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林深处——读《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

索　飒

　　山河纵横的南美洲中部，有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内陆国家，首都坐落在海拔3600多米的山巅上，境内有闻名于世的高山淡水湖泊一一的的卡卡湖，西部是巍峨的安第斯山脉，东部是人烟稀少的热带雨林，这个人口一半以上都是印第安人的国家就是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曾是著名的白银产地，如今却落为一个世界级的贫困国家，人们形容它是个“捧着金饭碗的乞丐”。

　　早在1953年，年轻的阿根廷大学生埃内斯托•格瓦拉就曾来到这个神秘而忧伤的国度。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关于玻利维亚，有这样一段文字：“一位墨西哥教育家曾说，玻利维亚是世界上惟一对牲口比对人还要好的地方。我没有验证过这一点；但是，在白种人的眼里，这里的印第安人今天仍然和牲口差不多……”10多年之后，身居古巴革命政府要职的切•格瓦拉放弃了权力和地位，告别了成功后的安定，携同10多名忠实的战友，选择了这个赤贫国家的东部，走向它的密林深处。

　　11个月传奇般的日子，11个月平凡而艰难的日子，被一天不落地记录在《切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下文简称《日记》）里。日记从1966年11月7日切抵达尼亚卡瓦苏河畔的尼亚卡瓦苏庄园开始：“今天，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又宿命般地结束于1967年的10月7曰：“我们的游击战生涯已经整整经历了11个月，没有发生什么复杂情况……”第二天下午l点，一场致命的遭遇战发生，翌日，身负重伤的切被杀害于附近的伊格拉——无花果树——村。

　　切的日记是简洁的，严酷的环境不允许描述、抒情，甚至不允许真实地记录地点和人名。但是这部一天也没有间断的记录，本身就是意志和信念的体现：也许在落笔的前后就曾有亲密的战友倒下，也许同…天的日记竟是在几次断续的枪炮声中写就，也许那双握笔的手正因饥饿或哮喘而颤抖。后人多少次从简洁的字句中揣摩，多少次设身处地地尽力想象。

　　30年后，伊格拉村已声名在外，天南地北的仰慕者不远万里来祭奠烈士。但是，密林深处的主人却一直没有发言。切日记中的那个热情带路的少年后来怎样了？（1）那个放山羊的老太婆最后告密了吗？当然，人们远远不只是对细节好奇。人们猜想着：切当年所面临的情景也是一番“寄语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祭轩辕”吗？

　　《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2）填补了这个重要的空白。

　　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作者是两位古巴大学教师兼记者，严肃的切•格瓦拉研究者，他们分别在各自任教的大学里创办了切•格瓦拉专题研究，当然他们也都真诚地敬仰切•格瓦拉。从1983年到1986年，两个作者在玻利维亚生活了3年，根据《日记》中的线索，在大小城镇寻觅调查；沿着游击队员们当年的足迹，在密林深处披荆斩棘；拜谒了一处处隐秘的遗址，走访了每一个能找到的活人，甚至包括当年的政府军官兵、叛徒、逃兵、告密者。于是，一个巨大的背景为我们展开了，以往电影中的那些呆板的农民面孔露出了喜怒哀乐的常人表情，《日记》的字里行间出现了感人的补充和映衬。我不时地拿着两本书按日子对照着读。掩卷思索，虽然对30年前的是非曲直仍不能得出清晰的答案，但是，心毕竟是极大地丰富和踏实了。

　　作者用纪实的写法，按时间顺序再现了游击队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的历程。每一节往往从摘录《日记》中的段落开始，然后根据现时的实地观察和有关资料对20年前的环境做一些描写，再记叙他们寻找有关人物的经过，最后是大段采访这些人物的实录，时而加入从玻利维亚政府和军方找到的资料，以及从当年幸存的游击队员或有关人物的回忆录中摘录的内容。由于全部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配以作者实地拍摄的照片，也由于作者在实录中并不对所谓不利的内容加以删减，对当地农民的土话和特有表达方式原样记录，全书传达给读者一种真实的话语环境。这样的可信性常常从一些朴素的细节上透露出来：

