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权贵能放弃生化武器吗？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如今一些人高兴太早太早了！

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明确指出，二战结束后，美国在几年时间内陆续派德特里克堡基地的细菌战专家前往日本，向包括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在内的731部队的主要成员了解日本细菌战的情况。

美国为了得到731部队细菌战的数据资料支付了25万日元，美国甚至向世界隐瞒石井四郎以及731部队的滔天罪行，还让石井四郎成为德特里格堡的生物武器顾问。

美国媒体还披露，德特里格堡保存放着大量严重威胁人类安全的病毒，并且存在许多安全隐患和漏洞。

美国遍布全球的200多个实验室分布，同近年来一些危险疾病和病毒蔓延始发地的分布情况非常相似。

网友评论

近三年前的2020年3月末，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美多地暴发的同时，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USAMRIID）悄然全面恢复了运行。

在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8月，这所在历史上劣迹斑斑的实验室突然被要求关闭。

作为美军曾经的生物战研究基地，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在上世纪中期不仅接手了侵华日军731部队沾满数千人鲜血的生物战资料，还曾研究并储存了五花八门的致命生物武器，甚至被曝试验进行精神控制的“洗脑术”。

1969年后，尽管德特里克堡的主业从“生物武器研究”转向了“生物防御项目”，成为美国军方唯一的P4生物实验室，但却陆续被曝出不少安全漏洞。这个拥有67种高危病原体（包括埃博拉病毒、炭疽、鼠疫等）的高级别实验室，出现了炭疽病菌遭人为泄漏致死的严重事件，以及防护服破损、废水违规处理等低级漏洞。

德特里克堡“邪恶的生物实验室”形象也早已深入美国人心。在1995年的美国灾难片《恐怖地带》、2009年的电子游戏《虐杀原形》里，都提到或影射了德特里克堡从事生物战研究的经历。

更为人所知的是美国国家地理频道于2019年制作的同名剧《血疫》，借助这部剧，德特里克堡在1989年疑似雷斯顿型埃博拉病毒泄漏事件中起到的作用被推到台前，剧中的主人公南希就供职于德特里克堡。

缘起

1942年初，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的美国为扭转颓势，发动了“杜立特空袭（Doolittle Raid）”计划，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以此一洗珍珠港之耻。

据《日本时报》报道，在本土遭到轰炸后，日军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反击美军，其中一项计划便是将牛瘟病毒装在高空气球里，让气球随着高空气流漂洋过海，直击美国本土。不过，由于担心会遭到美国的毁灭性报复，日军最终“怂了”。

尽管日军暂时打消了对美国本土发起生物战的疯狂念头，但是日军对生物武器的研究并未停止。《华盛顿邮报》刊文指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即恶名远扬的日军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开展了包括人体试验在内的各类生物战与细菌战研究，并在中国战场投掷生物炸弹，炸弹中装有感染霍乱弧菌的苍蝇，造成数以万计的民众染病身亡。

震惊于日本进行的细菌战，美国选择与敌国沆瀣一气。

经过考察后，美军相中了马里兰州被废弃的德特里克机场作为“美版731”驻地。这里坐拥地利之便：既地处偏僻“与世隔绝”，又离华盛顿特区和美国化学战研究所——艾奇伍德兵工厂（Edgewood Arsenal）不远。当然，经过近80年的发展，如今的德特里克早已不再是当年那般荒芜。

1943年，德特里克机场正式停止运营。同年，联邦政府购买了机场周边更多土地，并将其更名为“德特里克营地（Camp Detrick）”。一番大兴土木之后，美国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USBWL）拔地而起。

德特里克，成为了二战期间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报道称，二战期间，德特里克共有4个生物制剂生产厂。1944年，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在完成模拟测试后，准备为美军生产100万枚炭疽炸弹，它被认为是其最重要的生物武器，致死率较高。不过在次年，二战结束，美军取消了这笔订单。

