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揭秘氢弹研制过程中的两大关键法宝

在新中国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创造能力，创造了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迹，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99年8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在回顾这段历程时感慨道：“完全靠我国自己的力量攻克了核武器的秘密，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战略需要的有自己特色的研制核武器的道路，这是何等艰难的历程，何等辉煌的业绩啊！”

今天，我们重读于敏的《艰辛的岁月 时代的使命》，不但可以深化我们对那段历史的正确认识，而且可以促使今天的人们更好懂得如何与时俱进地克服缺点，少走弯路，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怎样指导氢弹研制的

国际上习惯用从首次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的时间间隔，来衡量各国早期核武器的发展速度。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到氢弹试验成功，中国在五个核武器国家中是最快的。美国用了87个月、苏联用了75个月、英国用了55个月、法国用了102个月，而我国仅仅用了32个月。其实，如果依照美国的爆炸氢弹装置的标准，我国1966年12月28日就已经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爆炸试验，那么所用时间才仅仅26个月。

◆于敏

于敏在文章中说：“正当我对基础科学研究满怀兴趣，希望乘风破浪、有所发现和建树的时候，1961年1月份，有一天钱三强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非常严肃和秘密地告诉我，希望我参加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60年代初是我国集中力量突破原子弹的关键时期。当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副部长钱三强想，氢弹比原子弹在科学技术上要复杂得多，突破原子弹以后，氢弹要快上，就要早做准备，早做预先研究。这也是他们很重要的意见。”

“希望乘风破浪、有所发现和建树”是当时大环境的写照。“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可追溯到毛泽东1958年6月21日的讲话：“要搞一点原子弹、氢弹、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刘杰和钱三强都一直在考虑如何落实毛泽东1958年的指示。1960年12月的一天，刘杰约钱三强谈氢弹话题，商量如何为氢弹研制先行一步。钱三强在介绍了一些关于氢弹的基本特点后说道：“需要有人先作探索，宜早不宜迟。”后来“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在赋钱三强诗中概括道：“预为谋”，并作注释：“三强重视‘预为谋’，即事先的计划和准备。”

钱三强1980年在《温故而知新》一文中写道：“毛主席在论述如何取得战争胜利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句古人的话：‘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无论做什么事情，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能成功：如果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要失败。科学研究对工业生产来说就有个‘预’的关系。”

◆钱三强和周恩来在宴席上交谈。

1963年6月，年轻时曾在武汉大学物理系学习过的刘西尧，从国家科委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副主任的岗位上调任二机部副部长，主抓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工作。1965年，他三天两头就到氢弹理论设计部去了解攻关情况。“所以我对理论设计部的攻关情况心中有数，否则哪能一接电话就下决心呢！还是毛泽东说得对，‘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氢弹研制之所以能够取得较快的进展，还是应该归功于：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专家同志们的努力。”（刘西尧：《我国“两弹”研制决策追记》，载《炎黄春秋》，1996年第5期 第2页）

1950年，在美国学习原子能专业的朱光亚回到祖国。1959年7月从中科院原子能所调到二机部第九研究所担任副所长（即后来的第九研究院，也称核武器研究院），主管科研工作。从此，他一生都从事和组织核武器研制。关于氢弹研制，他回忆道：“专家们坚信，外国人能够做出来的事，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出来。正在这时，周总理又向我们发出了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以辨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氢弹研制的指示。中央和中央专委的思想，核弹就是要上导弹头，我们都是知道的。于是大家一致下定决心，为我们研制的第一颗氢弹确定了一个目标，当量要达到和超过一百万吨梯恩梯，重量不得超过一吨，简称‘1100’。尽管在此期间，有的同志有些担心怕‘欲速不达’，大家也毫不动摇。”

理论设计离不开计算。当时中国科学院自行研制的两台高性能计算机，一台在北京，另一台在上海。为加快进度，科研人员分兵同时在北京、上海两地进行攻关。在上海进行攻关的技术带头人是理论部副主任于敏。

