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读书笔记（8-10卷）

第8卷读书笔记

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3-115）中恩格斯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愈来愈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其实反革命的发生，如果不是仅仅表现为一时的局部的打砸抢烧，也是有其社会背景的。看不到这些背景，而将其归咎于少数人别有用心的煽动和欺骗，就只能说明一个半世纪前就已过去了的迷信还在一些人身上重现着。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在研究决定某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时，“这些原因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1848年2月和3月突然爆发的运动，不是少数几个人活动的结果，而是人民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每个国家的各个阶级对这种要求和需要的认识程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已清楚地感觉到，——这已经是一件公认的事实。但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某甲或某乙‘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解释半点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而且，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就只是知道某某人不可靠这一件事，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如今一些人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归结为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几个高级间谍。尽管这些特工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他们还没有神圣到可以改天换地。

在谈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成长过程时，恩格斯提到，“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扩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相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汽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它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了。这一情况的自然结果，就是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中部德国那些后来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因他们召开单独会议的地点而被称作哥达派的立宪主义核心分子，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讨论过一个计划，后来，在1849年，他们把这个计划略加修改就提交给全德国的代表。”如今的中国随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经取得极其显著的成效，而走向共同富裕还迟迟没有起步，财富的不断增多和市场的不断扩展，中国的资产者即便还没有形成阶级，他们也已经到达了这样一个阶段：他们发现他们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尤其是国家的宏观调控和保护环境与劳动者的法律等而得不到满足。同时，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也使得他们的利益一致起来，力量集中起来。因此，我们也同样看到新西山会议派这样的核心分子的出现和提交出来的零八宪章。

在谈到正式领导整个革命运动的普鲁士制宪议会连自卫都宁肯放弃时，恩格斯指出，“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败和10月维也纳的失败，在使这两个城市人民的头脑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是2月和3月的胜利所不可比拟的。也许，制宪议会和柏林的人民会遭到和上述两个城市同样的命运，但那时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乃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当然，在一切斗争中，应战的人都有被击败的危险，但这难道能作为不抽刀应战就承认战败、甘受奴役的理由吗？在革命中，占有决定性阵地而不迫使敌人进攻以试其身手就把这种阵地丢弃的人，永远应该被视为叛徒。”这段话不仅对于军事阵地是适用的，也同样适用于政治阵地和学术阵地。

在谈到德国的斯拉夫人时，恩格斯指出，“有许多民族的零星残余，它们的民族性和政治生命力早已熄灭，因此它们在近一千年来总是不得不尾随在一个更强大的民族即他们的征服者的后面……这些垂死的民族，如捷克人、克伦地亚人、达尔马戚亚人等等，都力图利用1848年的普遍混乱恢复他们在公元八百年时的政治〔状况〕。过去一千年的历史应该已经告诉他们，这样开倒车是不行的；虽然易北河和萨利河以东的全部领土确曾一度被斯拉夫血统的民族所占据，但这个事实只能证明德意志族征服、并吞和同化它的古老的东方邻人的历史趋势以及它的肉体的和精神的能力；这个事实还证明，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向是，现在也还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德意志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匈牙利人是这种民族，在某种程度上波兰人也是这种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因此，这些垂死的民族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命运，就是让它们的强邻完成这种瓦解和并吞它们的过程。当然，这对曾经把一部分捷克人和南方斯拉夫人鼓动起来的泛斯拉夫主义梦想家的民族野心来说，并不是一种很惬意的前途；但是他们怎么能够希望历史为了让少数虚弱的人称心而倒退一千年呢？……泛斯拉夫主义（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区域，它掩盖着所有的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的浪潮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很想扮演自由战士的角色，实际上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反动势力的一边。在德国、匈牙利是这样，甚至在土耳其某些地方也是这样。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叛徒，是奥地利政府的各种阴谋的赞助者和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的心目中，他们是罪人。虽然仅仅由于过分无知，许多斯拉夫人都没有参加泛斯拉夫运动的领袖们所制造的关于民族问题的琐屑的纷争，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一个事实：在布拉格这个半德意志的城市里，成群的狂热的斯拉夫人曾经一再高呼：‘宁受俄罗斯的鞭笞也不要德意志的自由！’在他们1848年的尝试初次遭到失败以后，在奥地利政府给了他们教训以后，下次遇有机会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做了。但如果他们再一次准备以类似的借口去和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那末德国的职责就很明显了。没有一个处于革命状态并卷入了对外战争的国家，能够容忍一个万第处在自己的心腹之中。”今天中国的一些藏族和维族的分裂分子也同样是人民事业（甚至也是他们个人家族，如热比娅家人对她的质疑）的叛徒，是美国政府的各种阴谋的主要支持者，在所有革命的民族包括他们本民族的心目中，他们也是罪人。与当年德国不同的是，中国的工农革命使得如今中国的各少数民族与汉族一样都是属于革命的民族，是中华文明的共同创造者。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的表现远不同于它在其它国家的表现。建立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关系在总体上是和谐的，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中相对落后的经济成份和某些试图倒退到上百年前甚至数百年前的历史状况的阶级成份所造成的。只要今天的民族政策和经济政策能够坚持强化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消除非先进性因素的影响，民族关系就会成为我们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在谈到对民主派先生们的看法时，恩格斯指出，“对头脑正常的人说来，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看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这里还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不是看他没有做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没有。例如，有人曾经指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批判新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或者对这种批判保持沉默的人，是不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者或具有马克思主义觉悟的，不宜被提拔到领导岗位。尽管进行了这种批判的人也许是出于种种原因，本身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总比前面那些人要强一点。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17—227）中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既然不能选定条件，当然更不能照搬其它条件下适用或不适用的模式，比如三权分立什么的，而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创造适合自己的模式。因此，科学的理论分析远比曾经的结论重要，当然更比不科学的理论重要。只有把握了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我们才能在任何直接碰到的条件下科学地因而也是低代价和高效率地发展自己。而这种科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在对比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时，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例如十八世纪的革命，总是突飞猛进，接连不断地取得胜利的；革命的戏剧效果一个胜似一个，人和事物好像是被五色缤纷的火光所照耀，每天都充满极乐狂欢；然而这种革命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而社会在还未清醒地领略其疾风暴雨时期的成果之前，一直是沉溺于长期的酒醉状态。相反地，像十九世纪的革命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则经常自己批判自己，往往在前进中停下脚步，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以便重新开始把这些事情再作一遍；它们十分无情地嘲笑自己的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的地方；它们把敌人打倒在地上，好像只是为了要让敌人从土地里吸取新的力量并且更加强壮地在它们前面挺立起来一样；它们在自己无限宏伟的目标面前，再三往后退却，一直到形成无路可退的情况时为止，那时生活本身会大声喊道：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从一种不太完善的剥削形态转变到一种更完善的剥削形态，而且只是“以前是由资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在国王的招牌下进行统治，今后将由全体资产阶级借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其统治者的变化不大，革命自然是为时短暂的。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要开创一个数千年来不曾有过的没有剥削的社会形态，只能经常自己批判自己才能走出一条全新的路。这样看来，前苏联的崩溃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返回到仿佛已经完成的事情上去”。如今有些人强调什么不能走回头路，多一点国有经济就让他们大叫不已。其实，历史是螺旋式上升的，从来就没有一条道走到黑的时候。在消除了“初次企图的不彻底性、弱点和不适当”之后，重新开始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甚至计划经济再作一遍是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人、任何集团能够阻止这一点，至多只能滞缓一下。

在谈到资产阶级内部两个集团的分离时，马克思指出，“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的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奥尔良派和正统派同处于共和国中并提出同样的要求。如果一方不管另一方力求复辟它自家的王朝，那末这只是表明，由资产阶级分化出的两大集团（地产和金融资本），都力图恢复自己的统治地位，而使对方处于从属地位。”今天，西方经济学界也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各个学派，研究这些学派时不应只看到它们不同的言辞和幻想，而应当去分析他们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内部哪些集团的实际利益。其实，这些学派的盛衰无非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争夺主导地位的斗争的结果。

马克思进而指出资产阶级统治其他社会阶级的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这段话指明了议会制的本质。一些人试图在中国推行议会制，只不过是企图实行资产阶级的统治。无产阶级的国家形式不会是议会制，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

在谈到民主派代表人物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但却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今天，如果一个代表人物的思想不能越出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典型地，如果他的经济理论不能越出西方经济学的界限，那么无论他如何标谤自己，他都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即使我们不承认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但是按照这里的分析，我们将不能不承认中国有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

