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之六）

作者：李慎明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10-09 2056

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六）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

李慎明

什么是历史？历史由时间与空间组成，是相对于现在的过去式时空的存在。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所读的叫做“历史”的课本或书籍，仅仅是历史中特定人物的记忆或记录或认识。这些记忆或记录或认识是不是历史的本来面貌，揭示的是不是历史的本质和规律，需要认真地分析与甄别。

恩格斯在19世纪80年代就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①]

1889年10月，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又指出：“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②]因此，要获得对扑朔迷离的现象的本质认识，就必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做具体的辨析。

一是一定要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从本质上说，由于每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人士所处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他们会对同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得出不同的结论。

在根本利益完全不同的群体存在的社会里，对显而易见的最基础性的社会问题，常常会有完全不同的对立看法。在人民大众看来完全是复辟和剧变的事件，也会被另一些人称作“革命”或“获得自由”。列宁曾引用这样一句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③]

因此，在人类实现大同以前，由于人们的认识不同，特别是所代表的根本利益不同，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的结论，总会有不同的陈述甚至激烈的争论，不要企求也决不会完全一致。但是，是不是没有完全的统一定论，就不存在一个真理性的正确的结论呢？不会的，那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相对论和折中主义在历史的长河里是站不住脚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世界上所有真正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是世界上所有真正的共产党人包括党员学者始终不变的价值观。因此，我们只能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立场上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而不能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

如果站在其他立场特别是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研究，就不可能得出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相一致的结论来。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不同解读，本质上都直接或间接反映了不同研究者的不同的研究立场。

二是一定要用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判断。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里所说的实践的前面省略了“社会”两个字。这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实践决不是个别人、个别政治集团或社会集团在短时间内的实践。这里所说的实践，其主体是指亿万人民群众，其时间是指一定的历史跨度。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始终不变的真理观。

有人总是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体制，让我们来看看实践中的事实，就不难做出正确的结论。大家都知道，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从那时起至1975年大约50年时间内，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

不管我们用苏联官方的统计数字还是西方数据，都可以证明这一时期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除日本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苏联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实现最大的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做不到。由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早在1940年前后，苏联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西方有个统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机床进口量的比例曾达到85〜90％。

二战开始后，这些产品全部由苏联自己生产，这反映了苏联工业和技术的进步。当然，这也不等于说，苏联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不存在缺点和问题。实践在继续，认识也在继续。再经过数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我们有更加充足的信心，会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及教训看得更加清楚。

2003年9月20日上午9点至下午2点多，在莫斯科我国驻俄罗斯使馆，笔者与俄国历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整整谈了5个多小时。他说：“2001年9月11日，是赫鲁晓夫去世30周年。为了解人们对赫鲁晓夫的感情和评价，一大早我就赶到新圣母公墓赫鲁晓夫的墓地。我从早看到晚，共有46人前来祭奠，但全是赫的亲属，其他外人没有一个。这能反映现在俄罗斯的人们对赫鲁晓夫的评价。而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都有人纪念。”笔者想，人民是公道的，社会实践是公道的。

三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认为，现象是本质的外部表现，本质是现象的内部联系。有时候现象彻底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部分地反映本质，有时候现象则彻底地掩饰本质。因此，我们要认清事物的性质，仅凭直觉和感性认识不行，必须透过现象，上升到理性思维，这样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规律。

马克思在论述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时说：“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个较为重要的章节，都冠有一个标题：革命的失败！在这些失败中灭亡的并不是革命，而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④]

同样，我们可以对1991年前后苏东剧变得出以下结论：

1.失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另一种教条主义；

2.失败的不是社会主义或“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失败的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社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亦可说失败的是社会民主主义；

3.失败的不是真正和原来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苏联共产党，而是自赫鲁晓夫始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从本质说已经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的政党。

对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其在理论上的错误，主要是僵化、教条。但对自赫鲁晓夫始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来说，从形式和表面看，虽然也有不少僵化与教条的东西，但其本质已经开始并逐渐乃至最终的完全改变。

当然，戈尔巴乔夫也曾号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世界各国有数十个集团和派别都以“社会主义”自诩，然而历史在短短的一二十年内，甚至在更少的时间内，很快就揭露了他们的原形。对戈尔巴乔夫原形的揭露，则是在更短的三五年之内。判断任何人、任何政党的实质，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穿上的漂亮衣服，不是看他们自己给自己取的响亮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上宣传的是什么。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所以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失败。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因此，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也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其中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的失败。

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起，苏联共产党已经开始逐渐变质。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后期，尽管当时党的上层仍有雷日科夫、利加乔夫等一批竭力反对戈尔巴乔夫集团的领导人，下层也有很多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普通党员，但从整体和本质上说，此时的苏共已经蜕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此时的苏共，亦非彼时的苏共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苏共垮台，亦不是原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苏共垮台了，而是已经蜕变为社会民主党亦即资产阶级政党的垮台。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共垮台，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它以这一血的教训告诉世人，对于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来说，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脱离、背离、背叛不得。

这个自赫鲁晓夫始开始脱离、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蜕化变质的“苏共”不垮，天不公、地不道。如果这样的主义、政党不及时失败、垮掉，苏联人民可能会进一步延长自己的阵痛。要深入研究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就必须首先界定清楚真假马克思主义、真假社会主义和真假共产党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抓住问题的本质。