虽然二战结束使得美军不再迫切需要生物武器这种“大杀器”（当然，也因为美国拥有了更大的杀器——核武），但是美军在这一领域的野心并没有湮灭。

刚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这个人，正是手握大量资料、试图逃避战后的审判的日军731部队头目——石井四郎。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指出，为免于一死，石井四郎和美军达成了一项“交易”：交出他通过活体试验取得的所有研究数据，换取自己和手下的科学家免受战争罪起诉。

在美国生物武器计划的负责人看来，731部队有关生物战的研究数据“绝对是无价的”。

在获得石井四郎的研究资料后，德特里克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发展迅速。NPR的报道指出，上世纪50年代，生物武器计划是五角大楼最机密的项目之一，该项目的重点在于研发可对付敌军以及动植物的生物制剂。

一、疯狂的生物研究

1956年，德特里克营地首次被联邦政府指定为和平时期进行生物研究的永久性研发设施，并更名为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该设施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生物学研究，使得美国的生物战水平保持世界领先地位。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军在德特里克堡开展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试验，如美军在一项生物战计划中试图通过飞机或直升机释放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来攻击敌国。资料显示，德特里克堡当时每月能够生产50万只携带黄热病病毒的蚊子，而美军对此还不满足，计划将这一数字提高到惊人的每月1.3亿只。

除了把“无孔不入”的蚊子当作武器，德特里克堡还研究了许多可用于摧毁作物或树木的病原体，甚至研制了多种生物毒素并在纽约等本国人口稠密的大城市进行模拟作战试验。

《纽约时报》1975年披露称，美国国防部一位名叫桑塞尼（Charles Senseney）的工程师表示，自己曾参加过德特里克堡陆军实验室对纽约的“脆弱性研究”，该研究旨在测试生物战的危险性。

桑塞尼声称，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受美国陆军和中央情报局（CIA）的指示，在1966年或1967年于纽约的两条地铁线路轨道上投掷了一种装有模拟生物毒素的“灯泡”。

桑塞尼指出，“灯泡”爆裂后，地铁列车经过产生的气流带动模拟生物毒素沿着铁轨传播，“在两列地铁经过后的短短时间内，模拟生物毒素就已经从第15街扩散到了第58街。”

然而，纽约项目只是德特里克堡众多试验的一部分。桑塞尼坦言，德特里克堡的工作人员还和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一道秘密地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一栋建筑的供水系统中投放了一种有色染料，以此测试在建筑物的供水系统投放生物武器后该建筑居民的死亡或致残速度。

与此同时，德特里克堡还曾进行利用药物控制人类精神的研究。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去年9月披露称，中央情报局于20世纪50年代在德特里克堡进行了精神控制研究，该机构秘密行动局负责任人杜勒斯（Allen Dulles）将其命名为“蓝鸟”。

1951年，杜勒斯（Dulles）聘请了化学家戈特利布（Sidney Gottlieb）来推进精神控制项目研究。后者被《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斯蒂芬·金泽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门格勒是臭名昭著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纳粹“医师”。

戈特利布将各种精神药物进行组合，并结合电击，对秘密拘留所的囚犯进行精神控制实验。

报道指出，1954年，肯塔基州的一名狱医隔离了7名黑人囚犯，连续77天给他们注射“两倍、三倍、四倍”剂量的致幻剂。无人知道这些受害者的下落。他们或许也对自己“被参与”的中情局项目一无所知。

而在另一项实验中，被俘的朝鲜人民军士兵在被注射镇静剂后，又被迫服用强效兴奋剂，当他们处于虚弱的过渡状态时，德特里克堡的实验人员又将他们置于高温和电击环境中，试图以此控制他们的精神。

“这是美国政府对人类进行的最可怕的实验。”Politico写道。

然而，在1973年，围绕德特里克堡与中情局精神控制项目的大部分记录被销毁。

被掩盖的死亡真相

就在德特里克堡大肆进行各类恐怖试验的同时，实验室内外事故频频发生，污染物泄漏、动物死亡、员工离奇死亡、居民患癌……一系列的事件令美国民众震惊。

《纽约时报》于1975年9月20日和21日连发两篇报道，揭露美国陆军曾掩盖3名德特里克堡平民雇员的死亡原因，三人均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蹊跷暴毙。