在谈到庞大的国家机器时，马克思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来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同时又不断地进行反对社会舆论的战争，在不能把独立的社会运动机关根本割掉时，由于对它们猜疑而加以摧残和麻痹。这样，法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迫使它一方面要根本破坏一切议会权力、包括它自己的议会权力的存在条件，另一方面则使得与它相敌对的行政权力成为不可克制的权力。……而资产阶级呢，日益逼近的普遍商业危机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城市中招募信徒，而低落得招致破产的粮价愈是给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招募信徒，它就愈加响亮地要求‘强有力的政府’，愈加认为使法国陷于‘没有行政’的状态是不可宽恕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学者却在那里空谈什么小政府大社会。他们所要求“小”的政府只不过是不被他们控制的，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政府。

在谈到议会斗争时，马克思指出，“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染有这种病症的人就变成幻想世界的俘虏，失去一切理智、一切记忆，失去对外界世俗事物的一切理解——只有这种议会迷才可以说明，为什么秩序党在它已亲手消灭了议会势力的一切条件并在它反对其他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消灭了这些条件之后，仍然把它的议会胜利看作胜利，并且以为打击了总统的内阁阁员也就是打击了总统本人。”实际上，议会里的斗争完全依赖议会外的斗争。正如弱国无外交一样，议会外弱势的一方也谈不上在议会里的斗争。

在谈到小农时，马克思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式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这种隔离状态由于法国的交通不便和农民的贫困而更为加强了。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因而也就没有任何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任何不同的才能，没有任何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都是直接生产自己的大部分消费品，因而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一小块土地，一个农民和一个家庭；旁边是另一小块土地，另一个农民和另一个家庭。一批这样的单位就形成一个村子；一批这样的村子就形成一个省。这样，法国国民的广大群众，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所以，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段话解释了中国历史上为什么是皇权国家，为什么今天仍然是行政权力支配社会，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

在谈到小块土地制度时，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现在贫困的原因，正是他们的小块土地、地产的分散，即被拿破仑在法国固定下来的所有制形式。这正是使法国封建农民成为小块土地的所有主，而使拿破仑成为皇帝的物质条件。只经过两代就足以产生这样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小块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发展根本改变了农民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关系。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农村地产的零星分散状态补充了城市中的自由竞争和正在兴起的大工业。……小块土地所有制在法国土地上扎下的根剥夺了封建制度的一切营养物。小块土地的界线成为资产阶级抵抗其旧日统治者的一切攻击的自然堡垒。但是在十九世纪内，封建领主已由城市高利贷者所代替；土地上的封建义务已由抵押制所代替；贵族的地产已由资产阶级的资本所代替。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法国土地所负担的抵押债务每年从法国农民身上取得的利息，等于英国全部公债每年债息的总额。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了原始人。……而资产阶级制度在本世纪初曾让国家守卫新产生的小块土地，并且尽量加以赞扬，现在却变成了吸血鬼来吸吮它的心血和脑髓并把它投入资本的炼金炉中去。……在法国，除了官方计算的四百万（包括儿童等等）乞丐、流浪者、犯人和妓女之外，还有五百万人濒于死亡，他们或者是居住在本地农村里，或者是带着他们的破烂和孩子到处流浪，从农村到城市，又从城市到农村。一句话，农民的利益已不像拿破仑统治时期那样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资本相协调，而是和它们不可调和地相对立了。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可是，强有力的和不受限制的政府（这是第二个拿破仑应该实现的第二个〔‘拿破仑观念’〕）应该用强力来保卫这种‘物质的’制度。的确，这种〔‘物质制度’〕正是波拿巴反对造反农民的一切文告中的主要用语。……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的直接的干涉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最后，它造成没有职业的过剩的人口，使他们无论在农村或城市都找不到容身之地，因此他们钻营官职，把官职当作一种值得尊敬的施舍，迫使增设官职。”中国历史上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是实行郡县官僚制和钻营官职的科举制的基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小块土地制度也曾是保证中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并曾和城市里的市场经济相协调。但是，同样是两代人时间的30年过去了，这种制度也同样产生了同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农业日益恶化，农民负债日益增加。然而，现在的基于市场经济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并不能解决这样的三农问题，反而成为让土地耕作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只有邓小平提出的走集体化道路的二次飞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也必须走这样的道路。

在谈到波拿巴想要扮演一切阶级的家长似的恩人时，马克思指出，“他要是不从一个阶级取得些什么，就不能给另一个阶级一些什么。”“这个人所负的这种充满矛盾的使命，就可以说明他的政府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行动，这个政府摸索前进，时而设法拉拢这个阶级，时而又设法侮辱另一个阶级，结果使一切阶级一致起来和它作对。”如今在多种经济成份共存从而多种阶层（或阶级）共存的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把无产阶级或工农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波拿巴式的尴尬，“和谐社会”才有可能建成并延续下去。

在《去年十二月法国无产者相对消极的真正原因》（244—256）中恩格斯先是指出“12月2日的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军队的代表路易-拿破仑之间进行的。……虽然在工人阶级手中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剥夺的直接的政治权利，但是这次事情对工人阶级决不是毫无利害关系的。”然后指出，“存在这样一种因素，它本身就向拿破仑保证使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都保持中立，这个因素就是工业和商业的情况非常良好，而英国人十分清楚：如果能够充分保证工人们有工可做并能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那就不会发生骚动，更不要说革命了。”一位新加坡的前常任秘书曾撰书指出，新加坡建国时的统治者就是用就业和住房来消除无产阶级革命的。因此，资本主义亡而不死的原因，不是或不仅仅是它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相比之下，中国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却罔顾这些，极力鼓吹那些会引起群体性事件的观点。

恩格斯进而指出，“路易-拿破仑胜利的全部秘密就在于，他是依靠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传统才得以在一个短时期内保持住法国社会中相互斗争的阶级之间的均势。因为，虽然表面上处于以军事专制作后盾的戒严状态（法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戒严状态的笼罩下），社会上各个阶级之间的斗争事实上仍在继续进行，而且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这场最近四年来使用火药和炮弹进行的斗争，现在只是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像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一样，近几年的公开的流血斗争已经使各个阶级疲惫不堪，使他们的军事力量处于暂时的衰竭状态。但是，阶级之间的战争的进行，并不取决于是否采取真正的军事行动，它并不是永远都需要用街垒和刺刀来进行的；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而我们还没有听说，自假拿破仑神圣降临之日起，法国居民中间已经不存在大土地占有者和农业工人或〔分成制佃农〕，大高利贷者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本家和工人。……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互相斗争的阶级都希望（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有一个所谓强有力的政府，它能够镇压和制止一切小规模的、地方性的、零散爆发起来的公开战争，这些战争得不到任何结果，而只会破坏新形式的斗争的发展，延迟为新的决战积蓄力量的过程。这种情况多少可以说明法国人普遍顺从现在的政府这样一个无容争辩的事实。”既然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熄灭，那么在这种状态下的社会和谐就只能是阶级之间的均势。因此，要在存在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消除弱势群体，至少要避免弱势群体的扩大和被进一步弱化掉。

