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五）

作者：李慎明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 2021-10-06 1010

苏共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之五）

——为“斯大林模式”正名

李慎明

苏联和苏共如大山般地倒塌了，其根本原因在哪里？正如以上所述，各种观点杂陈纷争。随着国内外学术界对苏联剧变研究的不断深入，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的其他答案，比如“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经济没有搞好说”“军备竞赛说”“民族矛盾说”等等逐渐在我国媒体上消褪，但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说”的观点，却仍有相当的影响。

几年来，我们“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研究”课题组经过认真分析，研究探讨，大家逐渐达成共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致。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这是伟大列宁的名言。让我们首先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及其相关问题作点具体分析。

第一，对“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分析。我们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为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都笼统地称为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加以全盘肯定或否定。

当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中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它们又有着根本性的界限，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

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是管方向的，是定性的，是解决“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国体；而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在方向确定以后的实现这一方向的具体办法，是解决“如何为、怎么为”的问题，这是一个国家的政体，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十月革命，并建立了一整套符合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说到底，坚持并不断完善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渐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最终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真正的苏联共产党人，对列宁开创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应该也只能是坚持、巩固和不断完善、发展。同时，对这个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具体形式即运行体制则应以国情的不断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情况及时进行调整改革。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体现这些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并不断变化着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基本上是符合苏联国情的，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但我们应当看到，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进行建设还没有经验，加上斯大林某些理论观点和个人作风等种种原因，苏维埃政权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也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二战结束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完成之后，没有及时对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社会主义民主发扬不够，法制不健全，甚至出现个人迷信现象。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有一定的历史联系，但这决不是其根本原因和结果的必然，更不是直接原因。

我们决不能从随着形势发展变化需要对苏联具体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中得出对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全盘否定的结论；更不能把具体管理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都不加分析地归结为基本制度的问题，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进而得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

一些同志所说的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实质是把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算到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头上。这一说法的实质，与“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没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分析。毛泽东曾说：“任何一个民族，不可能不犯错误，何况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又那么长久，不发生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所以，要加以分析。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运用毛泽东分析斯大林这一方法论，来分析苏联所建立的具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无疑也是适用的。邓小平对“苏联体制”也是采取辩证的具体分析态度的。

1957年4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有苏联的经验”；“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

我们认为，邓小平这里说的苏联的经验和错误就包括苏联管理体制机制。这就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

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虽有一些弊端，但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适应了当时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包围的情势和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体现了共产党对国家人民的正确领导，使得苏联取得了工业化、卫国战争和战后重建等伟大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具体的管理体制机制的确存在一些弊端，但总的说来，它适应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有利于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成绩是主要的，弊端是次要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斯大林时期具体管理体制机制存在一定弊端而对这套管理体制机制全盘否定。

第三，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没有及时进行改革的分析。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经过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各个阶段的体制变化和差异也极大。

把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苏联社会主义或斯大林体制的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正如前所述，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所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总体上是符合苏联20世纪30～40年代所面临的世情和国情的，特别是适应苏联战时需要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需要的。

但随着二战胜利和战后恢复重建任务的完成，这个体制总体上就无法进一步适应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要求，其弊端也就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对其及时进行调整或改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学习借鉴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采取了科学分析的态度，并开始对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经济政治体制的探索。

邓小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同时，继续对这个体制进行改革，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而在苏联，在战后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却没有及时对其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笔者个人认为，斯大林本人有认识不足之责任，同时也有晚年多病、体力不支这一重要的原因。赫鲁晓夫领导集团上台后，试图对此进行改革，不可否认，他们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尝试。

问题在于随着条件的变化，赫鲁晓夫领导集团没有及时和正确地领导改革，反而将其改革的基本方向逐渐演变成对苏联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否定，这就为日后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这大山般的倒塌开掘了第一锄，也可称之为关键性的第一锄。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领导集团打着改革的招牌，本质上改旗易帜，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走上了资本主义的不归之路，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