　　一个当年的游击队“内线”说：“今天我不再害怕对别人说我为游击队做过事了，我其至对军人也这样说。有一个受过美国人反游击战训练的家伙还这样对我说：‘他妈的，你要被载入历史啦，我祝贺你。”’

　　切在1967年3月20曰的日记里提到了一个游击队员的名字，并写出他是被敌方俘虏的。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一直把他当作了逃兵。作者见到了这个曾深深痛苦的被俘者。他说：“多年来，我一直把切的日记当作我的《圣经》，切不会说假话。在这些日记发表之前，我在道义上已经是个死人，在此之后，我才得到了再生。”

　　在一个小山村里，一位农妇拿出了保留了20年的两个咖啡杯，并告诉记者，切当年来到她家时，很想亲亲她两岁的女儿，孩子哭着躲闪，切拿出了这两个杯子，说以后等她长大了好记得他们。如今姑娘长大了，嫁人了，但她不愿要死人的东西：而姑娘的母亲却一直保留着它们，她不相信那些人已经死去。

　　在真实可信的前提下，许多重大的命题进入了我们的思考范围。

　　并不是一群冒险者仅凭激情闯入了他人的密林，打破了田园诗般的宁静。在表面的冷漠和似乎可以避免的流血之后，潜藏着深刻的合理性。

　　一个叫保利诺的农民曾默默无言但满怀兴奋地跟随着游击队员们，不知不觉地，大家把他当成了队伍中的一员，开饭时也给他盛上一碗。在保利诺的家里，队员帕乔心疼地抱起那群拖着鼻涕、衣衫褴褛的孩子，把他们紧紧地裹在自己的大衣里。当他看见孩子们的被褥仅仅是地上的几块破兽皮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惟一的褥子留给了孩子们。游击队员们的眼睛湿润了，切对帕乔说：“你做得非常高尚，但我们必须通过斗争，让所有的孩子们都能有褥子。”

　　曾有一个男孩子要求加入游击队，切劝他不要放弃上学，男孩回答说，他没有钱，只有一只母鸡，他本来准备卖了鸡去买课本。切给了他一些钱。男孩自动当向导，陪同队员们走了很长一段路。后来政府军抓住了他，把他当游击队同情者杀了。

　　1967年9月22曰，游击队来到了一个叫做干高地的贫穷山村，切在这里召开了整个玻利维亚游击战期间惟一的一次群众大会。切在大会上说：“请你们记住，当我们离开这里之后，当局才会想起有你们存在。他们也许会主动为你们建个诊所，做几件好事。但是，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我们到过这个地区。如果他们真的做什么善事，他们也将间接地感受到游击队为你们带来的好处。”

　　20年过去了，干高地的些微改变得而复失。永远留存的，是一棵被军人砍倒又发芽的茂密大树，据说这棵树曾为切遮阴。20年过去了，作者们在深山密林里看见的，仍然是一群群被现代化遗忘的人，男孩子们用面口袋做成的裤子已经破烂不堪，等着父亲再去找一只口袋做新裤子出门。连被称作省会的城市也满目荒凉，街道上被作者误以为乞丐的成群游荡者，原来就是省会的常住居民……

　　也许忍受不公正，也许甘心做顺民，就能够避免流血？但60年代的玻利维亚的确存在着革命的酵素。

　　并没有很多人知道，1967年6月24日，在玻利维亚主要矿区发生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那年5月l曰，一个同情游击队的被俘政府军少校从山里带出了游击队1号公告，几个同情革命的记者不顾生命危险把公告刊登在报纸上。公告立即在“20世纪锡矿”等几个大矿区引起了反响。在工会的组织下，各个矿区的工人们自动从微薄的月薪中拿出一天的工资，支援游击队买药品、武器和食物，其实这里的矿工家庭每天只能吃上一顿饭。玻利维亚总统下令将矿工们的工资削减一半，工人们以大罢工给以回答。在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馆的压力下，军队对罢工矿区血腥镇压。更令人发指的是，军队利用传统的圣胡安节发难。6月24曰黎明，度过了节日之夜的矿区正沉浸在熟睡之中，无情的子弹不分青红皂白射向矿工家庭的破旧棚屋……当作者们来到这里时才得知，20年来每逢10月9日，这里的矿工都要在井下为来自古巴的、阿根廷籍的切•格瓦拉默哀一分钟。

