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曦：在资本主义困境与危机中凝聚左翼力量

［摘要］社会主义大会是美国左派的重要集会场所。2019年美国社会主义大会主要围绕资本主义的困境与危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问题、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斗争与策略等主题展开。会议从具体问题指向资本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系统批判，其中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活”和“规则”，也让我们看到身处资本主义体系中人的彷徨与呐喊以及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努力。会议试图将传统马克思主义与当下美国左翼的关注点融合，在凝聚左翼力量上有积极作用；但对大会中的各种观点应予以分辨，并不是所有谴责资本主义、批判资本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

在阶级斗争日趋激烈、社会运动复兴、社会主义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刻，社会主义大会成为美国当下左派的重要集会场所。2019年美国社会主义大会由美国最大社会主义组织“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雅各宾》杂志、干草市场图书[1]联合组织，于7月4日到7月7日在芝加哥召开。今年大会的标语是“无国界、无老板、非二元性别”，每间会议室墙壁上都贴有卡尔·马克思的海报以及其他描绘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家及其事业的海报，参会人员来自世界各地，有1700余人，参会人员较为混杂，成员内部甚至存在诸多矛盾与相互冲突的政治观点。除开幕式、闭幕式和特别全体会议外，大会设有79个分会场，每个分会场都有1至5名主讲人，讨论议题广泛，涉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黑人解放、劳工、帝国主义、美国政治、移民正义、性别解放、气候正义、残疾群体、国际主义、原住民解放、文化、反法西斯主义、反种族主义、革命历史、科学和社会、帝国主义等。在此期间，穿插进行的还有小组讨论、舞会、书市以及不同群体的集会等。

一

资本主义的困境与危机

（一）殖民、后殖民批评视角下的资本主义

面对美洲土著印第安人和黑人至今仍遭受歧视与压迫的现状，如何推动反殖民主义的发展，清除殖民主义后遗症，以和平方式走向种族平等一直都是美国左翼关注的问题。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英语系副教授普拉纳夫·加尼（Pranav Jani）做了“殖民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起源”的主旨发言，将殖民主义看成资本主义得以确立、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或支点，认为殖民主义、定居者殖民主义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与资本主义的崛起交织在一起。殖民主义者以有色眼镜看待殖民地民族，以资本主义叙事框架将其描绘为幼稚、低等和软弱的民族，因而他们常以“功臣”或“救世主”自居，傲慢地认为是自己将殖民地人民带入了历史。对此，普拉纳夫·加尼引用了出生于安迪瓜的著名女作家牙买加·琴凯德在《弹丸之地》中的一段话予以反驳：“即使我原先像猴子一样生活在树上，也比遇见你们之后，遭遇这些屈辱的事和变成殖民地的奴隶要好。”[2]欧美殖民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方面，从一开始就有种族灭绝倾向，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霸权统治，使殖民地人民堕入黑暗的深渊。为了殖民地大国的利益而用暴力夺取土地、金银，并将它们转化为大规模的私有财产和资本，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原始积累。任何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都离不开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通过回顾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殖民主义、反殖民民族主义和革命的思想，例如，原始积累、生产方式、不平衡和联合发展、帝国主义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自决等，普拉纳夫·加尼引出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的真正传统。

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副教授拉塞尔·里克福德（Russell Rickford）专门研究了二战后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文化、黑人激进传统和跨国社会运动。他指出，激进的历史，特别是黑人活动家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历史，在校园里经常被故意掩盖和否认，因而传授历史是帮助人们争取权利的有力工具。以提高黑人民族意识和跨国意识为教育及社会使命的机构，充当了传播泛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培训解放斗争潜在领导的工具，尽管这些机构从事学术上的提升工作，但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其主要目的是反对霸权。在20世纪70年代泛非意识形态影响力加速的背景下，活动家们强调，他们不仅是“黑人”，而且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运动中占主导地位的“非洲人民”。非洲认同、反对南非的少数白人统治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非洲解放运动的团结，在不同程度上也是自由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者、政治导向的革命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主要目标。但文化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在种族或阶级分析上的教条立场很难使这一目标顺利实现，例如作为一个跨越意识形态支持非洲解放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织——非洲解放支持委员会因为这种分歧，最终于1974年后衰落并且分裂了。因而种族/阶级的民族解放方向是解决这种分裂的可能方案。