在《宪章派》（388—397）中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派是统治着世界市场的英国的代表者。“他们力求使资产阶级取得不受任何限制、不加任何掩饰的统治，力求使人们公开地正式地承认全社会应服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服从那些管理这种生产的人的统治。他们所理解的贸易自由就是让资本畅行无阻地运动，摆脱一切政治的民族的和宗教的束缚。土地应该成为市场的商品并按照贸易的一般规律来经营。……不允许有任何其他政治的或社会的限制、规章和垄断存在，除非它们来源于‘政治经济学的永恒规律’，即来源于制约着资本的生产和分配的那些条件。”这个党派的口号是“生产尽量便宜，消除生产中一切非必需的费用”。在他们那里，王权、上院、常备军、殖民地、教会、司法机构、民族之间的战争，统统是生产的非必需费用。“英国如果能同别的民族和平相处，就能够以更少的代价来剥削它们。”“对这些不列颠资产阶级的先进战士即曼彻斯特学派的信徒们说来，旧英国的每一种制度，从机器生产的角度来看，都是昂贵而且无益的，它的唯一的作用就是阻碍民族以最低的生产费用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以及自由地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最终的要求必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处在自由竞争的无限的统治之下，只是在总的方面留下一个为整个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以便在对内对外政策上保障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并管理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而就连这个最低限度的行政权也必须组织得尽可能合理而经济。”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看到两点：第一，帝国主义固然是战争的根源，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帝国的某个统治集团来说，战争也是生产的非必需费用。他们也会愿意用和平手段来剥削其他民族，正如美国对中国所做的。第二，“小政府大社会”这个公共经济学中的一种理论，是一种代表自由竞争的产业资本利益的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当然这句话是对当时的英国而言。对于当时农民占人口多数的法国则未必适用。而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固然农民也占多数，但是经过中国革命培养的农民的觉悟已经很高了，因此维护普选权就是维护以工农联盟为特征的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在伦敦任何一家属于统治阶级的大型报纸上都不会找到宪章派代表琼斯的演说。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大型报纸没有保证每个阶级至少各有一家，那么，在那里就谈不上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而琼斯在演说中指出资产阶级的贱买贵卖，就是“买工人的劳动要贱，把工人自己劳动的产品卖给工人要贵！”这些观点已经非常接近马克思的观点。这也表明，马克思不是突发奇想地“发明”马克思主义，而是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科学地总结了人类的先进分子在那个时点上的共同认识。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同样不是马克思个人的主义。马克思还提到琼斯指出，这种贱买贵卖的制度“依靠着同国外的竞争，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得破坏其他国家的商业，正像已经在本国破坏了劳动一样。”这对于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的国际影响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尽管琼斯以两万票被提名为候选人，而他的被驳倒的对手以五百票被选入议会，但资产阶级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只能在口头上实行普选。不过，琼斯的这场被马克思称为“简直无法描写这个演说、特别是演说的最后一部分所引起的热烈反应”的精彩演讲的演讲词仍然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建议在区县级人大代表直选时安排一场候选人的演讲。不能再让人们仅仅根据候选人的简历投盲票了。

在《选举中的舞弊》（398—404）中马克思解释了当时英国议会选举投票率低的问题，而这个解释对于今天欧美国家选举投票率低的问题同时适用：“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享有选举特权的选民对选举的冷淡。而这种冷淡又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选民圈已经过时了，这些选民对于自己的政治生活失去了任何兴趣。但这决不是说，选民们对任何政治都抱淡漠态度；他们只是对结果多半不是帮助托利党赶走辉格党就是帮助辉格党战胜托利党的这样一种政治抱淡漠态度。选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个或那个问题的决定已不再取决于议会，也不再取决于议会选举。谷物法是谁废除的呢？当然，不是选出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的那些选民，更不是主张保护关税的议会本身；谷物法仅仅是并且纯粹是由于外来的压力才废除的。现在，甚至大部分选民自己也已经相信这种外来压力，相信除了投票以外的其他影响议会的手段了。他们把直到现在还存在的合法投票方式看做是一种过了时的仪式；要是有一天议会开始抗拒外来压力并强迫国民接受按这一狭隘的选民圈的意旨制定的法律，那他们就会加入到对这整个过时的制度的总冲击中来。”

在《贫困和贸易自由。——日益迫近的商业危机》（416—423）中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一家自由贸易派报纸企图证明“贸易自由使出口额增加，而出口额的增加又促进繁荣；繁荣的结果必然使贫困现象减轻，以至于最终消失”时指出，根据这家报纸所引用的数据，“如果我们假定贸易自由能够彻底消除工业循环和与之相联系的盛衰交替现象，那末，在现在的制度下要使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摆脱贫困就必须使对外贸易额每年再增加50000000英镑，即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这些神志清醒的资产阶级统计学家竟敢侈谈‘空想主义者’。——其实没有比这些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更大的空想主义者了。”如今中国也存在大量外向型经济和市场经济的“空想主义者”，他们力图抛弃“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约束。他们同样地“一方面把只不过是工商业循环中的每个繁荣时期所必然伴随的东西看作贸易自由的结果，另一方面指望从资产阶级的繁荣中得到这种繁荣所不可能给予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还谈到了当前美国金融危机中人们谈论较多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很多人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因为交易所中的虚拟经济过多，脱离了实体经济。那么，在马克思指出“对于十九世纪初以来的商业史哪怕有最粗浅的了解也足以使每个人相信，工商业循环进入狂热发展阶段的时候已经迫近了，紧跟着这个阶段而来的是交易所业务的过度扩张和崩溃阶段”时，他提到，“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者叫嚷说：‘绝非如此，交易所的投机买卖在过去任何一个繁荣时期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无足轻重。我们现在的繁荣是以具有直接效用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这些商品在市场上一经出现，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这样便保证生产者获得相当的利润，并且刺激他们进一步实行扩大再生产。’换句话说，现在的繁荣的特点是：现有的剩余资本已经直接集中到，并且还在继续集中到工业生产中去。”对此，马克思认为，“从大量的投资直接用于工业生产这件事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呢？危机不会到来了吗？绝对不是。相反地，这次危机比1847年的危机将要可怕得多。1847年的危机在贸易和金融方面要比在工业方面更为严重。而在这次危机中遭受最猛烈的打击的将是工业区。……剩余资本愈是向工业生产集中，而不分散到贸易和金融的各个途径去，危机对于工人群众和资产阶级的骨干力量的影响也就愈加广泛、持久和直接。”

在谈到英国大量的贸易顺差导致黄金储备过多（今天的中国是美元储备过多）时，马克思指出，这“总是意味着工商业循环的这样一个阶段的到来，那时繁荣转为狂热发展，那时开始明显地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进口额过大，而另一方面是围绕着诱人的肥皂泡进行肆无忌惮的投机买卖。但是这个狂热发展阶段也只不过是崩溃时期的先声。狂热发展是繁荣的最高点；它当然不会造成危机，但是它会促使危机的到来。”如今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打着走出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的旗号纵容房地产的疯狂投机，其后果让人乐观不起来。

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457—536）中马克思详详细细地揭示了普鲁士政府是如何制造假案的。而这一切都在审判过程中比较清楚地暴露在公众面前，仅仅是出于陪审法庭的“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那些科伦共产党人才被判有罪。现如今有人指出，当年《光明日报》关于“张志新”一案的许多报道内容也是伪造的。而对张志新的平反也没有经过公开的审理，凭借的仅仅是一边倒的舆论。或许今天还来得及用一场公开的审理来判明张志新一案的是非。这个审理不是纠缠一桩过去了的无足轻重的案件，而是对中国各个阶层的宽广的良心的审判。

在《议会。——11月26日的表决。——迪斯累里的预算案》（537—544）中马克思强调应当从间接税回到直接税：“由于现代分工，由于大工业生产，由于国内贸易直接依赖于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间接税制度就同社会消费发生了双重的冲突。在国境上，这种制度体现为保护关税政策，它破坏或阻碍同其他国家进行自由交换。在国内，这种制度就像国库干涉生产一样，破坏各种商品价值的对比关系，损害自由竞争和交换。鉴于上述两种原因，消灭间接税制度就愈来愈有必要了。直接税制度应当恢复。可是，直接税不容许进行任何欺骗，每个阶级都精确地知道它负担着多大一份国家开支。因此，在英国，再没有什么比所得税、财产税和房屋税等直接税更不受人欢迎的了。……贸易自由促使转向直接税制度。直接税制度则包含着反对教会、大地主和国家有价证券持有者的革命措施。这些革命措施迫切要求同工人阶级结成联盟，而这种联盟将使英国资产阶级丧失它可以从贸易自由中得到的主要利益，即资本对劳动的无限统治。”

在《衰老的政府。——联合内阁的前途及其他》（553—558）中马克思嘲笑“联合起来的英国贵族打算按照拿破仑主张对人民采用的原则来对待资产阶级，这个原则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但什么也不通过人民”〕。”如今中国的许多改革措施的出台当然都是为了人民，但却很少有通过人民的。这也是最终导致通化钢铁公司重组时其总经理被工人打死的一个原因。当前中国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口号中还需要补充一项“发展通过人民”。

在《死刑。——科布顿先生的小册子。——英格兰银行的措施》（577—584）中马克思指出“想找出一个原则，可以用来论证在以文明自负的社会里死刑是公正的或适宜的，那是很困难的，也许是根本不可能的。一般说来，刑罚应该是一种感化或恫吓的手段。可是，有什么权利用惩罚一个人来感化或恫吓其他的人呢？……利用刑罚来感化或恫吓世界就从来没有成功过。适得其反！……刑罚不外是社会对付违犯它的生存条件（不管这是些什么样的条件）的行为的一种自卫手段。……应不应该认真考虑一下改变产生这些罪行的制度，而不是去颂扬那些处死相当数目的罪犯来为新的罪犯腾出位置的刽子手呢？”。

