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龙：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谬

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谬

——兼论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镜鉴

于安龙

摘要：“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污蔑和攻讦，它至少蕴含三层含义：一是嘲讽毛泽东没有出国留洋背景，比较孤陋寡闻;二是讥笑毛泽东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论功底浅薄;三是抨击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背离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是中国革命的“歧途”。“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这种说法是片面和武断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说都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在“山沟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是由中国国情和革命实际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而“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谬也启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之务在于立足国情、了解国情，核心要旨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根本使命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常被提及的一句话，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蔑称和攻讦。这句话究竟最先出自何人之口，目前尚无明确依据。但一般认为，这句话的使用者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指称对象是毛泽东。此外，1938年5月，陈独秀也在《“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一文中，从“城市中心论”的视角出发，讥笑、嘲讽毛泽东的“山上的马克思主义”和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路线。他说：“所以才闹出‘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笑话，所以才有依靠农村攻取城市的错误路线……必须把所谓‘山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昏乱思想从根铲除，因为近代的一切大运动都必然是城市领导农村。”可以看出，“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等错误论调和片面认识，在当时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从表面上来看，“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这句话并无错讹之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诞生于欧洲的科学理论，后又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俄国几个大城市的工人革命暴动中得到成功运用，进而取得了革命胜利。所以，它显然不是生成发展于“山沟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当时马克思主义也是先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几个大城市中传播，并继而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众所逐步了解、接受和认同。显然，这也与“山沟里”相去甚远。但是，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到农村中、到“山沟里”去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必须同农村中、山沟里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火种要在中国大地广为播撒并成燎原之势，有效推进中国革命事业发展，就必须紧密结合“山沟里”的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

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谬缘由

以“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来攻讦毛泽东，其中至少蕴含着三层含义，但无论哪种含义，都带有一定的鄙夷、贬损意味，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不合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因而是难以令人信服和接受的。

第一，嘲讽毛泽东没有出国留洋背景，是孤陋寡闻、管窥筐举的“土包子”“乡下佬”“泥腿子”。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前，毛泽东未曾有过出国经历，是在国内革命实践中土生土长起来的“本土派”革命领袖。而王明、博古等人则是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留苏学生，他们自以为见多识广、获得真经，因此对毛泽东颇多轻视和排挤。毛泽东曾言：“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而党内一些人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蛊惑和误导，简单、片面地认为留洋归来的人定然饱读诗书、精通马列，就是比国内的革命者见识多、水平高，“在中央苏区，在王明等人散布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等论调的影响下，我们不少同志在开始的时候总认为共产国际要比中国共产党的水平高，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洋包子比国内的土包子强”。以是否有出国留洋经历来判断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低，显然是一孔之见。

第二，讥笑毛泽东没有系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浅薄。尤其是毛泽东曾反复倡导和提议的“上山”思想，更让他们觉得毛泽东身上多农民习气，而少马克思主义韵味。大革命后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曾提出“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同年，毛泽东在其主持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计划》中又提出，要上山学匪，准备长期斗争。1927年7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公开提出“上山”主张，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提议毛泽东到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应当承认，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是正确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这源于他在长期躬身实践和不懈探索基础上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的深刻认识，彰显出了其理性务实、实事求是的精神品格。同时，也表明他突破了“城市中心论”这一传统观念的束缚和影响，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革命发展方向以及一段时期内党的工作重心等有了与众不同的新见解、新认识，为后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但这种真知灼见、远见卓识在当时党内却不被认可，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将其认定为“狭隘的经验论”“农民意识”“农民路线”，认为其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难登大雅之堂。在他们看来，毛泽东“占山为王”的主张，带有浓重的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色彩，是其农民意识浓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薄弱的表现。他们认为，毛泽东主张不在城市搞工人武装起义，而在农村搞革命的路子是悖于常理、走不通的。博古、李德认为：“毛也用一些他所熟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很肤浅的。”不仅如此，党外一度也有人借“毛泽东主义”攻击和批判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所谓“农民主义”“太平天国主义”的翻版等。