如果无视从赫鲁晓夫以来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的苏共领导集团所犯的错误，而将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归结为斯大林时期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在历史上根本站不住脚的。

第四，对人与体制机制的相互作用及其关系的分析。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

在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主张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主要原因在于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斯大林模式的同志，往往引用这两段话，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但是，他们往往忽略了邓小平在其晚年的其他有关论述。1991年10月5日，邓小平在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国家主席金日成时指出：“真正要出问题，是我们内部出问题，别人拿我们没办法，美国也没办法。”

1992年1?2月间，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他又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 他还说："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作了《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他说：“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

这就为我们辩证统一地正确理解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论述提供了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这也就是说，我们同样需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邓小平理论，而不能各取所需，仅抓住其中的一两句话，不顾时间、地点而片面地去理解和阐发。

让我们再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层面，来看看人与体制机制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总和则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事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

当然，人这种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不仅仅直接体现在生产力的范畴，而且相应地体现在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与上层建筑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等范畴中的方方面面。而体制机制则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体制机制靠人来确立和完善，也要靠人来遵循或变革。

所以从根本上说，人决定体制机制。这就是邓小平晚年所说的“关键在人”的道理。当然，一定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一定的生产力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关系，体现在人与体制机制的关系上，就是体制机制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生产力其中包括人。这种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的重要性。

笔者认为，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说的：“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结论，其实质是在包括正确总结1991年底苏共垮台、苏联解体这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一结论也完全适用于剖析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其党内问题也是各种各样，体制机制仅是其中之一，并且仅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这一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具体运作方式和具体表现形式。

一定的体制形成以后当然会影响和制约人的活动，但归根到底根本的问题还在于，确立和贯彻一定的体制机制要靠一定的理论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有了错误的理论指导便一定造成错误的行动。能进行理性和理论的抽象思维，则又是人区别于自然界中的其他物种包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特殊表现。

从这一点上讲，我们又找到了人决定体制机制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认为，苏共最终的垮台，其根本的原因，并不在于体制机制，而是在于苏共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逐渐脱离、背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等人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致。

在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过程中，作为领导集团的代表人物--从赫鲁晓夫特别是到戈尔巴乔夫等人难逃干系。我们至今仍坚持这一观点。江泽民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深刻的教训是：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经济、政治、社会、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这番话说得真好。

2008年2月1日，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八年执政步入尾声之际，《俄罗斯报》记者采访了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通讯院士戈尔什科夫，记者让其谈谈今后若干年俄的发展需要什么类型的领导人。

这位所长说：“看来，应当重提‘对社会的科学管理'这一术语。它因为被我们视为过于意识形态化，长期一直羞于提及。现在，我们不得不同意斯大林有关‘干部决定一切'的观点。” 干部决定一切，从实质上回答了人决定体制机制这一命题。应该说，这实质上也是俄罗斯学者对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的新认识。

第五，对西方提出并否定的“斯大林模式”进行分析。苏联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其中包括不断与时俱进的具体管理体制机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苏联的实践。

实践证明，这一制度是符合苏联实际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西方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却把这一制度谥之为与希特勒法西斯并列的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他们不仅把列宁、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都称之为所谓最残暴、最不人道的斯大林模式。

他们在分析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根本原因时，对自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始直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导致国家混乱、民族分裂的严重错误不置一词，却把这一罪过移花接木地安放在列宁和斯大林身上。

1998年，戈尔巴乔夫在总结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时，就明确归结为“在于所选择的那个‘模式’……这是布尔什维克还在斯大林之前就犯下的一个主要错误。” 还应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不仅明确地使用了“模式”这个提法，而且也明确地把矛头指向“斯大林之前”即列宁时期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这就为我们判断他们所说的斯大林模式实质上决不仅是否定斯大林本身，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值得指出的是，在戈尔巴乔夫之前，苏联党和中国党从未采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英国学者休.塞顿－沃森于1953年较早使用了“斯大林模式”一词，使用“模式”一词来说明社会主义是西方的习惯用语。苏联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1987年才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模式”这种说法的。