在《议会辩论。——僧侣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饿死》（609—615）中马克思指出，“土地贵族由于1846年谷物法的真正被废除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于是他们在1847年就迫使议会通过十小时法案作为报复。可是，工业资产阶级通过司法权又取回了议会立法使他们丧失的东西。”由此可见，三权分立制度只不过巩固资产阶级统治的一个工具，方便他们取回他们在某种条件下不得不让步或不得不失去的某些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在大陆上，绞刑、枪决和流放已经被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这些把他们的行为深深印入整个文明世界人们的意识中的刽子手们，本身就是可以捕捉和可以绞杀的东西。而在英国，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的魔王在逞凶肆虐；有时它甚至把人们判处一种最残酷的死刑，他像手执火剑的天使把亚当驱逐出天堂一样，日复一日地不声不响地把整个整个的部族和阶级驱逐出他们祖先的土地。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无形的社会魔王的行为就叫做强迫移民，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叫做饿死。”实际上，这个看不见的魔王就是西方经济学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在《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616—623）中马克思提到“在古代国家，在希腊和罗马，采取周期性地建立殖民地形式的强迫移民是社会制度的一个固定的环节。这两个国家的整个制度都是建立在人口的一定限度上的，超过这个限度，古代文明就有毁灭的危险。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这些国家完全不知道在物质生产方面运用科学。为了保存自己的文明，它们就只能有为数不多的公民，否则，它们就得遭受那种把自由民变为奴隶的沉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由于生产力不够发展，公民权要由一种不可违反的一定的数量对比关系来决定。那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强迫移民。也就是这种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野蛮人从亚洲高原侵入古代世界各国。”因此，当成吉思汗统一了草原上各部落，消除了这些部落的内斗对过剩人口的限制后，就只能大举入侵世界各国。

在这里，马克思紧接着指出，“现代的强迫移民，情况则完全不同。现在，人口的过剩完全不是由于生产力的不足而造成的；相反，正是生产力的增长要求减少人口，借助于饥饿或移民来消除过剩的人口。现在，不是人口压迫生产力，而是生产力压迫人口。……社会上正在进行着无声的革命，这种革命使一切都得服从它，它不考虑成为它的牺牲品的人的生命，正像地震毫不考虑被它破坏的房屋一样。无力适应新的生活条件的阶级和民族，只有遭到灭亡。”社会革命不像政治革命那样有声有色，但它比政治革命的强迫力还要大。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就是力图适应新的生活条件，而那些反对计划生育从而将中华民族推向灭亡境地的人却在那里打起拯救民族的旗号。

第9卷读书笔记

在这一卷中，马克思用于大量报纸文章分析了当时欧洲的东方问题，即沙皇俄国入侵土耳其帝国并要求并吞其部分领土的问题。这个问题成为当时欧洲各强国的主要政治问题之一。而这些强国的统治阶级及其在领导层的代理人在这个问题上则频频丑态百出地助纣为虐，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甚至这些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对于这些适于消遣的精彩内容，我们不予赘述。

在《新的财政把戏或格莱斯顿和辨士》（49—55）中马克思谈到许多人还不知道国债在发行时期所采取的特殊形式以及国债在继续存在的现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时指出，“‘国家’，这是土地贵族和金融巨头联合统治的化身，它需要金钱来实现对国内和国外的压迫。它向资本家和高利贷者借钱，而付给他们一纸凭据，并且规定每100英镑借款必须付给一定数量的利息。国家用课税的办法向工人阶级榨取金钱来支付这些款子。这样，人民便给自己的压迫者做了保人，使那些借钱给压迫者的人放心借钱给他们压迫人民。”如今美国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对国内和国外实行压迫的压迫者。中国有关部门大量购买美国的国债时只考虑了自身资产的所谓安全，完全没有注意到这其实是在与被美国政府压迫的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为敌的一种举动。

在《英镑、先令、辨士，或阶级的预算和这个预算对谁有利》（72—76）和《君士坦丁堡的乱子。——德国的招魂术。——预算》（77—86）中马克思谈到了预算和税收。他指出，“那种认为所得税似乎不触及工人的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在我们目前的这种企业主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制度下，资产阶级在碰到加税的时候，总是用降低工资或提高价格的办法来求得补偿的。”在谈到保留一种征税收入小于征税成本的税收时，他指出，这“很可能是因为不愿意取消所有那些与这种税收有关的职务和位置。”那么，这种行为应当也算是寻租的一种。他还指出，在预算的税收政策中“有一条界线到处被准确地遵守着，人们竭力避免超过它，因为超过它就开始对工人有利，而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受到损害。”如今中国的预算似乎从来没有说明它是如何对工人有利的。马克思还指出，“只要追溯一下1825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尽管中国实行的不是寡头政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系列政策都是有利于资产者的，这或许是到目前为止，社会尚能和谐的一个因素。但是，中国的资产者已经开始索要政治权力了。而他们能够这样做，恰恰是在国退民进的改革中，中央让出了经济权力的结果。

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09—116）中马克思提到，“中国的新皇帝颇有意在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显然，这将使印度的鸦片生产、印度的收入以及印度斯坦的商业资源立刻受到致命的打击。虽然有关的各方或许不会马上感觉到这种打击，但终有一天，这种打击的影响会充分地显示出来，并且使普遍的财政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这种危机我们在前面已经预测过了。”实际上，当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后，固然向发达国家廉价输送了大量的利益，但由于中国的竞争，这些国家的生产、收入和商业资源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如果中国能够通过自主创新生产出发达国家的主要生产利润来源的商品，比如飞机发动机，发达国家将会受到更为沉重的打击，世界革命将会到来。这也是为什么发达国家极力要用知识产权制度来垄断保护它们的主要利润来源。

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143—150）中马克思指出，“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以及其他国家，都是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弗兰德斯和意大利，曾使私人企业家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完全忽赂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来发展的农业便衰落下来了。但是我们在亚洲各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某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落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收成的好坏在那里决定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决定于天气的好坏一样。”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印度的情况也适合于中国。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也与负责兴办公共水利工程有关。但是，如今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自由竞争的听之任之原则也在中国农村地区泛滥。中国政府的水利工程主要用于发电和防洪，而没有很好地顾及灌溉土地。各级政府都忙于能够直接带来财政收入或方便招商引资的项目，而对于纯粹支出性质的项目缺乏积极性。如今地下水位下降和污染、土地的荒漠化，都在考验政府的好坏。

在《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167—176）中马克思提到了资本主义早期历史上的“自由贸易”：“东印度公司起初在伊丽莎白女王时期得到特许，每年可以运出总值3万英镑的白银、黄金和外国钱币，同印度进行有利的通商。这打破了很久以来的成见，所以托马斯·曼在他的‘英印贸易论’一书中，就不得不在阐述‘重商主义制度’的原则，承认贵金属是任何国家唯一的真正的财富的同时又证明，只要国际收支差额对输出贵金属的国家有利，也可以安心地容许输出贵金属。因此他才断言，从东印度输入的货物，大部分都再输出到其他国家，从这些国家得到的金银大大超过在印度购买这些货物所需的金银。根据这样的精神，约瑟亚·柴尔德爵士就写了‘论东印度贸易是最有利于国家的对外贸易’一书。逐渐地，东印度公司的拥护者就愈来愈大胆了。在英国首先鼓吹自由贸易原则的人居然是垄断印度贸易的人，这可以说是奇怪的印度史上一段有趣的插曲。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中，要求议会干预东印度公司的事务的呼声又起，不过发出这种呼声的已不是商人阶级，而是厂主阶级。正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大声疾呼，由东印度输入棉织品和丝织品会使不幸的不列颠厂主们倾家荡产。约翰·波累克斯芬在他的著作‘英印工业生产不相容’（1697年伦敦版）中表示了这个意见，这本专著的书名过了150年以后果然得到了可惊的应验，不过，这种应验却同原来的涵义正好相反。那时，议会就进行了干涉。威廉三世在位的第十一年和第十二年颁布的法令中，第十节就规定禁止用印度、波斯和中国运来的丝织品和印花布做衣服穿，并且规定谁要是收藏或买卖这些物品，就课以200英镑罚金。后来，在乔治一世、二世和三世时期，在如此‘开明的’不列颠厂主们继续要求之下，都曾颁布过类似的法律。这样，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印度的工业品凡是运到英国来的，一般来说仅仅是为了再运到大陆出售，英国市场本身对这些工业品始终是关着大门的。……印度本国的制品在英国不能出售，或者只是在最苛刻的条件下才允许输入英国，但英国工业品却充斥印度，关税负担很小，或者有名无实，这样就毁灭了一度十分闻名的印度棉织业。……但是，英国工业愈是依靠印度市场，英国厂主们就愈是感到在他们摧残了印度本国的工业之后必须在印度造成新的生产力。一味向某个国家倾销自己的工业品，而不让它也能够销售某些产品，那是不行的。英国厂主们发现，他们的生意不是增加，而是正在衰退。”这大概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能长期保持的一个原因，也是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投资和相互贸易的原因。

