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在中国渗透的历史性考察

王府井天主教堂（图片来源于网络）

历 史上，对中国影响较大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佛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佛教由于教义和本土化的原因，很好地融入了中国文化中，没有被外来势力过多地利用。伊斯兰 教也基本上与其他宗教相安无事，虽然极端宗教势力在极个别地区兴风作浪，但总体上还是很平和的。可天主教则不同，曾被西方列强作为对华奴役的工具反复使 用，特别在近现代史上，天主教曾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 约，从此揭开了西方列强蚕食、凌辱中国的序幕。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该条约除割让香港和五口通商外， 还涉及到保护传教士：耶稣天主教原系为善之道。自后又传教者来之中国，一体保护。1844年10月，中法《黄埔条约》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英天津条 约》，同样规定中方要保护传教士传教的权利。《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按第八款备有盖印执照安然入内地传教之人，地方官员必厚待保护，毫无查禁，皆免惩 治。此后，天主教传教活动扩大到中国内地省份。值得注意的是，传教条款中无视西方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肆意干涉和践踏中国主权。1860年10月签订 的《中法北京条约》，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艾美贿赂清政府官员私自添加任法国传教士，再（中国）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一条款，没有双方协商同意，本条款 理应无效，但法国政府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而清政府非但不敢据理力争，而且还在1865年（同治四年）有总理衙门下达了一条命令竟然予以默认：查内地建教 堂，由来已久，但传教士究系外国之人，如买地为建堂之用，其卖契内只可载明卖作本处天主教堂公产字样。若系洋人在内地购买私产，与条约不符，仍应禁止。此 后，若有传教士在内地购买田地建作教堂公产，即照咨内事理，妥细查明办理，勿任混淆。自此，天主教传教士在内地“租卖土地，建造自便”的特权竟然就被合法 化了。

基于上述背景，各天主教修会纷纷进入中国。以耶稣会为例，1814年耶稣会在欧洲得到恢复后就着手准备重新进入中国传教。1840 年，教宗格利高里16世派遣南格禄、艾方济和李秀芳三位神父到江南地区传教。1846年，道光皇帝弛禁谕旨颁布后，南格禄立刻与上海地方官员交涉收回教产 事宜 。19世纪后期是天主教修会派传教士到中国传教最为集中的时期，到1858年，天主教的传教活动已经遍及全国各地。中国天主教徒人数持续上升。1870 年，全中国天主教人数369411人（也有统计为404530人）；1885年天主教人数有558980人，35名主教，453名外国传教士和273名本 地神父；1890年，天主教徒有62万人，1897年天主教徒53万人（欧洲传教士759人，中国神父409人）。1890年前后，仅江南地区就有665 座天主教堂，77座小教堂，2所修院，1所培训中国神职人员的学校，1所孤儿院和20所育婴室，1所医院。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速度超 乎寻常。

为了适应中国天主教的发展，罗马教廷调整了宗座代牧区。通过划分教区来加强对中国天主教的控制。1846年，天主教在中国划分为 10个教区，其中澳门、北京、南京3地是主教区，其他7个宗座代牧区分设在陕西、山西、山东、江西、湖广、云南和香港。通常一个代牧区有同一个修会领导， 各修会直接对罗马负责。1870年，罗马教廷在梵蒂冈召开会议，讨论把中国划分为五大教区，运行一段时间后，再把教区划分为教省。第一教区包括直隶、辽 东、蒙古； 第二教区为山东、陕西、河南、甘肃；第三教区包括湖南、湖北、浙江、江西；第四教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西藏；第五教区包括广东、广西、香港、福建。规 定今后每五年每个教区都要召开一次会议，其余传教区都派代表参加。从当时情况看，天主教的渗透已经遍布全国。但是这种发展是西方列强在船坚炮利的保护下获 得某种畸形繁荣，一些传教士在中国领土上横行霸道， 自觉充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他们窃取情报、霸占良田、掠夺财富、包揽词讼、欺压百姓，在遇到民教纠纷时，地方官员不敢得罪洋教士，而做出有利于教徒 的判决。一些人为了能够打赢官司而匆匆受洗入教，在松江一带民间流传着“不打官司不入教”的民谚，更有甚者，一些地痞恶徒趁机入教，他们仰仗打着天主教的 保护伞，在民间横行不法，而洋教士却一味包庇。于是，教会与中国社会的冲突也日趋激烈，从1856年鸦片战争到1899年的40余年内，中国发生了大大小 小1500多起教案。比较有名的，如：1856年的西林教案，系由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马来神父违反条约规定，擅闯内地引起。法国政府便以此为借口，与英国一 起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61年4月在贵州发生青岩教案，当时贵州代牧主教胡缚理接到法国公使转发的护照，以战胜者的姿态，乘大花轿，前呼后拥地见巡 抚和提督，又在青岩强买民田，建造修道院和印刷所，引起公愤。巡抚何冠英、提督田兴如向省内官吏联衔发出一公函，号召驱逐天主教教士。端午节时，百姓焚烧 了晁家关修道院，杀死张如洋等4名天主教徒。胡缚理报法国公使，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1865年的四川酉阳教案，张佩超、张玉光父子对中国天主教徒欺压乡 民愤恨之至，继而率众毁坏教堂，殴毙教士，张贴揭帖，号召“诛灭洋教，斩草除根。”1869年又因教民龙秀元逼迫非教民朱永泰退婚，以民团为一方，教民为 另一方演变为一场大规模冲突。地方官勒令双方交出武器，民团全交，而教民未交。在华人司铎覃辅臣带领下杀死民团200人。清政府为息事宁人，净赔给教会白 银3万两，将民团首领正法，其他处以绞刑或者流放，而覃教士竟然和助教一起出国走掉，其他杀伤平民，历年来奸掠烧杀首恶教民人等， 虽定罪而不到案，结果不了了之。与此同时， 贵州永宁、台湾凤山、江西贵溪、庐陵、直隶永年、 湖北天门、 福建福州、漳浦、罗源，广东雷州等地都发生规模不等的教案 。