于敏在文章中写道：“当时，提倡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我们以‘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了高温高密度等离子体状态下的许多基本物理现象和规律……”“当时虽然掌握了突破氢弹的关键所在，但是要创造热核材料充分燃烧的条件，还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因为原子弹有巨大的多方面的破坏作用，是很难驾驭和控制的。这时，得益于过去对热核燃烧内因和外因有关现象的基础研究……大家前后在上海连续奋战了100个日日夜夜，终于形成了一套从原理到结构的基本完整的理论方案。”

◆左起：王淦昌、聂荣臻、朱光亚在我国西部核试验基地。

在之后的岁月里，于敏的研究成果赢得了物理学界的高度评价。钱三强称赞道：“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评价道：“于敏的工作是开创性的。他的成果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人懂原子核理论。”尤其是于敏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是新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杰出科学家，在当时的科学家队伍里，是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还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硬件条件。50年代初美国突破氢弹原理和设计第一个热核武器的时候主要用的是一万次每秒左右的计算机。我国在1963年已经有了自己研制的5万次每秒的119计算机和J501计算机，比美国当年用的计算机要快5倍。那时对中国奉行敌视政策的美国政府，总想通过对美国计算机的禁运，扼杀我国的核事业，但历史证明这仅仅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罢了！

氢弹研制分为三个环节：首先要突破氢弹原理，接下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最后一个环节是全当量氢弹试验。

1966年11月16日至24日，朱光亚排除造反派的干扰，在青海核武器研制生产基地主持召开氢弹科研生产汇报会。12月初，朱光亚返回北京，在向二机部领导汇报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后，代二机部起草《关于氢弹头“初级”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于12月9日上报给了中央专委。报告强调指出：“正如毛主席教导的，目前我们对这次核试验的认识，还只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得到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因而必须‘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

12月11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专题研究二机部呈送的这个报告。周恩来在讲话中特别说道：“二机部《关于氢弹头‘初级’试验准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并问朱光亚：“这个报告是你起草的吧？这个报告要多印几份送军委各位副主席。实践证明：只要发动广大群众，善于应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我们的生产和科学实验活动，就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就能不断前进，取得更大胜利。”顺便补充一个资料。于敏获得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后，众位核物理学家谈于敏时指出：“于先生能取得这么大成绩，也是因为他有丰富的哲学智慧。”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可以看到，以《实践论》《矛盾论》为代表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带领全国人民“走自己的路”的“源头活水”。

于敏的文章写道：“1966年12月28日就完成了氢弹原理试验。在我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这是一次很关键的试验。通过这次试验，我们掌握了氢弹原理。当确认几个关键物理量的测试结果数据与理论预估一致时，试验现场一片欢腾。”

◆于敏在工作中。

全当量氢弹试验原来是争取在1967年10月1 日之前进行的。但是当彭桓武看到外国资料，推测法国很有可能会在1967年爆响氢弹后，邓稼先等人找到朱光亚，提出我们的试验时间应该提前。于敏也建议说，我们应该争取响在法国前面。朱光亚根据大家的意见，在3月8日至31日的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的报告中讲道：“从发展阶段上看，应该认为，从1967年起，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已经开始一个新的阶段。新阶段的任务，就是要为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给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所制定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这一伟大战略方针而奋斗。”

此后，“赶在法国人前面！”就成了从“文革”运动中把大家拉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来的动力。因为派性而分为两大派的人们，尽管在别的事情上有分歧，但在尽快把氢弹研制成功这件事上的意见是一致的。

成功密码：大力协同和集体攻关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时任九院副院长的彭桓武和理论部主任邓稼先，为尽快落实毛泽东“氢弹也要快”的指示，把科技人员兵分三路，分别由黄祖洽、周光召和于敏带队，在北京和上海的计算机上去实际运算研制氢弹的可能途径。

于敏在文章中写到核试验成功时说：“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根本的是遵循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同时，也因为在科学技术上，我们摸索和发展了一条符合国情的、科学的和行之有效的技术路线。”

“大力协同”实质上是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就全国范围而言，就是各行各业都听从党的指挥，后来钱学森概括成“靠命令”而不是“经济手段”（科学时报出版社编：《请历史记住他们》 1999年9月 第67页）。落实到科技单位之间，或者科技单位内部，就是充分发挥所有参与人员的积极性，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集体攻关。因此，在原子弹攻关时，九院党委提出“政治挂帅”“以任务为纲”“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等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到氢弹攻关时，又提出“请群众当诸葛亮”，号召广大科技人员，不问什么资历来头，都要踊跃参加“氢弹途径大鸣大放”。