微生物学家博伊尔斯（William A. Boyles）的女儿哭诉称，他父亲生前曾在德克里克堡工作，1951年死于一种“罕见疾病”。刚刚发病时，他被陆军医生诊断为普通感冒，但随着病情恶化，陆军医院却拒绝收治他，他被迫入住当地医院，随后陷入昏迷并逝世。

美军直到1975年7月才承认，博伊尔斯的真实死因是炭疽病，并表示军方此前伪造了他的死亡证明，将其死因定为 “伴有胃溃疡和出血的支气管肺炎”。

与此同时，美军还承认掩盖了另外两名德特里克堡雇员的真实死因：一名电工和一名动物管理员分别于1958年7月5日和1964年10月10日病亡，他们曾被军方认定为死于“罕见疾病”。

然而，电工的真正死因也是炭疽病，但美军当时称其死于“职业性呼吸道疾病”。动物管理员的真正死因则是玻利维亚出血热，然而他的死亡证明却将死因列为“病因尚未确定的病毒性脑炎”。

除此之外，也有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在世时就大放猛料，直言实验室内生物武器杀伤力惊人。

据《纽约时报》1998年报道，比尔·帕特里克曾是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雇员，负责研究细菌战，并监督团队开展工作。他坦言，当美军在偏远地区秘密测试致命细菌时，他本人总是在场。

例如，他在1968年前往夏威夷西南一千公里外的海上观测了一场细菌武器试验，彼时美军出动战机将德特里克堡研制的细菌武器投掷到驳船上，而驳船上堆满了数百只恒河猴和豚鼠，在遭到细菌武器攻击后，其中一半的动物命丧黄泉。

与此同时，帕特里克坦言，他的三个同事也在不小心接触了细菌武器后一命呜呼。

一次又一次的生物武器泄漏致人死亡事件使得全美舆论炸开了锅，重压之下，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被迫在1969年下令停止生物武器的研发工作，销毁现有生物武器，并禁止在美国开展“进攻性生物研究”。自此，德特里克堡的研究重点转向了“防御性生物研究”。

然而，美军内部的批评人士指出，“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研究实际上还是一回事。因而，民间的反对声浪也并未平息。

《纽约时报》1970年7月报道称，和平组织联盟当月发起抗议示威活动，并向国会请愿，要求美军停止研制并生产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一个名为“CBW运动”的反生物武器联盟还呼吁将德特里克堡的生物武器研究设施转变为世界卫生中心。

二、美国内部的分歧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抗议浪潮，美国政府不得不再次“让步”，据《纽约时报》1971年10月报道，尼克松在当月19日前往德特里克堡，宣布将该陆军生物战研究中心转换为癌症研究中心。

美国联邦政府内的专家盛赞此举，他们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拥有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国家来讲，生物武器“几乎无用”，然而也有分析人士怀疑尼克松只是“作秀”，称他这么做仅仅是将为了打造自己“生物武器终结者”的形象，而美军生物武器研制工作恐无实质性改变。

争议持续，周边居民离奇患癌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指出，在尼克松宣布德特里克堡转型为癌症研究中心后，科学家仍在此地参与他们所谓的“医学防御B.W.研究”，研发可能被用于对付美军的任何细菌武器的疫苗或解毒剂。

五角大楼对此已确定了多种可被用于发动生物战的致命疾病，它们均被列在德特里克堡研究名单的首批，其中包括裂谷热、炭疽热和出血热等。

“为此，我们正在从事一种独特的医学防御研究。”陆军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巴奎斯特（Richard Barquist）上校说道。

有舆论继续批评德特里克堡的研究，强调“进攻性”研究与“防御性”研究之间实质上几乎没有区别。对此，巴奎斯特上校表示同意，“虽然就研究而言，两者确实没有区别，但是我们不研制生物武器，这全都是医学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型从事“防御性”研究之后，德特里克堡发生了多次污染物泄漏事故，不仅德特里克堡的员工在每日上班时都要“和死神打交道”，而且连实验室周边居民也“折寿”了。

