谈话在美国的电视媒体上也被用过”，但是因为翻译、剪接等技术问题“而失去了柴玲谈话的逻辑性”。美国老爷们在中国问题上造了那么多的谣，他们的技术不失误，怎么偏偏在这里失误了呢？失误还可以改正，怎么一拖就是四、五年呢？

美国老爷们于1989年在中国干下的坏事，越来越被更多的中国人看透，越来越招致中国人的愤怒，狼外婆的面具已是破碎不堪。为了挽回颓势，便玩了个丢卒保车的把戏。这就是时下又公布这则新闻的全部秘密。说到底，所谓“新闻”，不过是美国老爷们实现各种图谋的工具而已。

不过，对于柴玲们来说，这实在是一个需要格外当心的信号。这信号说：诸君千万别糊涂，尔等不过马前卒。可以驱你干坏事，也可送进替罪炉。今天抛出了柴玲，明天、后天……呢？呜呼！使用价值一旦告罄，恩爱便立即告绝，想一想斯大林、阿连德的女儿和我们的同胞遇罗锦的结局，能不心寒么？有道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主子揭了你们的老底以自保，尔等如欲自保，唯一的办法就是揭主子的老底――向世人公布他们是怎样收买、利用你们的。不过，这需要良心和胆量……

1995年7月18日

《牡丹亭》与小青

汤显祖的《牡丹亭》一问世，即引起轰动，不少痴男怨女为之神魂颠倒。在汤显祖的诗集中，就有娄江女子俞二娘读《牡丹亭》断肠而死的记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上，衍生出了小青的故事。咏小青的文人和作品之多，以至于在《牡丹亭》热之外又形成一股小青热。据笔者寡闻，有传两种、剧本两种（《疗妒羹》、《小青娘风流院》），北词《春波影》、南词《情生文》，还有《梅花梦》一种。

笔者读到的传，一出自张潮所辑《虞初新志》，一出自朱京藩所著剧本《小青娘风流院》附录。《虞初新志》是一本文选，即所谓“当代人选当代之文”，但是《小青传》出自何人，即使是张潮这个选家也说不清楚，只是说“吾友殷日戒仿佛忆为支小白作，未知是否。”我们应当感谢这位不知名的作者，他以从容的笔调叙述了小青凄绝哀惋的故事。小青“夙根颖异”，“精涉诸技，妙解声律”，“随变酬答，悉出意表”，“虽素娴仪则，而风韵绝艳”。如此才姿惠丽却命运不济，嫁与虎林（今杭州）一个粗俗浮浪的款爷为妾。其主妇“奇妒”不容，令其迁到孤山别业。妒妇的一个亲戚“某夫人”非常怜爱小青，表示愿意帮助她逃出火坑，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情。小青却谢绝了夫人的美意。后来夫人随夫宦于远方，小青愈益悲苦寂寥，“遂感疾”。妒妇送鸩药，企图借机毒死小青。小青叹息说：“我既不愿活下去，也当干干净净地死去，怎能用一杯鸩来了结呢？”于是自绝水米。自绝期间，依然坚持“明妆冶服”，绝不肯蓬头垢面，其爱美竟至于是。临终之际，她像杜丽娘一样，请画师为自己写真。画像成即供于床前，以名香、梨酒奠之，而后“一恸而绝”。她留下的诗简及画像俱被妒妇焚烧。幸有两纸书稿因用来包花钿而得以保留，有九绝句、一古诗、一词及致某夫人书，计十二篇。绝句之一就是至今依旧流传的《冷雨幽窗》。诗曰：“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除了这一首，《春衫血泪》、《脉脉溶溶》、《乡心不畏》及致某夫人书也写得好，传达了小青悲苦、多情而优雅的情怀。

小青对于自由和爱情虽然有着火热而深沉的向往，但在强大恶势力的压迫下终于不敢付诸行动而走上自戕的绝路。小青的死，是美的毁灭。晚明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小青所居的杭州就是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款爷、腕爷们有了钱便要渔猎女色，蓄妾、嫖娼一时间蔚成风尚。私有制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夫多妻制，才是小青毁灭的根源。然作者却将小青的悲剧归因于“妒妇”，自是其历史局限性所致。

朱京藩《小青传》的故事梗概与以上所述大致相同。所不同者，一是作者太投入，以小青的“须眉”知己自况；二是强调小青嫁与款爷，是由于其母“贪其金帛”；三是渲染了小青读《牡丹亭》的情节，其“感疾”亦由读《牡丹亭》伤心所致。从《小青娘风流院·自叙》可以看出，这个朱京藩是个落第的潦倒文人，飘泊无定所，郁郁不得志，然而却自视甚高，口气极大。“才子不成名，佳人不欢偶”，于是对小青格外钟情，甚至有些疯疯颠颠，竟“为之设木主，置之斋几，名香好茶，朝朝暮暮”，扮演起柳梦梅那样的多情公子的角色。他不但写了《小青传》，而且敷衍出剧本《小青娘风流院》。在这个剧本里，他杜撰了一个名叫舒洁郎的书生。洁郎怀抱“旷世逸才，遭逢不偶，悲歌慷慨，以至移情花柳，死而复生”，最后得了功名，娶了小青。剧本结构模仿《牡丹亭》，而且直接将汤显祖拉来做了风流院主，然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却不可与《牡丹亭》同日而语。它实际上是酸腐文人们的一个白日梦――在假定世界中求得功名欲、财富欲和女人欲的满足。如小青地下有知，大概也不会对这类文人投以青眼，尽管他们这头热得很。

那么，有没有小青这个人呢？这始终是个悬案。张潮说：“小青者，或谓原无其人，合‘小青’二字，乃‘情’字耳，及读……《紫云歌》，其小序云：‘冯紫云，为维扬小青女弟……’，则又似实有其人矣。”吴梅则说：“小青事本文人寄托，与乌有、子虚同。余游孤山，竟有小青坟墓，且陈文述立石纪事，亦可怪矣。”不管是否实有其人，这个小青也是私有制条件下不少中国妇女命运的形象概括。而小青们要彻底摆脱厄运，真正占有自由和爱情，就必须消灭为金钱献身的必要性。

1995年7月27日

官贼之辨

远看，官贼之分如水火，官治贼，贼则专一给官添乱；近看则不然，其瓜葛连络、根节纠缠，颇有几分“剪不断，理还乱”的滋味。

有些官原本是贼，谓之由贼而官。如秦王李世民的一些爪牙，原本是瓦岗寨的贼，李世民当了皇帝，他们也便做了官。至于因无力讨贼而拿出几顶乌纱招安的事儿，几乎历代都有，正所谓“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有些贼原本是官，谓之由官而贼。如汪精卫，曾是资深革命家、中央政府要员，后来投到日本人的怀抱，帮助日本人打中国人，当起了卖国贼。有些则是一面做官一面做贼，谓之亦官亦贼。如秦桧，一方面位居南宋王朝要津，以高官身份为宋高宗的“和议”服务；一方面肩负金人使命，以内奸身份为敌人的侵略服务。有些官虽终其一生未曾入过贼籍，却始终干着贼的勾当，谓之名官实贼。如和珅，就是不折不扣的国贼、民贼。

官贼相杂、贼官相替，竟由此生发一个有趣的故事。南宋末年，有郑熏者，初为盗贼，后从军有功，升为主簿。当了官，应当受人尊敬了吧？但就是因为那点儿历史问题，还是屡遭同僚们的白眼。郑熏忍无可忍，便赋打油诗一首，揭了这班正人君子的老底：“郑熏素行本非端，熏有狂言上众官。众官作官还作贼，郑熏作贼还作官。”

然则何者为官、何者为贼呢？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虞初新志》中有一篇《雷州盗记》，说崇祯年间一金陵人赴任雷州太守。官船入江遇盗。盗杀太守而持太守印信出任雷州太守。这在崇祯看来，此公不但是盗，而且是十恶不赦的江洋大盗。然此公“抵郡逾月，甚廉干，有治状。”于是作者托东陵生之名感叹说：“异哉！盗乃能守若此乎？今之守非盗也，而其行鲜不盗也，则毋宁以盗守矣！”这就是说，与其用那些实盗之“官”，不如用那些不盗之“贼”。“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在传统观念中，帝王是上天意志和百姓利益的代表，但在黄宗羲看来，却是不折不扣的贼：“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窃以为，雷州之“盗”是否为盗，崇祯说了不算，张潮说了也不算；皇帝是否为贼，皇帝自己及马屁文人说了不算，黄宗羲说了也不算。所有这些，都应当由人民说了算。那个自任雷州太守的人，名义上是贼，但“雷人相庆得贤太守”。既然人民拥戴，那就可以判定：此人其实不是贼，而是行侠仗义的大好人。皇帝们虽然被历代的既得利益者奉为神明，但人民却从未停止过造反，不但打倒了一个又一个皇帝，最后连帝制也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既然人民反对，那就可以判定：皇帝不是神明，而是抢占天下的贼。

今日之日不同于往日之日，官中第一次出现了人民公仆。如毛泽东、周恩来，如焦裕禄、孔繁森，就是有口皆碑的杰出代表。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官贼混杂的现象亦时有所见。谓予不信，试拈几例。曾以改革家名噪一时的许家屯，就是由官而贼者，不但偷了儿子的老婆，而且为中华民族的敌人舔痔。在深圳大火中殒命的那位公安局长即亦官亦贼者，明里是公安局长，暗里是黑社会团伙的大龙头。最近成为舆论热点的北京前常务副市长王宝森即名官实贼者，直到今天，他盗窃国有资产的罪行还在揭露中。这是已经暴露或揭露的，正在暴露或揭露的呢？不易暴露或揭露的呢？至今还在那里贼喊捉贼的呢？

由此看来，官贼不可不辨，不可不细辨，不可不持久细辨。如欲辨得明白，必须敢于依靠群众，真心依靠群众，自始至终依靠群众。俗话说：“群众的眼睛最亮。”

1995年7月29日

上当受骗之外……

    大概苍颉老人怎么也不能逆料,在他所创造的汉字中,“假”字会在数千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大走其俏,居然在使用频率上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且不说文场和官场,仅从市场上看,便几乎到了无“假”不成商的地步。个中况味,我曾深深领受:买货经常上当,为此经常遭妻抱怨,经常诚惶诚恐地跑回去退货,经常被白脸、愠脸还有笑脸拒之于柜台之外。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然而我是吃了十八堑也未见长得一智。既然是朽木不可雕也,索性也就不雕,于是决心永远不去商店。一应买货事宜,全部推给爱人。如此一来,眼前、耳根、心头倒也清净许多。

    然而,这一次却是非去不可。8月20日,我被告知作为光明日报代表团的成员于9月14日去访问罗马尼亚。做服装显然来不及了,不得不跟随爱人去买。转了几个商场,最后在西单购物中心的“劳亨”服装专卖柜选中一套,回家以后便搁置起来。9月14日,直到登机前的六小时才拿出来。一穿,爱人发觉裤腰太肥。于是我俩连忙跑到柜台去换。换了一条又一条,腰围合适则臀围瘦,臀围合适则腰围肥。柜台售货员说:“您属于特体,需专门制作。这样吧,您先凑合着穿这条出国,回来再给您专做一条。”

   10月3日回国。翌日,爱人说:“该去西单换衣服了。”我说:“算了吧,时下假货多,假话也多。人家搪塞咱们的话,未必就当真。”爱人说:“试试吧,能换更好,不能换也认了。”巧得很,值班的依然是那位女士。难为她竟记得此事,于是立即为我量衣。此间,爱人无意中又说上衣的肩部有一点儿开线。她立即答道:“您下次来取裤子时,把上衣也带来,再给您换一件。”

    这种服务实在出乎意料。我不禁问道:“这样,你们公司不就赔了吗?”她微笑着说:“不会!我们公司讲究的是高质量地为顾客服务。服务得好才有信誉,有信誉就会有顾客；有了顾客,公司就会有效益。您放心吧。”这番话简直是林中响箭,使我于茫茫的“假”中看到了一次例外!

    当然,我不会因为人家给换了货、说了几句好话,就飘飘然到自作多情的地步,以为人家真是全心全意为我及其他顾客服务。可以肯定,在快快发财、多多赚钱这一“大目标”上,这家公司和那些坑蒙拐骗者毫无二致。所不同者,是这家公司比那些坑蒙拐骗者的眼光长远一些。所长所远就在于他们懂得“吃小亏占大便宜”的“事理”。然而,正是这眼光的长短,划出了手段、作风、境界的优劣。类推开来,市场上的商贾们倘若眼光长远一些,当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不至于如今日之大款、跳蚤们那般残忍地宰客；文场上的墨客如果眼光长远一些,当思谋“赢得身前身后名”的规划,而不至于如今日之“新潮”人物那般靠抖“猛料”出名；官场上的政要假设眼光长远一些,当明白“笼络人心”的统治术,而不至于如今日之贪官那般渔肉工农……对于上述三色人等,人们惯常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类冠之,我则大不以为然。比起那些正牌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来,这三色人等显然是位居下流。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帽子,未免抬高了他们。说得恰当一些,这三色人等乃是混迹于市场、文场和官场的流氓；他们的花样翻新的“假”,乃是流氓逐利的短期行为。很明显，在一个人人都要生存发展的社会里，不应当再为他们保留招之摇之的市场。             

                 1995年10月17日

初识王利滨

            

   古人论人有“三不朽”之说,即“立德、立功、立言”。在我看来,三者其实归一,即归于立功。这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能够做一两件有益于国家、百姓的实事。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立德,才是真德；只有在这个基础上立言,才是真言。倘若抽掉了这个基础, 那德、那言都不免要陷入虚伪或邪恶的泥坑里去。

    正是有感于此,我才在这里推重王利滨同志。

    今年十月,应邀参加人民日报文艺部举办的清江笔会。27日乘车由宜昌来到隔河岩水电站。清江水电开发公司的同志们热情地欢迎我们。为首的是一位老者,长得粗壮结实,朴直中掩映着刚毅、精明之气。人道是湖北省原副省长、清江水电开发总公司董事长王利滨。他虽已退居二线,但湖北的同志们仍然热情地称他为王省长。不及寒暄几句,他便带我们去参观隔河岩工程的陈列室。参观中,他不满于讲解员的一般性介绍,竟然“越俎代庖”,亲自当起了讲解员。我一眼就看出,他对于这个工程有着父母对于孩子般的感情。这份真情深深地感动了我,所以我也便格外看得认真、问得认真、记得认真。

    你不能不惊叹:这是人类一项伟大的创造!

    清江是长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东西横穿鄂西南地区,全长433公里，人称八百里清江。水位落差1千多米。数千年来,急流险滩带给两岸人民的，除了苦难,便是贫穷。1986年,中央尊重人民的意愿,决定在隔河岩建造水电站,锁住湍急的流水,彻底改变这里的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工程由湖北省负责,湖北省则由时任副省长的王利滨负责。受任于清江人民翘首企盼之际,奉命于鄂西南山河发生巨变之间,王利滨一干就是九个春秋。这是他耗尽心血的九年,也是他的品格和才智放射出最为灿烂光辉的9年。

    工程伊始,他就提出了“流域开发,建管结合”的创造性构想，也就是对清江进行梯级滚动开发,连续建设 。首先从隔河岩水电站的建设开始,成立一个清江水电开发公司,利用隔河岩水电站的发电收入再投入下一个水电站的建设。这样滚动开发，利用15－20年的时间,在清江建起三座梯级水电站。

    建造这样的大型水电站,王利滨深深懂得科学技术的重要。在整个工程建设中,他坚持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充分尊重、紧紧依靠设计、建设、监理、施工单位的技术人员,并且四次邀请全国水利专家到工地咨询。久而久之,在他身边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智囊团。与此同时,他还以巨额贷款引进加拿大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水轮发电机组及其附属设备。曾有一度,加拿大的专家经常回国,工作显得似乎不那么安心。他经过深入了解,知道他对膳食不够满意。于是,他千方百计将武汉最好的厨师请到工地。中方的热情、周到,深深感动了加拿大专家。从此,他非但不再回国,而且将全家人邀到清江来团聚、度假。郭际康是指挥过上百项工程的电力专家,现任清江水电开发公司的总工程师兼副总经理。在整个参观活动中,我们亲睹王利滨对这位专家的由衷敬重以及他们二人的手足亲情。

    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王利滨知道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只有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才能有所作为。整个工程的建设采取招标承包制,但是他一直强调:甲乙双方既是合同单位,又是团结协作单位,从而走出了一条迥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合同协作之路。在这里,双方都是工程的主人。在为了祖国的旗帜下,双方亲如兄弟,情意融融,共同奏响了一曲激越的奉献之歌。葛洲坝工程局有一名电焊工,名叫蔡卫东,1993年春节娶了一个个体餐馆的老板。妻子五天的收入便抵得他一个月的工资,于是便劝他不要再去工地受那份儿活罪。可小蔡硬是坚持回去。他说:“国家培养一个电焊工不易,只有把这份技术献给国家,心里才踏实。”春节期间,工程进入关键阶段,工人们不能回家，公司就将家属们接到工地。大年三十这天,家属们纷纷和工人们走上工地,从早上八点一直干到下午四点。此情此景,令王利滨感动得热泪阑干。

    走出陈列室,来到发电厂大楼前。这里矗立着一尊巨大的雕塑:三支立柱靠在一起,直指云天。中腰有一圆环紧紧环绕。清江的同志介绍说:这三支立柱,一支象征大自然,一支象征科学技术,一支象征人民群众,圆环则象征中国共产党。这三个方面经由党的整合,紧紧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这一奇妙而又合理的设计,令观者啧啧赞叹。大家忙问这是谁人的创意。清江的同志回答说:“王省长!”我不禁陷入沉思:假如我们的为官者都能明白这个道理,或者明白过后不再抛弃这个道理,中国该是怎样的一种面貌呢?

    翌日清晨,我们去参观大坝。云雾缭绕之中,金子山、青龙山苍茫而凝重。青灰色的大坝巍然横卧。大坝高151米,坝顶长650米,宛如一座巨大无朋的纪念碑,枕于清江之上。面对大坝,一种庄严、悲壮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又一次体验到什么是崇高!嗣后,我们乘船溯江而上。这里真个是“高峡出平湖”。碧波如镜,青山如画；两岸的移民住宅楼鳞次栉比,江中的渔船、游艇往来如梭……读不尽的无声诗,看不够的有声画。靠在船尾的舷上,丁振海感叹地说:“人生一世,干成这样一件事足矣!”我说:“是啊,倘若我们的为官者都能为人民办一两件好事、实事,即使天天打高尔夫球,天天吃蛇肉,天天喝茅台……人民也会原谅他。”说罢,我们不禁相视苦笑。

    临别之际,清江的同志请与会者留言。我自知名微而笔陋,却依然虔诚地写下:“人民只记住为人民做事的人。”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面对真正的崇高,我不能无动于衷。

                         1995年11月17日

                                

 “曲学”三境界

  

     所谓“曲学”,旧时是一个与“正学”相对的的概念,也就是邪僻之学。“曲学多辩”,“曲学以阿世”等等,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窃以为这种界定未免狭隘,不仅那些邪僻之学为曲学,即使是好的学问,被卑鄙的动机支配而派作邪僻的用场,也应当算作“曲学”。

    应当说,从古至今，中国的不少知识分子是精于此道的。但是细加考察,境界又有高有低,这里暂且一分为三，是为“曲学”三境界。

    第一境界以公孙弘为例。此公少为狱吏,“习文法吏事”,逾不惑之年方才师从胡毋子都学《公羊春秋》。此公之所以要接受这个成人教育,是因为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家学说成了国家的指导思想。说来此公还颇有几分聪明,很快就成了小有名气的儒家。为了提高知名度,他到处慷慨陈词,宣法弘道,俨然是一个儒学的热忱宣传者和忠诚的捍卫者。经过20年的含辛茹苦,终于以耳顺高龄被征为博士,后因出使匈奴不利被罢免。经过痛苦的思索,他悟到汉武帝并非真信儒学,而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于是一改过去的“僵化”面孔,成为致力于“发展”的新儒家。汉武帝再征贤良时,他在对策中一面大谈尧舜盛世、仁义道德,一面兜售韩非学说,极力铺陈“擅杀生之柄,通雍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的统治术。由于其严重歪曲了儒学,被主持对策的太常判为不及格(“第居下”),殊不料汉武帝御笔一挥,即“擢对为第一”。由于此公仅仅将儒学作为“润事吏事”的润滑剂,在学问上当然不会有大的建树,然而官运却由此亨通,不但开了“以儒宗居宰相位”的先河,而且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神话变成了坚挺的现实。

    第二境界以朱异为例。此公的主子是梁武帝。这位皇帝“博学多才”,是个儒雅之君。不过,他有个大毛病,就是“好人佞己,末年尤甚”。然而,对于这样学养深厚的皇帝,“佞”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一般化的“佞”,很可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正是这样一种特定情境,为“遍治五经,涉猎文史,兼通杂艺”的朱异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凭借自己的博学和“恃谄以求容”的事上信条,一直高速度地飞黄腾达。大同六年(公元540年),他已身居要津，虽“日理万机”,仍郑重奏请武帝由他设学主讲《老子义》和《礼记中庸义》。开讲之日,他先到仪贤堂宣讲《老子义》,讲毕即匆匆赶到士林馆宣讲《礼记中庸义》,一天赶了两场!他为何将这两本书视若圣书呢?原来是出自梁武帝的御笔!有了武帝这个最大的保护伞,他日渐骄纵,“作威作福,挟朋树党”,将梁朝推到了灭亡的边缘。《梁书·武帝纪》在论及武帝晚年的腐败时,不禁发出了深长的喟叹:“‘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

    第三境界以王俭为例。此公自幼“专心笃学,手不释卷”,亦有多部著作问世。宋明帝时曾任秘书丞。后来,见刘宋大势已去,便抓住机遇,及时投靠了萧道成。齐高帝萧道成出身行伍,但“博涉经史”,文章书法俱佳,是个高水平的皇帝。称帝后,曾设宴招待亲信大臣。席间,高帝兴发,命大臣们即兴表演节目。主上有召,大臣们自然踊跃向前。有的弹奏,有的歌唱,有的跳舞,一时间异彩纷呈、争妍斗媚,但高帝依然若有所缺。群臣之中,能呼吸领会者,只有王俭一人。于是趋前应道:“臣无所能,唯知诵书”,说罢便跪倒在地,有板有眼地诵起司马相如的《封禅书》。《封禅书》者,阿谀汉武帝的马屁文章也。诵书之意在于颂今,也就是在“借古”之中将齐高帝比作汉武帝,真可谓“味在酸咸之外”。高帝嘴上虽故作谦虚,心里却像吃了十万八千个人参果一样。于是又叫陆澄诵《孝经》。陆澄照例从开头“仲尼居”诵起。此头刚开,王俭立即打断说:陆澄虽然广博,但不得要领,还是让我来诵吧。与陆澄不同,他直接从第十七章开始:“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原来高帝篡夺刘宋,于忠节有亏,但又不愿让他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此时推崇《孝经》,一者掩饰己丑,二者引导臣下忠于萧齐。王俭深知其意。相比之下,陆澄可以说是一只地地道道的呆鸟。正是凭借这样的本事和精明,王俭成为众臣中最受宠的一位,官越做越大,直至居相位,封南昌县公。