第三，抨击毛泽东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违背了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是革命的“歧途”。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充分考虑到中俄两国在国情和时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把革命的主体由无产阶级扩大到农民阶级，将革命的场域由城市转移到农村，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新方向，也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多样性的先河。但“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在“山沟里”钻来钻去是落伍和没有前途的，“洪秀全时代，可以由乡村起来夺取大城市的政权，辛亥革命时代就不同了……现在我们不能再有用农村革命包围大城市的革命形式的观念”。在他们看来，只有苏联革命经验才是绝对真理，只有共产国际指示才是真正圣经，只有他们自己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而毛泽东结合具体实际和中国特殊国情所进行的创造性探索无异于“异端邪说”。因此，他们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自居，对毛泽东进行横加指责、无情打击。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我们反对那一套过‘左’的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毫无疑问，毛泽东当时正是被孤立的主要对象。但“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推行的路线和方针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造成了理论与现实的脱节，在实践中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并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当“左”倾教条主义者一味孤立、排挤毛泽东时，革命事业在城市中不仅没有取得突破，反而遭受了一定的挫折和失败，他们自己也在大城市中失去了立足之地，不得不跑到了“山沟里”，“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所以，在他们看来，以城市为中心才是唯一的革命正途，而毛泽东所主张的“农村中心论”是错误的、荒诞不经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之务在于立足国情、了解国情

“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彰显出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浅薄无知、狂妄自大，充分显示出他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把苏联革命战争的经验绝对化。因此，这句话的错谬是显而易见的。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第一个错误之处在于，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看其有没有出国留洋背景，而要看其是否真正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能否把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王明、博古等人的留苏经历，固然有利于开阔视野、增加阅历，为他们的成长进步提供了宝贵的学习机会。但不能因为曾“海外镀金”就自恃高人一等，不能因为“喝过洋墨水、见过洋世面”就自以为身怀真经、唯我独尊，可以居高临下地排挤、打压那些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历练起来的革命者，肆意嘲讽他们是“无知的乡下佬”。究其原因，是其内心深处依然存在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亮”的思想。这种傲慢与偏见既无益于个人，也有害于中国革命事业，“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中有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但最根本的还是直接经验，即人们亲身实践的产物，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正确的、完全的认识。如果说学习马克思主义书本知识是间接经验的话，那么积极投身社会实践所形成的认识则是直接经验，并且后者无疑更为重要。从社会实践这方面来说，这恰恰是当时留苏归来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欠缺的。虽然他们可能也学习和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可能也胸有笔墨、腹有诗书，但因没有做到从中国实际出发，缺乏对中国国情的全面认识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科学把握，因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而陷入了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泥淖。由于不能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千变万化的中国革命实践，而只是机械的、生吞活剥式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只言片语或具体论断，既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也违背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这种情况下是难以真正发挥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指导作用的，从而只能成为毛泽东所批评的死的、假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中国人民所期待的、中国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活的真的马克思主义。

而在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结合方面，毛泽东无疑是当时党内的倡导者、实践者和示范者。在实现世界观上的转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毛泽东不仅注重书本知识的学习，而且更加注重社会实践。早年间，作为赴法勤工俭学的推动者、组织者，毛泽东在最后关头放弃留洋，其原因在于：“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即是说，在毛泽东看来，远渡重洋去增长学问、求得真经，用以改造中国社会、改变中国命运固然必要，但留在国内了解中国国情，研究中国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他曾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事实上，无论是出洋“取经”，还是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其根本都是要用所学知识推进社会发展、推动社会变革，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命运，进而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但不管怎样，前提都是要立足实际、了解国情，做到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有的放矢、富有针对性。在这方面，毛泽东无疑走在了时代前列。

留在国内的毛泽东广泛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中国实际，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925年12月，他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体现了其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深入了解和把握。1926年，毛泽东在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一方面对广大学员进行调查，以了解各地农村的情况;另一方面又指导和组织学员作农村调查，成立了“农民问题研究会”，并主持拟定了地租率、田赋、地主来源等36个调查项目。1927年，毛泽东花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行程700多公里，考察了湖南5个县。在这次深入的社会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与当时一些人质疑和责难农民运动不同，他对农民运动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此后，毛泽东始终坚持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进行了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了解了中国实情，获得了实践真知。1930年5月，为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并尖锐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错误，倡导共产党人要重视和善于进行调查研究。他认为，只有深入群众，了解实际问题，才能不拘泥于各种条条框框，做到把学习“本本”与把握实际结合起来。

