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恩全集读书笔记：第三卷

余斌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因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一样，其主要缺点是在对事物、现实、感性的理解上，没有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没有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这一点不仅排除了从绝对真理的角度来看待真理性，还表明真理性除了现实性外，还要具有力量。有些理论观点能够揭露丑恶的现实，具有现实性，但它们没有力量来改变现实，尤其是一些改良主义的理论，因而这些理论也谈不上真理性。另外，尽管有不少庸医存在，但是中医关于人体的经络理论的真理性不在于经络能否在显微镜下看到（实际上，经络的存在已经通过放射同位素得到证实），而在于它有没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有没有治愈人类某些疾病的力量。由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典型地反映了对人体的主观理解，因此，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不能说都具有马克思所提到的没有从主观方面去理解的主要缺点，但它们也不能算作是现代的辩证唯物主义，需要重新而单独地加以定位。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表明，我们不能以个体为起点去研究社会，而要以社会为起点去研究个体。张五常不能接受这一点，他强调只能从个体为起点来进行社会分析。但是，他本人又注意到，以点为起点来研究线段是“近于无稽”的，这是因为，点是没有长度的，而由无数的点组成的线段是有长度。实际上，高等数学恰恰是以线段为起点来研究点的。与马克思的观点相比，张五常的主张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在这里，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需要力量，而解释世界则不需要。显然，只有通过改变世界，我们才能考察理论的现实性和力量即理论的真理性，才能真正知道理论的解释是否正确，才能逐步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相比之下，不仅哲学家们而且西方经济学家都只强调解释世界，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遮掩西方经济学的非真理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一篇文献，其副标题是“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其第一卷是对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为了完成这个批判，马恩就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各种思想意识的形成如国家和所有制等展开了分析，提出了非常丰富的不仅在当时看来是创新的见解，而且对于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在这里，马恩首先引用了一个比喻：“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末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他一生都在同重力的幻想作斗争，统计学给他提供愈来愈多的有关这种幻想的有害后果的证明。这位好汉就是现代德国革命哲学家们的标本。”这个比喻指出了两点：一是人们的头脑中的确有一些迷信和幻想，但只从头脑里抛掉它们，而不去改变现实，就只是“同现实的影子”作无谓的哲学斗争；二是统计学提供的证明，不仅适用于对改变现实的真理的探索，也非常适用于“支持”同“幻想作斗争”，正如西方经济学中大量充斥的所谓实证研究那样。

马恩提到，当时德国哲学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黑格尔体系的基础上产生的。“对黑格尔的这种依赖关系正好说明了为什么在这些新出现的批判家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想对黑格尔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黑格尔哲学。他们和黑格尔的论战以及互相之间的论战，只局限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来反对他的整个体系，或反对别人所抓住的那些方面。”实际上，今天西方的非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谈到的全部问题也终究是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想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全面的批判，尽管他们每一个人都断言自己已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他们也只不过是抓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个方面，比如个人利益最大化或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去反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些方面。除非全面批判西方主流经济学，否则这些人必将重蹈青年黑格尔派的覆辙。

马恩从“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出发，论证了“个人是什么样的，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此，要考察不同社会中的个人就要考察他们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这大概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考察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原因。

马恩在这里提到一个公认的原理，可以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公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接下来他们阐释了“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并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而当我向中国政法大学的两个哲学教师提出应当用其它学科的例子来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她们的回答竟然是哲学本身无需其它学科的介入。显然，她们还不懂得“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

接下来，马恩谈到了最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或四个方面，我把它们概括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产生新的需要，人口的增殖，许多个人的合作。马恩指出，在考察了这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才能发现：人也具有“意识”。但是人并非一开始就具有“纯粹的”意识。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前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

马恩指出，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各种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只有消灭分工。”与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也产生了所有制……家庭中的奴隶制（诚然，它还是非常原始和隐蔽的）是最早的所有制……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而所有制的形式就是劳动组织的形式。在这里，“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在马恩看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发的，那末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这种“异化”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一方面，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这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

马恩的这一段论述，解释了为什么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在贫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难以存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结构以重化工为主，城乡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供应不足，改革开放后争取必需品的斗争重新开始，于是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真的死灰复燃了。当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知道苗比草更接近社会主义，却让马克思主义为他们背黑锅，使得后来的一些改革开放措施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马恩还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

如果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那么美帝国主义对古巴和朝鲜的封锁就是砸自己的脚。实际上，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也有可能影响非共产主义地区即所谓的输出革命，从而扩大共产主义的范围而不是消灭自身。帝国主义的封锁，一方面是害怕人们知道另一种社会形态更好，从而本民族发生行动成为经验的；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人们发现在发达国家中也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以便欺骗人们追求不再可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放弃共产主义道路。

不过，马恩在这里也的确为率先进入更高一级历史阶段的地域性社会提了个醒，让他们注意不要被外界的交往拖回到低一级的历史阶段。同时，与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相比，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农民工的全国范围内的流动，让中国人民之间以及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普遍交往得以建立起来，这为中国社会的螺旋上升式发展创造了条件。