可以说，“斯大林模式”早在提出之时，便被加上“极权、暴政”等罪名，甚至被等同于“法西斯制度”，实质上已被巧妙地纳入西方企图消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整体战略之中。因此，我们不赞成“斯大林模式”这一提法，因为这一不小心就极容易落入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在本书中，有时也出现这种提法，但这仅仅是为了行文的简便，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西方的观点。

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根本原因在于“斯大林模式”的同志，主张追究所谓僵化的社会主义体制机制（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的责任，却不主张追究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个人责任，但在追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责任的同时，又往往要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

他们在追究斯大林个人责任时，又往往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两件大事上：一是斯大林中止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农业集体化﹔二是肃反扩大化。

有文章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30年代大镇压动摇了苏联执政的基础。斯大林对此要负主要责任。因为这两大运动都是斯大林在政治局尚未集体讨论的情况下就发出方针性的指令的。”我们认为，这两个观点值得商榷。

按照列宁的设想，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国家本想用最适合当时俄国国情的方法，尽可能逐步地过渡到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但是俄国资产阶级不同意做任何让步，不接受国家调节生产和监督生产，并很快发动了威胁苏维埃政权本身存在的残酷的国内战争。外国帝国主义干涉者也与俄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企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列宁说，资产阶级只要“还有一线希望用最有效的手段——战争来解决这个根本问题，他们就不可能也不应当接受苏维埃政权为了用比较渐进的办法过渡到新制度而对他们作出的局部性让步”。[1]因此，“我们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因而我们对旧关系的破坏比原来设想的要彻底得多。”[2]

因此，苏维埃国家不得不实行为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时期所特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些政策，完全符合当时与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作斗争的实际，有力地维护了当时的苏维埃政权。国外干涉者和白卫军在反抗和撤退中，肆意破坏工厂﹑矿井﹑铁路运输﹑农具和农业建筑物，还赶走了牲畜，运走了粮食等。到1921年春，俄国内经济和政治形势更加困难。

农民对余粮收集制十分不满，军队中也发生了喀琅施塔得叛乱。在此情势下，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思考和探索，他在深刻总结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

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和探索，也是一次伟大的理论创新。这对于发展生产力﹑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入口，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迂回道路”。新经济政策实质上就是从俄国小农占优势出发，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掌握大工业的前提下，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包括通过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这种过渡，其目的是巩固工农联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指出，为了作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必须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他强调，实行新经济政策，无产阶级要牢牢掌握政权，不仅要而且一定能够防范和克服资本主义的消极影响，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因此，要认清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应当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1921年，俄共（布）开始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恢复自由贸易、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这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十分重要的是，这对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二是新经济政策是为了进攻的退却。列宁明确指出：“我们现在退却，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先后退几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3]因此，实行新经济政策，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也不是主张无止境地退却。

三是新经济政策是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政策，不能是利用资本主义来搞垮社会主义的政策，它是无产阶级坚定的阶级政策，而决不是实行阶级调和﹑取消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政策。

列宁指出，“作为新经济政策要素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有意识准许而又加以限制的一种资本主义。”[4]

四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必须善于使自己掌握的国家按照人民的意志来行动，也就是说必须要把握好方向，只有道路走得正，才能达到胜利的彼岸。他提出的对策是：“退却要有秩序，要准确规定退却的限度，不要惊慌失措，这是最主要的事情。”[5]

“新经济政策所造成的情况，如小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国营企业的出租等，都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看不到这一点，那就是完全丧失了清醒的头脑。不言而喻，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其本身就是危险性的增强。”[6]“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7]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列宁对社会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他依据新的实践不断检验﹑纠正已有的理论，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有了崭新的理解。这些新探索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认识，形成了列宁在俄国建设社会主义构想的整体框架，从而为其它落后国家开辟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先行的探索和有益的启示。