（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视角下的资本主义

对资本主义的全景立体理解不仅应从殖民主义角度出发，更应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角度出发，理解资本主义的崛起既要看到英国工人，也不能忽视北美原住民的土地、非洲黑人奴隶的身体，还有印度与中国的农民、拉美的白银。来自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土著权利活动家布莱恩·沃德（Brian Ward）也表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是温情脉脉的，它只有通过奴隶制和定居者殖民主义才能实现，“美国这个国家就是建立在偷来的土地上的”。布莱恩·沃德在题为“北美的定居者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在北美，以土地为生存资源的原住民被无情驱赶、几近灭绝；欧洲白人在北美建立永久殖民地，不断寻求获得土地，原住民并非毫无意见；当下，站在原住民立场上反对殖民主义，与站在工人立场上反对资本主义应是一致且相互支持的。

移民问题一直都是美国政治中核心且棘手的问题，在移民危机背景下，社会主义者呼吁开放边界何以必要，为之而战又意味着什么？圣地亚哥城市学院美国史、奇卡诺研究（Chicano，指墨西哥裔美国人）教授贾斯汀·阿克斯·查孔（Justin Akers Chacón）就移民和开放边界问题发表了主旨演讲，批评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盖世太保般的残酷执法导致诸多家庭分离，而社会主义者经常因为坚持争取开放边界被指责为“乌托邦”。他强调，考虑到欧洲的前车之鉴，如果不处理好移民问题，它将继续搅动整个国家的政治，带来不安定因素，加剧国家的分裂。左翼的最佳反应不应当是与极右翼一道，将问题归咎为移民。左翼如果充当镇压工具，站在反对移民的最前线，便会是当前时期重建充满活力的、激进的、有战斗力的劳工组织与劳工运动的最大障碍。美国的工人阶级一直都是多国混合体，在1.53亿就业人口中，约有4700万工人（占比约31%）是入籍公民、永久居民、临时居民和临时工，难民和无证工人，另外很大一部分是由移民的子女或孙辈组成，而许多其他工人都有混合国籍。今天关于美国工人阶级的讨论必须超越国界，因为作为一体化的跨国组装、生产和分销网络的一部分，跨国公司不仅在美国，也在其他国家雇佣工人。从劳工史看，右翼劳工民粹主义一直是工人阶级中的一股反动潮流。在劳工斗争、经济危机、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加剧的时期，按照种族和民族划分工人，针对移民的仇外心理和反移民的种族主义只会掩盖阶级斗争问题，左派支持移民限制只会让工人阶级惨败。另一方面，在劳工运动拥抱移民、包容移民的地方，故事的结局则不同。在过去30年里，移民工人重振了一场本来就奄奄一息的劳工运动，给资本主义带来了最激进的行动和阶级意识的挑战。随着1986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的通过，被合法化的250万人加入工会，建立了移民组织、运动和组织运动的新先锋，确保工会运动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那些组织移民的部门，移民领导的工会组织的激增导致了工资的大幅上涨。可以说，激进的美国左派，包括移民左派，在促进工会的发展和提升其战斗力方面以各种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

理论与现实：运用马克思主义回应现实问题

（一）破除“理论乌托邦”的迷雾

社会主义是不是乌托邦？布朗大学教授比尔·基奇（Bill Keach）在主旨演讲“马克思主义与人的本质”中回应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两大质疑：一种论调来自右翼权威人士，认为社会主义行不通，注定要失败，因为人类天生贪婪，这一与生俱来的人性驱使人们把注意力主要放在狭隘的自我利益上；另一种论调则来自部分左翼人士，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改革，但由于人类在合作和集体行动方面固有的局限性，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被废除。这两种质疑都将人性视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障碍，而事实并非如此。比尔·基奇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上述关于人的本质的定义符合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界定，马克思对两种流行观点提出了挑战。一是现在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事物与社会不平等、竞争和剥削的方式直接而充分地反映了人的本质；二是人的本质是固定不变的，现在的人类就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样子，资本主义文化就是人的本质的代表。马克思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看待人的本质，拒绝抽象地、静止地看待人的本质；阐明人的社会本质，围绕着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指出人的发展方向。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比尔·基奇解答了这种探讨对于那些为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意味着什么：关注人的本质，意味着寻求人自身解放的道路。