马恩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因此，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不是理想，也并不遥远。我们每个人为消灭现存的人的异化的状况而努力工作就是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在谈到意识的生产时，马恩指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的确，批判不能消灭西方经济学，但是批判的武器一经掌握群众也可以成为武器的批判。因此，在实际推翻谬论上，批判仍然是必要的。

马恩指出，费尔巴哈“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的确，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是人不断地推翻现存的东西。那种“放羊娶媳妇、生娃再放羊”的生活与非洲角马的循环迁徙一样不是人应当过的生活。

马恩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里，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争夺统治，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因此，当新闻媒体进行精神生产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那个阶级或阶层的广告费用时，那些所谓“独立”的新闻媒体就只能表达那个阶级或阶层的思想，甚至不惜歪曲事实真相。分权只不过是分赃，而权力制约至多只能制约权力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个别人所用，而不能制约权力为作为少数人的统治阶级甚至统治阶级中的某个团体所用。

马恩指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这就是“普世价值”的来源。今天中国之所以出现“普世价值”的宣传，就在于一个新阶级企图夺取中国的统治地位。反对这样一个企图，就要指明这个普世价值仅仅是这个新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不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要排除这个特殊利益同社会全体成员尤其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的联系，就要加强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

在谈到工场手工业时，马恩指出，为了强迫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而出现的大量流浪者去工作，单只英王亨利八世就曾下令绞死了七万二千人，而张维迎却说工人是自愿进入工厂工作的。“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之间开始了竞争，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人民只要彼此有了交往，都是互相进行和平交易的。自此以后商业便具有政治意义。”这也就是说，从工场手工业开始，就不存在自由竞争，而在工场手工业之前则谈不上竞争，自由竞争始终只是在纸上存在的东西，至多只是落后国家单方面的丧权辱国。现如今这种商业斗争仍然存在，中国要想和平崛起，就不能幻想和平交易，而必须重视政治和军事的积极意义。

在谈到大工业时，马恩指出，“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这表明，如果存在消灭各民族特殊性的“普世价值”，那么大工业是它的经济基础，而它的代言人是无产阶级而不是民族和国别特性的资产阶级。从而，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普世价值”。

对中国的物权法有研究兴趣的人可以注意马恩在这里举的一个例子：“某人在法律上可以享有对某物的占有权，但实际上并没有占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的缘故，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可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占有权利以及‘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他作为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如果除此之外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他的土地，就一无所有。”

马克思曾提到要重建个人所有制，许多人都在猜测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马恩指出，“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所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得到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所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只能是普遍性的……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点又是同个人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转化为自主活动，同过去的被迫交往转化为所有个人作为真正个人参加的交往，也是相互适应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但是过去，在历史上，这种或那种特殊的条件总是偶然的，而在现在，各个个人的孤独活动，即某一个个人所从事的特殊的私人活动，才是偶然的。”显然，要被消灭的私有制不可能是马克思要重建的个人所有制。这个个人所有制只可能是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即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只有在这种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下，个人才有可能向完整的个人的发展，才有可能得到全面的发展，才能够摆脱偶然的特殊条件所导致的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的境地。

关于革命，马恩指出，“过去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达到目的本身，都必须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如果只有革命才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那么“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就是不可能的。“文化大革命”要否定，而“肮脏东西的革命”还得来。

与无产阶级占有制的论述相一致，马恩指出，“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集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因此，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理念应该是集体主义，是“团结”中的“活泼”。而“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集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因此，那些鼓吹自由为普世价值的人只不过想成为或者想以此宣布自己已成为统治者或其附庸而已。

马恩指出，“资产者对待自己制度的规章就像犹太人对待律法一样：他们在每一个别场合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这些规章，但他们却要所有其他的人遵守它们。……淫乱的资产者违反婚姻制度，偷偷地与人私通；商人违反财产制度，用投机、倒闭等方式剥夺别人的财产；年青的资产者到了能独立时候就脱离自己的家庭而独立，实际上是为了自己而取消家庭。但是，婚姻、财产、家庭在理论上仍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它们构成资产阶级赖以建立自己的统治的实际基础”。既然资产者只要有可能就违反自己制度的规章，那么，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对于资产者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原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就公然要求警方对企业高管慎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而“法律不禁止的就可以去做”则更是他们的信条。

马恩在这里批评德国哲学家“以为：专制君主或随便什么人都会像资产阶级自己保护自己一样有效地保护资产阶级”，并让其“举出这样一个国家来，在那里有发达的商业和工业，有激烈的竞争，而资产者却让‘专制君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当今的中国政府不是“专制君主”，但它是资产阶级之外的“什么人”。当今中国存在发达的商业和工业，也有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当今中国的资产者也不会满足让中国政府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尽管中国政府的确在招商引资和发展市场经济中一直在保护他们的利益。中国政府不能不警惕资产者将政权夺在自己手中的各种努力。