《纽约时报》1988年刊文称，美国国会参议院在为期18个月的审查中发现五角大楼有关研究化学和生物武器防御措施的安全程序中存在“严重缺陷”。

参议院在报告中指出，在国防部对疫苗、药物和设备的研究中，“规章制度不合理、安全措施松懈和安全措施失效等问题的数量自1980年以来已增长了五倍”。

报告还列举了德特里克堡发生的涉及生物研究的事故，其中包括火灾与制剂泄漏等。

五角大楼则仅仅对此回应称将对报告进行全面审查，并将与国会一起努力，以确保遵守最佳的安全标准，却对是否会继续生物研究这一问题避而不谈。

但随后的情况并未好转，20世纪90年代初，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还曾发生炭疽等致命菌株、毒株丢失事件。

2001年引发全美恐慌的炭疽袭击事件后，美国联邦调查局曾指控嫌疑人来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这一事件造成22人感染，其中5人死亡，并使2万名美国人服用抗生素，实验室声誉随之一落千丈。

2014年，实验室被曝出现至少37起防护服破裂或穿孔事故。

伴随着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故，居住在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居民们难免提心吊胆。

另据《巴尔的摩太阳报》2011年消息，尽管数十年来德特里克堡周边的居民一直在猜测德特里克堡的实验可能对自己的健康造成了影响，但是美军却对此回应称，陆军已清理了4000吨遭污染的土壤，并在地下铺设了防渗漏层，居民完全是杞人忧天。

研究了过去二十年该地区癌症发病率的马里兰州卫生官员也对此表示，没有发现任何污染物浓度超标的证据，当地居民的癌症发生比率也没有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然而，当地一位名为怀特（Randy White）的前牧师兼商人却指出，马里兰州的癌症登记系统不仅不完整，而且已经过时。怀特声称自己有两个女儿，一个在30岁时死于脑癌，另一个腹中也长了肿瘤，而他的前妻也于2010年11月死于肾细胞癌，怀特的母亲也在2011年9月确诊患有黑色素瘤。对此，医生告诉怀特，她们的病情很可能是由周围的环境引起的。

正因如此，怀特雇用了流行病学家和毒理学家来检测德特里克堡附近的空气、土壤以及水的污染情况，除此之外，他还向邻居询问了各自的健康史，并测量其血液中的毒素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德特里克堡周边地区确实存在污染物泄漏的情况。

与此同时，《巴尔的摩太阳报》刊文指出，德特里克堡基地西侧面积达161公顷的B区被用作废弃实验室设备和材料的倾倒场。

美国环境保护署对此发布消息称，德特里克堡附近土壤中确实普遍发现了有毒物质，其中最多的是三氯乙烯（TCE）和全氯乙烯（PCE），两者均是已知的致癌物。

除去土壤中有污染物，德特里克堡附近的地下水中也含有上述两种致癌物，如1992年马里兰州政府官员在B区外四户人家的饮用水中测出了高于正常值的TCE。

在搜集到相关证据后，怀特在2010年联合德特里克堡周边100余位居民发起联合诉讼，要求联邦政府赔偿因德特里克堡污染物泄漏而健康受损的民众。

然而，马里兰州的地方法院于2016年驳回了这一诉讼请求，称法院无权管辖此案，而在2017年，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也表示不会复审此案，此事遂不了了之，“折寿”的居民及其家人无处申冤。

今年3月，曾于1995年至1998年担任德特里克堡实验室主任的美国陆军退役上校戴维·弗兰兹和《细菌：生物武器和美国的秘密战争》作者朱迪思·米勒在《城市日报》（City Journal）上联合署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直言实验室管理不善的问题，包括缺乏资金、不受五角大楼重视、外行领导内行、人心涣散等。

2016年，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关于军事生物研究企业的审计报告也指出，“公众的健康和安全处于危险之中”，因为这些实验室存在“使用未经验证的研究方案，缺少定期的检查、甚至是不被检查，有明显的但未被国防部纠正的缺陷和漏洞”等问题。