    笔者拈出以上三例,均不做分析,不加阐释,不予解构。此乃佛祖讲佛之法也。“曲学”境界为何一分为三,三境界为何如此划分,每一境界的奥义何在,如此等等,一概由读者自己去揣摩、体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1996年1月27日

欢迎萨瑟

        

    听说美国要更换驻中国大使，我们感到高兴；听说即将就任的是詹姆斯·萨瑟先生,我们更感到高兴。

    作为美国民主党人、前参议员，萨瑟先生一贯主张对中国实行极端的封锁遏制政策。多年来,他曾数次投票反对美国政府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应当说,此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牌的铁硬的右派。更强硬的对手到来,带来更够量级的挑战,从而给中国人民提供一个更能锻炼自己的机会,这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

    然而萨瑟先生尚未到任,就给中国人民制造了一些失望。请看一看他近日发表的言论吧:“当我们同中国进行贸易时,我们不仅仅是向他们推销货物。当美国的企业界人士到那里去办工厂时,我们不仅在商业上同他们打交道，我们也随之带去了我们的一些价值观、我们的某些习惯以及我们的一些文化。这就是我们最终要使他们同我们的人权概念更紧密地协调一致的办法。”(《芝加哥论坛报》1996年1月2日)这番话可以看作萨瑟先生的就职演说,然而却是一个味同嚼蜡的演说。首先是态度上的毫无新意。人们满以为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见识一下他那一贯强硬的面孔,殊不料尚未成行就变得像其前任们一样故作文雅状了。其次是招数的陈旧不堪,依然是以经济控制带动文化渗透，以文化渗透促进经济控制的两手策略。早在1972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就曾透露过“天机”:“我们怎样打我们手里的这副牌……我们有两种强花色,即在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方面。”两相对照,其间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吗？说到底,萨瑟先生患的是同克林顿及其他民主党人一样的臭毛病:在野之时,因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往往慷慨激昂,将反华的调子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旦轮到他们管事，便也同共和党一样,不得不奉行实用主义。而实用主义现在就正在告诉他: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硬性的遏制已经过时。倘若当真在中国奉行那样的政策,非但劳而无功,而且连自己的那点儿政治老本也要赔上。因此,轮到他走马上任,也不得不继续推行美国一贯的渗透、演变政策。

    我们注意到,他到中国之后,还是要玩“人权”这张牌。在这里,我们要奉劝萨瑟先生,这一张也是臭牌,不会再有什么灵验。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强盗装正经,总是不会有多少人信服。其一,美国自己就存在极为严重的人权问题。其中的要害就是两极分化。在这一点上,萨瑟的同党、美国前总统卡特要比他坦白得多。萨瑟先生大概不会不知道,1993年,当《今日美国》的记者提出“美国国内是否存在许多人权问题”时,卡特爽然答道:“当然存在……我们确有两个美国——两个亚特兰大,两个华盛顿,两个纽约,两个芝加哥等等。一个比较富裕；另一个贫穷,犯罪率很高。”打铁须先本身硬。自己就是青楼女子,却要指责别人不贞,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呢?其二,美国实行的乃是双重的人权标准。今年一月,就有韩国著名国际政治评论家印英隐先生仗义执言:欧美国家对亲西方国家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视而不见,而单单挑剔独立自主国家的人权问题。这样一亲一疏、一厚一薄,再也清楚不过地暴露了美国老爷们所谓“人权”的实用主义本质。其三，美国自己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人权侵犯国。且不说到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也不说到处挑拨颠覆、杀人放火,仅举一个数字就足以说明问题:美国人口不足世界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却消耗着地球上三分之一的能源。这样一个疯狂盘剥掠夺第三世界的强盗,居然覥起面孔高唱“人权”的高调,难道就一点儿也不害羞么?

    如果萨瑟先生一定要让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与他们“更紧密地协调一致”,那么也好。在今日中国,确实存在着人权问题。例如,某些外资企业的老板实行野蛮管理,蹂躏中国工人；某些国家的情报人员在中国进行间谍活动,危害中国人民的主权……萨瑟先生上任以后,是不是协助中国政府抓一抓这些货真价实的人权问题呢?倘若不肯去抓,便难免要被人看成“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因而也就很难让人与贵国“更紧密地保持一致”。   

其实,在这里,萨瑟先生多少有些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我们有责任替他补充。“贸易”云云,“文化”云云,“人权”云云,全是手段，目的在于以此压迫中国听话,跟着美国老爷的指挥棒转。美国老爷们的胃口之所以越来越大,大概是受了苏东剧变的“鼓舞”。经济诱惑、文化渗透,居然能让苏东一朝易帜,圆了几十年都不曾圆成的梦。这自然让精于成本核算的寡头们大喜过望,于是也就难免有些癫狂,恰如中国古代的那位农夫,偶尔获得一只撞死在树上的兔子,便热昏昏地以为兔子撞树是一条带有普遍性的规律。那就让萨瑟先生躺到树旁去等吧！

总而言之一句话,要到中国来干像点儿样子的事业,需要拿出一些新的招数。当然,如果实在拿不出来,还是以陈旧的面孔出现,我们也同样欢迎。

——别忘了,中国是礼仪之邦。

                           1996年2月1日

   

款爷拍马入门

    分析当今中国的款爷,用得着刘再复先生的“性格二重组合原理”。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对西方的同类推崇备至、倾心仿效,但在致富门路上却嫌其太笨、太费力,而致力于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路数。

    这路数之一就是拍马。但是笔者经过大量调查得知,其拍马的造诣大多尚处于前初级阶段。层次如此之低,竟能频频得手,皆因被拍者层次更低。现在应当提出的问题是,被拍者不会永远停留在低水平上。与此同时,还可以预料,念拍马经者将越来越多。在可见的将来,如果光凭着感觉走,不能够完整地掌握拍马的结构—功能,从而将此道上升到高度的理性认识,势必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失去立足之地。这或许也是一种忧患意识。

    为款爷们的前程计,特开设拍马学科。现在讲入门课——款爷拍马三诀窍。考虑到款爷目前的水平,采用形象教学法。

诀窍之一为西汉邓通所创。款爷朋友们都学过《金瓶梅》,大概不会忘记王婆向西门庆传授的泡妞五字纲领。其中的“邓”,就是邓通。在王婆的眼里,他简直就是金钱的化身。邓通拍马的诀窍在于化拙为智。此爷没上过多少学，既然文化水平不高,索性就以不高的本色出现。在汉文帝面前,他总是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而不像你们那样附庸风雅,看了几本连环画,便大侃特侃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俨然以饱学之士自居,经常闹出一些露出马脚的尴尬。即使当了上大夫那样的高级领导干部,也绝不塑造官人的形象,依然像奴仆那样,极殷勤地伺候在文帝身边,而不像你们当了个什么“代表”、“委员”之类,尾巴便翘到天上去了。文帝生了疮,他更是抓住机遇不放松,不舍昼夜地周旋于左右。见文帝脓疮不去,便不惧腥臭,“常为上嗽吮”。这一招儿实在灵验,使得文帝大受感动,因为在此之前,文帝曾让太子吮疮,太子畏葸不前。两相对照,文帝便觉得邓通要比亲生儿子孝敬得多,因而不但加官晋爵、赏赐现金,而且将蜀郡(今四川)的铜山赏赐与他,特批他可以自行铸钱。从此以后,“邓氏钱布满天下”,成为“财过王者”的超级款爷。

第二个诀窍为东汉孟陀所创。此爷已然发财,还想发更大的财,并成为政治上的大腕。怎样才能实现这两个宏愿呢?他瞄准了大宦官张让。其时张让已是权倾朝野、炙手可热,每日宾朋杂沓、门庭若市。以一区区款爷,谒见如此大人,何其难哉!然孟陀自能蹊径独辟。他不惜倾家荡产,先从结交张让的监奴开始。所送礼金全是天文数字,而且一次比一次吓人,直送得监奴失去了承受能力,禁不住主动问孟陀需要他做点什么。此时孟陀方亮出底牌:“我只要你向我一拜。”某日,孟陀驱车来到张府门外,监奴立即率群奴叩头迎接,嗣后毕恭毕敬地扶着孟陀的车穿过车水马龙的谒见者,摇摇摆摆地进入张府大门。这一拜果然产生了轰动效应。众多的谒见者皆以为孟陀与张让有至深之交。求见张让不得者,便转而携重金走孟陀的后门。不多时日,孟陀便赚回了数倍于原有家产的钱财,而且轻而易举地当上了梁州剌史，成为“官”、“商”两手都硬的典型。

    第三个诀窍为春秋吕不韦所创。此爷胃口之大,为其他款爷所望尘莫及。他靠“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是还不餍足,还要占有整整一个国家。其时秦王孙子楚恰在赵国做人质。子楚虽贵为王族,却是王族中不受待见的人,所以在赵国也常常遭人白眼。假若你们这些人生在当时的赵国,大抵也很难保证不是这样的势利眼。吕不韦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一眼就看出子楚是“奇货可居”,经过努力,可以登上秦王宝座。于是乎频频在子楚身上投资,最后连自己的“小蜜”赵姬也投进去了。在吕不韦的策划、操作下,子楚果然由潦倒之徒摇身一变为秦庄襄王。吕不韦阿谀于失意之际,投资于腾达之前,成了当然的第一功臣。随着秦庄襄王的加冕,他也当上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国。

现在下课时间已到，就此打住。学习很多私立学校的宝贵经验,第一节课免费，但是必须向款爷朋友们交待明白:这一节课仅仅是入门,更精湛的课程还在后头，而且这“入门”也故意没有讲透。如欲继续深造,请正式报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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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学这门学科，有倾家荡产、坐牢甚至杀头的风险。

                            1996年2月3日

       

官人媚上三部曲

   

    所以要讲三部曲,有两个原因：从学术上说,是受了当今学风的感染。君不见那些新潮学者一天就能创造出一个体系。某虽愚钝,亦不胜区区向往之至。从教学上说,则是受了传统的影响。古人云：“知无不言”,“诲人不倦”。违背古训，吾不与也。

    以上算是破题,现在言归正传。

    第一部,未得近上之时也。有严嵩巴结夏言为例。严嵩年轻时大概是交了什么华盖运，正在蝇营狗苟地向上爬的时候,身子骨却不争气,一病撂倒就是十年。及至重返朝廷,已是物是人非。比自己晚中进士12年的夏言已位列六卿,赫赫一个礼部尚书。令人感佩的是,严嵩有一种死不服输的劲头,东隅既逝,那就争之桑榆。然则离朝日久,关系、门路、瓜葛等等几近空白,还得从头做起。俗话说:“亲不亲,乡里人。”他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江西老乡夏言。管他什么小字辈呢,现在用得着,用得着就是大字辈,于是肉麻地称夏言为“先达”,并且利用一切可能拉关系、套近乎。一次,他殷勤地邀请夏言去他家赴宴,不料被夏言一口拒绝。严嵩不甘心,又覥着老脸,亲自捧请柬去请。夏言还是一点面子也不给,照旧拒之门外。对于一般人来说,事情落到这个份上,于羞惭之中也就只好作罢。严嵩的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能够棒打不回。回家之后,宴会照开,然自己却不吃,跪在给夏言留下的上座前极为虔诚地朗诵请柬,一遍一遍又一遍。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此事经过着意宣传,终于打动了夏言。嘉靖七年,夏言置同乡回避制度于不顾,力荐严嵩做自己的助手(礼部左侍郎,也就是今天的副部长)。八年以后,夏言入阁,又把礼部尚书的位子让给严嵩。此时严嵩羽毛已丰,寻个机会,一脚就把夏言踢到了十八层地狱,转而媚最高的上——皇帝明世宗去了。

    第二部，近上邀宠之时也。有蔡攸取宠宋徽宗为例。宋徽宗就是原来的端王,《水浒》中与高俅踢球的那位。此君生性轻薄浮浪且颇有小聪明。别看他治理国家是个外行,越治越乱,但在杂艺上却是不干则已,干则必精，比起我们今天那些明明一窍不通,却硬要出什么书、办什么展的官人来,不知要高出多少倍。有其主必有其奴。有了徽宗这样轻薄浮浪的皇帝,也就有蔡攸这样轻薄浮浪的帮闲。蔡攸何许人也?就是著名奸臣蔡京的儿子。他未能继承其父的学问,却学会了其父拍马逢迎的一整套看家本领,而且是胜于蓝者。揣摩徽宗心思,投其所好,随机应变而不露破绽,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一次,徽宗突然呼他“相公公相子”,他不假思索就对出了“人主主人翁”。徽宗好道。蔡攸明明对道家理论一无所知,却敢大侃特侃“珠星璧月、跨凤乘龙”之类的道家名词概念,一如85年前后的那些新潮评论家那样。徽宗是个戏迷。为了讨得徽宗的欢心,他与王黻常常“短袖窄褂,涂抹青红”,和倡优侏儒混杂在一起,说着市井妓馆的下流话,嬉戏打闹,丑态百出。某日,徽宗扮做一参军上场。蔡攸在一旁喝彩:“好一个伟大的神宗皇帝!”徽宗则用杖鞭打他说:“你是一个坏蛋司马光!”其狎亵无度竟至于是。正是依靠这样的工夫,蔡攸爬进了最高决策层——枢密院,而且爵位英国公。

    第三部，靠山既倒之时也。有“不倒翁”冯道为例。冯道生活在动荡的五代时期。尽管当时如走马灯一般改朝换代,但是他却一直风雨不动安如山。计其一生,居相位20多年,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九帝,此外还有一段投降契丹。这样的纪录,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当是没有问题的。《新五代史》曾经维妙维肖地描写他投降契丹的情节。辽太宗问他为什么来朝,冯道说:“既无城又无兵,哪敢不来呢。”辽太宗又问他:“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头子?”冯道回答说:“我是一个无才无德痴笨愚顽的老头子。”这么一大把年纪,竟能如此自贱自践,也够难为他老人家的。然而,冯道却丝毫不觉难堪,因为在他看来,什么尊严,什么人格,什么气节,统统顶不了饭吃,唯有“国事管他娘”,“有奶便是娘”才是能够带来实惠的人生准则。这一准则的文雅表述,就是冯道的那首诗:“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终闻海岳归明主,未有乾坤陷吉人。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无处不通津。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多么自信,多么得意,然而又是多么无耻!

    归结以上三例,其要点有三:一曰厚颜无耻,二曰察颜观色,三曰持之以恒。有此三点,庶几可以引譬连类。如欲知道更多,则宜面授；如欲面授,须先付学费三万三千三百美元。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王婆曰:“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讨挽哥郎钱。”

                               1996年2月9日

为薛蟠《女儿词》作序

　　时间：驴年马月鼠日

　　地点：薛蟠火星影视公司会客室

　　人物：主（原新潮文艺评论家，现薛蟠火星影视公司副总经理），客（著名诗人）

　　主：“XO”喝了，也“桑拿”了，该扯正题了。

　　客:洋人说，“没有免费的午餐”，直说吧。

　　主：今天请您来，就是想劳您大驾，为薛老板的诗集《女儿词》作序。这是薛老板的意思。

　　客：什么？薛董事长也要出诗集？

    主：对！事情是这样的：豪富阶层在经济上已站稳脚跟，但在文化上还不行，经常受到一些“仇富”的穷酸文人的嘲弄。薛老板自进了议政会以后，决心改变这种局面，繁荣发展“豪富文化”。出版《女儿词》，就是要率先垂范，领导“新潮流”嘛。

    客：不就是“女儿愁”那一套么？

    主：对，就是这一套，但是您不要僵化地看问题。薛老板自从在冯紫英家遭到云儿、宝玉、蒋玉函的奚落之后，发誓填好女儿词。虽然还是这一套，但是您得承认，薛老板的女儿词是越填越好了，其能指、所指具有强烈的先锋意识，不但写出了人的生存的本真状态，而且把弗洛伊德的“利比多”与宇宙意识、未来意识、人文关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等等系统地组接在一起，一定会为代表世界文化主流的美国所承认。不信，我给您读上一“套”。

    （说着，拿起《女儿词》的打印稿，朗然诵道）“女儿悲，丈夫泡妞夜不归；女儿愁，嫁个工人穷到头；女儿喜，歌厅跳舞不怕挤；女儿乐，住进洋房真叫阔。”

    客：太粗俗了，太粗俗了。对不起，这个“序”我不能写。我说这个薛蟠也是，做你的“官倒”得了，附庸什么风雅哟！

    主：您这话就不近人情了。怎么叫附庸风雅呢？

    客：附庸风雅的古今中外都有，但是像薛董事长这样劣等的，实属罕见。如果这样的书也能出版，实在有辱斯文。

    主：您就别自我感觉良好了。挂着“斯文”头衔的就都比薛老板的档次高？

    客：高。

    主：敢打保票？

    客：敢！

    主：有比薛老板低的怎么办？

    客：只要拿出证据，我就给薛董事长写序。

    主：当真？

    客：（充满自信地）一言为定。

    主：（从容地拿出一本印制精美的诗集，悠长地说）先看这《序》吧：“……虽李白、杜甫无可比亦……”

    客：停，不通不通！是“无可比拟”或“无可伦比”。“比亦”是什么呢？中国话里有这个词吗？《序》就不要读了，读读诗吧。

    主：“白马黑马非天马，悬崖险滩全不怕。我与黑白双结义”……

    客：停，这又不通了。与黑白二马结义，其结构当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同。如果说双结义，另一个马兄弟又应当摆在哪里呢？

    主：（继续读）“……今日著作虽等身，梦里黄粱会二马。”

    客：什么？这又胡诌了。“梦里黄粱”就是“一枕黄粱”或“黄粱美梦”，出自唐人沈既济的传奇《枕中记》。说的是在去邯郸路上的一家旅店，一个叫卢生的小青年向道士吕翁抱怨自己命运不好，不得飞黄腾达，至今穷困潦倒。道士从袋子里取出一个瓷枕，说：你枕这个枕头睡一觉，便可如愿发达。就在店主人煮黄粱饭时，卢生枕枕睡去，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在那里，卢生娶娇妻、中进士、做大官，享尽荣华富贵，但一觉醒来，道士正坐在床前，店主人煮的黄粱饭还没熟呢。“诗言志”嘛，看来这位先生是经常做卢生那样的富贵梦了。不过，他在富贵梦里还不忘会一会他的黑白两个马兄弟，应当说还是难能可贵的。

    主：这比薛老板的诗如何呢？

    客：（沉默不语）……

    主：不管您怎么看不起薛老板的诗，您还总得承认是这是有“情调”的吧。可这些诗呢？

    客：（底气不足地）这诗绝对不是我们斯文学会的人写的。

    主：（忽然把捂着署名的手放开）请――来――看！

    客：（惊愕良久，不发一言，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滴下）……

    主：（从容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早已打印好的《女儿词·序》和一个厚厚的红包，笑吟吟地）履行诺言吧。其实不用您写，签上大名就可以啦。来――吧，您。

    客：（抹了抹额头的汗水，颤抖地拿笔签名）……

    主：（将红包往客手里一塞）拜拜！

    客：（边走边自说自话）咳！是啊！是啊！我们斯文学会不出荒唐事儿，那才怪哩。

                              1996年5月18日

从苟才儿媳说开去

                                   

    苟才,人名,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的一个官人。古人讲名实相副,以此观之,苟才可谓得其所哉,因为他当真是一个行若狗彘的人物。

    这个苟才,既是拜金主义者,又是拜官主义者。为了钻谋官职,他干出了一件即使是今日的苟才们也不得不折服的事情:将自家的寡媳送给好色的总督做姨太。这个儿媳嫁到他家才几个月便死了丈夫。虽值豆蔻年华,她却偏要守节,而且异常诚笃,虽受尽婆婆百般虐待亦不改其志。这一日,公婆突改昔日面孔,双双跪在她的足下,哀求她“屈节顺从”,去做总督的姨太。苟才更是恭敬有加,甚至行了见皇帝、祭祖宗才行的大礼。尔后的事情可以想见,当然是一场你推我拒的拉锯战。最后,儿媳被逼不过,走到丈夫的神主前“一口气哭了两个时辰”,以至于“昏厥过去”。救醒过来以后,便“一咕噜爬起来”说:

    “我此刻不伤心了,甚么三贞九烈,都是哄人的说话；甚么断鼻割耳,都是古人的呆气!唱一出戏出来,也要听戏的人懂得,那唱戏的才有精神,有意思；戏台下坐了一班又瞎又聋的,他还尽着在台上拼命的唱,不是个呆子么!叫他们预备香烛,我要脱孝了。几时送我进去,叫他们快快回我。”

    这真是一段绝妙好辞,它道出了多少世相!你要守节,可人家不让你守,偏偏叫你堕落,这儿媳自然感到孤独、感到委屈、感到衷心无告,所以才如此悲愤、如此激烈。

    相比之下,《儒林外史》中那位三姑娘的命运要“好”得多。丈夫死后,她矢志守节,绝食八日而死。两个月后,“上司批准下来,制主入祠,门首建坊。到了入祠那日,余大先生邀请知县,摆齐了执事,送烈女入祠。阖县绅衿,都穿着公服,步行了送。当日入祠安了位,知县祭、本学祭、余大先生祭、阖县乡绅祭、通学朋友祭、两家亲戚祭、两家本族祭……”这一番热热闹闹、轰轰烈烈表明,这戏不但有人看,而且得了个满堂彩。苟才儿媳有知,当不知羡慕成何等模样。

    那么,三姑娘就死得其所了么?其实,她和苟才儿媳一样,都是封建权势者的牺牲品,不过被派了不同的用场而已。在对待妇女的问题上,封建权势者们历来采取两手策略,即“失节”的一手和“守节”的一手。两手都要硬,两手又都不可能硬到底。没有失节的,他们的淫欲就不能得到满足；没有守节的,他们的统治秩序(尤其是财产继承)就无法保证。那么,这两手又怎样统一起来呢?就是统一到自家的算盘上去。贾琏嫖了鲍二家的,贾母可以一笑了之；倘若鲍二嫖了凤姐,贾母肯定不依不饶。陆总督可以支持苟才儿媳嫁他,可她成了“陆太太”以后再去和别的男人吊膀子,总督大人就未必支持。当然,为更迫切的利益所驱动,也可以将自己的老婆、女儿送上去,一如《官场现形记》中的冒得官那样。以上说的是封建权势者的实践。应当承认,在舆论导向上他们还是提倡守节的。这就更加糟糕:一方面,一些妇女在诚惶诚恐地满足了他们的淫欲以后,还要在舆论上遭受谴责,落得身心两伤；另一方面,也就有苟才儿媳、三姑娘、三姑娘的冬烘老父王玉辉之类的痴人上当,将那“导向”当真而实实在在地践行,结果是给权势者们当猴儿耍。总之,守节是为权势者守,毕竟目标虚妄、徒作牺牲；失节是为权势者失,毕竟遭人玩弄、受人污辱。在这个封建权势者们搭成的戏台上,无论唱什么戏,都是给他们看的。

    由此可见,妇女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另起戏台唱新戏。这戏的内容就是揭露苟才们导演的那一幕幕衣冠其外、禽兽其内的戏。这样的戏坚持不懈地唱下去,才有可能在人类历史上竖起一座妇女自己的巍峨丰碑,这座丰碑上镌刻着人类进步的真实信仰。“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古人劝勉诗词选》第123页，红旗出版社2000年版）伟大的秋瑾就是这个戏的主角之一。唱这样的戏,不必理会台下的看客是聋是瞎,也不必理会台下是否有人看懂,因为在剧场之外,有历史回应的巨响。

1996年5月25日

影响的焦虑

(文学篇)

    这个概念是耶鲁大学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提出来的。他认为,迄今为止,诗歌的主题、技巧已经被千百年来的诗人们挖掘殆尽。面对前人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当代诗人们会感到一种类似孙猴子跳不出佛祖手心的焦虑。

    好一个“影响的焦虑”,搔到了当代多少作家的痒处!

