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山二院事件：有别于市场化的科技创新路线何以可能？
近日，中山二院几个学生的患癌事件引起广大网友的关注，与此同时，有关中山二院院长之子中学时期与中山二院乳腺肿瘤中心副主任共同发表论文一事，更是引发网友热议。靠裙带关系巩固文化资本和权力，研究过程不规范，出了问题直接甩人。科研过程没有民主，学术资源成为少数人学术圈地的工具。这不禁让人思考，技术进步靠的是什么？我们应该走怎样的科技创新之路？
老田这篇文章写于2005年，在文中，老田带我们回顾了毛时代另一种有别于市场化商品化的科技创新路线。在这种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对内没有技术壁垒，个人没有私心，也不存在利益集团。从普通工人、刚毕业的学生到知名科学家、学者，没有“学阀”“下人”等级之别，谁的意见对就采纳谁的。这极大地调动了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使科学技术的研发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方案和意见。同时，一个好点子、一项最新技术都能以最低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迅速地在全国得到推广和运用。技术民主的优越性，还在于集思广益，学者与工人共同参与，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让技术研发为实际生产服务。所以当时的中国能够创造那么多伟大的奇迹也就不奇怪了。
反观当下，在抛弃了技术民主、自力更生与技术服务的公共性后，以盈利为目的的技术商品化所造成的技术壁垒，对国外技术的迷恋、甚至是直接购买，以及政府职能的缺失都导致了技术的落后。老田认为，中国的企业不具有获得垄断利润的能力，因此私有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改变方法，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
老田前不久访问了一个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的障碍，在时间上却比苏联和美国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键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
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
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师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和阶级的藩篱实质上都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
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到，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的高灵敏协调机制。
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24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谈判时间和交易费用。
老田前不久还访问了南京大学的一位老师，他在1969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据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1000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1963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用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
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1963年12月提出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1956－1967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
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1970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华的教授告诉我，当时中国的计算机技术水平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由于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了，所以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键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1970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却是在美国拉出单晶硅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与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最近二十多年来，知识精英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下，想要把技术创新作为筹码以索取更多的剩余，结果这么一搞，反而使得经费分发的机构成为精英们工作的核心，大量的精力反而投入在学术研究上，使得学术脱离了常规，变成必须由某种外在的规制机构进行评价了。结果精英们只好挤到“钻门子第一，研究第二”的渠道中间去钻营了，钻进去的人说“改革就是好”，钻不进去的人喊口号说要“反腐败”。有了精英们称心如意的“把研究作为发财筹码”的改革，就没有了真正的科学技术创新了，精英们只好把大部分精力改而用来去钻营了。
西方的实用技术发展，往往依托企业的垄断利润，在公司的实验室里完成；而前景最不明朗和风险最大的技术，是政府在国家安全的名目下拨付经费支持下完成的，例如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中国的企业在全球分工中间处于底层，没有那种足以在市场上大量攫取资源的垄断企业，因此企业就不可能拿出巨额经费去长期支持技术研究。如果政府再不进行主导型的开发投资和全国协作，显然就不存在什么高招能够促使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样一来倒是要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技术进步靠什么？靠教授们在“核心刊物”上多发文章吗？靠布置中学生多做习题吗？
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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