在全国反洋教热情高涨之际，爆发了闻名全国的天津教案。1870年，法国教士 在天津东门的“仁慈堂”收养中国弃婴或孤儿，并为之傅洗。当时抓住了一个觅拐小孩的嫌犯武兰珍，她招供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白天外出觅拐小孩，迄今为止已 经觅拐7个小孩。于是，教会觅拐小孩，挖眼制药的流言不胫而走，民情激愤，街道上贴满了反教揭帖。6月21日，天津道台周勋光、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带犯 人武兰珍前往教堂， 面见传教士谢福音。下午，围观群众与教堂中的信徒发生冲突，传教士丰大业认为是崇厚派兵保护不力，亲自带枪带人前往崇厚衙门，神气凶悍，其秘书长西蒙手持 利刃紧随其后，丰大业到衙门后，无礼之至，持刃击桌，冲着崇厚大声叫嚷“乱民要我的命，我要你死在我面前”。遂连发数枪，伤及崇厚随员，这时门前集聚数千 名愤怒已极的群众，崇厚劝其暂勿外出，但丰大业不但不听，还嚣张地喊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路上正好遇到知县刘杰从教堂回来，并开枪伤及刘杰随从和无辜 百姓，群众将丰大业和西蒙二人殴打致死，弃尸河中，随后群众烧毁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署，杀死传教士、商人以及中国教徒等。中国传教士、教徒和教堂杂役 也有被殴毙的。这次教案中被杀者，有法籍传教士谢福音、使馆翻译馆多玛三夫妇，仁慈堂修女10余人，包括法、俄、比利时、意大利、爱尔兰等国籍，以及中外 人士总共20余人。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法、美、比、俄、普、西等7国驻京公使于22日联衔照会奕欣，又将军舰开到天津海口和山东烟台，炫 耀武力。崇厚于6月23日将天津教案上报清廷，清政府深感事态严重，于当天派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10月5日，同治皇帝颁布圣旨，“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 法防范，至匪徒乘机焚杀戕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张光藻、刘杰均著重发黑龙江效力。”先后分两批处死参与暴力事件的20人，军徒25 人。按照法国提出的要求，赔偿各国领事署、天主堂及仁慈堂等的财物损失白银21万两，抚恤金白银25万两。派崇厚为特使赴法国道歉。清政府对待列强和传教 士是步步退让，礼待有加，而对待自己的百姓却是极力压制和残酷镇压，这种内外有别，媚外压内的做法，激起国内民众更大的抗议声浪，加剧了全国各地的民教冲 突。如山东、福建、广东、西藏、云南、台湾、浙江、四川、安徽、江苏、湖南及黑龙江等省，均多次发生规模不等的民教冲突，规模较大的有四川大足、安徽芜 湖、山东巨野等教案。最终导致1900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一场更大规模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义和团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普通群众 和无业游民等，对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深恶痛绝，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天主教在义和团运动中遭到沉重打击，据统计，天主教共有5 名主教，31名欧洲神父，9名修女被杀，中国天主教徒被杀人数愈3万人，大约有四分之三的教堂被损毁，很多地方教会组织几乎彻底摧毁了。

义 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均采取了各种保教措施。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笔赔款——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就是用来重修被烧毁、损坏的教堂、仁慈堂 等，并修建了许多新教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宗教信仰自由正式载入历届中华民国政府宪法，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各种宗教的合法地位得到保证。中国社 会的变化为天主教传教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客观条件。 从1910年至新中国成立前，天主教基本处于一个稳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不必说太多，重点来论述解放后天主教如何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生政权， 并充当帝国主义反华排华 “马前卒”的。