    那么,有“焦虑”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应当说是好事,因为它是艺术创新的内驱力。没有超越前人的渴望,作家就不可能有所创造,文学也就不可能进步。那些只知在前人的阴影下乘凉的作家,注定是没有一点儿出息的懒汉。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才能走出这阴影。布鲁姆说,采用正当的手段已经不灵,必须不择手段:一是挖空心思地“误读”、“修正”前人,将前人“妖魔化”；二是寻找前人不突出的特点,在这个缝隙中千方百计地树立自己、壮大自己。总之,一切都要倒着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管这种行为叫“造反”。

    必须肯定,这确实道出了后现代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与“实绩”。洋人的真货色且不去说它,仅是我们的仿后现代派就够人瞧的了。比如,前人说创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他们说创作就是“码字”；前人说文学应当净化人类的灵魂,他们说文学应当“躲避崇高”；前人说文学是审美,他们说大便才美,“比贴着标签的香蕉还美”；前人说人类应当有自己的尊严,他们说“人跟猪狗跟粪缸里的蛆虫跟墙缝里的臭虫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前人说“诗言志”,他们说“诗就是驴叫”。为了贬低前人,他们可以将鲁迅指为“鲁祸”,可以将茅盾从“大师”中除名,还可以将屈原涂抹成偷花的老手；为了抬高自己,他们可以把淫书捧为旷世杰作,可以把痞子说成“新白话运动的先驱”,还可以为诗人杀人而后畏罪自杀一掬“悲俊悼杰”的热泪……

    人们不禁要问,靠这套东西当真能够一洗“影响的焦虑”么?布鲁姆说:能,我就是这么干的。为了在文艺批评界独树一帜,布鲁姆可以骂遍前辈批评家,可以用天书一般的“玄语言”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然而,现代主义的大师卡夫卡却说这一套不行。一次,他的青年朋友雅诺赫抱着一堆所谓“创新”之作去找他。他当即毫不客气地忠告说:“你用这些蜉蝣动物来跟自己过不去。这些时髦书籍大多数不过是‘今天’的不稳定情绪的反映而已。这很快就会泯灭的……‘唯新’的东西本身就是易逝的东西。它今天的美,是为了明天的可笑。这是文学的道路。”（见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第149－150页，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

    那么,究竟谁说得对呢?看来还是卡夫卡对。君不见布鲁姆每况愈下的光景。在《影响的焦虑》翻译到中国的时候,他在地球的那一面已成了明日黄花。讲课吧,因其似丈二和尚而使听者日稀；出书吧,因其如五里云雾而令读者敬而远之。皇皇四本诗论,除了“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以外,还能留下什么呢?至于我们中国的这班仿后现代派,也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了布鲁姆的同命鸟。十万八千个筋斗过去,缪斯女神依旧不肯关顾,毋庸说前人的阴影,就连西方后现代作家的阴影也没有跳出。那作品,连同那包装那喝彩那大奖,正在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十年一觉“新潮”梦,赢得文坛轻浮名。此情此景,不亦悲夫!

    其实,布鲁姆也好,我们的仿后现代作家也好,都在未曾起步之前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即把前人的成就估计得过高、过大、过满。这就未免有些英雄气短。细加思量,前人怎么可能穷尽文学领域的一切呢?生活之河不尽,文学之水也就长流。前人创造的作品无论多么伟大,也只是他那个时代的文学。后来的文学肯定须由后人来创造。天道公平,每一代都有成功的机会。不过,前提是不要取巧、不要胡来,下苦工夫真工夫去干,像前人那样循着艺术规律去干。借用一句熟语,就是“壮志凌云,脚踏实地”。倘能如此,则庶几一洗“影响的焦虑”。

                                 1996年5月30日

影响的焦虑

（政治篇）

    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是一个齐桓公式的霸主。为了统一整个希腊,他首先占领爱琴海北岸,继而挺进希腊。每攻陷一个城邦,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就多一份紧张,担心如此一路进攻下去,就没有他一显身手的机会了。这种唯恐被前人阴影笼罩的心理,耶鲁大学的哈罗德·布鲁姆教授称之为“影响的焦虑”。

    应当说,这种心理是人情事理的必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曾把人的需要划分为五个层次,处在最高层的是自我实现的需要。人生一世,不“游戏人间”,也不“过把瘾就死”,力求将自己的才智发挥到极致,为人类作出超越前人的贡献,从而赢得人生价值的实现,这是每一个自尊的人都会产生的愿望。与此相应的是,历史总要发展,人类总要进步。这发展、进步的表征之一，就是一代更比一代强。倘如鲁迅《风波》中的九斤老太所说,祖辈九斤、孙辈七斤、曾孙辈六斤,“一代不如一代”,类推下去,真难想象人类会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说,“影响的焦虑”既是个性发展的内在动力,又是人类历史进步的必然要求。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影响的焦虑”也经常闹出一些荒唐的事来。例如有些无力超越前人的人为了超越前人就打倒前人，这是水落石出的战术。发明“影响的焦虑”这个概念的布鲁姆教授就是这么干的。为了在文学批评界高标自我,他公然宣称要不择手段地将前人“妖魔化”。前人都成了“妖魔”,自然就反衬出他是一个仙人。又如有些无力超越前人的人为了超越前人就玩邪的。在我们中国，“发明”水变油的那位就是。凡此种种,都是“影响的焦虑”的病态反映。这种病态,无论从社会生活的哪个角落,都可以抓出一大堆来。但是最为糟糕的是为官者染上这种毛病,因为他们是“父母官”,一招一式都在牵动着百姓的命运。中国自古就有“新官上任三把火”之说。然则至于今日,我们的某些新官上任,又岂止三把火而已,简直比三十把、三百把还多。不管前任所做是是是非,都要推倒重来,新口号、新规划、新指标……这一把把的火,烧得人们眼花缭乱、六神无主。待到下一个新官上任,再来一个推倒重来,有的甚至还要变本加厉。如此折腾来折腾去,折腾得百姓无所适从、不堪其苦。新官、新新官们原本是想靠这折腾显示自己比前任高一头的,然而在折腾得大汗淋漓之后比高量低,却原来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高,因为背上背的都是“穷折腾 ”三字——百姓打分到底最公平 。

　　这就从反面告诉人们:要让“影响的焦虑”走上正轨,还须有两个前提:一是要出以公心,二是要实事求是。有了这两条,新官上任,肯定不会去急于制造轰动效应,也不会去急于否定前任,而必定会沉入到实际中去,沉入到百姓中去,以百姓之所是所非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对于前任的工作,百姓说对的,就坚持；百姓说错的,就纠正；百姓希望做而未做的,就做起来。这样扎扎实实地做下去,百姓必定受益；百姓受益,就必定会有好的口碑。这口碑一旦竖起来,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一片阴影。这片阴影不笼罩在任何人的阴影里。谓予不信,有古人为证。汉时萧何、曹参同为将相,曾有所不和。后萧何去世,曹参继相位。若依今天的某些政客,一定会抓住这个机遇，发动一场妖魔化萧何的运动。让这班政客失望的是,曹参不是他们那样的小人。他从国家的大局出发,认为百姓深受秦朝苛政之苦,再也经不住折腾,人心思稳思定,所以萧何制定的与民休息的路线是正确的；自己继任,没必要再提什么新的口号,玩什么新的花招,按照萧何的规矩做下去就是。为了防止穷折腾的倾向抬头,在干部路线上,他重用那些讲求实际的“厚重长者”,而罢了那些曲道诡行、沽名钓誉者的官。与此同时,又努力营造崇尚休养生息的社会心理氛围。如此为相三年,百姓安居乐业,国力日增,从而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所以“天下俱称其美”。在他死后,“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刬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毋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一个“萧规曹随”,千古美谈直到今,这片阴影还不够大么?

1996年6月5日

从亨廷顿们的祖宗看他的“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是一篇文化战的宣战书。文章说：自苏东剧变以后，世界的冲突将不再侧重于经济和意识形态,文化将成为分割人类、引发冲突的主要原因。文化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斗争的交火线。“儒家国家与伊斯兰社会将是西方下一轮的打击对象”。（香港《二十一世纪》1993年10月号）正是这一番高论,使他成了一个国际性的摩登人物。

应当说，享廷顿和盘托出了美国的战略意图，朝鲜、中国、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等非基督教国家确实是西方的打击对象。然而，那原因真的是出于文化上的分歧吗？国际垄断资本这个一向为钱而活的阿巴贡，怎么会突然变成文化战士浮士德了呢？

当然,世界上的任何物种都在变,但是这变总要有点儿依据、有个限度。从遗传学上说,就是要看你的基因如何。

    那么,国际垄断资本这个超级财迷有没有文化战士的基因呢?这要到他们的祖宗那里去检查。而这个工作,中国人是完全胜任的,因为我们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同他们打交道。

    众所周知，太平军的“拜上帝会”，实际上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组织。在挤满儒释道三教的中国,冒出这么一个文化组织,使得亨廷顿们的祖宗们十分欢喜，因为他们以为文化的同一性会使太平军成为他们一伙儿的人。于是,他们支持太平军造清政府的反。被称为英国官报的《北华捷报》，在1854年1月7日的社论中就曾相当热乎地说:“我们把他(按:指洪秀全)看作是以快速步伐推进中国真正开放的动力,他能促进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我们相信在他的更开明的统治下,我们的商人将能迅速摆脱目前的困难,赢得自由、互惠、清白无瑕的贸易的一切好处。”然而,他们很快就发觉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不对。太平军不仅反对清政府,也反对他们入侵中国。1860年,他们与清政府签定的《北京条约》,使他们在中国获得很多特权,可是在太平军的根据地内,这些特权都不算数。太平军非但不与他们进行鸦片这个“清白无瑕的贸易”,而且还焚烧鸦片。于是他们就翻脸——翻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以前夸奖太平军的《北华捷报》,也破口大骂太平军是“打家劫舍”的“盗匪”,并且扬言道 :“为了尽快结束这长期不止的动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几乎都无人计较,因为叛乱正在使贸易受到损害。”英国全权公使约翰·包令向伦敦报告说:“现存的帝国政府,尽管它可能是很恶劣、腐败、愚昧的”,但是总要比太平军好；美国专员列卫廉也以同样的腔调向华盛顿报告 :“一度认为有巨大影响的叛乱,现在却被视作应予结束的有害的灾变。对帝国政府应予支持。”（见斯塔夫里亚诺斯《全球分裂》[上]第327－328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从此,他们不但为清政府提供洋枪洋炮和洋钱,而且还直接组织雇佣兵去杀太平军。美国流氓华尔、英国兵痞戈登,就是在这极不光彩的一页出尽风头的。

    一边信奉西方文化,但是不给西方好处；另一边不信奉西方文化,但是给西方好处。你看,亨廷顿们的祖宗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再也清楚不过地表明:国际垄断资本根本就没有为文化而战的基因,所以我们也就可以断定: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们永远也不会仅仅为了文化去花自己的本钱。他们之所以要把“儒家国家和伊斯兰社会”当作打击对象，是因为这些国家还没有完全纳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还不那么俯首帖耳地任凭他们宰割。又是一个洋人,揭出了这个老底:“对于北方富国来说”,毋庸说文化,就是“采取民主政体或独裁政体”都“不重要”,“关键的问题是它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各种形式的政府都必须向资本帝国主义开放,服从资本扩张的需要。”(西瓦南丹《帝国主义究竟发生什么情况》,英《新政治家》1991年10月11日)看来,即使在西方,亨廷顿的谎言也不能遮天。

1996年6月8日

 “写给工人兄弟”

谈歌同志:

    拜读大函,感慨系之。你说:“我的作品是写给工人兄弟看的,我就是要为工人阶级说话。”这话尤为令我感慨。此际窗外无月,灯火迷离,楼下鱼肆的腥臭徐来,读着这些用心血写成的文字,我不禁嘘唏良久。

    古人云:“世情逐冷暖,人面看高低。”而今,在势利者那里,“暖”的是金钱,“冷”的是崇高；“高”的是先富裕起来的形形色色的城狐社鼠,“低”的是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一切劳动者。然则你不去逐“暖”看“高”,却偏偏将自己的爱心、良知和一腔热血毫不犹豫地倾倒在工人阶级这边,这是一种怎样伟大的反潮流精神！所以,我要钦佩地说:你是一位人民的作家。

    你说,有些人说你的作品社会性太强,不能算作文学。看来,说这话的大概是一些“纯文学”论者。十年来,这种论调我们听得多了。可那“纯文学”究竟是什么模样呢?迄今为止,他们中间谁能造出一个标本来呢?事实上谁也不能——这样的文学恐怕只有鬼才能见到。也许他们认为,“表现自我”,写了所谓“人性深度”的作品就是纯文学。问题是这“自我”“深度”中的“人性”倘若不浮到社会上来,你又怎么能够抓得到呢?而一旦浮到社会上来,便难免要染上社会性,所以也就不纯。就说“性”罢，这是新潮作家最为津津乐道、最为情有独钟、最为心驰神往的“人性”,而在豪华宾馆做爱则是他们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渲染最为淋漓、倾注激情最多的情节。那么,就让我们从这里开始,来观察一下他们的那个“纯”的“人性”。首先,睡在这宾馆里的男女大抵不是幽灵,肯定有个社会身份吧。而这身份又肯定不是贫困线以下的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工薪阶层,因为这宾馆睡上一夜要花销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即以北京这个首善之区而论,贫困线才仅仅定在人均生活费170元。以这样的收入睡这样的宾馆,即使一夜,一家人一个月里恐怕都要靠饿着肚皮度日。其二,这宾馆不是天外飞来的。房子来自建筑工人,床来自林木工人,被褥来自棉农和纺织工人。也就是说,这个“安乐窝”是用工人、农民的血汗造就的。没有工人、农民的血汗,这男女的情也就无地可偷。由此看来,这“人性”特别是“性”，躺在那里不动则已,只要一动,便要求助于他人和社会,又岂止被动地“染”而已。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些新潮男女六根不净,不让他们的“人性”特别是“性”活动是不可能的。不但动,而且要躁动、疯狂地动、过把瘾就死地动呢。如此俗人却要反对社会现实性,岂不像张屠夫反对杀生一样可笑么?所以我们说,这些新潮男女犯了四个错误:一不懂得人要吃饭、穿衣、住房,二不懂得一个人活不下去,三不懂得话要说给人听,四不懂得干活流汗的人是多数。

    懂得这四个道理与不懂得这四个道理大不一样,这里有真伪之分、邪正之分、浅薄与深刻之分、小家子气与大家气派之分。写出了《文学与出汗》的鲁迅是大家,而专营“△”小说的张资平则位居下流。

    据说, 这些男女都是追随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然而,他们对于文学的本质和功能的理解,远不如美国后现代文化专家杰姆逊教授来得真切和明快。这位先生说:“写诗是为了改变生活,不能为了诗而写诗,为了诗而写诗是坏的意义上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概念。”为百姓着想、为百姓说话、为百姓作文,乃是为文的第一要义。很难想象,一位下岗以后为阖家生计而在风吹日晒下摆摊儿的工人,会与某些男作家笔下终日偷花的有闲者产生共鸣；也不能想象,一位对每一个镍币都不得不精打细算方能度日的家庭主妇,能与一班女作家书里只知做爱的无聊女人沟通情感。当然,由于某些消极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些东西也可以走红于一时,但也仅仅是一时,历史早已注定他们是为后人提供笑料的滑稽角色。谓予不信,十年以后再看。

    当然,就目前的艺术水平看,你的作品还嫌粗糙,需要不断地进行锤炼,才能成为精品。但是在方向、眼界、胸襟、气魄等等决定艺术品位的大关节上,你却有着为那些小文人所不能比拟的优势。凭借这些坚实的资本,你可以轻轻松松地笑傲那些男女。你应当自信,只是不能自满,因为到达光辉顶点的路还长。

    在这里,我劝你不去理会那些不着边际的议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你说呢?

    兴之所至,随便谈了点儿意见,不一定对,供你参考。

                                             敬颂

                        笔健

                                        刘润为

                                            1996年7月2日

赤子公心

                   ——祝贺《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出版

    自1991年6月号起,中流杂志开辟“爱我中华的心声,壮我中华的呼唤”专栏,接连推出颜元叔、陈映真、龚忠武、王晓波、赵无极等海外爱国人士议论新中国的文字。“身在江海上,云连京国深。”(王昌龄《别刘胥》)所有这些心声与呼唤,都曾在神州大地引发广泛的共鸣。而今,中流编辑部择其精萃结集,以《海外赤子眼中的新中国》为题,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这对于推动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开展,肯定会有不小的贡献。

    “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列宁选集》第3卷第579－58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因而在民族共同体内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定势。对于中华民族的子孙来说,很少有人承认自己不爱中国,即使是一些民族败类,也往往煞有介事地剖白自己的“爱国”心肠,像方励之那样公然高呼“我的祖国美利坚合众国万岁”的,毕竟是极端的例子。然而,喊爱国并不等于真爱国。这是因为,爱国主义不是一个孤立、抽象的概念,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着非常具体的现实的内容。那么,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时候,爱国主义又应当具有怎样的内容呢?实践告诉我们,最主要的有三项,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人民领袖毛泽东。抽却这三项内容的爱国主义,不能说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至少不能说是彻底的爱国主义。当然,我们并不否定,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我们也不否认,在将近60年的革命生涯中,人民领袖毛泽东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然而,这是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富强的伟大斗争中出现的失误,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播撒全部心血中出现的错误。正所谓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凡是良心未泯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日甚一日地陷于屈辱和苦难之中。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和发展,无数志士仁人都曾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探索与奋斗,但是无一不以饮恨而告终。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只有在“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以后,中华民族才真正结束了屈辱和苦难；只有在推翻三座大山以后,只有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中华民族才日益发展壮大,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毋庸置疑地表明,这条道路、这个政党、这位领袖,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系和灵魂所在。否定这三者,就是否定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发展；肯定这三者,就是肯定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前途。

    对于这个道理,中华民族的敌人(内部的和外部的)也许比我们的某些同胞看得还要清楚。在颠覆人民中国的时候,他们的矛头总是集中地指向这三者。自80年代中期以来,诋毁这位领袖,反对这个政党,攻击这条道路,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一切伟大实绩,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在此黑云压城之际、黄流乱注之间,这些海外爱国人士挺身而出,用铁铸一般的事实批驳这种种谰言,表现了最可宝贵的民族气节。

    事实上,这些海外赤子都不是共产党人,其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直接享受过人民共和国的胜利成果,有的甚至还要承担这一伟大事业及其失误所带来的个人利益的损害。例如颜元叔先生,其父是国民党中将,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他不得不随父母逃到台湾。又如赵无极先生,“父亲是‘文革’受难者之一,在‘文革’中被戴上高帽在大街上受辱,最后被迫害致死。”(《我与中国》)然而,他们并不以这一己之小私而废民族之大公。针对反共小丑的毁谤,颜元叔先生大义凛然地辩护道:中国共产党至少有“四项成就”,“把帝国主义赶出去了,把中国真正统一起来了”,“把中国的国力提升到国际水平,把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并且强调指出: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梦想的初步实现”。(《盘古龙之再临》)针对反华势力的引诱,赵无极先生掷地有声地宣布:“我并不指责毛泽东,没有毛,中国要组织起来是非常艰难的”,“我不能以私人感情来反对整个中国”。(《我与中国》)这是多么坦荡的胸怀!这是多么高尚的人格!是彻底的爱国主义使他们超越了个人恩怨和一己私利,还是由于超越了个人恩怨和一己私利而使他们走向彻底的爱国主义呢?总之,这是一种境界,一种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必须达到的境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赤子”这个称号之于他们,是名实相符、恰如其分的。这不仅是说他们与中华母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更重要的是说他们都有一颗纯真善良的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德者宛若赤子。这批海外赤子就是出以公心的大德者!

    在他们面前,那些汲汲于个人私利的人,那些由汲汲于个人私利而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毛泽东的人,那些由反对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民领袖毛泽东而走向卖国主义的人,显得多么卑鄙而又渺小!