　　大屠杀之后，玻利维亚许多城市的大学生占领了校园，声援矿工。

　　即便在军队内部也存在着变革的愿望、反美情绪和同情游击队的力量。上述被俘少校桑切斯在接受作者的采访时，大量谈及了当年的情形。

　　切在日记里曾提到一个叫西蒙的人，说他对游击队表示出胆怯的合作愿望。20年后，作者们见到了这位已有40岁的农民。他在结束自己的叙述时，这样说道：“我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无论是右派还是左派。今天在玻利维亚，我们搞不清谁是右派，谁是左派，人们已经失去厂信任感。我喜欢切•格瓦拉，他就是我的政党。”

　　本质的合理性并不必然代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越是深入细节，对于选择错误的感觉越是明显。崇山峻岭水源稀少，生存的需要强制着行进的路线。农民们居住分散，带着印第安人世代养成的寡言少语的天性。对“外国人”的不信任感是官方利用的有力因素的，还要加上致命的武力威胁一一对游击队的威胁和对帮助游击队的农民的残酷报复，政府军的南方指挥部就驻扎在不远的卡米里市。切•格瓦拉已经严肃地考虑向工人集中的矿区转移。当然，还有更大的疑问：国际性游击队的方式是正确的、惟一的社会变革方式吗？今天执意对切•格瓦拉的战略和策略选择做判断，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轻浮的。我们不如接受一个玻利维亚农民的结论：“如果切•格瓦拉成功的话，毫无疑问，他将给像玻利维亚这样的不发达的穷国人民带来好处。切将会在玻利维亚培养出好品质的人、愿意帮助人民摆脱苦难的人。这就是伟大的切想为我们的人民做的事。”

　　在几乎是错误的选择中，艰难地抵消种种消极因素的，是游击队员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本质和情怀。对于视武装革命为天然恐怖主义的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荒谬的结论。但是，农民们对“好人”、“坏人”的判断靠的是直觉。

　　尽管政府和军方处处种牛痘似的宣传游击队是来搞破坏的外国人，但在农民中还是流传着“游击队员待人好，都是正直的男子汉，买东西都给钱”的说法，流传着关于“拔牙的费尔南多（切的化名）”，“会弹吉他的科科”，“一样挨饿，一样吃苦的医生（指游击队里的专职医生）”，“一样背枪背行李的女游击队员”（指后来来到丛林的塔尼娅）的传说。

　　在人烟稀少的山林里，游击队近距离接触的人除了老百姓，主要是政府军俘虏。“优待俘虏”已经远远不只是政策和纪律，而是“革命”和“人道”这对貌似对立的矛盾得以化解的体现。

　　都是一些细节。

　　被俘少校桑切斯回忆着那个寒冷的高山夜晚：“（游击队的）马科斯和我谈了很久，他叫人煮了一杯咖啡，我很想喝，但我想他是给自己煮的，因为当时大家都冻得发抖，没想到他很礼貌地端给了我。我感觉到了一种很高贵的人情味。我不想接受，但他不让，说那是给我煮的。我心里非常感激这件事，以后也从来没有忘记。”每个游击队员都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态度，把自己的很少的糖果和烟卷什么的分给俘虏们共享。

　　有一次，队员们错误领会了切的意思，让俘虏脱光了衣服。切得知后非常生气，教育队员们应以人的尊严对待人，不能任意侮辱。后来，当游击队需要俘虏的服装时，总是拿出自己的平民服装交换，并请俘虏原谅服装的破旧。有时请俘虏们把靴子留给他们，并解释说他们没法用自己的鞋子做交换，因为他们没有鞋子。

　　游击队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俘虏：医治伤口，解释游击队来玻利维亚的目的，对无辜士兵的伤亡表示遗憾，教俘虏们下次不得不再来围剿游击队时该如何避免流血，最后一律释放，有时甚至冒着暴露游击队自身的危险。在这种战时状态，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境遇中，内心深处最痛苦的，是医生出身的、充满爱心的切•格瓦拉本人。切在战斗中的果断、坚决只是他那些犹豫、拖延的另一种表现。6月里的一天，游击队发现一辆载有两个政府车士兵的卡车近距离驶过，下午这两个裹着毯子的小兵又从原路返回，切没有下令开枪。我们在当天的《日记》里，读到了这个细节：“我没有勇气向他们开枪。”