（二）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理解资本主义本质和运动规律

马克思在以《资本论》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常运作表象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也就是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大卫·哈维在题为“马克思《资本论》导读”的主旨演讲中强调，将马克思的思想当作属于19世纪过时的和充满缺陷的产物是可笑的，因为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所批判的现象依然鲜活地存在于我们身边，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时代，仅仅占领世界一个角落的资本主义如今已然是覆盖全球的主导经济体系，其产生的效应自然无法同日而语。他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仍然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功能的关键的、开创性的理论著作。用概念、理论来解读和指导日常生活，或者说解释工人为何要不断斗争以及如何斗争，是马克思希望《资本论》写作能够达到的目的。作为马克思科学著作的最高点，《资本论》是具体研究历史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基石。然而，大部头的著作令许多人望而却步，因而正确理解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的核心概念十分重要。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因为波及全球而演变为世界性经济危机，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能走出这一危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生产性消费的持续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救世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存续没有了威胁，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恶化、复合增长达到拐点、“普遍异化”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发展最现实的威胁。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的遗产，大卫·哈维表示应将其作为通向更广阔世界的方式，用它来帮助我们看清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危机的本质，用宽广的视野理解我们所在的现实世界的根本问题，而非故步自封。

（三）资本主义下女性受压迫问题

2019年是罗莎·卢森堡逝世100周年，《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奥克顿社区学院教授、《罗莎·卢森堡全集》总编辑彼得·胡迪斯（Peter Hudis），阿尔伯塔大学副教授桑德拉·瑞恩（Sandra Rein），佛蒙特大学副教授、《罗莎·卢森堡全集》编辑海伦·斯科特（Helen Scott）围绕“罗莎·卢森堡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讨论。参会者围绕如何对待卢森堡的思想，卢森堡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对革命的反思等进行了讨论。

此外，与会学者就卢森堡如何看待女性问题，即资本主义下女性受压迫的本质进行了探讨。卢森堡对女性解放问题的思考是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的高度进行的。很多人认为，与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批评苏联早期实践、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相比，支持妇女解放运动不是卢森堡思想的主要部分，但值得指出的是，她对女性解放运动的关注和支持是贯穿其一生的。罗莎·卢森堡是一个生活在极其不平等时代的女性，她从来没有获得过与男性同等的资源，即使党内也存在性别歧视现象。她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反对当时的资产阶级女权主义，即只关注法律权利。所以，当时卢森堡强调争取选举权与让女性接受教育的斗争。她明白法律权利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它们只是人类整体权利的一部分。所以，她从来没有把这一点放在斗争的前列。因而，那种认为卢森堡对“女性问题”不感兴趣的观点是错误的。她写了很多关于父权制的文章，以及关于压迫是如何真正从社会内部的细微结构开始的。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什么？卢森堡在这方面有众多思想遗产留给我们。这种女权主义不是希拉里·克林顿式的把自己同他人对立起来的那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应与他人协同合作，并注重整体斗争的相互联系性。因此，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永远不能独立地、与其他斗争脱节地去谈论“女性问题”或女权主义问题，应将其置于整体斗争中。简言之，卢森堡不认为女性解放是一个独立的问题，这一问题从来都与工人阶级的解放密切相关，是所有人自由发展的产物。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废除，女性受压迫的命运也将随之改变。

三

斗争与策略：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一）美国与社会主义的“缘分”