在《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177—183）中马克思提到，“如果是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我们就根本不需要议会来干涉爱尔兰的租佃关系了，正如同在‘正常的社会条件下’用不着军队、警察和刽子手来干涉一样。立法、司法和武装力量——这一切完全是不正常的社会条件的产物，这种不正常的社会条件阻碍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无需乎第三种最高势力的暴力干涉的关系。”这表明，依法治国只不过是利用第三种最高势力的暴力干涉来治国。这种治国方略根本不值得夸耀。与之相比，建立和保持正常的社会条件才是更好的治国方式。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了土地所有权的问题。他没有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而是引用了资产阶级学者的意见，最后得出结论：“甚至从现代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的观点来看，对本国的土地享有权利的也只有爱尔兰的租佃者和农业工人，决不是英国的地主—篡夺者；而‘泰晤士报’反对爱尔兰人民的要求，也就同不列颠资产阶级的科学直接抵触起来了。”

在《俄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英国的工人运动》（184—196）中马克思确信，“工资的时而提高和时而降低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厂主和工人间经常不断的冲突，乃是在现代生产组织下用以激发劳动者的斗志，把他们团结到一个统一的伟大的联盟中来反对统治阶级的残害，使他们不致变成消极的、愚钝的、被马马虎虎喂饱的生产工具的必要手段。在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下，谁想不仅口头上，而且实际上阻止奴役，他就必须坚决参加战斗。为了正确估价工人的罢工和联合的意义，我们不能让那种表面上看来它们的经济成果不大这样一种情况所迷惑，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到它们精神上和政治上的成果。如果现代工业不是在周期性循环中经过停滞、繁荣、狂热发展、危机和极度低落这些彼此交替、各有相当时期的阶段，如果工资不是因这些阶段彼此交替而有高有低，如果厂主和工人之间不是进行着经常的、与工资和利润的这些波动密切联系着的战争，那末，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这样看来，资产者及其代言人挑起冲突，比如廉租房不应建厕所，工人应当全部下岗等，是具有它的积极的一面的。

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246—252）中马克思指出，“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内地的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在印度布下一个铁路网。他们会这样做起来，而这样做的后果是无法估量的。……英国资产阶级看来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都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为这两个任务创造物质前提则是英国资产阶级一定要做的事情。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就达到过什么进步吗？”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飞速发展，但是，经济的这种发展，能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自由，能不能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同样决定于生产力是归人民所有，还是在外资或极少数个人的手上；同样取决于改革成果能否归人民群众共享。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三十年后，中国政府要做的不仅仅是宏观调控，而是要支配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接受人民群众对这种支配的监督。国资委应当向人民代表大会汇报工作，而国有企业也应当通过媒体和网络向全社会公开它的经营情况，接受监督。

在《政府在财政问题上的失败。——马车夫。——爱尔兰。——俄国问题》（253—263）中马克思提到，“读过我在大约两年前为‘论坛报’写的关于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文章并且想对革命有一个具体的认识的读者们，不妨看一看现在陈列在纽约水晶宫的哈森克莱维尔先生的绘画；这幅画描绘了1848年工人向杜塞尔多夫市政当局递交请愿书的情景。作家只能加以剖析的东西，杰出的艺术家以丰富的戏剧性和生命力再现出来了。”这让人觉得，与其到国外收购流失的国宝，不如买下这幅画带回中国。中国国宝在国外被收藏，是其得到国际承认的表现，尽管其流失是屈辱的。从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各国应当互藏珍品。

在《战争问题。——英国的人口和商业报告书。——议会动态》（278—290）中马克思通过评论马尔萨斯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不久前公布的关于人口的官方材料证明，大不列颠的人口正在缓慢地但却是不断地缩减。……在人口外流而使人口缩减的同时，生产力和资本却空前增长。马尔萨斯神甫曾否认人口外流会发生这种影响，并且以为自己已通过精细的核算证明了：即使动用世界上所有的船只运送外流的居民，也丝毫不能影响人口的极度增长。如果我们回想一下马尔萨斯，那末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秘密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了。这个秘密不过就在于把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适应当时物质生产水平的暂时的社会关系，变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动摇的规律，经济学家们称之为自然规律。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取决于物质生产过程中的革命和进化，而这种改造却被经济学家们认为是纯粹的空想。他们的眼光超不出当前时代的经济界限，因而不懂得这些界限本身具有局限性，它们是历史发展造成的，同样它们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消失。”其实，西方经济学变为永恒的不仅仅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独有的东西，甚至仅仅是五个小时所独有的东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就强调随着面包越吃越多，每个面包的边际效用下降，并试图以这种效用来确定面包的价值。但人们一顿吃不完的可以说已没有什么效用的面包，可以在下一顿接着吃。而那时这些面包的效用会大于这一顿最后一个面包的效用。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考察进出口商品的类别，得出结论：英国上等阶级和中等阶级消费量增长的比例大大超过工人阶级的消费量增长的比例。例如，酒类的消费量增加了一倍，而可可、原糖和茶叶的消费量则显著地减少。试问，今天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大发议论的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曾做过这样的统计和分析吗？

在《大陆和英国的情况》（313—320）中马克思谈到了两院制：“至于上院，它的活动可以很简单地加以总结。它否决了解放犹太人法案，暴露了它的伪善；它埋葬了工人结社法案，暴露了它对工人阶级的敌视；它把爱尔兰土地法案打入了冷宫，暴露了它对爱尔兰人民的利己仇恨心；最后，它恢复了盐业垄断，暴露了它袒护印度的贪赃枉法风气的顽固立场。上院始终同政府暗中勾结，它们商量好如果有过什么进步措施要在下院通过，那末就由开明的上院议员们把它否决掉。”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意义和作用。

在《粮价上涨。——霍乱。——罢工。——海员中的运动》（324—326）中马克思提到了警察和他们的长官理查·梅恩爵士之间持续已久的冲突，虽然这还不是罢工。“梅恩爵士要他们注意他们的薪水是在食品比现在贵得多的时候确定的。他们回答说，‘他们提出要求的根据不仅是食品价格，而且是他们确信现在的活人已不像先前那样不值钱了’。”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说法，这些警察的实际工资大大提高了，但是他们还不满意。原因很简单，原来的那个实际工资是活人不值钱的工资水平。显然，在考察实际工资代表活人值多少钱之前，谈论什么实际工资的上涨以及这种上涨会如何如何，是荒唐的。

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到英国的一项新法案，使得外国船员可以到英国船主的船上工作，而英国船员不能到外国船主的船上工作，以此来强化英国船主对英国船员的压迫和剥削。对此，英国船员指出，“鉴于在10月1日上述法律生效后以英国臣民的身分航行不再有任何优待，而以外国人的身分于和平时期在不列颠船只上服务反而可以保证在战争时期不应征到女王陛下的海军中服役，并且没有这种义务，又鉴于在和平时期享有美国的自由有更多的保障，海员们将在到达这个共和国的任何港口以后设法取得合众国的公民证书。”这大概也是今天中国的一些影视名人纷纷脱离中国国籍加入外国国籍的原因。外籍人在中国有超国民待遇可享。