号召一出，一呼百应。这也苦了那些党政干部。他们每晚都要到办公室，“一个一个地动员大家回去休息。那时没人想到赚钱发财，或为了升级、职称、住房，大家心里装的惟有怎么使国家强盛起来。”（钱伟长等主编 郑绍唐等著：《中国当代科学家丛书：于敏》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年5月 第60页）

◆钱学森、邓稼先、朱光亚在天安门城楼。

于敏在文章中再现当时的场景：“当时，大家多路探索，或日夜奋战在计算机房，或在办公室加班加点，每到晚上，科研大楼灯火辉煌。大家发扬学术民主，畅所欲言，百家争鸣，通过一个个的学术报告会，提出了许多各式各样的突破氢弹的设想和途径，其中有许多很好的意见。”“我们始终注意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活跃大家的思想，发扬研究院在突破原子弹时期就形成的学术民主气氛，充分发挥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专家的作用和研究院这支无私奉献、团结协作、以大局为重的有战斗力的队伍群体的作用，集思广益，大胆创新，从而避免了走弯路的风险。”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刚毕业的哈军工的年轻人，不断大胆地提出各种方案。有的甚至是“异想天开”的方案。不过，既没有人嘲讽挖苦，更没有乱扣帽子。正是这种“百家争鸣”“大鸣大放”的学术民主氛围，有一次甚至使得于敏团队中某人的一个计算错误，竟然给了大家一个意外的启发，“歪打正着”，为最后确定正确途径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于科研单位之间的协同，还有这么一段佳话。1965年1月，九院理论部从苏联公布的有关文献中，发现某一轻核反应截面数据数值很大，这表明于敏曾经研究过但已被否定的一个理论模型可能“起死回生”。于是同年2月，重新研究该截面数据的紧急任务交到中科院原子能所。钱三强的夫人，副所长核物理学家何泽慧带领30名科研人员，经过4个月的攻关，于6 月拿出一套准确可靠的轻核反应数据，“于敏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对研究热核武器技术途径的选择起了重要作用”。（张纪夫：钱三强与中国氢弹。《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总第29期）

由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及其子女合著的《邓稼先传》写道：“由邓稼先的老伙伴、理论部副主任于敏率领的研究组，在1965年9月去上海，利用那里的高性能计算机进行计算和探索。在于敏的指导下，几个青年科技学者终于见到了一束智慧之光，显示有可能拽住了研制氢弹的‘牛鼻子’。于敏马上通知了在青海正全面掌握着各路进程的邓稼先。邓稼先立即集中力量，组织理论部进行讨论和验算，集思广益，使氢弹理论设计方案趋于完善。随即邓稼先带了一帮人飞往上海。”“邓稼先组织大家分摊难点寻找解决问题的入口处，终于形成了一个有充分论证根据的方案。后来，外国人称之为研制氢弹的：‘邓—于理论方案’诞生了。其后，又在设计实验、生产试验等与各地各方面通力合作，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氢弹的核试验。”（《邓稼先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年2月 第162-163页）

周光召在总结“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时撰写了《大协作和科学精神是成功的关键》。文章指出：“那时的领导干部非常重视科研人员，在一项决定作出之前，总是征询各方面的专家意见，才慎重作出结论，不是随意的。所以这些结论大部分是正确的。核武器进行过多次试验，几乎没有失败过，这些是世界上少有的现象。”当然，领导重视的也不只是科技人员，“其实在当时，领导、工人和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的关系都很融洽，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请历史记住他们》 第138-139页）

1982年，“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完成人是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于敏、黄祖洽、秦元勋、江泽培、何桂莲。

在氢弹成功20周年的时候，聂荣臻致函阐发了氢弹爆炸成功的意义，写道：“说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迅速攀登世界科技高峰，为人类造福。”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明确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科学把握“两弹一星”精神的深厚意蕴，使之焕发出更加灿烂的时代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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