邓小平对列宁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8]

因此，完全可以说，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有可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消除了外部强大敌人武力直接威胁之后所应该采取的普遍性政策。笔者认为，邓小平所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正是从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与视野上所说的。

苏联在当时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特别是各帝国主义强国入侵的危险，要求苏联在尽快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集体化，加强经济和国防实力。

但就在此时，第一，苏联工农生产比例失衡。到1927年年底，苏联工农业总产值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其中由于国家工业化的推进，到1927年底，国有大工业产值当年增加18%，占全部工业产值的86%。虽然整个农业的总产值也超过了战前，但从总体上说，农业产值增加缓慢，当年仅增加4.1%。[9]农业的主要部门粮食生产在1926—1927经济年度的总产值只等于1913年的95%。

第二，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使得农业商品率很低。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大地主经济被消灭和富农经济被缩小，小的中农户和贫农户由一战前的1700万户迅速增加到1927年的2400万户。这些农户生产的粮食由战前的25亿普特增加到40亿普特，生活也明显好转。但他们运出农村的商品粮却只有11.1%。在一战前全国农村提供的商品粮占粮食总产量的26%，而在1926-1927年度只占13.3%。[10]

第三，富农对粮食采购的破坏。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实现经济恢复的几年内，富农在经济上壮大了，手中囤积了大批余粮，但他们拒绝按国家的固定价格出卖，进而进行“粮食罢工”，想以此引起苏联的国民经济危机。

第四，苏联工业化过程中城市和工人人数的增加也迫切要求商品粮供给的增加。此形势，迫切要求苏联农业实现集体化。

苏联农业集体化是由列宁首先提出的。1927年12月联共（布）在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做出的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决议，决不是斯大林未经政治局讨论而做出的个人指令。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是莫洛托夫作的关于集体化问题的报告。[11]

苏联的权威著作《苏联通史》是这样记载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为农业集体化的代表大会载入史册。”[12]这次代表大会认为：“广泛开展集体农庄在建设是刻不容缓的”；但是同时坚决指出，“农民走集体农庄的道路必须以劳动农民自愿为原则”。[13]

1930年后集体农庄运动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这一重大决策也是联共（布）领导集体决定的。这一运动是在1929年爆发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引发其经济的极度萧条，同时也给社会主义的苏联带来引进各种技术、机器和设备等难得机会。苏联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20%左右。[14]工业的高速发展，要求农业发展的相适应。

1930年1月5日，联共（布）中央集体通过了《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决议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上完成集体化，但也慎重地考虑了各个边区、州和民族共和国的不同条件和农民对集体化的不同的准备程度。要求在有条件的发达的主要产粮区比如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游区、伏尔加河下游区预定在1931年春季大体完成集体化。

在其他不发达的产粮区比如乌克兰、中部黑土地区、西伯利亚、乌拉尔、哈萨克斯坦预定在1932年春季完成集体化。在其余各个边区和省、民族共和国，由于当地经济和社会政治情况的特点，预定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即1933年基本上完成集体化。[15]

这个决定还十分严肃地提醒要“反对任何用从上面‘发号施令’的办法来领导集体农庄运动的做法”。[16]但决议还在刚刚贯彻时，党的集体农庄运动的政策即遭到一些人其中包括原先不赞成集体化的人的歪曲。

苏联农业政策上的失误，加上有的人的歪曲和群众的误解，大量牲畜被宰杀、劳动力人口逃亡，从而造成生产力的破坏。1930年2月底，苏共中央即采取多项措施立即纠正集体化过程中的过火行为和其它错误。

中央还决定，1930年3月2日的《真理报》上发表了斯大林写的《胜利冲昏头脑》重要文章，这篇文章既首先肯定了“苏维埃在集体农庄运动方面”“获得了重大胜利”，又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集体化过程中放弃“自愿原则”和“各个不同地区的各种不同条件的原则”，“用强力”甚至“已经有人试着用武力威胁办法，用不供给暂时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灌溉用水和工业品的威胁办法”等手段去建立集体农庄的“愚蠢和反动”的作法，提醒“某些同志”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17]。以后，斯大林又在不同场合严厉批评上述现象，使农业集体化中的一些错误得到一定的纠正。