社会调查是主观联系客观、理论结合实际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人了解国情社情、把握革命规律必须做好的一件事情。如果仅以所谓的出洋经历、留学背景而沾沾自喜、孤芳自赏，而没有俯下身、沉下心进行社会调查的自觉意识与不竭热忱，没有心系人民、以民为师的精神，或者只满足于学习书本知识而忽视和疏于进行社会实践，那么，是不可能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解、吸收、内化，并将其有效运用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在此基础上所得出的“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必然是片面和武断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后来指出：“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沟里”不仅出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出大学问、真学问的地方。而纵观党百余年来曲折复杂的发展历程，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展顺利、成效卓著之时，都是中国共产人能够立足国情，从实际出发制定政策、纲领的时候;而一旦其对中国国情做出错误的判断和估计，对实际情况的认识不准确、不科学，所制定的政策、纲领严重超越了当时的实际发展水平，则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走向歧途，甚至造成严重损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无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无不是在立足国情基础上创造性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产物。没有广泛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没有对基本国情的全面认识、准确把握，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持续、顺利发展。所以，立足国情、了解国情，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之务。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旨是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第二个错误之处在于，衡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片面地只看其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数量多寡，更要看其是否能够把握精髓、掌握要义、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即如毛泽东所言：“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不可否认，“左”倾教条主义者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但是他们理解不深，难言精通，颇有些“囫囵吞枣”“食洋不化”，并没有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义，尤其没有把理论与中国实际、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只会“照猫画虎”“纸上谈兵”。毛泽东批评他们说：“许多同志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而是为了单纯的学习。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但这些人却经常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言必称马列”“述必引原著”，动辄搬出共产国际的招牌和马列本本，以自己能言出有据、引经据典为荣，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数家珍，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信手拈来，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如果是固守教条、墨守成规，那么，这样的“理论家”和“权威人士”就具有一定的煽动性、蛊惑性和危害性，容易使群众受到他们的欺骗和误导。

反对本本式、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并非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学习，相反，是要改进学习方法，注重学以致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把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不仅是毛泽东的读书之法、为学之道，也是其所一贯倡导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众所周知，毛泽东一生喜爱读书，尤其喜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常常手不释卷。对于当时得之不易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每次得之都如获至宝，并如饥似渴地进行阅读。“在中央苏区，各种马列主义的著作比在井冈山时期多得多了。毛泽东把能够收集到的这方面的书籍都找了来，认真地阅读。有一本用很粗糙的纸张印刷的小册子，是列宁著的《论“左派”幼稚病》，毛泽东连读几遍，仍然爱不释手。”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读死书、死读书不同，毛泽东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注重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实际，能够做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正是因为有着正确的学习方法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才能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名理论水平高超的马克思主义者。

对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妄言“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为了明辨是非，帮助人们摆脱教条主义的束缚，毛泽东更加努力、更加刻苦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32年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不仅如此，毛泽东并非浮于表面、泛泛而读，他在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时总是联系中国国情和社会现实，边读边思考，并且在读书时会做各种批注和评语。1933年，毛泽东将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送给彭德怀，其中就写道：此书要在大革命时期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又送其一本《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又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从这几句评语中可以看出，毛泽东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没有只停留于书本知识，而是联系中国革命实际进行深入思考，注重运用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如为什么中国革命会遭受挫折，为什么红军历经艰辛开创的革命根据地会丧失殆尽等，而这恰恰是“左”倾教条主义者所欠缺的。