                   1996年唐山地震20周年忌日

官家被盗以后……

    清人周亮工在其笔记《书影》中讲了两个吏部被盗的故事。

    一个吏部住在城外。去偷他的贼人大概是个庸才，因为他只是像偷一般人家那样去偷朝廷重臣。入夜潜入宅中，四处踅摸，因为户扃甚严，只偷得一只鸡去。吏部大人被盗，知县、知府们自然不敢怠慢，次早接踵来到府上，说：这贼人实在可恶，竟敢在吏部大人头上“动土”，一共丢了多少，全都造册登记，不追回这些东西，情愿免冠摘翎。吏部大人说：金银锦帛都有。数月以后，在境内抓获一贼人，有许多财宝。府县们心里明白，这里没有一件是吏部大人的，然而为了讨得日后的前程，便都拍马逢迎，让其家人去识领。吏部的家人自然气壮，于是席卷而去。

    另一个吏部也是住在城外。去偷他的贼人看来是个高手。某日，吏部大人午坐。贼人伪称代表某官谒见。光天化日，又是同僚的代表，大人自然放心。哪知一见面贼人即用刀子逼住他，此时当班差役鼾声如雷，利刃之下又不敢叫喊，于是贼人轻易得手。案发后，知县、知府们同样不敢怠慢。殊不料吏部大人却说：你们何必咋咋呼呼的呢，我家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偷的，贼人不过拿去一床破毯罢了。由于府县们平素怕惯了大人，所以不敢将这话当真，依然加紧缉捕。大约半个月的光景，人赃俱获。贼人也坦白得可爱，说所偷千真万确是吏部大人的东西。于是府县们兴冲冲向大人报功，殊不料热脸贴了冷屁股。大人训斥道：我早就说过没什么东西可偷，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讲完了这一正一反两个小故事以后，作者托艾千子之名议论道：“夫识其所有与识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两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于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窃以为这个评论不算高明，准确地说，应当归于隔靴搔痒一类。说后一吏部为名并不差，但他仅仅是为名么?其实，“名”的背后还是“利”。这个吏部一定是在宦海中沉浮了许久的老手，所捞财产已远远超过了朝廷承受的程度。倘若承认所盗财产，则等于将自己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的老底曝光。而一旦曝光，百姓唾骂还是小事，朝廷追究下来可就了不得，不但可能抄家、罢官，甚至还有杀头的危险。鸡飞蛋打，人财两空，那才是真正的“哀哉”!这就叫“因小丢大”。相反，倘若先忍了这口窝囊气，保住自己的“清名”，则无丢官杀头之虞。这等于留下了青山，不愁以后没有柴烧——失盗的财产可以再捞，甚至几倍、几十倍地捞。这就叫“丢小保大”。是“因小丢大”合算还是“丢小保大”合算呢?这笔账吏部大人是算得出的。读者或许要问，照你这么说，前一吏部就是傻瓜了?非也。傻瓜怎么能够混到吏部这个位置呢?具体情况需作具体分析。此大人或许是个新官，或许别的什么原因，总之还没有捞到很多。就是将“非其所有”据为“其所有”，对于这个级别的官员来说，也在廉政范围之内，所以不怕曝光。既然于名于官于命无损，有送上门的赃财，为何不抓住机遇呢?这就是说，两个吏部只有家底厚薄的不同，在贪的欲望和贪的智慧上其实是难分伯仲的，怎可以“名”、“利”二字分割呢?

    最后需要声明：以上对于古人的驳论，并不意味着笔者的智商高于古人，实乃得益于现实的启迪。报载，河北省丰南县那个县长贪污受贿罪行的暴露，就是贼人的功劳。被偷之前，他一直是个好干部。今夏，某省一位老同志来京，说他所在的那个院子，有一个领导被偷。公安局将贼人捕获。贼人亦如那个偷吏部的贼人，老实坦白所窃重宝来自领导家里；领导亦如那个吏部，斩钉截铁、信誓旦旦地说：这绝对不是我家的东西。鉴古可以知今，反过来，鉴今也可以知古。如此而已，岂敢在古人面前自大耶？

                              1996年10月14日

“梦诗”的尴尬

刘心武先生梦得黄庭坚诗句“江湖夜雨十年灯”，说是佳话也好，说是笑话也好，总之自他自己公诸世人以来，已是闹得沸沸扬扬，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朋自深圳来,谈起此事。不料这位刘心武的崇拜者却揶揄道：照古人的说法，不是刘心武抄袭黄庭坚，而是黄庭坚冲撞了刘心武，随即吟出打油诗一首：“‘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我知道此诗为宋代名僧惠崇的师弟所作。这个惠崇搞佛经当然是个行家，但是于诗却不怎么通，便常常做出些抄袭古人的事。于是被他的师弟抓住小辫子，于是便有了这首打油诗。这首诗的调侃意味加上朋友浓重的广东方言，真让人忍俊不禁。然则于我，却不愿用朋友的这种轻蔑态度来对待素所尊敬的刘心武先生，也不愿用“抄袭”这样难听的字眼来给这位著名的作家“定性”。但是我也知道，此事既然闹出来了，刘心武先生便难免要承受一些尴尬。为什么呢?

　　首先让我们假定此句确系刘心武先生梦中所得，但是梦总要有醒来的时候罢。神智清醒之后，当会发现此句已为古人占先。既然古人占先，且已经发表，也就等于有了知识产权。在人家的产权已经确定的情形下再据为己有，而且还竟然拿出去发表，就不能说不是侵权。这不但于今人是常识，就是连不知知识产权为何物的古人也懂得这为人处世之道。《三国志演义》说：曹操著《孟德新书》，张松哄骗说古已有之，曹操当即付之一炬，说绝不因袭古人。如是观之，则以现代意识自诩的刘心武先生还远不如充满古代意识的曹操更懂得尊重知识产权。

　　如果刘心武先生拍着胸脯说我当真没见过黄庭坚的这句诗，是不是就可以自圆其说呢?也不能。岂但不能，简直会变得更糟。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说：梦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要在梦里得诗，须有缺一不可的两个前提：一是要有某种萦怀不解的“情结”，二是要有深厚的诗词积累。譬如纳兰性德，就曾梦见亡妻给他写诗：“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应当说，这个诗梦比刘心武先生的那个还要多上一层曲折哩。但是却来得有根有据：一是纳兰性德确实死去活来地爱着他的亡妻，二是其诗词造诣甚深，是公认的诗坛高手。所以，人们愿意相信这是事实，而且传为佳话。以此验诸刘心武先生，则不可同年而语矣。他有什么“情结”以及“结”到什么程度，我们无从晓得，权且当作这一条过关，但是其诗词积累这一条却要因为没见过黄庭坚的名句而大打折扣。“江湖夜雨十年灯”出自《寄黄几复》一诗，而此诗又是黄庭坚的少数代表作之一，很多宋诗普及选本都选。朱东润先生主编的大学中文系教材《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仅仅选了黄庭坚五首诗，其中就有这首，而且这诗又是重点课文，先生一定要讲授的。这就是说，如果不知道这一名诗名句，则毋庸置疑地表征其中国古代诗词的修养至少在大学本科之下。这就陷入了另一个圈套——凭这样的修养，怎能轻而易举地梦得古人诗词的精华呢?即使是优秀的本科生，做起旧体诗词来也不那么容易。一个本科水平之下者，一个胸无多少古代诗词者，竟然如此侥幸，而且格律如此之工(平平仄仄仄平平)，这难道不荒诞么?谁人相信只有几杯水就能造出钱塘江潮的壮景呢?倘若佳句如此易得，而且可以在梦中像那位守株待兔者那般优哉游哉地坐等下一句，那么，古今中外苦读苦吟的诗人岂不通通成了傻瓜么?——只可惜刘心武先生思虑不周。如果一定要梦黄庭坚的诗，假使不梦这一句，而梦“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之类，则庶几不致如此尴尬，因为朱先生的课本和多数宋诗普及选本没选，说没见过没人怪，而且与自己眼下的境况也合。

    大概刘心武先生在发表这个“梦诗”之初，是怀有很好的期待的，可能怎么也没有料到，这是一个尴尬的圈子。一旦进了这个圈子，便无论怎么走，也终究走不脱。但是,“求仁者得仁”，能怨谁呢?有道是“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之所以走进这个尴尬的圈子，说到底，乃是因为自家成了一个尴尬人。

    小说圈里的人大都知道，刘心武先生是靠《爱情的位置》起家的。这篇作品写了两个青年因排队购买毛选五卷而邂逅相爱的故事。时值粉碎四人帮之初，该作以其既顺应当时政治形势又首闯“爱情”禁区而引起轰动。尽管它不像小说而更像中学政治课的教案，但是毕竟接触到了时代的情绪和中国百姓的愿望，因而声誉鹊起。从这个成名作可以看出，刘心武先生创作伊始，便包含着一个缺点和一个优点：缺点是文学修养不足，优点是政治敏感。设若刘心武先生在尔后的创作路途中能够扬长补短，一方面刻苦攻读，吸纳古今中外文学大家之精华，一方面继续沉潜在生活的底层，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去把握中国百姓的感觉、愿望和激情，其创作将是怎样一幅诱人的景象啊!然而遗憾得很，刘心武先生在身价、地位、头衔高升之后，却走了一条“背道”：一方面蹉跎晚景，把很多工夫用到文坛上无谓的争论上去了，文学修养没见多大长进；另一方面，或许因为他过于敏感，后来又被偏离中国百姓情绪的情绪牵着鼻子走了。这样一来，那种政治敏感也便用错了地方——越敏感，捕捉到的东西与中国百姓的距离越远。其结果是渐入尴尬：越写作越觉肚里阙如，越敏感越觉生活空虚。先生近年来的随笔就是明证。专栏倒是开了不少，然则其文却是江河日下，一篇比一篇无聊。到头来，自己身边的什么鸡毛蒜皮都“随笔”飞到小报的副刊上去了。作为文人，而且是不甘寂寞的文人，一旦到了这种光景，怎能不心浮气躁呢?于是便走火入魔，稀里糊涂地闹出了这么一件孟浪的傻事。

    昔者江淹，因晚年生活空虚而才尽，遂以梦中失却五彩笔为由罢笔。走得虽然潇洒，但也糊涂，因为没有找到病根。我当然不希望刘心武先生也来一个类似的梦而退出文坛。这不单是不愿文坛从此失却一员猛将，而且是因为才尽还可以再来。但是，这“再来”要有源头活水，这源头活水就是百姓和诗书。才气横溢到生命最后一刻的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在这里，我愿将这话翻新移赠刘心武先生：“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不尴尬的人”。——只有不再做尴尬人，才能跳出那个尴尬的圈子。

1997年1月26日

对梁晓声、张承志“反省”的反省

    去年十月，梁晓声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致读者李勤的信，诚恳接受他对小说《恐惧》的批评，并表示彻底放弃两个“三部曲”的写作计划。今年一月，张承志在《羊城晚报》发表《文责初检》，向广大读者解剖自己作品的失误。

    由此我不禁想起在《文论报》工作时的一件往事。1988年，一位搞评论的青年受到一位权势作家的批评。这位青年又进行反批评，但是文章在《文艺报》发不出去，不得已投到《文论报》。尽管我对他们的观点都有保留，但比较而言，则认为权势作家占理更多，而且他在当时极力塑造的，也是一副极开明的形象。有感于当时文坛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难，便想制造一个容纳批评的样板，于是给权势作家写信，请他支持《文论报》发表对他进行反批评的文章。信刚发出，我便写好了《编者按》，准备回信一到，便同这回信和那文章一并发出，大张旗鼓地造一个当代文坛的佳话。结果毕竟是好事成空，不得不单独发表这位青年的文章。尔后文坛的情形更糟。那些圈圈中的男女，仿佛家家都是只许自己放火的州官，人人的臀部都长着老虎的斑毛。吹捧与自我吹捧风行，粉饰与自我粉饰弥漫。当此滔滔之际，两位作家一跃而出，站在一个干净的地方坦言自己作品的失误，这简直是在乱蝉之中响起了两声鹤唳!

    古人云：“有过而讳言，适重其过；因言而遽改，适彰其美。”(《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这是妇孺皆知的常理。作为作家，属于识文断句的一族，于此当更为明白，但是为什么一旦有“过”临头，有的改之、有的讳之呢?

    大抵是实力不同的缘故。譬如经商，如若经营的多是甚至全是假货，就会脆弱得经不住一点点折腾。非但不能自我批评，也不能容许别人批评；非但不能批评，还要雇上几个“托儿”，站在柜台前拉客，唾沫飞溅地说这产品如何冠绝中国走向世界诺贝尔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十分青睐……梁晓声、张承志则与此辈不同。他们不经营假货，所以不怕批评。有的产品有瑕疵，指出与顾客看，反而愈增信誉。梁晓声说得好：作家由批评引发的自省，首先对作家本人是有帮助的。作家是否经常具有自省力，是作家有无健康生命力的重要表征。

    他们之所以不经营假货，是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人的尊严，也就是说，站在世人面前，要让人家说自己是一个人，而不是别的什么。如果天天贩卖假货，人家能说你是人么?如果不经常反省自己，能够保证永远不贩假货么?当然，不是说这两位作家都是一日三省的圣人。但是，在拜金主义、拜官主义、拜名主义蔓延的氛围中，他们确实不贪不义之财，不求不义之爵，不盗不义之名，有一就是一，有二就是二，堂堂正正做人，光明磊落做事，因为他们懂得：人生一世，有比名利地位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人的尊严。至于圈圈中的那些男女，则不足论也。他们从来就没有把尊严当过一件真事，所崇所尚、所钻所营，唯“实惠”而已矣。写女人隐私能骇俗么，那就竞相脱衣；写淫书能惊世么，那就床上较力；“傍大款”能来钱么，那就专写谀文；骂母族能风光么，那就投洋人所好……但是，他们又是文人，所以又比一般的同类多了一层做作，那就是还要面子，所以也就不能批评。近来常听人们说到“知耻近乎勇”。在一般情形下，知耻确实要比不知耻“近乎勇”，但是如果明明知耻却千方百计地掩饰耻，则比“不知耻”离勇更远。只有知耻而且奋起洗刷耻辱的人，才能算作真正的勇者。

    然而，勇者要有力量源泉。这源泉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劳苦大众。凡植根于此者，就有力量；凡植根于其外者，就没力量。伟大的鲁迅是最无情面地解剖自己的。他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恐怕传染给别人”，“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因此，他“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在《答有恒先生》一文中，他甚至说，过去自己只号召青年反抗而不为他们指明出路，就是徒然弄清楚弄敏捷了青年们的思想,这实际上等于替阔人们去做鲜活的醉虾，结果使吃人者“得到格外的享乐”，而使青年在遭到压迫时“尝加倍的苦痛”。从这个意义出发，他甚至痛责自己也在为阔人们安排吃人的筵席。先生所以能够如此坦荡，如此责己之严，乃是出于一种为当代那些圈圈中的男女所不齿的价值目标。他当作家，不是为了“打麻将时不至于手面太窄”，也不是为了“玩心跳游戏时能让靓姐另眼相看”，而是希望以自己之笔的助力，去掀翻那个吃人的筵席，为中国的穷人们战取光明。在这一点上，梁晓声、张承志是与鲁迅相通的。坦率地说，不是他们的所有观点我都同意，也不是他们的所有作品我都叫好，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无论他们是对是错，都是为了中国的劳苦大众。尤其是近几年来，他们更是表现了一副火热的赤子心肠。他们的作品，或者激切犀利，或者忠愤峭峻，篇篇浸透着对于国内外一切邪恶势力的愤怒，字字洋溢着对于祖国和劳苦大众的挚爱。其文如此，其为人亦是如此。我与梁晓声至多只见过三次，而与张承志则是素昧平生，但是关于他们的两件往事却至今记忆犹新。在1996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梁晓声动情地说：我是中国穷工人的儿子，我现在所处的地位和经济状况已与他们有很大不同，但是我总是在提醒自己，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背叛他们。这一番披肝沥胆，使得与会者无不为之动容。大概是1994年，我在《光明日报》文艺部工作期间，同事宫苏艺约得张承志一篇散文，其中有一段激烈抨击美国欺压第三世界的文字，由于某种原因必须删掉。我请宫苏艺向张承志解释一下。宫苏艺打完电话对我说：张承志很是气愤，说你们是在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调子改稿!听了这话，我惭愧而又感动，沉坐良久无以言对。作为文人，一旦植根于劳苦大众，便能养得这样的浩然正气。有了这样的浩然正气，就能无所畏惧。相反，如果一个人站到了劳苦大众之外，就必然因心虚气弱而怕鬼；而一旦怕鬼，自然也不敢与自己灵魂里的鬼气斗，甚至连正眼看一看的勇气也没有。

    古人论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用这样的标准检验，谁个君子、谁个小人，简直判若水火。

                             1997年2月2日

说盗

    近日闲翻杂志,读到聂鑫森先生的短篇《防盗窗》(《广州文艺》1997年第6期)。这是一个发生在当代的故事：有那么一座住宅楼，“像得了传染病似的”，家家都安防盗窗，唯独一位孑然一身的老教授反对。他的理由是:“安上这种劳什子”，人也就变成了“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从而表现了“人性的自卑”。然而，正是因为他不安防盗窗，盗贼才得以在深夜光顾，但是老教授不惊不惧，待之以礼，晓之以理，赠之以书。那份从容、豁达与幽默，简直可以和巴尔扎克与盗贼的对话媲美。盗贼由是感动,但是在从下水管溜下时摔死,死时手里还攥着老教授赠的那本书。

    应当怎样来“解读”这个故事呢?

    说是透视了民族性格么?也多少能够贴上那么一点儿边,因为各个民族对于住宅的开放程度确实是不等的。前年,笔者到罗马尼亚访问,就见罗族人的住宅比较开放,尤其是农村,许多房子都盖在马路边,但没见谁家安了防盗窗。德族人则不然,高宅深院,壁垒森严。每当谈起德族人的自我封闭,罗族人都是面带鄙夷的。问题在于这些民族性格是怎么来的。显而易见的是,人首先要安全、要吃饭。假若罗国盗贼遍地,他们肯定也会丢掉鄙夷德族人的那份优越。住宅的开放只能说明罗国的盗贼相对少些(不是没有,给我们开车的那位司机就说过,他的儿子长大以后要去当警察抓小偷)。德族人到了这个太平地面之所以依旧封闭,则是习惯势力使然,长期下去,终究有一天要变的。有道是存在决定意识,而不是意识决定存在。由是观之,那位老教授的议论就未免显得有些迂阔。因此,楼里的居民不去理会他的高论,他们只认定:安装防盗窗是因为有盗,防盗窗的普及是因为盗贼的泛滥。

进一步的问题是,盗贼是怎么产生的?

    道家将盗贼的产生归结为人的聪明。老子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三章）比起老子来,庄子的态度似乎更激烈一些。他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绝圣弃知,大盗乃止”,并且认为用圣人治天下,就等于给盗跖提供更多的好处。（《庄子·外篇·胠箧》）这个观点和基督教的原罪说是相通的。倘若亚当、夏娃不偷吃智慧果,他们的后代们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乱子。那么,老庄的说法对不对呢?应当说在假设关系中是对的。试想,如果人人都变成韩少功笔下的丙崽,傻乎乎的,就会说“×妈妈”,人类当然也就无盗,天下当然也就太平,但是代价太大,人类不但没了进步,而且还要统统被野兽吃掉。因此,现实中的人始终不去采纳那个“假设”的建议。儒家则把盗贼的产生归结为社会财富的匮乏，即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如果说仓廪极大地“实”起来，当然是能够消除盗贼的，但是当时的儒家不可能有这样的眼光。他们所谓的“实”，是小“实”，而小实是不能消除盗贼的。因此，他们在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又显得很不自信，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例如孟子在批评梁惠王的时候就曾指出，即使是仓廪中堆满了粮食、布帛，你对老百姓不好，甚至残害他们，老百姓也要起来造反的。可见这“仓廪”还有一个向谁“实”的问题。比较而言，还是后来的王夫之比儒道两家的祖师们高明。他说，盗贼产生之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两极分化：“所聚者盈溢，所损者空矣” 《诗广传·大雅》，老百姓“一日未死，一日寄命于硕鼠也”（《诗广传·魏风》），于是逼得“一夫揭竿，而天下响应”，“虽欲弭之，其将能乎？”（《诗广传·大雅》）无独有偶，比王夫之小了93岁的洋人卢梭也持类似观点。他说，自私有制产生之后，富人们便知道了高高在上的快乐。而一旦有了这个快乐，就视其他快乐如粪土，好像饿狼一样，一经尝过人肉以后，便厌弃其他食物，而只想吃人。人们不甘被吃，便去做盗贼。《汉乐府》中的《东门行》写道：一位城市贫民要去做盗，妻儿拉也拉不住。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西方有一个衡量两极分化的尺度，叫做基尼系数。它的大小，标示着两极分化的大小。推论下去，这个尺度也可以用来衡量盗贼的消长：什么时候基尼系数大，什么时候盗贼多；什么时候基尼系数小，什么时候盗贼少。

    再进一步的问题是，盗贼对于人们心理冲击的程度也不尽相同。一般地说，富人怕盗，而穷人则不大怕盗。前些日子，笔者下班时，夹在自行车后边的皮包被窃。因为里边只有数张名片、四张报纸和一份草稿，所以贼人不要，扔到地下通道。殊不料被好心人捡到，又循名片送到我的单位。看，我在惊恐之后，什么也没丢。我敢说，那些大款绝对不敢把装满美元、港币的皮包夹在自行车后，像我那样优哉游哉地招摇过市。小说中的那位老教授之所以不怕盗贼，根本原因不在于他有一套高深的观念，而在于他没钱（小说中提示：那个月他只剩下五六十元）。当然，这不等于说那些安装防盗窗的居民都是有钱人。能断定是有钱人的只有那个吆喝“防盗”最凶的刘其，其他居民的情形则不敢妄测，但总该有没钱的罢。没钱的人也跟着“防盗”，是受社会定势的影响，这是内在生活不坚强的人难以避免的。

    作者聂鑫森先生或许想通过这篇小说呼唤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呼唤一种远离拜金主义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这用心是好的，也可以收到一些实效，但是不能治本。谚曰：“挽弓当挽强，擒贼先擒王。”盗贼的王是谁呢？就是私有制。只有抓住这个“王”，盗贼才庶几可除。当然，现在我们还不能将这个“王”消灭，但要给予管制或限制。

1997年8月9日

喜儿出走怎样？

今秋，《云南日报》载文，为杨白劳们免费策划了一个“新活法”。据说，“思路不同，矛盾和情节不同，结局也是会不同的……假若喜儿与大春双双出走，杨白劳不但支持还参与策划。出走后喜儿与大春组成新家庭，在外地做豆腐卖，进而经商，老家的欠账由杨白劳顶着，小两口赚了钱寄回老家帮父亲还债。于是我们发现杨白劳一家的新活法还是有的。”听了这番高论，人们不能不喟叹天不作美。假若论者提早出生半个世纪，杨白劳就不会喝卤水寻短见，与喜儿、大春相同命运的农民则不必追随“土八路”去弄刀弄枪，黄世仁也不至于在后来吃枪子，天下自然也就太平……

然而，再一想，既然杨白劳们的命运可以“假若”，何不思想再解放一点儿，胆子再大一点儿?比如去投靠蒋宋孔陈家的某位“太子党”，大春做保镖，喜儿做小蜜。二人走后，黄母、黄世仁由拜佛而成佛，悯于杨白劳的茕茕孑立，接到黄家优礼有加、奉若至亲。在争夺一桩走私买卖的大战中，大春为保卫主子“牺牲”，喜儿则被派往美国代理“太子党”的财产。后来回国，杨白劳备颂黄世仁之德，喜儿由感激而萌发爱情，遂与黄世仁结为伉俪。喜儿从国外带回的巨款和黄世仁的大片地皮合璧，办起了“宽容博爱公司”，普渡天下穷人，目前正在与牟其中先生竞争炸喜玛拉雅山的大买卖……这一番曲折跌宕悲欢离合母鸡变鸭，岂不胜于“卖豆腐”之所云耶?

