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角逐视角下的澳大利亚中资之争

作者:梅新育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421


  尽管海外华人一向以远离政治、埋头经商著称,尽管西方媒体一贯指责中国海外投资、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没有如同西方投资那样附加政治先决条件,因而“政治上不正确”,但这并不妨碍中国投资成为澳大利亚政坛当前的头号热门话题。“在澳大利亚人民与国家财富的婚姻里,工党政府和中国暧昧不清”——澳大利亚反对党政客诸如此类的语言在媒体上随处可见,陆克文政府阁员、甚至陆克文本人与华裔澳大利亚公民的私人交往被无限上纲,沉重的政治压力给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的投资项目笼罩上了浓重的阴影。

  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为什么会被这样高度政治化?这场很大程度上不过是依靠捕风捉影、罗织锻炼掀起的政治化风潮之所以发生,其基础是西式代议制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下,反对党能够更方便地“为了反对而反对”,无需考虑国家战略全局,无需考虑事实。虽然如果反对党自己上台,为了避免陷入正在横扫全球的经济危机,他们也必然会将中国市场和中国资本作为救命稻草,虽然他们内心未尝不羡慕陆克文的中国渊源有助于他从中国取得更多机会,为自己争取更多政绩;但只要他们在野,他们就有强烈的意愿要将可供澳大利亚利用的“中国机遇”说成是“中国威胁”,将陆克文的中国渊源从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资产抹黑成陆克文的政治负资产。一旦涉及人的利益,即使数学公理也会受到攻击,对某些澳大利亚政客的表演我们实不必过度惊讶,何况在他们的政治体制下议员们可以坐而论道却不用为自己的言论承担任何责任呢!

  除此之外,“中资风波”之所以能够占据澳大利亚政坛话题头条,背后还有澳大利亚国家定位和发展战略选择之争的因素。

  澳大利亚应当将自己定位为什么国家?她首先是一个盎格鲁-撒克逊西方国家,抑或首先是一个亚太国家?假如说在东亚经济社会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的198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对上述问题应当毫不犹豫地选择前一个答案的话;随着东亚的崛起,她对前一个答案的选择日益模糊不清,她在这个问题上精神日益焦灼不安。毕竟,在五个主要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中,与人口众多且连成一片的美国-加拿大、英国不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口不多,且孤悬南太平洋,面对的则是人口数以十亿计的东亚。

  由于诞生于大英帝国的“辉煌”历史,尽管理智可以告诉澳大利亚人他们的经济前途更多地与东亚联系在一起,尽管东亚各国无意触动澳大利亚的文化特征而致力于对澳经贸,尽管至少从前总理基廷开始,澳大利亚有识之士早已致力于在保持本国文化特征的前提下抓住亚洲机会、特别是中国机遇,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仍然会使得许多澳大利亚人在相关问题上分外敏感,分外容易激动,以至于白人种族主义政党及其政见一度在该国政坛产生较大影响。且不提创建单一民族党(One Nation Party)并一度获得较高支持率的波琳·汉森(Pauline Hanson)之流极端白人种族主义政客,就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在2001年大选中得以获胜,很大程度上也难免依靠挑动保守选民对中东难民的排外情绪之嫌。当时执政的自由党和国民党联盟的竞选口号就是“我们将决定谁、和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踏足澳大利亚”。选举期间,霍华德宣称,在军方救出的一艘难民船上,难民灭绝人性地将孩子丢入水中,以此挑起选民的排外情绪和对其政策的支持;但军方在投票前告诉总理,那艘非法入境的难民船并未发生丢弃孩子入水的事件。

  假如澳大利亚可以完全独立地作出抉择,那么这场中资风波也许不至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不幸的是,某些国家、某些势力企图将澳大利亚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他们为此煽风点火,令这场风波一再升级。

  本来,澳大利亚与我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且其基础设施优越,能够为我国提供大量所需资源,又正在与我国谈判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展史上,澳大利亚这个东道国的特点也一向是吸收中国大型投资项目,而且主要集中于初级产品的开发和初加工领域,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第一个投资额突破1亿美元的大型制造业海外直接投资就是中信在澳大利亚投资的波特兰铝厂,问题是某些势力多年来一直企图组织以美、英为核心的“遏制中国”行列,而要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他们需要澳大利亚作为太平洋西岸的“超级航空母舰”。数年前,澳大利亚外长唐纳已经明确表示,一旦台海发生战事,美国不能指望自动获得澳大利亚的协助。此言显然是要摆脱外界束缚自主追求澳大利亚的独立利益,这一政策取向也能够为中国-澳大利亚关系持续发展奠定更坚实基础,而且澳大利亚此举并不是要与美国切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全方位良好关系,但总有些人企图扭转澳大利亚融入东亚的脚步,让澳大利亚成为他们遏制东亚、特别是遏制中国的桥头堡,成为武装干涉台海的“超级航空母舰”,至于这条道路将怎样损害澳大利亚人的利益,并不在他们考虑之内。为此,从各个方面挑拨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就成了他们的必然选择,而他们对国际媒体界话语权力的控制又令他们得以自如施展这一策略。

  假如说能够利用他人还能够视为一种能力,那么,被他人利用就是十足的悲哀了。即使不考虑值此危机时期世界经济更需要中国,难道澳大利亚人不该更清醒地思考自己的真正利益吗?

  (200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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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新育
梅新育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