突然关停后再重启

然而，尽管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周边居民质疑污染物泄漏的同时，德特里克堡却开始大张旗鼓地扩建。《自然》科学杂志在2006年8月刊文指出，联邦政府计划对德特里克堡的现有设施进行大修，并建造一个新的“生物防御研究综合体”，新设施将包括以最高生物安全级别运行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可处理最致命的病原体。

该计划一经公布立刻引发了舆论炮轰。“从任何角度来看，这几乎都是毫无意义的。”马里兰州律师兼国会议员候选人基辛（Barry Kissin）指责道，“这项计划不仅花费高昂，而且危险巨大，恐对居民安全造成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更多的实验室只会增加对周围社区的威胁，“病原体可能会从实验室中泄漏。”另有反对者指责扩建德特里克堡可能会使得其它国家怀疑美国企图研发进攻性生物武器。

尽管反对声重重，但是德特里克堡的扩建计划仍然在2008年顺利完成。不过，就在完成扩建后没几年，德特里克堡却在2019年8月突然被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下令关停。

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对此发表声明称，该设施涉及埃博拉病毒等危险微生物的研究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而研究所发言人林登（Vander Linden）则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德特里克堡或将持续关停数月，因为其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废水净化系统能力不足”。

林登透露称，德特里克堡的问题可以追溯到2018年5月，当时，暴雨使得该研究所用来处理实验室废水的蒸汽灭菌设备进水报废，而该设备已有数十年历史，“这使得研究停止了数月之久，直到研究所开发出一种使用化学药品的新型去污系统才得以恢复。”

然而，新的问题接踵而至。林登指出，尽管新系统要求更改实验室中的某些程序，但在2019年6月的检查中却发现工作人员没有遵循新程序，“检查人员还发现了去污系统存在机械问题，同时仍有化学物质泄漏。”

另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除去废水净化系统故障，美国疾控中心还在检查时发现德特里克堡内的工作人员多次公然违反安全操作指南，如在清除生物危害性废物时，工作人员竟然撑开了高压灭菌室的大门，增加了遭污染的空气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在高压灭菌室内，工作人员甚至不佩戴防护设备。

不过，德特里克堡并没有就此彻底偃旗息鼓，据“军事”网站2019年11月报道，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当月宣布，德特里克堡将重启部分设施，该研究所的负责人考克斯（Darrin Cox）上校强调， CDC指出的所有不遵守安全规章制度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几个月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多地暴发，美国也未能幸免。

《华尔街日报》2020年3月报道称，近年来研究过SARS病毒、寨卡病毒、埃博拉病毒疫苗的德特里克堡再次被委以重任，在通过了CDC的最后一次实地检查后，德特里克堡于3月27日全面恢复运行，并获得了联邦政府高达9亿美元的拨款，以研发新冠病毒疫苗。

2021年的7月，英美媒体报道称，意大利和荷兰的两个实验室对少量在新冠疫情暴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进行了重新检测，发现了通常在新冠病毒感染者体内出现的抗体。

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科学主管乔瓦尼·阿波洛内认为，这个结果说明，在意大利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早在公认的时间点之前，就已在“一定限度内”传播了。

这一新闻由于涉及新冠疫情来源，引发公众强烈关注，而据美国世界新闻网（wn.com）最新报道，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平民志愿者，成为了最早的受害者。

据英国《镜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意大利研究人员一篇2020年11月的论文指出，959名接受过肺癌筛查的人的血液样本检测中发现111人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最早的样本采集时间是2019年10月第一周，表明他们至少在2019年9月就已感染。

随后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样本被送往意大利和荷兰的实验室用不同方法重检。这两家实验室重新检测了29份原始样本及对照样本，在原始样本中都观察到了新冠病毒抗体。而且，两个实验室都检测到抗体的样本中，最早采集于2019年10月。