遗憾的是，“假若”毕竟只是假若，作为文人墨客夸耀想象力的扯淡似无大碍，但是切不可跌落在地上。就说出走以后“去做豆腐卖，进而经商”罢，就须过得三关。其一，既然黄世仁垂涎喜儿的颜色，凭着他在官府的势力，大抵是不会轻易放过“小两口”的。其二，无论出走到哪里，总要有个房住、有个地方磨豆腐，这第二关恐怕又要难住手无分文的“小两口”。其三，即使卖上了豆腐，还会有不少麻烦。假若是小本经营，能赚几个钱呢?何年何月才能积累起“进而经商”的资本呢?到头来，恐怕还要重蹈杨白劳的覆辙。假若起手就是气派宏大的买卖，例如什么绿色食品集团之类，若不是跌个跟头从地上捡到百两黄金，就是痴人说梦了。退一步说，就算这个“新活法”灵验得很，杨白劳一家也当真因此而脱贫，也不可作为一条普遍的经验在中国推广，因为在那时的中国，像杨白劳那样穷得叮当响的农民数以亿计，这么多穷困农民是不能都来“做豆腐卖，进而经商”的。可见这个“新活法”既轻薄又脆弱，一落到地上，便被杨白劳们的穷困碰碎了。那么，杨白劳们为什么会陷于穷困呢?这就又回到了民族压迫、阶级剥削的旧思路，那“活法”，自然也仅剩下《白毛女》指出的一种。论者埋怨中国的艺术家们死脑筋，想不出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那样的好点子，“无论是话剧、歌剧、舞剧还是电影”，把个《白毛女》弄得“矛盾情节一模一样，因而结局也一模一样”。看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尼罗河上的惨案》是洋人消闲解闷的推理游戏，《白毛女》是旧中国穷人命运的写真，这本来就是不搭界的两回事。

从文中可以看出，论者对于自己的新发现是颇为得意的，这就透出了几分轻浮，因为这个“新”实在是不够新的。晋惠帝司马衷上台之初，有大臣奏报天下荒乱、饿殍遍野。这位万民之主说：“怎么会没有饭吃呢，可以吃肉粥嘛!”此后，为中国农民这般改革食谱、倡导“新活法”的还有，比如教导贫困地区的农民早餐要喝牛奶、吃巧克力之类。总之，说这位论者是拾人牙慧，大抵是不会冤枉的。

人们大概还能记得，四年前，曾经发生过“新解”《白毛女》的事。作者似应归于新潮经济学家一丘。他居高临下地说：“新的时代需要有新的看问题的方法”，“从现代经济法的角度来看，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本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而债权人以适当的方式向债务人索取债务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根据这个“现代经济法”，他教训杨白劳说：欠账就须还账，切不可“头脑发热，产生破坏性的冲动”。比起新潮经济学家那副恶狠狠的面孔，这位论者对待杨白劳们的态度算是极好的，但在不满意《白毛女》的思路、矛盾情节和结局方面，他们就没有两样了。至于他们为何在今天如此热衷于吹《毛》求疵(学习当今某些广告的修辞格式)，除了他们自己，只有天知道。

1997年12月30日

天爵与人爵

这两个概念是孟子提出的。所谓天爵，就是高尚的品德；所谓人爵，就是高级的官职。平头百姓把当官的叫做大人，就是承认这类人的身份要比自己高贵。但是这个高贵是人为的，是少数当权者意志的产物，所以叫人爵。与此相反，有德者在社会上享有的崇高声望，则不是靠上级下文任命，而是在百姓中自然形成的，所以叫天爵。简而言之，百姓的心碑是天爵，官家的纱帽是人爵。

那么，天爵与人爵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孟子认为应当放到不同的时代中去考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章句上》）这就是说：在古代，天爵与人爵是统一的，只要品德修养得好，虽然无意于做官，堂皇的官冕也会自然而然地加在你头上；在今天，天爵与人爵是分裂的，人们修养品德仅仅是为了制造一块敲门砖，用它去敲开爵禄之门；一旦敲开这个门，便要丢开这块砖。看得出，孟子是天爵与人爵的统一论者。不管这位老夫子的思想有多么僵化保守，我们毕竟还得承认这个干部理论的可取之处。

可取之处就在于，所谓天爵中包含着民本观念。说白了就是，看一个人的品德怎样，不能不看他对百姓的态度怎样。当然，孟子不是格瓦拉主义者。他不否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差别，只是反对把这个差别无限制地拉大，反对“劳心者”成为不顾百姓死活的独夫民贼。在他看来，领导可以爱财，但是也要让百姓富足，而不能一人独吞；领导可以修建游乐场所，但是要“与民偕乐”，而不能“独乐”；领导可以喜欢流行歌曲，但是要“与众乐乐”，而不能“与少乐乐”，更不能“独乐乐”；领导可以好色，但是要“与百姓同之”，而不能搞得内有怨女、外有旷夫。由这样的观念出发，他认为，一个“庖有肥肉，厩有肥马”而坐视“民有饥色，野有饿莩”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一个纵容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穷苦百姓粮食的领导也不是好领导，而对于不好的领导，百姓们则不妨给点儿颜色看看。邹国在与鲁国的冲突中，有33个官吏丧生，而百姓则“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说起这件事，邹穆公很是恼火，孟子却说：“活该!谁叫你和你的下属平日残忍地对待百姓呢!你怎样对待百姓，百姓就会怎样对待你。这回，你的百姓算是找着报复的机会了。”正因为天爵中包含着这样的观念，所以百姓们肯定欢迎修得天爵的人上台，而不喜欢只有人爵的人当道。

然而，在专制制度下，百姓的这个愿望是很难实现的。难就难在人爵的分配权不掌握在百姓手里，难就难在掌管人爵分配权的人有私欲而无监督。倘若那是个顾及百姓又能对私欲有所节制的人(如周公旦)，他就会留意选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倘若那是个虽私欲膨胀但又对百姓有所顾及的人(如武则天)，她就会既选用修得天爵的君子又选用缺少天爵的小人(各有各的用处)；倘若那是个私欲膨胀又昏天黑地的人，他就会只管人爵而不管天爵(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然而，不管上边怎样选用，百姓都只有被动接受的份儿。碰到好一些的呢，算你走运；碰到坏的呢，活该你倒霉。

“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领导选用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人趋之前之欲试之，因此上演出一场场一幕幕五花八门光怪陆离热闹非凡的官场活剧。孟子就曾蔑视地指出，有些人用以乞求升官发财(人爵)的行径，能不让他的妻妾引为羞耻而共同哭泣的，是很少见的。至于孟子以后，这种无耻更是日益扩大与深化。陪球、陪棋、陪票友的，治曲学、写谀文、建生祠的，吮痈、尝尿、做干儿的，送春药、献房术、充当男妓的……最为卑鄙的当是送上自己的老婆或女儿。北齐的“弄臣”徐之才回家，恰巧撞上朝霸和士开正在强暴其妻，于是急慌慌回避，一边走一边向和士开道歉说：“妨少年戏笑，妨少年戏笑……”结果以妻子的耻辱换回了宰相与西阳郡王两顶桂冠。在这样一种昏暗的天地中，即使是修得天爵的正派人，为了寻求报国之门，有时也不得不曲道应时。“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见《唐诗一万首》[上]第431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这就是诗圣杜甫壮年时代的痛苦!由此看来，在官场登龙术中，“修其天爵，以要人爵”的路数还不能说是最坏。即使那个天爵是敲门砖罢，你毕竟还得摸一摸这块砖；即使是挂羊头卖狗肉罢，你毕竟还得挂上这个羊头。然则上述种种，却是连那样的砖或羊头都不要的。

现代心理学有补偿的动力一说。小人在极端扭曲自我之后，必然要最大限度地扩张自我。这些心理变态分子一旦上台，在聚敛、施威、纵欲等方面的疯狂，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结果是百姓倍加遭殃。纵观历史，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天爵在人爵中的多寡，是衡量一个政权生命力的尺度。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占据优势，这个政权就是一个健康的政权；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处于劣势，这个政权就是一个腐败的政权；如果天爵在人爵中已经微乎其微，这个政权的丧钟便已经敲响。宋徽宗时期，把持朝政的是蔡京、王黻、朱勔、高俅四大奸臣和童贯、梁师成、李彦三大宦官。其中，蔡京、王黻初始还算是“修其天爵，以要人爵”之类，其余五位则从钻营的第一天起，便走在旁门左道上。像宗泽那样修得天爵的正派人已经极少，而且靠边站。于是，生灵涂炭、民怨鼎沸，便有宋江、方腊等揭竿而起。这个政权尽管镇压了农民起义，但是不久即被国外敌对势力颠覆。宋徽宗这位喜欢吹拉弹唱的“风流天子”，也被从李师师的被窝里拉出，成了北国冰冷囚室的“昏德公”。

孟老夫子早就警告：“弃其天爵”，“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章句上》）但是，听的人有多少呢?

1998年3月12日

对张光年先生的不信任情绪

   

    文艺圈的人都知道，1981年发生过批判《苦恋》的事件，而张光年先生就是中国作协批判活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17年后，先生以《1981年批判〈苦恋〉的前前后后》为题，发表了记录那次批判的日记(见《百年潮》1998年第1期)。这打日记虽洋洋万言，但概括起来无非是说：在那次批判活动中，王任重、朱穆之、林默涵、刘白羽、曹禺、李何林、艾青、姚雪垠、黄钢及《解放军报》等等全都“左”得可憎，甚至连胡乔木、周扬也多少有些“左”的行径——前者“为写作题材划禁区(十年、十七年‘左’的错误)”，后者则把《苦恋》代表的“文艺思潮”“与反社会主义的社会思潮并提”——，而他张光年先生则丝毫未受“左”的污染，岂但未受污染，简直还是反“左”的中流砥柱。只要是有幸读过这打日记的读者，都不能不惊讶于先生思想的超前性，也就是说，他似乎是用今天的流行观念指导着当时的认识和行动。

    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在那次批判活动中，先生当真是那么先知先觉么?当真浑身上下脱落得那般干净么?对此，先生大概是早有准备，所以在日记之前所加的《小引》中不避“此地无银”之嫌，信誓旦旦地表白：这日记绝没有“用此时的认识与心情擅自改动”。当然，我们无从去核实，因而不能断定它像某演艺明星的日记那样经过了改造，但是也不能因此就相信它一定真实无欺。这就是说，我们对张光年先生产生了不信任情绪。为什么呢?

    人们记得，1977年，先生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文章。他在此文中抱怨道：四人帮怎能说我们搞了文艺黑线专政呢?我们早就在和文艺黑线斗争呀!什么胡风反革命集团，什么“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之类的“黑八论”，我们早就批了呀!一副受了委屈、冤枉的可怜相。——也的确受了委屈、冤枉，因为他的确是与所谓“文艺黑线”坚决斗争的资深斗士。1955年，他发表《论胡风的“精神奴役的创伤”》；1957年，他发表《和吴祖光辩论》、《从一篇文章看黄药眠的右派思想》、《揭穿大阴谋》(批所谓“丁玲、冯雪峰、陈企霞反党集团”)、《为甚么说“今不如昔”?》(批萧乾、吴祖光、冯雪峰等)、《萧乾是怎样的一个人?》、《胡风派?雪峰派?》、《文艺界右派是怎样反对教条主义的?》(批丁玲、陈企霞、冯雪峰、钟惦棐、陈涌、刘绍棠、徐懋庸、萧乾、吴祖光、姚雪垠、陈梦家、侯敏泽、梅朵、杨犁、唐因、唐达成、张立云、陈沂、蔡田等)；1958年，他发表《莎菲女士在延安》、《丁玲的“复仇的女神”》、《应当老实些》(批秦兆阳)、《好一个“改进计划”!》(批秦兆阳)……这些吓人的文章，都收到了1958年出版的《文艺辩论集》中。先生在这本集子的《后记》中写道：“文艺界展开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一场大辩论，大家起来口诛笔伐，粉碎了阶级敌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作者也和大家一起参加了这一场历史性的大辩论。这个集子里边的文章，就是在和文艺界右派进行说理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把这个集子题名曰《文艺辩论集》。”读其文想见其为人。揭去近40年的历史封尘，先生那种踌躇满志的情态依旧跃然纸上，如在目前。今天的先生自然或许会说：当时，我也是不得已的呀!如果真有这种辩解，至少也是不诚实的。1958年，先生作为《文艺报》的主编,计划在《文艺报》第2期推出一个批判特辑。这个特辑以“对《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及其他反党文章的再批判”为总标题，还加了一个“编者按”。结果那个“编者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用字太硬，用语太直，形容词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愿看下去。宜加注意。”（《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即使用那个年代的标准来衡量，先生的所作所为也跃入了极左的地界。

    当然，今天的人们学会了超脱，学会了宽容，学会了费厄泼赖。你在当时搞的那些极左,不管是出于被动还是主动，没有人去抓住不放，没有人过多地追究个人的责任,有道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是作为不折不扣地搞过极左的个人，也应当有个让人们看得过去的态度吧?然则先生的态度又如何呢?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他在1982年出版的《风雨文谈》。据先生在《序言》中自述：这本集子的主要内容“选自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这六年间谈文艺创作的文章”。时间跨度虽有六年之多，但还是“太单薄了”，又不得不从1951至1956年的旧作中选出七篇充数。这样挑挑拣拣，才勉强凑成一本书的样子(全书共31篇文章)。其实，六年间先生的文章并未少写，及至出书，为什么搞得这么寒酸呢?先生解释说：“翻阅《风雨文谈》校样，删去几篇”。那么，删去了哪些呢?无非是羞于再见世人的那些，例如批苏联导演丘赫拉依、批中国作家郭小川、钟惦棐这样的文章。既然叫《风雨文谈》，怎能把这些呼风唤雨的文章删去呢?删去就删去吧，对当年的失误有个说明也可以；在这本书中不愿说明就不说明吧,在其他适当的场合说明一下还可以；在其他适当的场合不愿说明就不说明吧，保持沉默也算是说得过去。然而，先生却偏偏是一个既不肯正视过去又不甘寂寞的人。他要向世人表明：他永远正确，永远时髦，永远站在潮头的顶尖上。但是，世情冷暖又在不断地变，于是先生也只好不断地跟着变：这股风来了，他拿出这批文章；那股风来了，他拿出那批文章。此派吃香时,他把自己装饰成与彼派斗争的急先锋；彼派得势时,他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受此派迫害、与此派斗争的苦人儿兼勇敢分子。这种有违直道与厚道的“作秀”，既然有过，谁敢保证不会再有?所以，人们有理由在他这些日记的真伪问题上存疑。既然先生喜欢在历史旧账上煞费苦心，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也就不得不去翻翻那些旧账的存根。

    笔者一向认为，一个人所持的观点不管是是是非，只要一以贯之，你就得承认这个人有自己的信念，因而不能不尊重他的人格；一个人干过的事儿不管是对是错，只要勇于担当，你就得承认这个人是条汉子，因而不能不对他产生信任感。可以说，在这两种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超越委琐的因素在。至于像先生这样在遮遮掩掩中变来变去的人，叫人说什么好呢?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1998年5月26日

一个百姓眼里的朱镕基

    按照时下的惯例，我是没有条件来写朱镕基的，因为离他很远，又没有积累、研究过有关资料。但是我还是要写，不是为他树碑立传，而是为了传达普通百姓对于总理的印象。倘若这些印象并不符合朱镕基的实际，那就不妨当作中国普通老百姓对于总理以及其他“人民公仆”的一种希望或愿望。

    关于朱镕基的好话，以前我听过不少，但是都未留下多深的印象，不过一些影像或轮廓而已。直到1997年末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听了他的一场经济形势报告，我才真正注意到他，此前此后听到看到的也因此有了附丽，他在我心目中才渐渐地鲜明起来、生动起来。

那天，他从9点过5分开始，大约讲了3个半小时。3个半小时，在通常情况下，对听众早已构成了极难忍受的煎熬，但是这里的听众却没有一个露出倦容。最怕听报告的我，也真的觉得，这是一次丰盛的精神享受。

    他的报告，从国有企业到乡镇企业，从国内市场到外贸出口，从国内的金融状况到亚洲的金融危机，从项目投资到环境保护，从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到国家建设的大政方针，汪洋恣肆、议论纵横，但是又不像某些人那样“开无轨电车”，而是有开有阖、开阖有致。其间繁多的数字，均是信口道来，如数家珍。用语则一扫哼哼哈哈、乔模乔样、语病连篇的官僚腔，既平易晓畅又形象生动，既严谨准确又情感充沛。本来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被他讲得趣味横生、引人入胜。单凭这记忆的超人、反应的敏捷、思维的活跃、逻辑的严密、语言的精妙以及玩全局于股掌的胸襟和气度，就足以倾倒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由此我想到机关一位女工对于他的议论。那是在他当选国务院总理的时候，这个小姑娘说：“以前我很讨厌朱镕基，因为他长得很各（音：葛），看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的答问，又觉得他挺迷人的。”我想，这大概就是才气的魅力。

    更令人钦敬的是，他的才气的挥洒，不见刻意表现的痕迹，就像水满则溢一样自然，也就是说，完全出于深厚的底蕴（经济的内行和学识的渊博），发乎自己的本色（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作风），服务于正当的目的（说服大家同心同德地奋斗）。这就是所谓的真性情。它既是做人的自信，也是面对世界的勇气。听众不会忘记他对现实的困难和失误的坦言直陈，对于种种腐败现象的大胆揭露，对于某些敏感问题的犀利剖析，真是快人快语、坦坦荡荡。其实，我们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随处发现他的这个性格特征。比如说，那天他走到主席台上，人们照例鼓掌，他呢，却是既不放慢脚步，也不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急匆匆走着挥了挥手，坐下就讲。这个动作语言是非常明白的——对我用不着这套!又比如，讲到中途，他对听众说，谁要尿尿了就去尿尿，不想听了就去大厅休息、聊天，我这个人随便。你看，他面对群众，并不修饰自己的语言。再比如，去年洪水肆虐之时，危堤险坝之上，他紧紧握着那位将军的手，心事沉重，欲说还休，最后只吐出“拜托了”三字。然而就是这短短的三字，又胜过多少豪言壮语，给了在场的军民以怎样巨大的感染!看到劣质大堤崩溃，他顾不上总理的仪态，禁不住破口大骂：这纯粹是王八蛋工程! 古人云：“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情也。”我们说，就是他的那些也许有伤大雅的瑕疵，也在确凿地向人们证明：这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一个可信可交的人。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有没有这种真性情，乃是关乎民心向背的绝大关节。马克思说得好：“人同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5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如果你想用表演、卖弄来取得百姓的赞美，百姓就会对你报以厌恶；如果你想用大言、谎言来取得百姓的拥护，百姓就会对你报以唾弃。

    那次报告的内容，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对百姓疾苦的关注。对下岗工人艰难的感同身受，对漠视民间疾苦的作风和现象的嘲讽，在听众中掀起了多大的情感波澜啊!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谈到“焦点访谈”时的情景。他说：“焦点访谈”办得好啊，好就好在它反映民生疾苦。我每天晚上都要看“焦点访谈”。有一次我召集十几个部长开会。我问他们，昨天晚上的“焦点访谈”你们看了没有?谁看了请举手。结果没有一个举手。当然，这些人晚上比我忙，晚上的活动比我多呀。顿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据说，朱镕基对下属非常严厉，经常发火，那些下属没有不怕他的。对此，他曾有过语重心长的解释：看到一些事情没有办好，老百姓对我们有意见，我心里急啊!我脾气不太好，可能得罪了一些同志，请大家多包涵。为了亿万需要呵护的百姓，他对工作中的一般性失误尚且不容，对坑害百姓的东西自然就更是视若寇仇。无情地处理贪官污吏，不断地打击豪强势力，东奔西忙地堵塞国有资产流失的漏洞，如此等等，都是他的有口皆碑的政绩。他的这些捍卫人民利益的义举，必然要引起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城狐社鼠的仇恨。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咬牙切齿地骂他、诅咒他，有的甚至扬言要杀他。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他为何泪洒《商鞅》。两千多年前的商鞅变法，就是因为抑制打击了豪强势力而引起他们的仇恨，公子虔甚至八年闭门不出，等待复仇的时机。商鞅虽然为秦国的富强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自己却落得个车裂分尸的下场。这一悲壮的历史怎能不引起他的强烈共鸣！明知前路凶险却不思退却，因此他胸怀苍凉的悲壮。“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义无返顾、勇往直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一铮铮誓言，字字看来都是血！

    总理心中有百姓，百姓心中也有总理；总理为百姓而战，百姓也支持、保卫他们的总理。艰难苦斗中的朱镕基永远都不会孤立。他的举措，包括像减员增效那样触及百姓现实利益的举措，百姓们都给予默默的支持。我曾问过一位老纺织工人，你因压锭而下岗，不恨朱镕基吗？他说：不，我知道他难。有工人阶级的这句话垫底，我就有十足的信心肯定：不管他是否有过失误，也不管他能否最后成功，中国的老百姓都会记住他，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为我们尽了力的好人。

                          1999年4月10日

最后审判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的门槛上，到处是喜庆的泡沫，尤其是发达国家，“千禧”的活动更是五花八门、心裁迭出，但是大多数人的心情并不轻松。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