在《维也纳照会。——美国与欧洲。——苏姆拉来信。——皮尔的银行法令》（330—340）中马克思借助分析皮尔的银行法令，批判了货币数量理论：“即使假定存在着纯粹金属货币流通，流通中的货币量也不能决定价格，正像它不能决定纯粹商业交易和工业交易的数量一样；相反地，价格将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外汇行市不利和黄金流失也不会造成甚至纯粹金属货币流通量的减少，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影响的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储备的，即作为银行存款或者以私人储藏的形式存在的货币量。另一方面，外汇行市有利以及随之而来的黄金内流所增加的也不是流通中的货币量，而是银行里储存的和私人储藏的货币量。因此，以纯粹金属货币流通的错误观念为出发点的皮尔法令，很自然地就导致在纸币流通中也不正确地套用这种法令。要发行银行对它所发行的银行券数量实行监督的想法本身就是荒谬绝伦的。银行发行可兑成黄金的银行券，或者，一般凭商业担保预付的银行券，但是它无法使自然流通额增加或减少哪怕是一张银行券。当然，银行可以发行任何数量的银行券，只要它的顾主接受，但是，如果流通不需要，这些银行券也只能或者以存入银行的方式，或者以偿付债务及兑成金属货币等方式回到银行里来。另一方面，如果银行要强制减少发行数量，那末就将有为了填补流通中形成的真空所必需的数量的存款被提回去。所以，不论银行有怎样的可能去滥用别人的资本，它对流通中的货币量都没有任何支配权力。例如在苏格兰，虽然银行事业的发展在1845年以前实际上并没有受到限制，而且从1825年起银行增设了很多，但那里的货币流通量却减少了，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只有1英镑（纸币），而英格兰按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是2英镑，同时英格兰5英镑以下的货币单位基本上还是用金属货币流通，而苏格兰则用纸币。认为流通中的货币量应该与黄金储备相符合，这种想法是十分虚妄的。如果银行地下室里的黄金储备增加，不言而喻，这个银行就将竭尽全力扩大它的银行券的流通，但是，经验教导我们，这是没有用处的。英格兰银行在1841年至1843年这一时期内的黄金储备从3965000英镑增加到11054000英镑，可是它的流通券总额却从3566万英镑减少到34094000英镑。法兰西银行截至1845年3月25日发行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25600万法郎，黄金储备是23400万法郎，而到了1846年3月25日，它的银行券在流通中的共有249404000法郎，但黄金储备只相当于9535000法郎。认为在黄金外流时国内货币流通量就要减少的假定也同样是错误的。例如现在黄金继续外流，但造币厂又到了300万美元，加入国家的货币流通。但是，最主要的错误是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如果需要贷款即需要借贷资本，那就意味着需要增加货币的流通资金，而不知道用期票、支票、信用证券、清算和其他一些同货币流通完全无关的信用形式可以做成多得多的商业交易。衡量银行偿付能力的最好尺度是市场贴现率，而确定实际由银行进行的业务量的最准确的指标是贴现期票的周转额。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双重衡量方法。在1845年3月至9月的时期中，虚拟资本随着投机热曾经增长到最高峰，各种各样的大宗成交的业务简直淹没了全国，那时，贴现率约为2.5%，而银行券的流通量几乎没有任何变动；但是稍后在1847年时期中，当贴现率达到了4.5%，股票价格极度下跌，到处都拒绝贷款的时候，银行券的流通量却达到了最大的数字。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流通量截至1847年4月17日共计21152853英镑，1847年5月15日是19998227英镑，1847年8月21日是18943079英镑。但是，在流通量这样减少的同时，市场贴现率却从7%和8%下降到5%。”

这里涉及几个问题：第一，金属货币的货币量不会影响价格。一是与金属货币本身的价值量有关，一是与金属货币存在进出流通的蓄水池有关。第二，纸币具有同样的性质，一般情况下也无法影响价格。除非恶意发行过多的纸币去掠夺财富。第三，在金本位下，流通中的货币量与黄金储备并不符合，这也意味着纸币的发行量不必与黄金储备符合。第四，在正常情况下，商业票据行使最主要的货币职能。因此，商业活跃期间，即信用得到保证的期间，货币的需要量不增反减，利率也是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这里，马克思还谈到，在普遍感到贷款不足的时期中，“如果根据皮尔法令，随着黄金外流相应地提高最低的贴现率并拒绝贷款，银行就会使国家证券贬值，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降低，并在极大程度上加重商业危机的破坏性。为了阻止黄金外流并改变汇率，银行就会使任何商业停滞变为对货币流通的威胁。”这意味着如今美国金融危机中美联储降低利率并提供贷款的确可以减少商业危机的破坏性。但是，由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特点，美国过多的货币在中国退出流通，并套回了大量的物资来稳定美国的市场。中国政府的确拯救了她不该拯救的敌人——资本主义。

在《政治动态。——欧洲缺粮》（341—349）中马克思指出，“对于其他各种产品来说，随涨价而来的是需求下降；但是，粮价上涨只能使对粮食的需求更大，并且使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下跌。最文明的民族也同最不发达的未开化民族一样，必须先保证自己有食物，然后才能去照顾其他事情，财富的增长和文明的进步，通常都与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的减少成相等的比例。”马克思在这里所谈论的粮价上涨反而使粮食需求更大要比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中谈论吉芬物品要早得多，而且还给出了原理性的解释。但是，西方经济学故意漠视了马克思的研究，竟使得这个所谓的吉芬物品之谜一直保留到今天。在这里，我们还注意到改进不发达地区经济的一个手段是帮助他们减少生产食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费用。中国应当向世界不发达地区输出自己的粮食高产技术，比如杂交稻技术。

在这里，马克思提到一家“粮食交易所快报”曾经指出，“农场主仍然不能够接受在自由贸易的制度下会缺粮食的看法。因此只有不多的人想到要大量储备。如果困难迫使我们大量运进粮食，我们恐怕要付出很高的价钱”。如今，中国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没有必要保留18亿亩耕地红线，其理由与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农场主无二。

在《伦敦交易所的恐慌。——罢工》（372—378）中马克思谈到了西方经济学中的劳动供求规律：“当工人们的要求比‘日用必需品’的价格多一点的时候，当他们希望从他们用劳动创造出来的利润中得到‘份额’的时候，他们就被斥为有共产主义意图。食品的价格与‘永恒的和至高无上的供求规律’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在1839、1840、1841和1842年，即在食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年份，工资不断下降，一直下降到挨饿的水平。当时那些工厂主们说：‘工资不取决于食品的价格，而取决于永恒的供求规律’。……争取提高工资的运动已经持续6个月了。我们且来用企业主们自己所承认的标准——‘永恒的供求规律’衡量一下这个运动。……6个月以前，工人们（即使他们那时还没有认识到：由于对他们劳动的需求增长，由于人口向金矿和美洲不断外流，他们的地位加强了）仅仅根据百般颂扬贸易自由的实惠的资产阶级报刊普遍宣扬繁荣这种现象，就已经可以看到，工厂主们的利润是增加了。很自然，工人们要求从这种被鼓吹得如此响亮的繁荣中得到自己的份额，但是老板们给予他们的却是无情的反击。于是工人们便结成团体，声言罢工，用比较和气的口吻坚持自己的要求。凡是发生罢工的地方，企业主和他们的走狗们，在教会的讲坛上、会议讲台上和报刊上，一齐破口大骂那些‘用这种方式企图迫使别人接受条件’的人‘厚颜无耻和无理取闹’。但是罢工证明了什么呢？不是仅仅证明了工人们宁愿用自己的方法来检验供求关系，不愿轻信雇主们的偏私的担保吗？在某种情况下，对工人说来，唯一能验证他是否真正取得了他的劳动的市场价值的方法，就是举行罢工或声言要举行罢工。……问题在于，‘干活的’像往常一样，迟至很久才发现他们的劳动价值在好多月以前就已经增加了30%，只是在那时——不早于去年夏季——他们才开始罢工，先要求增加10%的工资，后来又要求增加10%，一次又一次提出要求，当然，他们的要求是在他们能够得到的范围以内。这些罢工总是成功的，这一方面促使罢工遍及全国，另方面也再好不过地证明了罢工是符合规律的；而在同一个工业部门里一再罢工，同一些‘干活的’一次又一次要求再增加工资充分说明，按照供求规律，工人们早已有权得到更高的工资，他们之所以没有得到更高的工资，只是由于企业主们钻了工人们不熟悉劳动市场状况的空子罢了。一旦工人们终于弄清了这种状况，一直宣扬着‘永恒的供求规律’的企业主们就回到了‘开明专制’论，并且要求有随便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他们用恶狠狠的最后通牒的形式宣称，工人们自己并不知道什么对他们是好，什么对他们是坏。”而企业主随便处理自己财产的方式就是，“老板们坚决要把自己的企业关闭一个时期，以便用饥饿迫使自己的工人们屈服。”这表明，如果要用供求曲线来表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的话，这种均衡也要通过罢工来达到。而对于一个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国家来说，容许工人罢工并禁止老板们随便关闭工厂，应当是这个国家在过渡时期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前提。另外，既然张五常经济学并不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那么企业主们又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谈论好与坏呢？而且是对别人的好与坏。