“美国例外论”是学术圈内颇为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而维尔纳·桑巴特的“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言论则更激起了长久讨论。美国究竟是不是与社会主义无缘呢？《雅各宾》杂志的编辑兼出版人巴斯卡尔·桑卡拉（Bhaskar Sunkara）直言不讳地指出，在自己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如果告诉身边人自己是一位社会主义者，大概率会被认为是发疯了，身边人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不过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面对资本主义的一系列问题——极端不平等、压迫、剥削，越来越多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欢迎态度。但仍然有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无论从政治层面还是技术层面考虑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巴斯卡尔·桑卡拉指出，事实上社会主义在美国有很长一段辉煌历史。维尔纳·桑巴特写《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时，社会主义在美国并没有形成一股大众力量，但它似乎已经在积聚动力了。1912年，美国社会党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近12万选票，拥有12万党员。伯克利、弗林特、密尔沃基、斯克内克塔迪的市长均为社会主义者，国会议员维克多·伯格以及很多州政府官员也都是社会主义者，而俄克拉荷马州更是成为11份社会主义周刊的发源地。尽管此后一段时期内，社会主义在美国发展遇到寒潮，但随着“社会主义”与苏联集权体制的脱钩，美国社会极端的不平等，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显现等，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青年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巴斯卡尔·桑卡拉认为，对于由大企业、老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控制的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更好的选择（社会主义）来代替它。如何构建一个可行的社会主义，如何将对资本主义不公正结果的愤怒转化为对制度本身的挑战是今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困境。而由于美国缺乏过去150年来几乎每一次社会主义运动所必需的三个要素（群众党、活动家基础和动员起来的工人阶级），使得这项任务显得更加艰巨。但伯尼·桑德斯让数百万人相信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新的群众性行动，如2018年的教师罢工，也揭示了当今时代工人阶级的力量。美国现在需要的是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将零星的抵抗联合成一场社会主义运动。

（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战略

美国社会主义的复兴，引发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战略的新一轮讨论。选举和群众斗争的相对重要性，以及社会主义者是否可以（部分）利用现有国家资源来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决裂，再次成为左翼争论的焦点。曼哈顿区社区学院教授查理·普斯特（Charlie Post）就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些理论反映了不同的战略方向。危机的必然性决定了劳资之间的斗争格局。显然，工人们已经赢得了重要的改革，包括缩短工时、提高工资、对工作场所的资本专制进行一些检查和限制、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监管。然而，这些改革总是大规模、破坏性的社会斗争（罢工、占领、示威）的产物，这些斗争超越了资本主义合法性或选举政治的界限。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受到资本主义的反击，特别是在危机来临和盈利能力下降的时期。简言之，基于合法化的集体谈判、选举政治和赢得州政府以确保持久改革的政治战略是行不通的。改革主义的悖论就在于，接受资本限制的改革主义战略，总是无法真正赢得或捍卫改革成果。虽然各种工作场所的工人，特别是大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和运输工具（今天的物流业），拥有巨大的潜在社会力量，但无法保证工人们将采取行动利用这种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们被推到一起，却又被分开——在工作场所作为集体生产者聚集在一起，但作为劳动力供给的竞争对手而相互竞争。作为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者，工人受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外心理和其他反动政治思想的影响。只有当工人能够集体组织起来对抗资本和国家时，他们才有可能发展出激进的、革命性的阶级意识。查理·普斯特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让他接受“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即以劳动人民的自我组织和自我活动为战略中心（包括在种族、性别问题上），而指望其他社会力量（议会政客、劳工官僚、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等）带来根本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劳工斗争问题，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助理教授巴里·艾德林（Barry Eidlin）认为，离开工人的反击，社会主义无法胜利。在社会主义复兴的背景下，厘清社会主义者对工作场所、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战略定位尤为重要。应该回顾广泛的工人阶级组织策略和经验，这些都是今天社会主义者的集体遗产。“普通员工策略”近年来日益流行，这一策略指的是：评估当今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核心挑战，应对这些挑战的战略框架。归根结底，这是为了努力解决社会主义者在非革命时代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答案在于工人阶级——唯一有能力推翻资本主义和改造社会的阶级。如果说社会主义者在过去150年左右的时间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能够带来革命性变革的“剧作者”并不是自然而然、恰好发生的，而是必然被创造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让工人阶级变成革命主体并使其成为主人。当下，作为只存在于资本主义关系中，主要与雇主谈判工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组织，工会的存在肯定和加强了资本主义阶级社会，这使得工会几乎成了改革派机构，旨在缓解和管理雇佣关系，而不是改变雇佣关系。尽管如此，如果某个公认的“工人阶级”要发展成为一股能够带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那么工会将成为这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只能通过与资产阶级的积极斗争来发展改造社会所需的意识和技能，而工作场所是这种斗争最直接和最明显的场所。没有工会，个体工人是孤立和软弱的，并且更容易被按照种族、性别、宗教、地区、移民身份等划分。工会为工人提供了一个以协调和持续的方式进行阶级斗争的平台，在这个过程中使工人可以获得未来斗争所需的能力。这就是许多社会主义者花费大量时间思考和积极工作来加强工会的主要原因。与此类似，作家乔·艾伦（Joe Allen）也强调了工人反对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等极端右翼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乔·艾伦以“我们能将亚马逊组织起来吗？”为题发表主旨演讲，指出利用物流来维持创纪录的利润造就了以亚马逊为典型代表的巨型雇主个人财富的增长，而这是建立在过度剥削低工资的工人劳动力基础上的。此外，面对由此引发的工人是否有可能参与传统的工会组织活动的疑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观点》杂志创始编辑阿萨德·海德尔（Asad Haider）对我们理解种族政治和反种族主义斗争历史的方式提出了新问题，热情呼唤超越盲目沙文主义和“种族意识形态”的新政治实践。阶级或种族是现代政治中更重要的因素，这是近代史上最具争议性的争论的核心问题。在那些容易找到共同点的群体中，几乎没有达成一致的先例。为了摆脱这种僵局，阿萨德·海德尔求助于黑人自由斗争的丰富遗产。他描绘了黑人自由运动的革命愿景在很大程度上被狭隘和有限的身份理解所取代的过程。身份已经从我们与国家和社会的物质关系中抽象出来，这使得它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当身份作为一个人政治信仰的基础时，它表现为分裂和道德化的态度，而不是促进团结。借鉴黑人革命理论家的言行，他认为当代身份政治是“反对种族压迫运动的中立化”，而不是反种族主义的同义词，更不是草根阶层反种族主义斗争的进步。它标志着从身份认同到团结，从个人认同到反对压迫性社会结构的集体斗争的倒退。