四是一定要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抓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孤立地、片面地、静止地、表象地认识事物，若如是，则会像盲人摸象一样，各执一端。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类：

一是外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和平演变”和对其军事威胁与争霸；

二是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出现的失误和弊端；

三是自赫鲁晓夫始对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脱离、背离乃至戈尔巴乔夫的最终背叛。以上三类原因中，第三类就是事物的主要矛盾，并且是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们在分析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抓住了这一主要矛盾，就很容易把其他矛盾捋清楚。

五是一定要正确认识因果关系，不要倒因为果，也不能倒果为因。1.任何结果是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原因的结果。现象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重大事件原因分析的唯心论、不可知论以及无所作为的思想，都是不对的。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个重大事件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所形成的结果。

2.原因和结果的联系，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辩证的。原因与结果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原因与结果，首先表现为他们的对立性、排斥性。比如，苏共这个执政党党内出了问题，是这个原因引起了苏联的经济没有搞好、民族矛盾冲突、对美争霸等等。而决不能倒果为因或倒因为果，说是由于经济没搞好等而党内出了问题。

其次，原因与结果又表现为他们的统一性。他们相互依存，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比如，事物具备了一定的原因和前提条件，就必然产生一定的结果。

1991年前后苏联所收获的“盛怒于土囊之口”的剧变“风暴”，正是苏共20大播下的全盘否定斯大林之风并不断发展的结果。苏联党内特权阶层的出现，既是苏共20大赫鲁晓夫集团开始背离、背叛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的结果，又是人民群众对苏共进一步丧失信心的原因，以及最终从思想上、政治上形成一整套错误路线和政策的原因。

六是一定要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上升到理论，上升到对事物规律性的认识。苏东剧变的重大事实，迫使我们必须对其历史做一番新的研究，这就需要在理论方面做许多工作。因为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找到正确的答案。

总结苏联解体的教训，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以看到这样一条明显的脉络：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出在苏联共产党党内，党内存在的问题中，理论上的问题是发端。理论上出现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在于党的主要领导人的理论素养，理论素养的低下则必然导致其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动摇。

综观苏共历史，列宁是坚定、清醒而又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时期党的理论出现过问题，但所出的问题仍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到赫鲁晓夫时期，党的理论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再到戈尔巴乔夫，逐步完成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脱离、背离、背叛，所以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

前些年，笔者与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交谈，向他请教苏联解体的原因。他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笔者不解。他又解释说：“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应该说，他讲得很有道理。

说苏联演变的发端来自苏共党内的理论，这是不是说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该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找呢？不是。马克思主义明确告诉我们：要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这里就有三点分外值得注意。

一是苏联社会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旧俄基础上孕育、突变而来。旧俄一方面遗传给苏俄一定的生产力、资金和特定社会环境，从而规定其一定的发展并具有其特殊的性质。比如，无法跨越的商品生产、货币交换，以及赎买一些人的专长所必须实行的高额工资等等。

二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大的生产方式、生产体系的冲击和影响。在战争年代，人们凭着坚定的信念，支持着顽强的奋斗。在和平时期，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动与被动打交道的过程中，尽管从综合国力上苏联与美国可以比肩，但由于所有制、分配方式及其生活方式的不同，使得一小部分所谓的社会精英，产生对西方世界少数人占有社会绝大部分财富的深深“爱慕”之情。

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手中握有的强大的物质财富即金钱的冲击。马克思所说：“剌刀尖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像软绵绵的灯芯一样。”[⑤]恩格斯明确做出这样的判断：“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⑥]早在1918年12月，列宁《在工人合作社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就指出：美国威尔逊之流“美元多得很，可以把整个俄国、整个印度以至整个世界都买下来。”[⑦]列宁还指出，收买就是整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1920年，列宁又指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这种大量的超额利润（因为它是在资本家从‘自己’国家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之外得来的）可以用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充分认识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么，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⑧]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论述令人深思。西方强国不仅用美元收买本国的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且更加注重收买其他国家的“关键人物”，收买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

据戈尔巴乔夫助手博尔金回忆，戈在上台后不久，就从西方得到许多奖金、奖品、稿费，其个人账户上很快就有了一百多万美元。[⑨]

2003年9月20日，笔者在莫斯科与历史学家、政论家罗·亚·麦德维杰夫交谈时，他说：“毫无疑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个人都拿了西方的不少钱。我的一本厚书，在英国出版，得了两千英镑稿酬；在美国出版，得了一万美元。据我所知，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薄薄一本小书，在美国出版，却得了三百万美元的稿酬。叶利钦的第一本书在西德出版，就得了40万马克；在英国出版，得了十万英镑。”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美元对苏联特殊阶层的贿赂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西方的吹捧和收买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彻底背叛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原动力之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在苏共党内的出现，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收买的结果。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⑩]从这个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们”是靠出卖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方式，而非分占有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劳动的。

以上三点，可以说是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尤其是苏共执政党内产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经济根源。经过理论的剖析，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一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史，同样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并且是一部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史。（待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83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4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47页。

[⑦]《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6页。

[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2页。

[⑨]瓦·博尔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