在这里，马克思还预测工人们争取工资上涨的斗争，很快就会转入“不得不为反对降低工资而斗争了”。后来的历史进展，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预测。正当有人说马克思的经济原理开始过时之后，中国政府部门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也下调了工资指导线。

在《曼托伊费尔的演说。——普鲁士的宗教运动。——马志尼的宣言。——伦敦市政厅。——罗素的改革。——工人议会》（572—579）中马克思提到了琼斯先生对西方经济学的劳动供求规律的精彩批驳：“企业主通过伦敦‘泰晤士报’的嘴声称，他的利润不干你们的事。说什么你们应该只数一数你们的人头，而不是数他的利润。人头一多，即使想多得也是少得。他把这称之为供求规律。他说，调节你们的工资的只是这个规律。是这样吗？不！既然在他的利润很高的时候你们不应该要求提高工资，那末在他的利润下降的时候他们也不应该降低你们的工资。然而，即使工人的数目一个也没有减少，他也会对你们说：‘生意不好，日子难过，我的利润减少了，我不能照数给你们发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的劳动并不是受供求规律的调节，而是受高棉价和低利润规律的调节。供给的规律可能有道理，但生活的规律更有道理。需求的规律很厉害，但饥饿的规律更厉害！……企业主害怕你们得到较高的工资；这倒不是因为他付不起工资……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向独立自主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更高的工资会给你们开辟走向受教育的道路；他害怕这个是因为受过教育的人民不会再当奴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那时你们会不同意干这许多个小时；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再也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到工厂地狱去挑那奴隶劳动的重担；他害怕这个是因为那时你们会送自己的孩子上学校，而不是上工厂；他害怕这个是因为他知道，要是你们的妻子都呆在家里，而孩子们又上学，只有很短的时间在工厂，那末现在促使工资水平下降的那些过剩劳动力就会摆脱他的控制，劳动就会成为镶嵌在人类自由的王冠上的无价之宝。可是现在问题不同了。……对你们说来，问题很快就具有另一种意义：不是工资高低的问题，而是饿死还是活下去的问题，是在工厂地狱里活还是在工厂大门口死的问题。……失业现象挖着战壕，而饥饿把云梯架到劳动的城堡上去了，贫困的大炮猛烈地射击着劳动的战线。资本家的大联合一天比一天扩大，他们的运动一天比一天更加具有全国的规模。你们准备抵抗这个运动吗？你们的运动却是混乱不堪。……你们的雇主们的运动正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你们的反抗也应该成为这种全国性的反抗。……不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委托给某一个工厂，某一个城市，甚至某一个地区，应该把它委托给工人的议会。”

第10卷读书笔记

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大量篇幅来讨论土耳其在英法的名为支持实为妨碍下抵抗俄国侵略的战争。通过反复观察，对于这场战争，他们在《无聊的战争》（395—400）中断言，“真实的情况是：保守的欧洲——这个‘秩序、财产、家庭和宗教’的欧洲，这个君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欧洲（无论他们的相互关系在各个国家中怎样不同），——再一次暴露出它是完全虚弱无力的。即使欧洲腐朽了，战争也应该唤醒其中的健康因素，也应该重新发掘出潜在的力量。在25000万人中间，当然会有人进行真正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双方都能取得在战场上运用智慧和力量所取得的那种荣誉。可是不然，不仅资产阶级的英国和波拿巴法国不能进行真正的、坚决的、顽强的战争，甚至俄国这个受‘无神论的和使人软弱的文明’影响最少的欧洲国家，也不能做到这一点。土军善于采取突然的进攻行动，也适于在防御时进行顽强的抵抗，但是和大军采取大规模的、复杂的联合行动，看来就不适合了。因此，一切都归结为虚弱无力，归结为双方相互承认自己虚弱，以致任何一方似乎都不再因此感到惊讶了。如果目前这样的政府存在下去，那末这个东方战争还可以继续30年而仍然得不到什么结果。”

在《给工人议会的信》（133—134）中马克思指出，“大不列颠的千百万工人第一个奠定了新社会的真实基础——把自然界的破坏力变成了人类的生产力的现代工业。英国工人阶级以不懈的毅力、流血流汗、绞尽脑汁，为使劳动变成高尚的事业并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造成产品普遍丰富的水平创造了物质前提。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现在它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它应当把这些生产财富的力量从垄断组织的无耻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使它们受生产者的集体监督，这些生产者直到今天还在听任自己劳动的产品本身转过来反对自己，变成压迫他们自己的工具。工人阶级征服了自然，而现在它应当去征服人了。工人阶级有足够的力量来胜利地完成这个事业，但是需要把所有这些力量组织起来，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我认为这就是摆在工人议会面前的伟大而光荣的目标。如果工人议会仍然忠于使它产生的那个思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这样来写：1854年英国有两个议会——伦敦议会和曼彻斯特议会，即富人的议会和穷人的议会，——但是真正的人只出席了工人的议会而没有出席老板们的议会。”既然以1854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就可以而且应当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那么在远高于当年英国的生产力水平的今天中国，更应当坚持和实现解放劳动的第二个条件，即不仅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必须不断壮大公有制。另外，既然当前中国的各级政协几乎成了富人们的议会，那么中国也应当有一个穷人的议会才好，而不只是有一个穷人和富人共有的人代会。这个穷人议会可以通过扩展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议政功能来实现，也可以另设工农联盟协商会议来实现。这或许可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内容。

在《宣战。——关于东方问题产生的历史》（178—187）中马克思提到，尽管伊斯兰教宣布异教徒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并在穆斯林和异教徒之间造成一种经常互相敌视的状态，但是土耳其帝国的基督教臣民却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同可兰经并存，而且异教徒的外国人也能根据特惠条例与穆斯林做生意。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东的宗教冲突、耶路撒冷问题和所谓的文明的冲突。

在《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249—254）中马克思提到，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还在继续进行，“而且是以只有模范国家英国的有美德的、高雅的、笃信宗教的、仁慈的贵族才会有的那种毅力进行的。那些无保护的居民的房子不是当场被烧掉，就是被捣毁。去年秋天，在诺伊达尔特的尼加特庄园里，根据大地主的命令，向受人尊敬的、诚实的、爱劳动的唐纳·麦克唐纳的房子进行了袭击。他的妻子卧病在床，不能迁移；但是管理人和他的一伙帮凶把麦克唐纳的6个孩子赶到街头，其中最大的一个还不满15岁，整座房子被捣毁了，只剩下了正对着病床的一块不大的屋顶。麦克唐纳被这一切激动得发疯了。医生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现在他到处徘徊，在被烧毁和捣毁的住房的废墟中寻找自己的孩子。他的饥饿的孩子们哭哭啼啼地跟在他后面，然而他不认识他们。他得不到帮助和关照，因为他患的是文静的精神病。……贵族就是这样来对待为他们创造财富的完全有劳动能力的贫农的。”现如今，中国房地产商的美德一点也不逊于当年的英国仁慈的贵族，他们的代理人的野蛮拆迁一点也不逊于当时在苏格兰对领地的清扫。被拆迁者的状况同样无人过问。这或许是因为政府要为房地产商这样的纳税人服务，而不再为人民服务了。也许有人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中国对于产权的不尊重，但是，当年英国却是尊重产权的典范，其结果不是一样吗？

在《战争》（255—261）中恩格斯针对当时英法两国对俄国作战的动员和指挥状况指出，“实在说，大拿破仑这个采用大胆、坚决和歼灭性的作战方法杀戮过千百万人的‘刽子手’，同领导这次对俄战争的那些优柔寡断的‘国家伟人’比较起来，堪称人道主义的模范，因为只要这些‘国家伟人’还继续像过去一样地行动，那末最终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损失要大得多。”这表明，是否人道要看最终的结果。在新疆和西藏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要比姑息其壮大、纵容其闹事、然后不得不平息，要人道得多。

在《对锡利斯特里亚的围攻》（289—302）中恩格斯指出，“能掌握主动权，就证明军队或者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或者在指挥艺术上具有优势，而且在一切失利和退却的情况下，除了决战失败以外，这也可以维持士气。……你可能被迫退却，你可能被击败，但是只要你能够左右敌人的行动，而不是听任敌人摆布，你就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占有优势。而更重要的是，你的每个兵士和整个军队都将感到自己比对方高出一筹。”而这一点也是当年红军时期毛泽东与李德指挥作战的不同之处。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四渡赤水之战更是经典战例。现如今马克思主义要与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中也要学会掌握斗争的主动权，这样即使被边缘化也能拥有一定的优势。