毛泽东曾说：“想当年在中央苏区，李德、博古说我是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当时我就跟他们争，山沟里为什么就出不了马列主义?”特别是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游击战术和斗争策略以及革命根据地的正确路线，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为“狭隘经验论”，并讥讽毛泽东靠《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指挥打仗，一度使毛泽东身陷逆境，同时也促使他从思想上、理论上深刻反思“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和危害。毛泽东在被扣上一顶“狭隘经验论”的帽子后，“到延安就发愤读书”。事实上，毛泽东并不是到延安后才开始发愤读书，即便是在长征那种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依然坚持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毛主席在长征路上读马列书很起劲……有时通宵地读。红军到了毛儿盖，没有东西吃，肚子饿，但他读马列书仍不间断，有《两个策略》、《“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可以说，在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充分利用有限条件，专心致志地精读、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其打下了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只学皮毛，未知精髓”不同，毛泽东充分结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注重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勇敢探索、大胆尝试，实现了“精通”理论与“运用”理论的有机贯通，是深切领悟和把握了科学理论真理力量和内在魅力的马克思主义者。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永无止境的，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没有“完成时”，而将是一个始终处于“进行时”中的长期历史过程。坚持从实际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之“的”，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鲜明特色，也是其成功经验之一。马克思主义是指南而不是公式，只有在面对现实的、具体的研究中，它才能科学地运用;而只有在具体的运用中，它才能成为科学的前提。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并非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变化的，因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所面临的时代环境、社会状况等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与之相应，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与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能真正发挥出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彰显出强大真理力量。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需要我们必须适应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切实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能够为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金科玉律”，也不把其当作能够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将其作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想基础和理论资源，不断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在中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并不断焕发出勃勃生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一理论之树的主要果实，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其最新果实，它们都在不同时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所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要旨。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使命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第三个错误之处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性，如果只是原原本本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无疑会把马克思主义变为“洋教条”，将会极大窒息马克思主义的生机与活力。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者。他们在总结实践经验、凝结群众智慧的基础上，不断创造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东西，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才能获得广阔发展空间;只有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断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理论，才能既赋予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又使其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然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自认为“科班”出身，自诩是从城里来的“钦差大臣”，动不动就搬出“本本”教训别人，教条式的在党内发号施令，形成了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不良倾向。他们所推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其实质是因袭陈规、思想僵化，对洋教条顶礼膜拜，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机械照搬照抄马列的“本本”指导实践，窒息了理论创新的生机。他们的做法也可以被称为“两个凡是”，即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坚决地执行;凡是苏联的经验和做法，必须坚决地照搬。在他们的错误指挥下，中国革命遭受了重大挫折，尤其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党和红军失去了在南方的重要立足之地，因此被迫进行长征。实际上，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影响是导致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的主要原因。当时，作为党内、军内实际上的负责人，博古、李德等“洋房子先生”惯常于从书本出发，靠铅笔和地图指挥作战，不顾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情况，坚持以硬碰硬地进行阵地战。他们叫嚣着“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摒弃了毛泽东等人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的游击战、运动战等正确战略战术。事实证明，思想观念上的教条、保守会带来实践上的巨大损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使红军遭受重创，使中国革命陷入危境。挫折和失败教育了全党，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本来面目，也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了毛泽东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必要性、重要性。

毛泽东历来坚决反对只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字句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以及幻想通过“照葫芦画瓢”、机械照搬国外革命经验而取得革命胜利，而是倡导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中实现突破、获得发展。他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形成对城市的包围，待条件成熟再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的重要思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理论，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成果，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体现出了理论创新的巨大勇气和魄力。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思路，是史无前例的新探索，与当时“左”倾教条主义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道路是截然不同的。实践证明，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开辟出适合中国特点的革命新道路，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形成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转折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比较深入地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危害，标志着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已逐步得到党内多数人的认可和接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号召全党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是在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中取得的，是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取得的，它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真正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不是“圣经”，开始更加深入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生搬硬套、机械模仿，更不是无的放矢、削足适履。

正是由于实现了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结合，坚定不移地推进理论创新，才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毛泽东思想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中国革命、如何进行中国革命等问题的深刻思考，是在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经验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其科学性、真理性已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得到充分证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完成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正如毛泽东所言：“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要求。理论创新不仅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极大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有效指导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不断发展。包括毛泽东思想在内的一系列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百余年来，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在新的时代条件、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始终致力于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结语

事实上，所谓“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内在地包含着“能不能”和“是不是”两层含义，即“山沟里”能不能出马克思主义，所出的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对此，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在中国，要出马克思主义，必然离不开“山沟里”;如果离开了“山沟里”，离开了农村地区和农民群众，那么就很难出马克思主义。再者，“山沟里”出的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呢?表面上看来，“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悖于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甚至有人称之为“邪说”和“怪论”，但它却是“中国化”而非“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性创造。“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的结果，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是为解决中国问题、指导中国革命而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正如罗荣桓所指出的：“有人讲，毛泽东同志是山沟里出来的……所以山沟里能出马列主义!这种把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革命实际中的‘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是对中国革命真正有用的马列主义!”毫无疑问，“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鲜明而旺盛的生命力。

“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是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曾强调，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当然，这样的结合是异常艰难的，毕竟在“山沟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在实践中会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挑战，毛泽东也曾因为坚持“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而受到党内的排挤、打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的，其间充满着各种艰难和曲折。但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所彰显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正确方向和务实精神，以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和巨大勇气，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予以继承和发扬的。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依然需要我们立足国情，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在不断解答时代课题、回应时代挑战中永葆生机活力。

(作者系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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