　　对敌方是这样，对自己的战友更是如此。切在简洁的日记里记着亲人们和游击队战友们生日的日期，很多队员都在艰苦的丛林生涯中得到了简朴的生日祝贺。在游击战的尾声阶段，切为了不使负伤的游击队医生受更多的颠簸，延误了重要的转移机会。

　　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并不是所有军队的规范，军人的具体行为往往暴露出军队的本质。从《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这本书记载的访谈录中，我们感到，玻利维亚政府军虽然在军事上依实力优势获胜，但在人心向背上却是失败者。

　　采访实录中，大量的内容涉及当年政府军对当地居民的虐待，陈述自然而具体，令人无法怀疑其真实性。在许多农民的眼里，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游击队成了被怜悯的对象，烧杀抢掠的政府军反成了他们自己所宣传的要加以防范的强盜。不少农民，仅仅因为与游击队说过话，卖给他们东西，让游击队在自己的家里做过饭，就被抓去严刑拷打，更不要说为游击队带过路的人。为了不让游击队获取食物，政府军官竟然命令烧毀已经成熟的庄稼：为了追捕游击队，从飞机上扔炸弹．不惜炸毁民房。不少政府军抢劫受牵连农民的牲口、财物．事后霸占他们的土地、房屋。《日记》中不时出现把农民暂时抓起来以防告密的字句，这些段落往往使人疑惑；手中的这本重访记部分解释了当年的情形：由于害怕而告密、出于害怕不告密之后果而告密，在当时的情形下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政府军对待游击队的俘虏也极其残忍。当场被击毙者，拷问不果其尸体被投入山林者，司空见惯。《日记》里记载了一个外号叫“鹦鹉”的游击队员的牺牲。这位真名叫巴斯克斯•比亚尼亚的游击队员是玻利维亚大学生，出生于玻利维亚望族，父亲是著名作家、历史学家，为玻利维亚石油事业的发展和民族化建立过殊勋，母亲是钢琴家、文化名流。巴斯克斯被俘后，玻利维亚政府曾对如何处理他犹豫不决，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坚决不允许特例。由于他被拷打得面曰全非，当局不敢让他的母亲探视。最后他的母亲化装成修道院的护士，才得以从医院的小窗户里最后看了儿子几眼。巴斯克斯宁死不屈，受尽折磨后被枪杀，尸体被从直升机上扔进了丛林。《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的作者采访了他仍然活着、但心已经死去的母亲。

　　切•格瓦拉本人也是在负伤被俘后被残酷枪杀的。

　　不能简单地说凡是战争必然残酷，说人在战时都会杀红眼，失去常态。历史的真实往往由无数具体的细节构成。历史大势的曲直可以被反复论证，但历史情节中无论哪一方的人道主义，都不会因历史被淹没而折辉。

　　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100多个人，11个月，切•格瓦拉的游击队到底在这密林深处留下了什么？在各种访谈录中，不止一次地出现类似的字句，使读者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切常常问人们：“你们以后还会记得我们吗？”也许切•格瓦拉真地这样问过，也许不过是农民们自己添上的想像。但是，这样的问话象征着什么？

　　古巴政府不可能上玻利维巫山林为烈士们修墓树碑，玻利维亚政府也不可能这样做。是那些貌似无知愚昧的山区农民为这支来去匆匆的队伍编织了一串串美丽的传说，保留着一丝丝长久不灭的记忆。

　　一个与切有过短暂接触的农民深深地记得当年的每个细节。他曾问切：“您到哪儿去？”切回答说：“哪儿有水，我就到哪儿去。”20年后，这个农民说：“今天我只要看见天下雨，看见泉水，我就想，哦，切在那儿。”