在《奥地利的政策。——下院的战争辩论》（383—394）中马克思检讨到，“旁听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的英国议会会议之后，我才明白，1848年我在‘新莱茵报’上斥责柏林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是议会生活的最可悲的表现，是多么糊涂。”现如今还有人向我夸耀，英国议会中议员可以面对面地指责首相是多么民主。但是，形式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更重要的还是内容。“骂人、摆架子、吹牛皮、喧嚷、胡闹、道贺和瞎扯”甚至使内阁成员能够不冒任何危险地在议院声称“如果认为我们配作女王的大臣，那末，我们就应当有权斟酌召开或不召开议会会议；如果认为我们不配享有这种权利，那就是说我们更不能当大臣。”的议会，有还不如没有。

在《东方问题。——西班牙的革命。——马德里报刊》（427—434）中马克思指出，在英法等列强草拟的俄土之战的合约新方案中，“俄国所窃取的对莫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应当变为被欧洲篡夺的东西；……土耳其的胜利成果只应当是奥地利可以在多瑙河上的自由航行以及对1841年的条约的有利于各强国而不利于土耳其的修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在一战后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的一方，要将德国在中国窃取的东西转给日本。看来，不了解历史就容易产生幻想和委屈感。

在这里，马克思还指出，“当时盟国的全盘计划不外是让俄国长驱直入占领土耳其的欧洲领地，而让联军占领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和达达尼尔海峡。这就是英法军队按兵不动和被歪曲解释的一切调动的原因。土耳其军队的英勇打乱了俄、英、法三国的巧妙计谋当然是‘出乎意料的’。”实际上，日本在1937年大举侵华之后，美、英迟迟不予中方抗击日本的支持，据说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在六个月内必亡。真不知，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打乱了日、美、英三国的什么样的巧妙计谋。

在《革命的西班牙》（453—511）中马克思提到，“查理一世企图把这个还是封建的君主国改变成专制的君主国。”因此，封建专制是一个矛盾的术语。人类社会的历史简单地划为奴隶主义社会、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十六世纪正是大的君主国家形成的时代，它们在各个地方都是随着两个相互敌对的封建阶级——贵族和市民的削弱而产生的。但是在欧洲其他大国里，君主专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在那里，君主专制是一个洪炉，在这个洪炉里各种社会成分被搀合在一起，受到开导，这就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这表明，君主专制在历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马克思在这里还指出，亚洲的君主专制与欧洲的君主专制是不同的。这本身就意味着东方的封建主义不同于西方的封建主义。“东方式的专制制度只有当地方自治和它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时才触动地方自治，但是当地方自治使它不必亲自做某些事情并使它省却实际管理的麻烦的时候，它是乐意让这种制度存在的。”那些攻击马克思看不到东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人，实际上是在批评他们自己不懂马克思。

在谈到当年西班牙人民起义反对拿破仑而成立各省的委员会时，马克思提到，“委员会是由普选产生的；但是‘下层阶级的高度热诚表现为顺从’。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是选他们的当然上司，即省的显贵人物和小地产贵族，其次是选僧侣，很少的场合选资产阶级的优秀代表。人民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自己的主动性仅仅表现为迫使上层阶级抵抗法国人，而不要求亲自参与领导这个抵抗运动。”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时，人民也是这样把黎元洪推举出来领导这个运动。这种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是没有力量的思想才是人民最主要的劣根性。

在《西班牙的反动》（512—518）中马克思指出早产的革命政府注定要走的恶性循环：“这些政府承认它们以前的反革命政府所借的债务为国家债务。为了能够偿还这些债务，它们必须继续征收旧税和举借新债。为了能够举借新债，它们必须保证‘秩序’，就是说必须亲自采取反革命的措施。这样，新的人民的政府就一变而为大资本家的奴仆和人民的压迫者。”林肯在平定南方叛乱后就没有承认南方政府所欠银行家的债务。倘若美国人民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他们也可以不承认中国政府手中的那些美国国债。

在《联军舰队的活动。——多瑙河各公国的局势。——西班牙。——英国的对外贸易》（525—534）中马克思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正确的实证研究方式。当时，英国《经济学家》通过比较1953年和1842年输往英国属地和外国总值的变化来强调从1842年开始实行的贸易自由的优点。对此，马克思指出：“1842年是贸易萧条的一年，而1853年才是最繁荣的一年。如果英国出口的增长归功于贸易自由的魔法，那末对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应当是英国向执行严格保护关税制度的国家，例如俄国和法国的出口数字的比较，尤其是俄国向英国的出口比其他国家都增加得多，受英国自由贸易的影响也比其他国家的大。然而事实上，向这两个国家的出口都缩减了。”

在《克里木战局的回顾》（620—625）中马克思指出：“如果看一看英国军事指挥管理的组织或其他任何管理机构的组织，就会觉得人们显然要在这里表明所谓宪法的均势原则。各式各样的机构彼此牵制，以致互相使对方完全瘫痪，从而使整个机构无所作为。”这样看来，三权分立本身就是自由市场的一个设计，其目的是使整个机构瘫痪从而令资本家可以为所欲为。

在《工商业危机》（637—645）中马克思指出：“一次巨大的工商业危机又来到了英国”。而他的依据是“关于贸易的年度报告和〔贸易部〕编制的关于11个月进出口的统计公报”。“这些公报表明，出口比1853年同期的11个月减少了1710677英镑，如果仅仅拿这两年的最后一个月——从11月5日到12月5日——来比较，则减少了1856988英镑。”如果采用马克思的这种判断方法，那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也曾出现过工商业危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样发生经济危机。

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论文中未发表过的片断》（669—672）中马克思解释了1820—1823年革命的失败：“革命的市民们既然这样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所以在反对大贵族、农村宗教势力、僧侣和代表所有这些社会腐朽分子的国王的斗争中，便不得不依靠军队和他们的领导人。单是军队在革命阵营中这样篡夺来的地位本身，加上这个军队脱离群众，就已经把他们变成一种对利用他们的人有危险而对他们所应打击的敌人无害的工具。最后，上层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温和派，不久便对革命冷淡了，后来也就背叛了革命，他们幻想可以经由法国的干涉而取得政权，从而不费什么努力坐享新社会的成果，不让平民染指。”

在这里，马克思再次针对不同国家的国情提出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当法国人集中了，从而缩短了恐怖统治的日期的时候，而忠于自己传统的西班牙人却分散了，因而延长了恐怖统治的日期。由于西班牙的传统，革命派就是把王位推翻了，也未必能取得胜利。在西班牙，革命要想获胜，就应当以王位追求者的身分出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要采取两个敌对王朝利益的斗争形式。十九世纪的西班牙当它能够使革命具有十四世纪内战的形式时，就轻而易举地完成了革命。”

在《英国资产阶级》（683—688）中我们看到，“资产阶级太太们忘记了她们自己不久前也属于下层等级，竟迫使自己的女仆戴上标志她们的下等身分的‘包发帽’，并且很少允许女仆穿得漂亮些，因为她们担心不这样就会失去她们作为土地或是金钱的所有者的特征。”也曾有这样的资产阶级太太指责中国不应当让女服务员穿旗袍，这样使得她们不能再把旗袍当作高贵的服饰来穿着了。

“资产阶级代表在议会里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号叫，来迎击想为劳动者取得比较人道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进一步的尝试。”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表则用“走回头路”等号叫来迎击想为劳动者取得比较人道的生存条件的一切进一步的尝试。

“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目的不在学习古典学科，那并不就是说，它在研究现代科学和现代文学。总账、账房和买卖——它认为这个教育已经够了。尽管在资产阶级小姐们的教育上花费了不少钱，但是她们得到的只是‘世俗教育’的片鳞只爪，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智育或以科学丰富头脑。”如今贵族学校的“贵族教育”仍然是这样的“片鳞只爪”。

在这里，我们看到，“工业的发展过去迫使资产阶级起来反对贵族阶级，而现在……它又在推动工人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正像资产阶级正在打击贵族阶级一样，资产阶级也将受到工人阶级的打击。对这一事实的本能的理解已经约束了资产阶级反对贵族阶级的行动。……因此，在英国，封建主义不会灭亡，而将在已经开始腐朽的资产阶级的庇护下保存下来。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光荣将属于工人阶级。只要时机一成熟，公开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将是三个强大的敌对阶级：第一个代表地产，第二个代表金钱，第三个代表劳动。第二个阶级正在战胜第一个阶级，同样，第二个阶级将来也不能不在政治和社会斗争舞台上让位于它的后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