　　人类面临着太多的不平和苦难。一方面金台高筑，一方面财富外流；一方面繁花绿草、碧水蓝天，一方面烟尘弥漫、酸雨滂沱；一方面桂殿兰宫、窗明几净，一方面穷街陋巷、蚊蝇饕餮；一方面倚红偎翠、酒绿灯红，一方面骨肉流离、难民遍野；一方面屠刀高悬、恶魔逍遥复逍遥，一方面白骨遍野、新鬼烦冤旧鬼哭……

    一个地球分成两个世界，多数人的庄严工作供养了少数人的荒淫无耻。

　　所有这一切，既是千年不平的延续，又是百年邪恶的极端发展。罪魁祸首就是美国，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君不见，哪里有破坏、有纷争、有贫穷、有鲜血，哪里就有那只罪恶的黑手。他们把私有制的罪恶推向极致，他们把一国之内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扩展到全球，他们把整个世界变成制造不平和苦难的作坊。

　　在这个作坊中，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是老板，他们豢养的第三世界的民族败类是工头，他们奴役、盘剥的广大第三世界人民是打工妹和打工仔。什么“全球化”、“全球一体化”，拆穿西洋镜，就是这样一些货色。连美国的右翼学者爱德华都不禁惊呼：“全球化竞争使人们投入绞肉机，破坏了社会的内聚力”，正在使“马克思的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断言重新成为现实”！

    大凡物有不平则鸣。数千年来，人类为争取公正、平等、自由、和谐和幸福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期基督教就是奴隶和被释放了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反抗罗马奴隶主的产物。进行“最后审判”，永久地结束不平和苦难，让好人上天堂享永福，让坏人下地狱入火湖受永刑，就是当时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没有这个口号就没有早期基督教，没有早期基督教就没有公元纪年。在使用公元纪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它是人类反抗不平和苦难的见证。

    马克思、恩格斯把这种反抗引向科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则开始了战取光明的伟大进军。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在世纪和千年的末尾，这种反抗又走向低潮：犹大复活，苏东剧变，雪压冬云，红旗落地。于是，强盗们弹冠相庆，以为千年之交就是他们的盛大节日，资本主义永世长存的神话已经变成现实。什么“历史已经终结”，什么第三世界已经成为被抛入星球的“垃圾堆”或“人类中派不上用场的残物”，如此等等，都是他们热昏的胡话。在袭我使馆、杀我同胞以后，一个美国人居然狂妄地说：“中国人对这件事也许会愤怒、跺脚、叫喊，但是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用不了多久一切都会过去，因为他们的经济一定要依靠美国企业，他们得到美国市场提供的就业，他们要依靠美国企业的资金和技术，他们的子女在美国读书就业，他们在美国银行里有存款，他们已经被我们用市场和资金套牢了。”请看，他们竟然热昏到杀人以后毫无余悸的地步！

    但是，盛衰相成，物极必反。“套牢”别人必然套牢自己，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不是已经热昏了么？热昏正是沉疴的征兆。“于无声处听惊雷”：21世纪，美国将走向衰败；新千年的某一天，人类将完成对于私有制的“最后审判”。

　　还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话对：“时间不是我们的朋友。”

                              1999年11月28日

暗杀的阴影

——访问南斯拉夫手记

    应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党及其思想杂志主编佩尔切维奇的邀请，以总编辑戴舟为团长的求是杂志代表团于今年5月14日至21日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进行了友好访问。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深感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外事活动。

    临行前，我们就从传媒上得知南斯拉夫民航局长遭到暗杀的消息。很多同事都说，你们这个时候去那里，是有一定危险的。我们想，危险就危险罢。越是在人家困难、危险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去，这是中国传统的交友之道。

　　14日晚9时许(当地时间)，我们一下飞机，就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就在昨天，塞尔维亚社会党最高执行委员、伏伊伏丁那省省长佩鲁谢维奇又遭暗杀。从机场到贝尔格莱德的路上，陪同我们的社会党外联部干部马克叹息说：佩鲁谢维奇才44岁，是该省两届民选省长，非常能干，深孚众望。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听了这番话，我心中一阵酸楚，望着车外星星点点、闪烁不定的灯火，更觉夜色的幽深与沉重。在主人和我驻南使馆同志的陪同下，我们住进贝尔格莱德洲际酒店。这座酒店的建筑风格朴素而大气，过去一直是门庭若市、红红火火。1980年，参加铁托总统葬礼的中苏美英法德等国的元首都下榻于此，把这座酒店推到辉煌的极致。而今，这里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社会党外联部长克尔什良宁介绍说：“自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实施制裁以来，这里的客人就越来越少。就是过去的一些老朋友，现在也和我们划清界限了。”看来，“世情逐冷暖，人面看高低”这句古话不独适用于中国。

　　宽阔、高大的前厅里空空荡荡。钢筋的构架、黑色的装潢、稀疏的人影，愈发教人觉得阴森。电梯和走廊里更是静得可怕，偶尔撞见一个人，会让你莫名地掠过一丝紧张的情绪。我们对翻译邵滨鸿女士开玩笑说：出电梯，你可要小心点儿，说不定门一打开，就会撞在漆黑的枪口上。

    第二天一看，街市上一片太平。店铺林立，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英俊的小伙儿、漂亮的姑娘，透着一股生机和活力；神情静穆的老汉、面目和善的老大妈，洋溢着一种温暖、祥和的情调。然而，一旦走进党政重要机关，一种森严的气氛便扑面而来。联盟外交部、社会党总部、左翼党总部等层层设岗。我们即使作为要客，也必须通过安检，手机则须留在警卫室。每逢如此，主人都一再道歉，说为了安全，我们不得已而为之。15日中午12时，我们与左翼党总部委员、战斗报社长乔尔杰维奇会谈。此公大约50岁左右，略显发福，坚毅中透着精明。几句话下来，便知他是米洛舍维奇的核心人物。两年前，他曾作为左翼党代表团的成员，随总统夫人(左翼党主席)访问过中国。他热情地称赞中国的伟大和正义，愤怒地斥责美国垄断资本集团是恶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他说：“两年前，我就上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暗杀黑名单。我的朋友说，你要出国，只能去中国，只有中国对你是最安全的。”按日程安排，当日晚，由乔尔杰维奇代表《战斗报》宴请代表团，但下午他被紧急召去参与处理佩鲁谢维奇被害一事，临时改由战斗报副社长杜拉罗维奇宴请。席间，这位副社长先生如遇故知，讲了很多话。他的忧患表情就像用刀子刻在脸上一样，使我至今想来仍然如在目前。他说：现在，南斯拉夫已经到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比战争时期更危险、更可怕。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我们实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封锁，必欲搞垮社会党在南联盟的执政地位。举例说，如果哪个商家在南斯拉夫电视台作了广告，就被视为不与北约的制裁合作，老板就有被暗杀的危险。南境内共90多家电视台，有60多家由美国资助，只要是反对党，美国就支持、就给钱。与此同时，美国还在马其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波兰等国组织传媒包围圈，一方面实行新闻封锁，一方面进行舆论轰炸，企图从精神上搞垮南联盟。美国中央情报局确定了一个17人的暗杀名单。暗杀一人的开价是500万美元。只要上了美国的黑名单，差不多就等于领到了死亡通知书。这时，我才真正体会到“爱莫能助”这个成语的分量。要帮助他们，我们没有这个力量；说些同情、安慰之类的话，未免流于轻浅、廉价，唯有沉默而已。

    由于丧事，也出于安全的考虑，16日去伏伊伏丁那省省会诺维萨德的访问延期。当日，南联盟政府和社会党最高执行委员会为佩鲁谢维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会场庄严肃穆、群情悲愤，以米洛舍维奇为首的联盟政府和社会党、左翼党的主要领导成员不惧危险，全部出席。这是悲悼，更是抗议、声讨和示威。

    去诺维萨德，于18日早成行。伏伊伏丁那省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平原大省，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农机具制造业和化学工业都非常发达。据日本人考察，这里经过进一步的开发，所产的农产品足够整个欧洲用度。因此，这里成了北约轰炸的重灾区。尽管主人没说，我们一进市区，还是觉察到了精心的警卫部署。每个停车地点，都早有警察站在那里。街上行人稀少，省政府的大楼前悬挂着一面巨大的黑旗。此时此刻，我们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恐怖的气氛。参观访问的一个重要节目就是去佩鲁谢维奇的殉难地——农业展览馆。主人指着展览馆门前的平地告诉我们：省长先生就是在这里被暗杀的。当时他正在为农业展览馆的开幕式剪彩，凶手混杂在人群里朝他开枪。佩鲁谢维奇中弹，凶手也当即被愤怒的群众和警察抓获。听了介绍，我为省长悲哀，也为那个不知名的凶手悲哀。何苦去当那个帮凶呢。他大概是想以此换得个百万富翁，结果却落得个命丧黄泉。凡是给恶势力做走狗的，都没有好下场，这是一条铁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主人和警察的护卫下，我们行进在人头攒动的走廊里，电台、电视台记者则紧追不舍。我们知道，主人的用意是“利用”我们一下：中国客人的来访足以证明，尽管刚刚发生过暗杀事件，但是这里依旧安全，顾客可以放心地前来洽谈业务。而我们，则非常乐于被他们“利用”，觉得遇到了一个为南斯拉夫人民提供一点儿菲薄但实实在在的帮助的机会。因此，各个精神抖擞，就连患有风湿症的我，也努力挺直了腰杆。戴舟团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刚到南斯拉夫，就听说佩鲁谢维奇省长被暗杀的消息，但是我们仍按计划来这里参观访问，用这个行动表示我们对佩鲁谢维奇省长的哀悼，对伏伊伏丁那省人民的支持。”

乔尔杰维奇具有塞尔维亚人热情好客的古道遗风，一直为未能亲自宴请我们而心存歉意，于是在20日晚，又特意安排一次宴请。那家餐馆坐落在贝尔格莱德东南的阿瓦拉山上。除我们之外，顾客只有一对中年男女。餐桌设在一块搭着凉棚的平台上。四周林木葱茏。一阵小雨过后，吹来一阵料峭的微风。暮色苍茫中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把这里衬托得更加幽静。应当说，尽管主人作了精心的准备，这里也不可能完全排除危险。既然乔尔杰维奇上了暗杀黑名单，谁能说清在何时何地遭逢横祸呢?然而，宴会的气氛异常热烈，主客的欢声笑语飘荡在小小的山谷。乔尔杰维奇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幽默家。不管涉及什么话题，他都能应付裕如。说到私有化的观点、全盘西化的观点，他说那是“转轨”时期的幼稚病。他讲了很多笑话。我至今清楚记得一个关于他自己的故事：有一段时间，我爱人出差，给孩子做饭的事儿就落到我头上。我给孩子烙馅饼。孩子吃了没说什么，我还自以为手艺不错。这时，电视台正播送我国一位空头政治家的演讲。这位政治家说，我们塞尔维亚人不怕艰苦，即使是吃草根、树皮的日子我们也能过。我气得骂了一声，胡说八道，谁能过这样的日子。不料孩子马上搭了腔：爸爸，这样的日子我能过。我问为什么?孩子说，连您烙的馅饼我都能吃，还怕吃草根、树皮吗?包袱一抖，我们笑得七仰八歪，有的竟把杯中的饮料洒了一地。笑过，我的心底油然而升敬意。这仅仅是笑话吗？不，它是屠刀丛中的从容散步，它是粉碎美国阴谋的铁拳，它是南斯拉夫冲决重重阴霾的红日。

2000年8月20日

丽江之夜

    游过丽江古城，已是深夜11点多。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不是激动得寤寐思服，不是兴奋得辗转反侧，而是对清纯、安谧、温馨的一种绵绵的留恋。恰如久旱之时欣逢一场淅沥的夜雨。这雨催人入睡却不忍入睡，宁愿醒着静听那或疏或密地敲打窗棂的天籁。

    那是一个溶溶的春夜。绕过一轮巨大、古朴的水车，我们进入了丽江古城。夜色笼罩下，灿烂的星空与古城朦胧的灯光交相映衬，令人恍然心动，顿生“不知今夕何夕”的感慨。以四方街广场为中心，街和水都向四方散射而去。街因水设、水随街走，曲径通幽、流水引胜，真个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街道纤尘不染，路面上的五色石随着灯光的明灭而闪着华彩。走在上面，老是觉得鞋上带来的灰尘弄脏了路面，因而不能不生出几分自惭形秽。流水潺潺，至清至纯，想去抚摸而不敢抚摸，生怕亵渎了圣洁。街和水的横截处，是一座座古桥，多为明代建筑，似缺月又似初弓。水畔、街旁，是纳西人独有的“三合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式的民房建筑，高低错落、鳞次栉比。单看是一串串起伏的音符，引人生出美妙的遐想；合观则是一首繁复的交响乐，令人心神飞越不能自已。家家院内奇花锦簇，户户门前杨柳依依。屋檐下三五成群的老人或下棋或喁喁对语，神情恬淡而幸福，见人问讯则微笑让座、温情可掬；间有儿童结队嬉戏，遇行人则戛然而止，主动让路，还顽皮地看着你，眼里闪着稚气的光。徜徉其间，真不知这是无声诗还是有声画，是人间天上还是天上人间！有人将这水城誉为“高原姑苏”或“东方威尼斯”，窃以为不尽贴切。与姑苏相比，这里少了柔美多了秀朴；与威尼斯相比，这里少了绮靡多了健朗。焉能同日而语！

    街市上店铺林立，多是出售民族特色的旅游品。店铺外，茶座、酒吧依水排列。来自四面八方的中外游客熙来攘往，但是绝无马达的轰鸣和人声的喧嚣。店铺中的卖主也有不少的外地人，甚至是受过精明历练或粗气熏染的外地人，但是说来也怪，一到这里全都告别了叫卖的声嘶力竭、拉客的纠缠不休和宰客的凶狠奸诈，而变得像纳西人一样诚信敦厚和颜悦色彬彬有礼……茶座、酒吧，差不多都有或国人或外宾、或情侣或朋友围坐在一起，在迷蒙灯光的沐浴下一边细细品啜一边侃侃而谈，那节奏、那情调，宛如他们身旁垂到水面的柳丝，随着徐来的清风，不时撩起片片的涟漪。

　　面对此情此景，算是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净化”。是的，净化！这丽江、这古城，不正是一个强大的净化场么？无论你身上带有多少浮躁、多少烦愁、多少邪思枉念，只要进入这里，一夜之间就被纳西人用汨汨的清流荡涤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那么，这强大的净化场又是什么呢？肯定就是纳西人的精神，纳西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纳西人创造的独特而堪称伟大的文化。这是丽江古城所以迷人的底蕴，这是托起有形之城的无形之城。

    然而我又实在不懂，只记得陪同的地区外宣办主任张文银（一位可敬可亲的纳西族兄弟）讲的两个故事。其一、一位外国记者，从悠然前行的几位老人中间急匆匆穿过，且对老人们妨碍了他走路有几分不满。老人们并不生气，幽默地劝道：小伙子，急什么！我们不都是朝着同一个终点走去么？何不慢一点儿，好好地享受生活？其二、一位国家领导人问迎面而来的几位纳西族农民：粮食够不够吃？农民笑答：如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还怎么对得起国家？故事虽然朴素，却总觉得蕴藉深厚。我无力辨析，大概也无需辨析。陶渊明先生说得对：“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2002年6月2日

小康·大康

    小康、大康均出自《诗经》，指某一社会、某一帮人或某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小康见《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汔通乞，即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真苦真难老百姓，盼望安居要活命。全诗五节，重章叠奏，复沓咏唱，把老百姓们那种不算奢侈的念头表现得淋漓尽致，令人为之动容。但是，这诗不是写给老百姓看的，而是写给周厉王及其“家族”的，意在反映民情民意，劝诫厉王远离那些奸险、暴虐、专一坑害百姓的腐败分子。最后一节，则直把腐败成风、民怨沸腾的根源归结到厉王头上：“王欲玉女，是用大谏。”程俊英先生译得好：“我王贪财好美女，所以深深规劝你。”

    大康见《唐风·蟋蟀》。作者大概是一个级别不高的官员。处级？局级？不得而知。他看到蟋蟀入堂，天气转寒，岁月匆匆，忽然心有戚戚，于是反复告诫自己：“毋己大康，职思其居”；“毋己大康，职思其外”；“毋己大康，职思其忧”。翻译过来就是：过分安乐不可取，本职工作要干好；过分安乐不可取，分外之事也要干；过分安乐不可取，国家大事要关心。诗虽平平，但态度的真诚却是不容怀疑的。无疑，大康的意思就是过分享乐，就是骄奢淫逸。

    可见在先秦的有识之士那里，小康与大康互相反对。小康是绝大多数人的要求，大康是极少数人的要求；放任极少数人的大康，就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小康；要创造绝大多数人的小康，就必须限制极少数人的大康。这个关系非同小可，处理不好，就会败坏社会风气（“有残”）、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导致败局（“正败”）。

    正因为懂得这个道理，《蟋蟀》的作者才走正路，虽然也去享乐，但绝不大康，正所谓“好乐无荒”，这不能不说是自律意识较强的表现。其生平虽不可考，但我推测他大概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至少不会被老百姓拉出来示众。只可惜他不是厉王，也可惜厉王不是他。尽管有《民劳》之类的犯颜直谏，可厉王就是听不进去，仍旧我行我素，让那个“好专利”的腐败分子荣夷公去死命地为他捞钱、捞色、捞声、捞犬马。什么是“专利”呢？就像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力寻租”，即利用权力来控制资源、生产和交换，从中牟取暴利。于是朝野上下，怨谤四起，如滔滔洪水。形诸诗歌的，除了那首《民劳》，还有《小雅·荡》等等。如果说《民劳》是直笔，《荡》就是曲笔。作品假托文王叹息纣王无道，来让这位老祖宗指责自己的不肖子孙――厉王，说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纣王的翻版。今天我们还在引用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即出于此。为了禁绝“国人谤王”的社会舆论，厉王又从卫国找来一个“巫人”，“使监谤者”，一经发现，非关即杀。《民劳》和《荡》的作者杀头了没有，于史无征，但估计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暴敛高压必然激起更大反抗，国人终于起而暴动，把厉王从王宫赶到了今天山西的霍县。

    追昔抚今，天地悬隔。虽说小康又成热词，但其“实”远非古小康也。比起先秦来，我们要建设的小康社会，其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但是也有继承，即今天的小康仍然不是极少数人的大康而是绝大多数人的小康。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这是一个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但是，一位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却说：随着改革的深入，小康的概念也变了，现在小康的标准除了宽敞的住房和轿车之外，还要有一座别墅。听那口气，这位教授先生是早早地先“康”起来了。但是，他的“小康”，在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工人和贫困农民那里，在数以亿计的老老实实靠工薪吃饭的普通劳动者那里，则是货真价实的“大康”。在当前的发展阶段（将来是另外一回事），放任这样的“大康”，同样就没有绝大多数人的“小康”。所以，不管他在洋阔人、土阔人的眼里有多么可爱，中国的老百姓还是会像先人对待大康之人一样，要对他投以白眼。

                          2002年12月12日

拜佛歧路灯

近年来，信佛、拜佛的人日渐增多，尤其是在某些官员中，此风之炽，实为新中国历史所罕见。花样也多得出奇：烧香的，赞助寺院的，找高僧套磁儿的，批巨资建造佛像的……似乎应有尽有。据报载，南方某名山名刹，今年农历大年初一的头道高香均为地方显要所据。不过，他们但凡干这类事情，往往保密程度极高，而不像其“形象工程”那般“阳光”。某地西郊有一古刹，供奉着佛的舍利，据说灵光得很。当地朋友亲见，城里高官进香跪拜，大多早五时来、六时去。当然，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们头上毕竟还顶着“人民公仆”、“无神论者”之类的帽子。

拜佛大抵是为了求佛：或保乌纱，或保长寿，或保发财，或保名垂青史，或保功名福禄金钱美女子子孙孙无穷富贵一拢收……至于每个香客的心思，只有佛知道。

问题是，跪拜、焚香、使钱，就能打动佛心而得到这种种好处么？似乎还未曾见过。在唐代拜佛的皇帝中，宪宗李纯也算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元和十四年，他降旨从凤翔法门寺迎接佛骨。启塔时，亲奉香灯。佛骨迎入大内供奉三日，其后又令诸寺“递迎供养”。然而佛祖并未垂怜，次年便暴崩于大明宫中（传为内史所杀），年仅43岁。新唐书说他“及其晚节，信用非人，不终其业，而身罹不测之祸”。在今之拜佛的官员中，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亦堪称佼佼者。这位大人逢佛必拜，见寺必捐，出手大方，而且做了居士，对佛不可谓不敬、不可谓不诚，然而终究难逃法网。“双规”前夕，他又跪到佛的脚下，泣涕涟涟地说：佛呀，我给你磕了那么多头，烧了那么多香，捐了那么多钱（还有轿车），你怎么不帮我的忙呢？怎么忍心看着你的弟子锒铛入狱呢？这近乎向佛揭短、讨账。即便如此，佛也丝毫不为所动。

另一面的事实是，对佛大不敬者也未必遭殃。宪宗皇帝迎佛骨，韩愈上疏坚决反对，指出此举荒诞不经，致使百姓“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废其业次，伤风败俗，传笑四方”，并且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结果佛未怒而皇帝老儿怒，降旨处以极法。幸有裴度、崔群等一班同僚斡旋，才得从轻发落，被贬为潮州刺史。古潮州乃蛮荒瘴疠之地。佛的信徒们以为韩愈既然得罪了佛，此去必死无疑，其本人也觉得生还的可能性不大。“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从写给他侄孙的这首诗中，我们至今依然可以窥见诗人当时的心境，这里既有执拗，又有沮丧。然而其命运并非如人所料、如己所料。穆宗一继位，这位辟佛派便得到平反，被召为国子监祭酒，后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死后谥“文”，一生光辉。还有鲁智深，此公虽剃度出家，然不念佛经、不守佛戒、不遵佛法，非但喝酒吃肉、杀人放火，而且破山门、砸金刚，在佛殿屙屎撒尿，对佛的藐视、亵渎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面对众僧的声讨，文殊院的智真长老只得“入定”去请示佛祖，孰不料带回来的结论却是：此人“心地刚直”，“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

一边是敬佛者没好报，一边是对佛大不敬者有好报，甚至还得到佛的夸奖，岂非咄咄怪事？凡怪者皆因魔障未除，修行尚浅，悟道不深。其实怪也不怪。你看，宪宗迎佛，但劳民伤财；丛福奎拜佛，但巧取豪夺；韩愈辟佛，但利国利民；鲁智深渎佛，但除暴安良。由此可悟：我们那些拜佛的官员们犯了以己度佛的错误。佛不喜欢拍马，也不搞钱权交易。他老人家根本不在乎你对他的态度，而只在乎你对老百姓的态度。从这个意义上说，老百姓是佛的佛。