应该说，“集体农庄运动”中确有错误，但这是由种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作为党的最主要领导人斯大林当然有其责任。但全盘否定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成就，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归结为斯大林一人，并说其中中央的所有有关决定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则是很不公道的。

有人说，“全盘集体化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说法也值得商榷。当然，我们应当也必须承认斯大林时期苏联农业相对工业的发展确实落后，但同时也应看到以下两点：一是这是当时形势所迫。这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研究室主任舒宾教授所说：“俄罗斯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决定性的阶段是在30年代斯大林执政时期。斯大林体制确实具有严酷性，其严酷的程度甚至比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也毫不逊色。但只有这样才能集中掌握对于建设工业基础必须的资源，并奠定了苏联工业体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18]

在这里，舒宾教授在说到“严酷”时，并没有具体区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与苏联农业集体化时“严酷”对象的不同，没有具体区分“严酷”中的必须与失误。但是他充分肯定了这种“严酷”的必要性。从1925年到1937年的12年间，苏联在一个经济基础落后的国度里，迅速建立起一整套以重工业为基础、部门齐全的工业体系，走过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能走过的工业化道路。

1937年的苏联工业水平由1913年的欧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跃升为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到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的1940年，苏联钢产量为1830万吨，为1913年的4.5倍，汽油为3100万吨，为1913年的3.5倍，就是商品谷物也比1913年多1700万吨。到战争的中后期，苏军不仅在士气上而且在武器装备的数量上都占据绝对优势。各种火炮比德军多2.2倍，坦克多1.8倍，战斗机多6.8倍，从而赢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19]

二是也应看到，即使在必须加速实现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中和严酷的战争状态下，苏联的农业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沙俄在1913年的谷物产量是48亿普特，而苏联在1937年已增加到68亿普特。[20]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一度农业发展缓慢，谷物生产停滞不前，既有苏联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为工业提供资金的重工轻农的经济发展方针以及高征购、大剪刀差等农业政策和过于集中、卡得很死的农业计划制度的原因，同时也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农村遭到严重破坏这一十分重要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者焚毁了7万多个村庄，破坏和掠刼了98000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以及2890个农业机器站，宰杀、夺去和赶到德国去的有700万匹马、1700万头牛，几千万头猪、绵羊、山羊以及1亿多只家禽。“农业中也缺乏人手。在1946年，集体农庄中有劳动能力的人比战前少29%”，各种农用机械大幅度遭到破坏。而拖拉机的生产能力则处于1930年的水平。

同样，苏联的工业也遭受极大的破坏。在1945年，消费品生产只有战前水平的59%。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其中包括农业的任务是困难和复杂得难以置信。[21]加上1946年苏联主要产粮区都遭受的50年不遇的严重旱灾使得苏联农业雪上加霜。

这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恢复和重建其工农业都是需要几十年时间，但在1950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完成时，也就是说，仅仅用了五年左右的时间，苏联整个工业总产值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增加了73%，除个别指标外，各项工业指标都达到和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水平。[22]

尽管农业政策出现各种反复和曲折，但农业集体化水平、农业技术装备程度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都大幅度提高，农业电气化明显增强，1958年的粮食总产量为85亿普特[23]，这不仅远远高于沙俄1913年的48亿普特，而且超过战前1937年的68亿普特。

因此，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与“极大地破坏苏联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简单地等同起来也是不符合事实和没有说服力的。

当然，苏联的农业集体化，也有十分深刻的教训需要总结，比如，变革和完善生产关系时，决不能忽视以生产力的一定水平为条件，忽视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不能采取强制手段，违背改造农民必须坚持自愿的原则；不能忽视不同地区发展情况，其具体形式应多种多样，不可过于单一等。