马恩在批评德国哲学家大量地进行道德的说教时指出，“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们应该彼此互爱呀，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呀等等；相反，他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形式。”这印证了程恩富提出的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的新经济人假设。共产主义理论家已经发现：“‘共同利益’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造成的。他们知道，这种对立只是表面的，因为这种对立的一面即所谓‘普遍的’一面总是不断地由另一面即私人利益的一面产生的，它决不是作为一种具有独立历史的独立力量而与私人利益相对抗，所以这种对立在实践中总是产生了消灭，消灭了又产生。因此，我们在这儿见到的不是黑格尔式的对立面的‘否定统一’，而是过去的由物质决定的个人生存方式由物质所决定的消灭，随着这种生存方式的消灭，这种对立连同它的统一也同时跟着消灭。”

马恩指出，“那些决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个人的物质生活，即他们的相互制约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而且在一切还必需有分工和私有制的阶段上，都是完全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现实的关系决不是国家政权创造出来的，相反地，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在这种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的内容总是决定于这个阶级的关系，这是由例如私法和刑法非常清楚地证明了的。这些个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之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他们的个人统治必须同时是一个一般的统治。他们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对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而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的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的人都有效。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正是这些互不依赖的个人的自我肯定以及他们自己意志的确立（在这个基础上这种相互关系必然是利己的），才使自我舍弃在法律、法中成为必要，不过，自我舍弃是在个别场合，而利益的自我肯定是在一般场合（因此不是对于他们，而只是‘对于自我一致的利己主义者’，自我伸张才算作是自我舍弃）。对被统治的阶级说来也是如此，法律和国家是否存在，这也不是他们的意志所能决定的。例如，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国家的形成并不是卢梭所说的社会契约论那样的，而且“国家起源于人们相互间的契约，起源于社会契约，这一观点就是伊壁鸠鲁最先提出来的。”在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人会把他们的集体意志上升为法律，这就是物权法得以在人权法之前出台的原因。强调依法治国是为了避免任何一个单个的领导人的任性妨碍了这个利益集团的共同利益。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消除竞争，至少是限制竞争，中国社会才有可能走向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因此，标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虽然是生产力落后，尽管这个落后已经大大超过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发达水平，但它是这样的一种生产力落后，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的生产力落后，不过，随着经济危机即生产相对过剩的出现，消除竞争已经成为了一种现实中的可能。实际上，严格地说，这里涉及的不是生产力落后的问题，而是生产力有限的问题。“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发展的局限性不仅在于一个阶级被排斥于发展之外，而且还在于把这个阶级排斥于发展之外的另一阶级在智力方面也有局限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卷是对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在这里，马恩批评了德国著作家把英国和法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和德国哲学前提混为一团的做法，澄清了这些著作家以德国的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思想所做的错误阐述。在这里，值得提醒我们注意的有两点：一是，马恩指出，“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是反动分子，他们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因此，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我们必须时时考虑到竞争和大工业的特点，才能避免理论上的偏差。二是，马恩解释了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的原理。所谓“按需分配”并不是一个人想要什么就能分配到什么，其含义是指：“共产主义的最重要的不同于一切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原则之一就是下面这个以研究人的本性为基础的实际信念，即人们的头脑和智力的差别，根本不应引起胃和肉体需要的差别；由此可见，‘按能力计报酬’……变为‘按需分配’这样一个原理，换句话说：活动上，劳动上的差别不会引起在占有和消费方面的任何不平等，任何特权。”因此，这个按需分配看起来就是一个大锅饭，但其前提是在差别这个波动的海面之下的平静部分的一般劳动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大锅饭，因而生产力的高度发达是这个大锅饭的前提。实际上，当前一些不以活动上和劳动上的差别为标准来分配的东西，比如人人享有的某些津贴和消费券就属于按需分配。

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作品和言行进行了评论。其中，他讽刺了那些描写“富人”苦楚的文字，而这样的文字在今天的中国仍然可以见到。同样地，对于那些强调文人也是无产者的呼喊，恩格斯指出，“一到德国无产者向资产阶级和其他有产阶级算账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街灯向这些文人先生们，向这个一切卑鄙的阶级中最卑鄙的阶级证明，这些先生们究竟是些什么样的无产者。”今天中国的许多文人也在网络上被网民们痛骂者，他们也的确不愧一切卑鄙的阶级中最卑鄙的阶级这个称号。恩格斯在这里把文人先生们列为阶级，这表明当前关于中国社会的阶层的划分其实完全可以看成是阶级的划分。一些人由于邓小平强调中国出现资产阶级，改革就走了邪路，而不敢承认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出现。那么，至少要承认在中国是存在有产阶级和文人先生阶级的。只有承认有产阶级的存在，才能清醒地认识到为了改革不走邪路，即为了避免有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就要利用先进生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真正做到以公有制为主体。

恩格斯还指出，“老实说，‘几千年’以后才到来的事情，对我们简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如果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几千年以后才到来的事情，那么对我们也是无关紧要的。好在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现实的运动，而不仅仅是一个理想社会。这提醒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强调比较长远的共产主义社会外，还要指出当前或不久的将来的发展目标，让人民群众能够积极参与现实的活动，并看到这些活动带来的短期的和长远的利益，体会到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进展，否则马克思主义就和强调世界末日的宗教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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