试拈出一偈，以为歧路灯云：

拜佛先识佛，

佛上亦有佛。

心系佛上佛，

立地便成佛。

2005年3月16日

也谈秦桧的人权问题

秦桧夫妇的“站像”在上海展出以后，曾引起一阵不大不小的风波。乍一听说，我所疑惑的是：从古至今，可塑的题材多的是，作者为何偏偏对秦桧夫妇情有独钟呢？作者说是“为了呼吁现代社会要重视人权和女权”，这理由自然十分漂亮，但是不知作者是否想过：如能通过自己的双手，让邵云环、许杏虎、朱颖和王伟在中国大地上矗立起来，不是比摆弄秦桧更能体现人权观念么？不管今人的人权而去专管古人的人权，这种“维权”行动多少有些不着调儿。

然而，作者提出的问题不容回避：秦桧夫妇的人权当不当“维”？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是谁让秦桧夫妇下跪的。史载，始作俑者是明代杭州府都指挥使李隆。其实，早在秦桧生前，那些没有人权的老百姓们就已经在心中让他下跪了。元脱脱的《宋史》说：岳飞、岳云父子及张宪被害时，“天下冤之，闻者流涕”。民愤所积、千夫所指，终至一个名叫施全的殿司小校舍身而出，公然行刺秦桧，演出了“时日曷丧，吾与汝皆亡”的悲壮一幕。从此秦桧出行，总是要带上一个由50人组成的棒子队，可见他孤家寡人到何等程度！以后数百年来，虽不懂舞文弄墨的村夫村妇都莫不痛恨秦桧、景仰岳飞，特别是在中华民族遭受外侮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情绪尤其强烈。即使是秦桧的后人，绝大多数也站在这个立场上。“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即是明证。套用“站像”作者的话说，李隆不过是将这千古不易的民情民意转化为“一件行为艺术作品”罢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老百姓们为什么要让秦桧下跪？还是《宋史》说得明白：一是因为他是一个卖国贼。在靖康之变时，秦桧随徽钦二帝当了金的俘虏。但秦桧毕竟是秦桧，他用“重贿”和金的最高统治者拉上关系。在随金太宗之弟挞懒攻山阳时，“与妻王氏及婢仆一家自军中……归行”，但他绝不肯承认是挞懒放归的，而说是“杀金人监己者，夺舟而来”。时人疑问：“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安得杀尽而来？”但高宗皇帝信任他，说“朕得之喜之不寐”。（《宋史·列传第二百三十二》）回到宋廷以后，他主要干了三件事：为金人服务，为高宗服务，打击、迫害主战派。这三件事从实质上说是极为统一的，统一到宋对金称臣纳贡的“和议”上来。然而，金人的胃口越来越大，到了1140年，金兀术发动起企图吞掉整个南宋的战争。结果吃了败仗，尤其是郾城一仗，被岳飞打得落花流水，从此元气大伤。如果南宋由此再行进取，岳飞等主战派收复失地、“痛饮黄龙”的愿望或可实现。然而，高宗皇帝不想打了，因为他一怕各路抗金武装坐大，重演祖上“陈桥兵变”的旧戏；二怕当真打过去，就可能有钦宗复辟或金人拥立钦宗的事情发生，做个儿皇帝总比没得皇帝做要好得多。金人那边呢，最为畏服的就是岳飞，正所谓“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于是，金兀术密书致桧：“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在金、宋两个主子的授意下，秦桧当了杀害岳飞等人的刽子手，做到了金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二是因为他侵犯了岳飞等主战派和老百姓们的人权。“站像”作者说：“人触犯法律，自有司法机关追究责任，但谁也无权逼人下跪，或者死后塑个跪像什么的，这都是侵犯人权的表现。”这话未免孟浪。殊不知秦桧杀岳飞，根本就毫无“正当的司法程序”可言，而是大搞深文周纳、锻炼逼供，最后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岂但岳飞，赵鼎、刘錡、李光、胡銓、曾开、牛皋、解潜、辛永宗等等均因反对“和议”而惨遭秦桧迫害，其中有不少甚至致死。“逼人下跪”和无罪害人、杀人相比，哪一个更侵犯人权呢？再者，他勾结金人，伙同赵构，毁掉岳家军，直接导致中原地区生灵涂炭。岳家军班师之日，百姓“遮马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按：指活着的人）矣！’”（《宋史·列传第一百二十四》）借金人之手杀害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这不是更大的人权问题么？

三是因为他要立“牌坊”。秦桧既包藏祸心，又“开门受贿，富敌于国”，干了无数极不光彩的坏事，深怕被人载入史册，于是就打起了篡改历史的主意。首先是禁止“野史”，即民间对于政事的记录。其次是让他的养子秦熺掌握档案和修史大权。秦熺当了秘书少监以后，搞了建炎元年（1127）―绍兴十二年（1142）的《日历》590卷，在尽数隐去其恶行的同时又塞进不少美化的文字。秦桧乞和，丧权辱国，金人放回赵家太后作为廉价的“回报”，仅此一事，秦熺就为其父写了两千多字的颂词。再次是在档案上做手脚。秦桧再相以后，凡前此对他稍有不利的诏书、章疏，都尽行更改或焚毁。

问题就是这么明白，一边是觍颜事敌的内奸，一边是抵御外侮的英雄；一边是无故害人的酷吏，一边是无辜被害的君子；一边是要立“牌坊”的坏蛋，一边是要讨个公道的百姓，到底是哪一方更需要人权保护呢？置人权被践踏者于不顾，而专一去为践踏人权者争取人权，恐怕这行为本身就不够“人权”。当秦桧夫妇的形象在492年后“站”了起来的时候，不知作者是否考虑过岳飞的感情，文天祥、邓世昌、张自忠、杨靖宇的感情，正在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而艰难奋斗的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历史就是历史，今天就是今天。我们无权改写历史，也无权践踏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当然，如若秦桧生在今天，有了人权观念的中国人民绝不会让他下跪。中国人民之所以不会让他下跪，首先是因为我们有了不向秦桧们下跪的权利。然而，先人们却没有我们这样的幸运。他们跪得太多，也跪得太久。就说秦桧当道那会儿吧，尽管他是大奸大恶，但权倾一时、炙手可热，恐怕除高宗老儿等极少数人以外，没有见他不下跪的。他让无数人为他下跪，老百姓却无权让他下跪，于是便只好在心里让他下跪。这也就是说，老百姓让秦桧们“下跪”的作法，是从秦桧们那里学来的。如若“站像”作者想让秦桧夫妇“站”起来，那就应当首先让为秦桧们跪过的好人在秦桧们面前站起来，不然就很不公平。你说是也不是？

有道是“欲灭其国，必先毁其史。”这个道理不单古人明白、今人明白，世界霸权主义者也很明白，就是我们的一些青年“智识者”不够明白。不知他们出于何种动机，总是喜欢干一些耸人听闻的事。史说屈原是伟大的爱国者，他说不是，而是一个花下死的风流鬼；史说秦桧是内奸、岳飞是英雄，他说不对，秦桧是民族的功臣，岳飞是民族分裂主义者；史说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他说是自吹，中国人其实是犹太人的后裔……这种毁史的风气不煞，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已有前车之鉴。“站像”的作者说他无意为秦桧翻案，这很好，但是也要明白，这般卖力地为秦桧争人权，会让什么人高兴？

2005年12月8日

知耻近乎勇

　　“知耻近乎勇”，语出《中庸》。在儒家那里，它与“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一起，构成对知、仁、勇“三达德”的一种阐发。

　　耻的含义有两种：一是指不道德的动机和行为，二是指自身尊严受到的伤害，通俗地说，就是可耻的事情或者受到的侮辱。羞耻则是主体对于自身可耻的动机、行为或受到的侮辱的体验，一般表现为自我谴责的意向和情感。它是道德意识、道德情感的重要表现形式。

耻辱和光荣是成对的规定。但凡人类，大抵都有趋荣避耻之心。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有一个人物，叫作臧蓼斋。此公用别人托他买秀才的钱给自己买了廪生。杜少卿问他这样不择手段地买个廪生做什么？他说：只有做了廪生，才可以“去做知县、推官，穿螺蛳结底的靴，坐堂，洒签，打人。”很明显，这位臧先生是以当官、耍威风、欺压百姓为荣的，但在杜少卿以至今天的我们看来，却是行若狗彘，“下流无耻极矣” ！

可见关键在于“知”，即要真正懂得什么叫作光荣，真正明白什么叫作耻辱。这就有一个判断的尺度问题。儒家的尺度是礼义，正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而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就是要看你的动机和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规律，是否符合历史进步方向，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此，胡锦涛同志概括为“八荣八耻”。这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既囊括内在的道德修养，又涉及主体的社会实践；既继承了民族优秀的道德传统，又灌注着鲜明的时代精神；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观的基本精神，又反映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现实要求，因而是我们辨别荣辱的科学尺度。然而，要真正做到“知耻”，仅仅了解正确的尺度还不够，还必须将这一尺度化为自身的内在要求，使之成为一种自觉的“道德律令”，一种主动追求的精神形式。否则，我们就会成为心口不一、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无论个人还是群体，知耻与不知耻的情形大不一样。如果像臧蓼斋那样，拿耻辱当作光荣，就会继续放纵自我，朝着错误的人生方向越滑越远，成为群体的腐蚀性因素，社会进步的破坏性力量，从而招惹更大的耻辱，以至被抛到人类历史的垃圾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与此相反，主体一旦知道了自身的耻辱所在，就要唤起洗刷耻辱、捍卫尊严的勇气，激发出改造自我与社会的巨大力量，从而战胜脆弱、委琐与渺小，为自我、群体以至国家、民族赢得伟大与光荣，这就是“知耻近乎勇”的全部含义。鲁迅正是为“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而感到羞耻，所以才“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孔繁森正是因为有了“阿里的贫穷，就是我们的耻辱”的意识，所以才为藏族同胞的富裕、幸福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马克思曾经指出：“耻辱就是一种内向的愤怒”，“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像一只蜷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7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曾经蒙受百年耻辱、进行百年抗争的中华民族，对这一真理的感受尤为亲切、尤为深刻。

在今天，用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尺度来衡量，应当说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都是明荣辱、求净化的，这是我们事业成功的道德保障和精神动力。与此同时，还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党内和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不少荣辱倒错的现象。这不仅见诸种种不道德行为，而且诉诸理论和舆论。例如，有的经济学家竟公然宣传：“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凡此种种，对培养社会主义道德、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已经构成现实的干扰和破坏，因此必须疾呼知耻，必须力倡勇往直前！

荣誉是良心的奖品。只有人人知耻，人人都唤起良心、良知与良能，我们的国家、民族才会永远地告别耻辱。要达到这一目的，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是关键，制度、机制是保障。总之，要通过各种有效措施和手段，形成良好的导向，让知耻者获得荣誉，让无耻者得到更大的耻辱。

2006年3月24日

画起当代之衰

读了《中东的鸽子》，很受感动、很受震撼。作品既保持了优良的传统风格，又具有鲜明的现代特征，视野宏大、运笔磅礴，洋溢着一种沉郁雄浑之气，表现了作者对于人类和平的深切忧患和热烈企盼。什么叫艺术家的“全人类意识”或“人文关怀”？不是唱一些抽象的“爱”的呓语，也不是写一些所谓人类“共同”的本能之类，而是要像冯少协那样，对人类经历的野蛮和苦难投入实实在在的情感和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油画系列可谓“画起当代之衰”。

据《旧约全书》，亚伯拉罕的妾夏甲生以实玛利，是为阿拉伯始祖；妻撒拉生以撒，是为犹太人始祖。这就是说，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本是兄弟。所以，阿拉法特总是强调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推而广之，我们全人类，无论是黄种人、黑种人还是白种人，也都是同胞，本应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正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但事实却偏偏是“人世难逢开口笑”。在这个世界上，始终充满着压榨、掠夺、杀戮、血腥和死亡，而且于今为烈。为什么？就是因为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到了现代，私有制的冲动主要表现为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而国际垄断资本的扩张则表现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中东问题不管有着多么复杂的历史背景，归根到底是因为世界霸权主义的插手。不单中东如此，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可以说，哪里有冲突、哪里有流血，那里就有霸权主义这只看得见或看不见的黑手。事实一再证明，霸权主义是全世界最大的恐怖主义或者不稳定因素。

我认为，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关注全人类命运的艺术家，在呼唤世界和平的同时，还应当像毕加索那样，用自己的笔，与人类和平的敌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这不仅是实现人类和平的前提，也是艺术家实现自我价值的大道。大家都知道，成就毕加索的，不是用自行车把和鞍垫作“牛头”的波普艺术，而是控诉法西斯罪行的《格尔尼卡》。

2006年7月15日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片头语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在20世纪世界的东方，在20世纪世界东方的中国，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一位杰出的革命军队的统帅，这就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毛泽东。

时代呼唤这位伟人，人民哺育这位伟人，革命战争的实践造就这位伟人。他顺应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潮流，紧紧依靠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以博大精深的军事理论和出神入化的指挥艺术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战争奇观，创造了一个崭新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人类和平力量的灿烂花朵，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壮丽日出，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勇气和智慧的不竭源泉。

为了和平，为了光明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回顾历史，一起领略“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2006年12月3日

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系大型战争艺术专题片，由军事科学院、八一电影制片厂、求是影视中心于2006年拍摄。

大师的风度

――杨向奎先生逝世七周年祭

杨向奎先生于2000年7月23日逝世。哲人其萎，算来已近七个春秋。今天，重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发来的讣告，但见纸张已经泛黄，禁不住黯然神伤。

先生是河北丰润人，我的同乡，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先秦思想史家。对于先生，我的崇敬由来已久。早在读高中时，就知道是先生力排众议，在他主编的山大《文史哲》上登出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鼓励青年向权威挑战，扶持青年脱颖而出，这样的老师，对于刚刚进入青年的我来说，无疑是极为向往的。

与先生相识，则是1992年的事。那年7月24日，丰润县召开曹雪芹学术思想研讨会。先生在会上的讲话，令我至今记忆犹新。

他说：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红学界有许多不同的学派，哪一派也不要企图消灭别的派，因为直到今天，谁也没有拿出直证。在红学研究中，大家应进行学术比赛，看谁掌握的材料多、拿出的理由充分。不同意见的辩论是学术思想发展的动力。我的三位老师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效法的。第一位是顾颉刚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一年级时，我选读了先生的《尧典》课。当时，我不相信《古史辩》的理论，也不相信今文经师的说法，这与顾先生的学说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先生却给予鼓励，并在他自己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我的论文。二年级时，我选读了傅斯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史专题研究课。其间，我写了《夏民族起于东方考》等文章，都是反对傅先生的学说的。傅先生看了以后，虽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还是鼓励我在刊物上发表。第三位是马衡先生。他的金石学是必修课。考试时，我按马先生的讲义一字不差地答题，结果得了60分。我的同学孙以悌自出机杼，不按讲义答，却得了100分。在马先生看来，越是有能力反对讲义的学生，越是了不起的学生。大师们的实践使我明白，必须善于对待与己不同的观点和理论，和谐地民主地讨论问题。凡是有意和我们讨论问题的人，都是朋友，辩论与友谊俱增。

聆听了这番超超玄箸的宏论，我豁然开朗，知道了先生爱护、扶持青年的历史渊源和学术渊源。

后来，应《中国文化报》之约，先生将这篇讲话整理成文，题为《大师们的风度》，在该报1994年7月10日发表。先生曾给我寄过一份复印件，并附言：“润为同志：这是在丰润会上的发言，文化报发表。杨向奎　7，12”。

1997年的一个秋日，谈到杨向奎先生，李希凡同志给我讲了这样一段往事：1954年，我在《文史哲》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文章，是与杨先生的同学张政烺先生商榷的，其中有些话对张先生很是不够尊重。1955年，杨先生从济南来到北京，专门约我和张先生在王府井喝咖啡。一见面，杨先生就笑着说：你们是打笔仗的对手，今天见见面，见了面就是朋友了。席间，张先生对我非常温和、非常友善。后来，我的老伴还几次为古代服饰问题，去登门请教张先生。听了这番话，我非常感慨。如果说顾、傅、马三位先生具有大师的风度，他们的学生杨向奎、张政烺同样具有大师的风度，把大师们的风度发扬光大的风度。

我对《红楼梦》的兴趣，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后来，在反复阅读中，发现书中有不少破绽，如中秋赏月，贾赦说世袭的爵位应归于贾兰而非宝玉，殊为拗情悖理，由此认定《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一人。在他之前，肯定还有一位原始作者，所谓“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并非“假语村言”，而是事实。在丰润会议期间，我向杨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先生认为很有道理，并鼓励我下些工夫，把《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找出来。

事情到了1993年秋。丰润县文教局的王家惠同志以当行考证，令人信服地指出：辽阳曹寅长子曹颜，本系丰润曹鈖之子曹渊。曹渊幼年，曹鈖即殁，曹寅及其大夫人顾氏怜之，收为嗣子，代为抚养，改名曹颜。曹寅夫妇去世以后，曹颜不见容于曹家，回归本支丰润，恢复原名曹渊。当时，家惠同志曾将该文分寄周汝昌、杨向奎两位先生及我。周汝昌先生曾撰文予以赞赏。看过该文，我的眼前忽然一亮：这个曹渊，不正是我苦苦寻找的《红楼梦》的原始作者吗？刹那间，以前积累的材料在脑子里都活了起来，于是马上打电话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杨向奎先生。先生仔细听了我的陈述，认为基本站得住脚，便鼓励我把文章写出来，并为我提供了他多年考证所得的成果，即辽阳曹与丰润曹先分离后相聚的历史事实。其主要内容是：辽阳曹与丰润曹本系同宗。明清之交，曹寅曾祖曹士选由丰润出关，纳为包衣，入旗籍，从此与本支疏远。顺治六年（1649），丰润曹鈖祖继参父子与辽阳曹寅祖振彦父子一起随多尔衮平定大同姜瓖之乱，关系遂得以重建。以后三代共同在朝为官，曹鈖弟曹鋡又曾寄养于曹寅家，与曹寅多年丱角相游，于是二曹建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丰润曹即宁府之原型，辽阳曹即荣府之原型。这份材料，对支持我的论点是至关重要的。在杨先生的指导、帮助下，我很快写出了初稿。先生审阅后，表示赞同，只是说援引他的成果是不必注明的。在《文艺报》主编郑伯农同志的支持下，家惠同志的文章和我的文章在该报1994年1月8日发表。时隔不久，先生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支持家惠同志和我的新见，说：王家惠画龙，刘润为点睛，至此关于《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由于先生在学界德高望重，有了先生的支持，这两篇文章在红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制作了专题片。该片播出以后，我们的观点被媒体称之为以杨向奎先生为首的“新丰润说”（与周汝昌先生的“旧丰润说”相对）。殊不料，我们的这点儿学术活动触怒了另一位红学权威。他先是向中央电视台领导“告状”，提出不要重播这部片子，后来又在《北京晚报》上写“诗”，谩骂杨先生和我。看了这些“诗”，我非常恼火，于是打电话给杨先生，请他看一看那些“诗”，并说我也要给《北京晚报》写“诗”，进行反击。先生听后，只是付之一笑，说：“诗”，我就不看了，没什么意义。我们搞的是研究，研究比的是谁有道理，而不是骂人声调的高低。如果他不同意我们的意见，要进行辩论，你尽可奉陪；如果他只是骂人，你尽可退避三舍。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千万不要去进行什么“反击”。听了先生的谆谆嘱咐，我顿时汗颜，为自己的小器汗颜。

我们相识时，先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但是思维异常活跃，每天都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新生事物。他不但对中国古代典籍烂熟于心，而且熟悉西方思想史，对高等数学和现代物理学也有很深的造诣，是真正学贯中西的大师。记得先生对我说过，上世纪70年代，曾托在美国的女儿买了一批现代物理学的书，那些书都是代表当时最高研究成果的。研读这些书的目的是开辟新的研究视野，建立中国古代自然哲学和现代物理学的联系。先生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集中体现在《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济南出版社1995年出版）一书中。先生的谢世，是中国学界巨星的殒落。其时我正在京郊开会。待回机关见到讣告，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已过去三天。未能为先生送行，此憾此恨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无奈天地阻隔，不能通达于先生之灵。呜呼！谨以此文补我愧疚、尽我余悲……

　　　　　　　　　　　　　　2007年6月4日

追求金钱的哲学

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在劳动还作为谋生手段的社会发展阶段，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几乎不可能离开金钱。追求金钱，实乃现实使然，不可厚非。有人以为儒家言义不言利，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孔夫子曾毫不遮掩地说过：如果财富可以求得，就是去市场当个拿着鞭子把门的，我也干。然而人们又分明看到，有些人却在追求金钱的时候走上了歧路。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的关键在于实践，即对金钱是怎样一种追求法。

其一是把追求金钱放在什么位置。大家都知道，经济是基础。只有有了钱，人才能生活，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去挥洒情感和才智，才能使自己向着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合乎人性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0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但是如果因此而把人生目标和全部活动锁定在金钱上，弄得不是由人来支配金钱，而是由金钱来支配人，就不能不说是走到了极端，通常人们将这种现象叫作拜金主义或商品拜物教。毫无疑问，这样的人生是扭曲的人生、背离人性的人生、丧失一切诗意的人生。莫里哀嘲笑阿巴贡，巴尔扎克讽刺葛朗台，罗斯金说少女可以为失去爱情歌唱，守财奴却不可以为失去金钱歌唱，原因就在于此。结论是：没有金钱便不能生活，但生活绝不仅仅是为了金钱。