一名实验室研究人员对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或能解释2020年意大利病例激增的情况——因为新冠病毒或以某种更早的形态，早已在悄无声息地传播着。

那病毒是从哪来的呢？世界新闻网报道认为，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

2018年4月，美国德特里克堡关闭了焚化炉以节省维护成本。从那以后，包括“生物武器”级别在内的医疗废物，其销毁工作都交给了位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一家私人处理公司——柯蒂斯湾医疗废物服务公司。

然而，这家公司有着“臭名昭著”的违规记录和不合格管理历史。2019年6月，该公司在弗吉尼亚州的工厂就曾因“多次违反州法规”而被州环境质量部罚款数十万美元。

地板上，大量积水中有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装备……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在建造新的焚化炉之前，陆军及其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亦因此，可疑病毒完全有机会在德特里克堡内外的军事人员中广泛传播。

让我们看看，德特里克堡内外传播的会是什么样的病毒？

美国军事时报曾援引信息自由法案，索取美国疾控中心的调查报告，但其中很多关键内容都被删掉了，仅就公开部分，德堡生物实验室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

图片来源：推特截图

违规列表中，一项标注为“严重违规”的行为，是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的情况下多次进入一间实验室，而室内其他人正在对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该违规行为导致实验人员呼吸系统直接暴露于特定制剂的气溶胶中。

此外，已经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就被简单关在笼子里，多名人员不佩戴适当的呼吸保护装置就直接进入了实验室；一些人员在处理生物危害性废物时，根本不戴手套；一名工作人员转移有害生物废料时，打开了高压灭菌室的门——严重增加了受污染空气从房间进入高压灭菌室的风险，而灭菌室内里的人员都没有佩戴呼吸防护设备。

除此之外，实验室建筑物外表没密封，天花板和生物安全柜都有裂缝，人员在执行生物安全和控制措施时出现“系统性失败”……

但是，美国疾控中心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公布更多细节。

第三

“武装部队血液项目”（ ASBP）是美军已形成的较为完善的血液保障体系，也是活跃多年的美国海外武装部队的官方血液供应渠道。

ASBP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华盛顿特区、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军事基地采集血液，也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然后该机构每两周就将血液运送到英格兰和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血液运输的要求，是要在三天内完成所有程序环节并保持冷链运输——至此，被感染的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顺利借由ASBP运输体系抵达欧洲。

图片来源：世界新闻网

2019年8月，意大利威内托大区的美军基地Caserma Del Din招募当地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

根据意大利米兰国家肿瘤研究所报告，意大利的首例病例正是2019年9月于威内托大区记录在案（远远要早于中国武汉在2019年12月份发现病毒）。而美国军事基地集中的英国，同样也出现严重的新冠疫情局势。

鉴于以上，世界新闻网认为，美军人员及其冷链血液包裹，是欧洲新冠病毒预防工作中长期被忽视的漏洞。

把整个过程简单概括一下，可参见下图——

美国曾经明目张胆地将新冠病毒溯源工作政治化，谁会想到这种丑陋行径的背后原来竟还有这样让人震惊的隐情。

后拜登知趣自找台阶收手，是何原因？

德特里克堡的真面目何时会大白？

估计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

尽管如此，美国在抗疫和溯源至少上有显而易见的三宗罪。

第一，美国是病毒扩散国。美国医疗技术全球领先，却让政治操弄凌驾于疫情防控之上，导致本国100多万人失去生命。

第二，美国是病毒隐瞒国。有研究显示，美国新冠感染和死亡病例可能分别高达1.5亿和150万，远远高于官方统计。美国早期感染病例时间线不断提前，德特里克堡疑云重重。美国为什么不敢邀请世卫组织赴美溯源？为什么不敢开放德堡等生物实验室？

第三，美国大搞“溯源恐怖主义”，将“黑手”伸向科学界，打压科学人士的正义声音，导致许多直言立场的科学家饱受人身攻击和谩骂威胁。

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没有搞清楚，奢谈疫情结束或翻篇，都是美好的愿望和自我的执念。

世界已经绝无可能回到疫情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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