四

简要评述

在美国社会主义大会上，我们除了看到不同群体的诉求、资本主义的社会群像外，也看到了理论的波澜壮阔。会议从具体问题指向资本逻辑批判、资本主义系统批判，这其中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活”与“规则”——“资本”成为世间畅通无阻的通行证，也让我们看到身处资本主义体系中人的彷徨与呐喊，以及寻求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努力。

一方面，作为大型的左翼论坛，美国社会主义大会是左派们的重要精神领地，他们试图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与当下美国左翼们的关注点融合，在凝聚左翼力量上有积极作用。正如会议开幕式主持人所言，所有参会人员在独立日这天齐聚芝加哥这座“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历史源头城市，有着重要的意义。左翼学者们聚焦在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上，既讨论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起源问题，也关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困境，将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联系起来，主张以全球视野看待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并且反思资本主义国家现实斗争和运动的经验与困境。此外，与会学者十分关注马克思主义在现实运动中的回响，纷纷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思想资源，力图突破现实困境，做出了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的努力。学者们致力于破除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乌托邦的误解，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介绍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核心概念和理论，这无疑有利于唤醒工人阶级意识和凝聚左翼力量。

另一方面，对会议中存在的不同政见应辩证看待，对于社会主义大会中的各种观点，应该予以分辨，并不是所有谴责资本主义、批判资本的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社会乱象丛生之下，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极端激进主义者等共聚一堂，种种观点的冲撞、交锋固然有利于思想的澄清，但也容易混淆视听，比如许多与会者将社会主义与模糊的“平等”概念联系在一起，而不关心生产资料是否公有的现象值得重视；许多只是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实现改良的主张应予以驳斥；还有一些认为解决传统家庭压迫、实现生育正义的答案在于废除家庭、围绕同性恋社会再生产重组社会的观点值得商榷等。同时，一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声音值得我们反思，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应致力于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种方案必须解决好权力、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总之，思想立场上的不统一带来的是最终目标和行动上的分歧，于美国左翼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

（作者田曦，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6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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