　　在通往当年游击队营地尼亚卡瓦苏的路上，有一条可以避开城镇的岔路，玻利维亚籍游击队员科科•佩雷多那时常在夜间经过这条小路，为游击队办各种事情。如今这位可爱的歌手、漂亮的小伙子已长眠地下，而这条岔路留下了“科科之路”的名字。

　　作者们在科科等游击队员遇难的山坡上发现了农民自发为死难者堆放的石头。根据当地的说法，人会死，花草会枯败，水会变形，雪会化，风吹来又刮走，只有石头永恒，连火也烧不毁石头。

　　人们对《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的作者们说：“2月份再来吧．那时候格兰德河的水涨得高高的，你们能看见游击队员乘着用藤条和树干扎成的大木筏，划呀划呀，从河的这岸划到另一岸，夜间还能清清楚楚听见佩雷多兄弟（科科•佩雷多和他的哥哥，游击队中坚力量，经常代替切出面，玻利维亚居民对他们俩非常熟悉）和切下命令的声音。”

　　塔尼娅是游击队里惟一的女性，关于她的传说格外多和奇特。人们说，有雾的时候，能听见塔尼娅唱歌，听见她呼唤游击队同伴的名字，听见她向政府车士兵们喊话，她从河里走出来（塔尼娅是在河中心受伏击牺牲的），穿着农民的衣服，扎着长长的辫子，挎着水果蔬菜篮子叫卖，她就住在周围的山里……

　　还有那个出卖了华金游击队、造成华金分队全军覆没的告密者，据说他在一个宗教圣日里跳进队员们遇难的格兰德河里洗濯，希望河水带走他的罪孽，河水接受了他的忏悔，但海水不接受，又把他的罪孽沿原路退了回来，所以最后他还是被神秘地正了法。

　　切当年被杀害在伊格拉村的一所小学校里，学校一位女教师的母亲当时坚持要给切送一碗花生汤喝，并坚持要军人们同意让她一个人进去，好让切安安静静地喝。她与切说了几句话，切问她别的游击队员吃了点儿什么吗？今天她回忆起那几分钟，这样说道：“切温柔地看着我，好像表示感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的眼神，军人们是不会像他那样看人的。今天我只要遇见太为难的事，我就召唤他，我看着他的眼睛，他用眼神回答我，他总是帮助我。”

　　切被杀害后，尸体被运到大河谷市的医院里。一个当年曾为切•格瓦拉的遗体洗身的护士一直将一双从他脚上脱下来的袜于保存在一个小盒子里，从未洗过这双袜子。一个妇女一直保存着一绺切•格瓦拉的带着血迹的头发，人们认为烈士的遗物是护身符。1971年，大河谷市市民将市内一条通往墓地的道路命名为“切•格瓦拉大道”，虽然政府换届后取消了这个名称，老百姓还继续这样称呼这条道路。今天，在大河谷地区，许多妇女仍然在每年的10月9曰那天穿上黑色的丧服。

　　在切•格瓦拉和他的游击队走过的高山和密林中，不少农民，尤其是妇女，在家里用鲜花和蜡烛供奉着切•格瓦拉和一些游击队员的照片。农民们用特有的表达方式传说着切的高超医术，讲述着他起死回生的故事。他们坚持认为切有着和耶稣基督一样的面容。

　　宗教迷信并不能解释60年代的这段故事，倒是60年代的这段历史有可能为我们多少解释宗教文化的起源：对于生活在绝望当中的人们来说，希望的念想是他们继续活下去的惟一源泉。也许切的功绩就是在黑暗的密林里，在无望的人心里点燃了一束希望的火焰。也许，切已经预感到，他创造的游击队将会消失；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要通过他的游击队，把火焰的温暖尽可能地传达给他的邻人。

　　（1）读戴锦华的文章我才知道，在关于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马科斯副司令”其人神秘身份的种种传说中，有一种指向这位当年的带路少年。

　　（2）阿迪斯•库普尔、弗罗伊朗•冈萨莱斯：《从尼亚卡瓦苏到伊格拉》。（Andys Cupull, Froilán González: De Nacahuasú a la Higuera; Editoral Política, 1989, La Habana, Cuba.）

　　索飒，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丰饶的苦难》。

摘自《视界》2000年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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