其二是怎样去追求金钱。还是孔夫子说得好：富贵是人所欲，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手段去求得它，则是君子所不为的。这句话后来演化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什么是“道”？今天说来就要靠勤奋劳动、合法经营挣钱。比如农民用汗水换得收成，工人和干部靠努力工作挣得工资，工程师以创造的科技成果获得大奖，企业以诚信、优良的服务开拓市场，都属于“有道”之列。相反，如果企业主以弄虚作假、非法经营积累资本，干部以收受贿赂、权力寻租聚敛财富，如此等等，则是不折不扣的“无道”。近日了结的郑筱萸案，就是极端的例子。大凡物极必反。本来想多捞些金钱过更滋润的日子，结果却连日子也没得过。有道是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金钱却能把人送进坟墓。《红楼梦》中的《好了歌》说：“人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细细品来，其中包含着多么沉重的人生感叹，又包含着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其三是有钱以后怎么办。可以从低到高，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富而不骄。如果腰包有了钱便自我膨胀，傲视困难群众，甚至出言不逊、挑衅生事、倚富欺人，制造不稳定因素，久而久之，便势必走向反面。学会夹着尾巴做人，对富人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二是富而有义。富起来之后，仍有恻隐之心或人道主义的味道，在一些个人、群体需要救助时，能有些善举、义举，就是应当称赞的，从长远来看也能使救助者赢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则是十足的不义和短视。三是富而负责。个人或企业致富，是一个系统工程，起码离不开政府的服务、职工的勤奋劳动、相关企业的配合、广大消费者的支持、资源环境的支撑。如果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从积累的金钱中拿出一些来改善雇员待遇、支持周边发展、修复生态环境，以己之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这样的富人和企业就应当说是高明的。如果以为致富全靠自己而无须依赖其他，从而天低吴楚、眼空无物，便恰如以为自己用手拔着头发就能够离开地球一样幼稚可笑。

最后要说的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即为天下追求金钱（最终消灭金钱）的境界。这些人的生存虽然也离不开金钱，但从来不盘算自己占有多少金钱，而是以让亿万百姓都富裕起来为奋斗目标，可以说是以天下之贫为忧，以天下之富为乐。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他们可以忍受缺少金钱的困窘，能够拒绝金钱的诱惑，经受各种严峻的考验，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战胜狭隘私欲之后的高蹈人生，这是参透生命价值之后的伟大情怀，这是昭示人类光辉未来的灿烂霞光。这――就是伟大共产主义战士的境界！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2007年8月23日

石家庄的慷慨悲歌

大家都知道，古代常山郡是以石家庄地区为主，包括今天保定、沧州、山西阳泉的一些地方，它的治所就在今天的正定。在这块热土上，出现过许多可歌可泣的人物。三国时代有赵云赵子龙。他为人忠诚、勇敢、正直，善于团结人，而且不计较个人私利，可以说代表了石家庄人的基本品格。由于大家熟知，且不去说他。这里只讲唐宋两个人物的故事。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朱东润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篇第2册第20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这冲塞天地的浩然之气，是怎样一种表现形式呢？文天祥举了很多例子，但我以为最令人震撼的是“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张睢阳就是主持雍丘、睢阳防务的张巡，颜常山就是主持常山防务的颜杲卿（颜真卿的堂兄），二人都是唐代抵抗安禄山、史思明叛乱的英雄。张巡的事迹我们暂时不去说它，这里只介绍一下颜杲卿的事迹。

据《新唐书》载，天宝年间，颜杲卿是常山郡的太守。常山郡归平卢、范阳、河东节度使安禄山管辖。天宝十四载，即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反唐。为了探听敌兵虚实，在安禄山经过正定时，太守颜杲卿和长史袁履谦去迎接。安禄山赐给颜杲卿一件三品以上官员才能穿的紫袍，赐给袁履谦一件四品官员才能穿的红袍，以示信任和重用。这就是说，如果颜杲卿附逆安禄山，日子会过得很滋润。但是，安禄山一走，颜杲卿就联络河北二十三郡起兵反抗安禄山，结果有十七郡响应。后来唐玄宗封他为御史，总理河北军事，一时间河北政府军的声威大振。

由于常山是交通咽喉、军事要塞，安禄山便派部将史思明去攻打。双方激战数月，常山城终被叛军围困。当时的形势异常严峻。粮食吃没了，箭也用没了，最后连井水都汲干了，但是英雄的石家庄人民没有一个投降。六天以后城破，颜杲卿等被俘。敌人把颜杲卿的小儿子季明拉来，将刀架在他脖子上，对颜杲卿说：只要投降，你的儿子就能活命。颜杲卿不答。敌人就把季明以及颜杲卿的外甥卢逖一起拉出去杀了。后来，颜杲卿等人被押到洛阳。安禄山对他说：我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反对我？颜杲卿则还之以严词痛骂。安禄山气急败坏，就把他绑在洛阳天津桥下的柱子上，动用“节解”的酷刑。什么叫节解呢？就是把人的骨关节全部解开。除“节解”以外，安禄山还让人从他身上割下肉，再塞在他嘴里。面对安禄山的暴行，颜杲卿仍然痛骂。后来，敌人就用钩子把他的舌头钩出来，说：看你还骂不骂？此时，颜杲卿已吐字不清，但仍然骂不绝口，终至被敌人杀害。

我想，颜杲卿这类英雄人物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石家庄人民反抗叛乱的代表，或者说正是石家庄人民这个英雄的群体感染了、培养了颜杲卿这样的英雄人物。而颜杲卿的伟大精神，也一代一代地感染、教育了石家庄人民，使“威武不屈”成为石家庄人民的一种伟大的历史精神和光荣传统。韩愈在《送董邵南游河北序》中说：“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想一定有有感于颜杲卿的壮烈、石家庄人民的壮烈的因素在。不然，只说“燕多慷慨悲歌之士”不就行了么，何必再拉上“赵”呢？

再一个是普通老百姓的故事。宋代有个著名散文家，也是宋代散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叫作王禹偁。他有一篇纪实散文，题为《唐河店妪传》，说的是端拱年间，即赵光义年间的真实故事。文章开头就说：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一天，只有一位老太太坐在店上。这时，来了一个契丹的骑兵，把马拴在门口，手拿弓箭大大咧咧往院中一坐，就叫老太太拿井绳和瓦罐去井里打水。老太太到井边比划了一下，就停住了，对敌兵说：井绳短，我又年老力衰，够不到井水，请您自己打水。于是敌兵便把井绳拴在弓杪上，猫腰打水。老太太趁他不备，从背后把他猛推到井里，然后骑上敌兵的马，到郡里报告。此事惊动了郡里的官员和老百姓，大家都出来观看，只见马身披着护甲，马鞍后边还挂着敌兵抢来的一个猪头呢。于是众人喝彩不绝。

在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王禹偁还讲到石家庄人民的群体丰采：在敌人入侵之时，青壮年男子踊跃参战。父母为儿子牵马，妻子和儿女给丈夫或父亲拿来弓箭，参军者往往来不及备好盔甲就奔赴战场。你们看，古代的石家庄人民就是这样热爱这片土地，这样英勇地保卫这片土地。如果要谈石家庄文化，我想这种伟大的历史精神，就是石家庄的文化之魂，深植于石家庄人民群众心中、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文化之魂。

2007年10月22日

发展和繁荣和谐文艺

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七大再次强调要建设和谐文化，这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总体战略对于文化领域提出的必然要求。文艺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和繁荣和谐文艺是广大文艺家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职责所在。

什么是和谐文艺？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和谐的问题。有人以为和谐就是取消矛盾、对立和斗争，这是不对的。世界本身就是由矛盾构成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间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一阴一阳之谓道”，有晴必有阴，有圆必有缺，谁能见到没有矛盾的事物呢？矛盾不仅无处不在，而且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如果自然界没有风雨雷电，又何来生气？如果人类社会万马齐喑，又岂能进步？其实，“和谐”本身就包含着矛盾，社会和谐当然更不例外。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从认识论的角度说，和谐就是要把矛盾控制在非对抗性的状态，或者通过斗争使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状态；从价值论的角度说，和谐就是要把矛盾调整到优化状态，使之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运动。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通过社会主义的制度安排，掌握驾驭社会矛盾运动的主动权，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使整个社会出现“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生动局面。

和谐文艺是和谐的客观存在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形式。其基本内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传达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如《诗经》中的“硕鼠硕鼠，无食我黍……逝将去女，适彼乐土”；如《桃花源记》中的“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如《国际歌》中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二是对生活环境中某一和谐侧面的描画。“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欧阳修《画眉鸟》），这是生态环境的和谐；“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王维《渭川田家》），这是人与人的和谐；“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羌村三首》），这是动乱大环境中的小环境的和谐。三是反映人们创造和谐的伟大实践。如歌剧《白毛女》，生动反映了中国农民为争取和谐生活而向恶势力进行的不屈抗争；如电视连续剧《长征》，以史诗的品格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消除旧中国不和谐因素、创建和谐新社会的悲壮历程。

发展和繁荣和谐文艺，还要求文艺生态的和谐。首先是作品内部的和谐。以概念代替艺术、以说教代替审美，不是和谐；以艺术形式包装不健康的甚至有害的内容，如以出售情色赚钱的，作践困难群体的，为文化霸权主义帮衬的，为民族败类涂脂抹粉的，也不是和谐，因为它们制造了文本内部的不和谐、作品与受众的不和谐、文艺家与社会的不和谐，最终干扰了社会的和谐。只有内容与形式统一、能够促成向上美化诸行动的作品，才是和谐的文艺。其次是文艺布局的和谐。千部一腔不是和谐，而是单调；良莠并生也不是和谐，而是混乱。人们的审美期待是变化的，人们的审美需要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永远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也不可能永远是“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这一时期或这一环境下可能需要心旌的摇荡，那一时期或那一环境下则可能需要心灵的抚慰。文艺布局的和谐，应当是主旋律和多样化的统一，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统一。在和谐文艺的园地，不管姚黄魏紫，都应当去争妍斗艳，争得越凶、斗得越烈，我们的文艺就越和谐，只是不必为损害文艺生态的东西保留位置。

应当说，古今中外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都包含和谐的因素。然而，我们要创造的是社会主义的和谐文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因为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处于非对抗性状态，所以社会主义的和谐是本质性的和谐，这是为以往社会形态中某些方面、某些局部的和谐所不能比拟的。我们的文艺家应当拿起自己的笔，去传达人们对于更高形态的和谐社会的美好向往，去鞭挞制造不和谐因素的丑恶行径，去反映亿万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和光辉风采。这是文艺家们的用武之地，也是文艺家们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

2007年12月6日改毕

瓜瓞绵绵转世心

——读《瓜田小品》

文有“转世”与“世转”之分。以此分类，《瓜田小品》（中国旅游出版社1994年出版）当属“转世”之文。

“转世”者，“以我易天下，不以天下易我”（颜元语）之谓也；“世转”者，以天下易我，不以我易天下之谓也。谁都明白，后者易而前者难。举凡世人，大抵都有一种自发的从众心理。当错误的东西蔓延成汹汹的社会潮流的时候，很多人所以“世转”，随其流而扬其波，不单有现实利害的盘算，也是为了求得心理上的平衡感和安全感。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庸人习气。而“转世”者，亦即逆其流而挽其澜者，则不仅要丢掉很多实惠，而且往往要承受失落归属的孤独。但是，人品的高下、文品的优劣，正是在这里见出分晓。近年来，“奖券”、“有奖销售”之类比比皆是，而且被某些人吹嘘为市场经济的一个宠儿。谁要站出来唱唱反调，便难免要被扣上反对改革、反对市场经济的帽子。就在众口缄默之时，瓜田挺身而出，力排众议说：“奖券也罢，有奖销售也罢，基本上都属于金钱赌博游戏”，“煽动和利用的则是顾客的一种侥幸心理，即一种吃点小亏、占个大便宜的欲望。而这种心理和欲望包含着低级趣味，是不应该提倡的。”（《奖券、有奖销售之我见》）寥寥数语，便揭示出这一现象的本质，不啻给不断升温的“有奖销售”热当头泼了一瓢冷水。敢于“转世”，始可以涉足杂文。而那些慷慨激昂其外、媚俗合污其内的人，则不足以杂文家称之。

“转世”还须见识。见识也难，难就难打破习见和定见上。《瓜田小品》中的一些篇章之所以值得称道，就是因为善于打破习见和定见，于常人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人云亦云处揭示出别一样面目，使人惊警、发人深省。给农民兑现“白条”，是时下的一大社会现象。哪个地方的领导兑现得快、兑现得好，那里就成为新闻宣传的热点。非但如此，有些地方竟然还“把兑现农民手中的‘白条’视为干部的政绩，甚至作为考核当地干部的主要依据。”对于这一社会现象，人们的思维习惯大都是：兑现“白条”比“打白条”要好。既然好，宣传它，甚至把它“视为干部的政绩”，当然也就没有什么不好。然而瓜田却撩开了这一用习见织成的纱幕，和盘托出其间的荒唐和荒诞：“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不偷东西的公民就算模范公民，那他的邻居们一定都是非盗即抢，无恶不作；在一系列官吏（或干部）中，如果不贪污而且借钱还能还账就算政绩，那他的同僚们肯定糟糕得难以想象。”（《“白条”的妙用》）这一类比推理，于平易中见深刻，不但使人茅塞顿开，而且在这种顿开中体味到一种“惊心动耳，逸响笙匏”的快感。这就是杂文的理趣。理趣者，理中生趣、趣中寓理之谓也。

“转世”还须入心。只有深入人心，方可使“转世”之文转化为“转世”之功。可以看出，瓜田为此作出了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与批评对象拉开一定的距离。这种明显的距离感，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杂文的生命。某些蹩脚的杂文家恰恰不知此理。他们之于批评对象，或者恨不得一口吞掉，或者恣意进行辱骂或恐吓。这种极端化的情感态度，非但不能证明自己有理、有力，反而适足暴露出自身的褊狭、委琐和虚弱。瓜田之于批评对象，则是出以公心、归于厚道，爱憎分明而不挟私愤，批评尖锐而不施毁谤，处处洋溢着有德者的从容和大度。其二是尽力缩短与读者的距离。这主要表现在对文学语言的独特追求上。语言不单是一个形式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某些“新派”人物一味追求险怪、晦涩和玄虚，表明他们下决心不让中国老百姓看懂。似乎只有老百姓不懂，才能反衬出他们的高深。瓜田则与此相反。他一贯坚持语言的民族化、大众化，以平易、亲切、自然为指归。这是群众观点在创作中的具体表现。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人民群众这片深厚的土地上，播种轻蔑者只能收获轻蔑，播种尊重者一定会收获尊重。正是这“拉开距离”和“缩短距离”的努力，使瓜田的杂文获得了读者的认同，深入了读者的内心。

“转世”之功有大有小。怀抱“转世”之心的杂文家，都应当追求最大的功效。以此观之，瓜田的杂文尚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其一是某些篇章失之于就事论事。《谁来告诉我：我应当吃什么》一篇，抓住了常人习焉不察的问题，显示了作者的敏感。遗憾的是，作者在列举了一大堆互相矛盾的饮食卫生的“导向”之后，却仅止于表达对这种现象的不满，而未能沿波讨源地深入下去，挖掘出产生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二是某些篇章显得蕴藉不足。究其原因，大概与作者过分追求平易有关。实话实说固然是一大优点，但是弄得不好，有可能使文字表现过分坐实。过分坐实自然也就缺少味外之旨、象外之象。那么，怎样来弥补这个不足呢？仅以幽默为例。杂文少不得幽默，而瓜田之于幽默又修养甚厚，但在他的杂文中，除少数篇章（如《让咱们垄断这项吉尼斯纪录》）以外，幽默仅仅是点染气氛、制造风趣的补充手段。设若增强使用幽默的自觉意识，将幽默（种类：东方幽默、西方幽默、现代幽默；方式：讽刺、反讽、反语、归谬、对比、夸张、变形……）作为说理道情、描摹世态、结构作品的主要手段，使之渗透到本文的肌髓中去，那么，他的杂文将别是一种境界。

1995年1月30日

青云高处秋鹤唳

——读高扬的杂文

高老的杂文不多，却代表了一种崇高的文化精神与人格力量。

中国论文主气。高老的杂文一派正气。正即是善。高老从事杂文创作，不是为了个人的虚名浮利，也不是为了富得发慌的买办，更不是为了西方那些满嘴人权满手鲜血的大亨，而是一腔火热地为着那些钻塔上、矿井中、田地里流血流汗，以自己的庄严工作支撑社会主义大厦的工农大众。这一鲜明的立场，为本文正气奠定了深厚的根基。正即是真――情真与理真。为党内的地位和声望所决定，高老不可能无所顾忌地日放高谈、臧否时事，但是他绝不媚俗、绝不作伪。有所忌讳可以不写，写则必发乎自己的真性情，但是又绝不放纵感情，而是自觉接受理性的规范。《谈一个博士生的自白》，用顽强的事实批判了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的向往。在文章的结尾，高老写道：“如果他（按：指那位博士）其实还很幼稚，我会原谅他的无知，但是劝他多读些书；如果他确实知道资本主义吃人的历史，却还想参加新时代‘吃人的筵席’，我对他将表示极端的蔑视。”这段话义正词严、震撼人心，既表示了鲜明的批评态度，又显示了高度的理性精神。出于真情而入乎真理，为本文正气树起了坚实的主干。正即是洁。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招引与之同构的形式。迷魂阵式的语言，又长又臭的懒婆娘裹脚布式的语言，都不可能包蕴正气，而只能与邪气、俗气相随。高老的杂文，短者不足千字，长者亦不过千数百字，可谓精篇短制。除个别不得已为之的长句外，大都句式简短、语意明确、气势磅礴，“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飙激浪，污流不滞。”（《皇甫持正文集》卷一）这种独特的语言风格，即是正气完成了的形式。

高老的杂文一派大气。读高老的杂文，常常为他雄视千古、总揽全局的气魄所折服。个中奥秘就在于他能够将所论对象放到宏大的背景之中，从它与历史和现实诸多事物的联系中去透视它的本质。这也可以说是他一再倡导的系统论方法在杂文创作中的具体应用。《拣几十粒米引起的沉思》，题材无非是几十粒米，可谓小得不能再小，高老却由此伸展开去，由旧中国农村的饥饿而抗日战争的艰苦而三年自然灾害的危厄，由现时中国的奢靡而东欧剧变的教训而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江海浮舟般地凸显出了对待几十粒米的不寻常意义，从而为迷醉奢华者敲起了警钟。正所谓称名也小，取譬也大。正是这种特有的正气和大气，形成了高老杂文高屋建瓴、峭健雄直、汪洋恣肆的风格。

唐人韩愈论文，有“慎实”之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答尉迟生书》）高老杂文的正气和大气，正是来源于人格之实。高老出生在旧中国的农村，青少年时饱尝艰辛，尔后参加革命，更是历尽磨难；新中国成立以后，曾遭不公正待遇，支离东北，漂泊西南，罹难“文革”，人生体验殊为深切。高老为官清廉刚正，我去过他家，亲见其生活的俭朴；他在组建河北省委和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后，数次坚决顶住腐败的凛然义举，至今仍在人们的口碑之上。高老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多年担任党内要职，铸成总揽全局的胸襟。高老受过高等教育，平素刻苦自励，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他在主编《河北经济文章选》时表现出来的博学和文字功力，至今为河北政界、学界所叹服。劳动者的俭朴、人民公仆的公心、革命家的胸襟、学者的儒雅，集于高老一身。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老的杂文正是他的这些卓越品格的文学表现形式。

记得当年毛主席曾一再要求领导干部认真读书学习，亲自动手写作，不要或少要秘书代劳，而且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了表率。正是在毛主席的言传身教下，读书、写作在党内蔚然成风，并且出现了王任重、陶铸、李尔重这样的才子型高级领导干部。但是，在当今的领导干部中间，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毛主席的教导呢？有的不肯读书却偏偏附庸风雅、喜欢卖弄，以至于经常闹出一些或大或小的笑话。更有等而下者，窃据下属文章著作，盗挂各种“家”的头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至于文人一族，虽说多数都是自己动手写作，但是缺少大胸襟、大气魄和大手笔，小气、痞气、浮靡之气皆成气候。更有甚者，则是良心泯灭、廉耻皆绝，朝扣富儿门，暮随洋人尘，残杯与冷炙，便可卖自身……

“近日不闻秋鹤唳，乱蝉无数噪斜阳。”（戴复古《石屏诗集·论诗十绝》）在这种情境中，高老的数声高空鹤唳，于官于文，都不失为惊警与鞭策。

（此文系1995年9月10日在高扬杂文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1995年9月9日

跋

读者看了“代序”，千万别以为我在自卖自夸。那篇东西本系我在北京市杂文学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谈的是我对杂文的看法，或者说是我认为杂文应当达到的一种境界。尽管我不算有自知之明一类，但也知道，自己的杂文距离那样的境界至少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从这种意义上说，自己大抵也算得上眼高手低之类。然而，人既然活着就总要有所追求，写作作为一种活着的方式也要有所追求。不然，那活着、那写作也就了无滋味。

我的杂文写得很少，从1992年――2007年，就这么薄薄的一本，其中还有两篇杂文评论并几篇随笔。当然，随笔也可以算作广义的杂文。

1992年以前不是没有写过，但那时的东西，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议论方式和情感态度，都与后来有很大不同，也可以说是两种情调的东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由于心头染上了今日的世情，回头去看那些东西，连自己都觉味薄，毋庸说读者。整理完这本集子之后，有朋友说篇数太少，劝我把那些东西也收进来，即使作为附录也好。我思索再三，还是决定“忍痛割爱”。何必用那些时过境迁的东西去浪费读者的时间呢？鲁迅说：“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鲁迅全集》第6卷第9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十几年来，看惯了真善美，也看惯了假恶丑；看惯了党和人民的伟大，也看惯了一些貌似正人君子的政客的渺小；看惯了工农大众的艰辛，也看惯了一些暴发的富儿的恣睢；看惯了严肃学者、正派作家的风骨，也看惯了一些曲学阿世、周容取利的所谓文人的无行；看惯了第三世界人民的悲苦无告，也看惯了“文明”的屠伯们的不可一世；看惯了“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也看惯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齐梁时代著名诗论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人生的种种况味感荡心灵，是非写诗不足以传达思绪、非歌咏不足以驰骋情感的。我既不善诗又不能歌，只能写些杂感。然而，杂感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写，因为首先要尽职，其余还要搞我的文艺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留给杂文的时间，只能是职业和专业之外的一点儿间隙。

聊以自慰的是，写这些东西，不是出于某种个人私利的考虑，而是出于真情实感的表达。倘若是把写作当成获取某种实惠的敲门砖，肯定会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笔墨。

大凡文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希望自己的文章产生社会反响的。不然，他就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不写；二是写完以后付之一炬。至于司马迁说把他的著作“藏诸名山”，则是寄希望于未来，而不是不要社会影响。如果这本小书能够产生差不多的反响，我自然欢喜，但也知道那种期待近乎奢侈：笔力不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不能入时。明知如此，为什么还要出版它呢？无非是要证明：在滚滚红尘的下面，还有蒺蔾或其他讨嫌的东西。

2009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