30年代镇压破坏苏联制度的敌对分子的决策，也是联共（布）中央的集体决定，不能说是斯大林个人的“指令”。尽管有严重错误，但肃反本身则是必需的。

列宁﹑斯大林的战友莫洛托夫在1971年2月的谈话中仍然坚持：“党的清洗工作完全符合民主集中制原则。”[24]“我对这项政策负责。……犯过严重错误，也有过火行为，但是，整个政策是正确的。政治局全体成员，其中也包括我，对错误都有责任。”[25]

就肃反扩大化问题而言，这是个悲剧，令人痛心。但肃反本身是必需的。值得警惕的是，西方及原苏联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要夸大斯大林时期迫害致死者的数量，如2000万﹑2500万甚至4500－5000万。

但据1954年苏联内务部起草的给赫鲁晓夫的报告：1921－1941年，因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的有64万多人。[26]据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数据，1930－1950年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的为377万多人，其中被处决的为78万多人。[27]根据叶利钦后来签署的《为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法案》，大清洗期间被镇压的人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能平反。[28]

稍有尊重历史的态度的人，都会承认斯大林时期的巨大成就。对于斯大林时期出现的问题也要历史地看。就苏联的工业化﹑集体化而言，它是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包围下，没有任何外援的条件下启动的。

统计资料表明，1937年的工业产值已经相当于1933年的2.2倍，相当于1913年的5.9倍。通过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一跃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化国家。毋庸讳言，工业化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分剥夺农民﹑对富农曾采取过火政策等严重损害他们利益的问题。这些代价换来的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得到巩固的巨大成就。当然，快速工业化的急迫性，带来了当时有些政策的强制性。

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之人，斯大林也是这样。斯大林犯过特别是后期犯过某些严重错误，如个人专断的工作方法，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苏联党的生活中和国家制度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在肃反工作中，一方面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在另一方面也冤枉了不少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和善良的公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我们也应看到，斯大林的错误虽然对苏联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但更加主要的是：他领导苏联实现了工业化﹑打败了德国法西斯，取得了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不仅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也说明了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的错误与他的成绩相比较，只居于第二位。

总之，要把那个时期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考察。辩证地对待和分析斯大林时期和斯大林体制的成就及存在问题。既不能忽视问题的存在，更不能搞全盘否定。因为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就全盘否定那个时期的伟大实践，这必然在客观上会给敌对势力反共反社会主义制造了借口，这是令仇者快、亲者痛的事。

近些年，笔者三次访俄，曾与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作了几次深谈。有一次，他曾深切地对笔者说：“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以我们自己的灾难为惨痛代价，成为耶稣，走上祭坛，向世人和历史宣告：苏联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条绝路﹑死路。某些西方大国绝对没有安好心，其它国家民族千万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我是苏共党员，现在仍保留着党证。但苏共垮台时，我也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十多年来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使我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常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

2002年，笔者在俄罗斯访问并与俄各界人士交谈时，其中出了这么一个题目：“以对国家或民族的贡献为根本标准，如果满分为十分，你分别为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普京各打多少分？”

笔者共访问29位人士，其中有州长﹑市长﹑大学校长﹑医生﹑企业电工和会计﹑饭店保安等，从访谈的结果看，绝大部分对列宁和斯大林有极高的评价，而对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评价较低甚至极低，有的甚至说“应处以极刑”。

2009年12月，正当俄罗斯各界纪念斯大林斯大林诞辰130周年之时，美国《时代》周刊报道：“斯大林在俄罗斯复活的高支持率。”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29]

斯大林在去世前不久曾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垃圾刮走。”[30]可以不可以这么说，现在，这一历史的风已经起于青萍之末，今后一些年必将拂掠于青萍之上。（待续）

[1]《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4页。

[2]《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3页。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

[3]《列宁全集》第43卷第290页。

[4]《列宁全集》第43卷第88页。

[5]《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页。

[6]《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1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