罗马教廷方面，早在1934年，罗马教廷不顾国际社会的压力，公然承认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炮制的傀 儡政权“伪满洲国”，把日本占领下的东北从中国传教区划出， 成立单独的东北传教区，长春天主教堂发布了《天主教公教教会发表书》公开承认伪“满洲国”。1938年9月，教宗庇护十一世接见了伪“满洲国”教务代表 团。1939年2月，刚刚当选教宗的庇护十二世致信溥仪，表示罗马教廷的立场不变。同年3月12日，中国政府特使顾维钧专程赴罗马参见教廷的加冕仪式，陈 述日本在中国的暴行，庇护十二世不仅没有明确表示谴责，而且还致函中国天主教徒对于日本的侵华暴行保持超然态度，“常以明智和忍耐， 埋头于神圣事务，不偏左、不偏右，即表面上的行动也当避免。”1942年，罗马教廷不顾盟国劝导和反对，一意孤行地与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1943年6月 与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年7月， 谢寿康被任命为中国驻教廷的第一任公使。但是罗马教廷却没有相应派驻华公使，直到1946年，摩纳哥人黎培里（1897-1967）总主教被任命为首任教 廷驻华公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梵蒂冈拒不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黎培里在南京 以“公使”名义，继续操纵中国天主教会，他向各教区主教发出发出梵蒂冈1947年和1949年先后发表的两个反共声明，然后由主教通过口头方式传递给教 徒：中国教徒不准“拥护”共产党，不准阅读解放后出版的书报杂志，不准参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任何组织，如妇联、青联、学联和工会等。1948年成立 的“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印发了大量宣传小册子，大肆宣传“有神和无神势不两立”的观点，在思想上麻痹和毒害一部分知识分子和青年教徒。他们还利用当时活跃 在全国各地的“圣母军”等组织， 出面阻挠和干涉教会学校中的一些教徒的爱国行动。上海天主教成立“教理小组”散布所谓的“三不主义”，即“不看”共产党的报纸，“不听”爱国言论，“不 讲”教会内有帝国主义分子。还在教徒中间散布共产党要“灭教”等，故意制造思想混乱和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理解的偏失。1950年美军在朝鲜半岛的仁川登陆 后，天主教会更是四处散布谣言，说什么“圣母在南朝鲜上空显圣，美国军队一定胜利”、“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等，甚至有的天主教神 父以宗教活动为掩护，搜集我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情报送到境外。1950年美国间谍阴谋炮轰天安门案就与黎培里有牵连，意籍神甫马迪懦是炮击天安门的主犯 之一，他也是黎培里派驻北京的“教廷公使代表”，案发后，在马迪懦寓所搜出他隐藏的迫击炮弹、步枪子弹、手枪子弹259发，手榴弹8枚，迫击炮弹弹头和底 火、兵器零件等273件，以及他为李安东、黎培里搜集的情报底稿多件。1951年3月31日，黎培里致信各地“圣母军”头目、天主教主教，反对天主教教会 开展三自（自治、自养、自传）爱国活动。“圣母军”还印制了大量攻击、诋毁、丑化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宣传读物《恐怖的共产主义》、《现代问题解答》20余万 册，陆续派人到各地煽动地下组织成员抵制、破坏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自爱国运动等。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共产党采取如下措施：1950年 11月，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表了《对于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应有的认识》一文，文章开宗明义，论证了宗教和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问题，一方面是宗教问题，即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所产生的群众信仰问题，一方面又是在长时期中被帝国主义利用作为工具来向我国人民进 行侵略的问题。我们应掌握这个问题的两方面，认识这两方面的联系和区别，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政策，来处理有关宗教问题。”在宗教信仰上，“中国的爱国人民 并不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应当禁止或排斥的宗教。”不仅如此，“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反对侵略争取和平的政治行动上，唯物主义者和宗教信徒却完全可以而且应 当联合起来”。文章呼吁，新中国的教会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一切有爱国心的天主教、基督教徒，应该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间谍活动 的阴谋，反对教会中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反动分子，有步骤地实现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逐渐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教徒自己的事 业。”

与此同时，一大批懂宗教、善于做信徒工作的党员干部被充实到政府各级宗教管理部门，正是由于大量深入细致的统战工作，广大天主教认识到，政府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是真心实意的，双方的根本利益是共同的。天主教友中间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一下被激发出来了。

教 廷驻华公使黎培里却通过“天主教中华教务协进委员会”在教会内散发反对爱国运动的文件，强调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指责发起爱国运动的教友是“裂 教”和“违反教义与教规”。1951年4月，黎培里再次以强硬的口气宣称，任何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推翻教会权威将遭受教会纪律的惩罚。他甚至派遣一些亲 信，分赴北京和四川等地阻止当地教徒参加爱国运动。黎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激起了各地教友强烈愤慨和严厉谴责，纷纷要求人民政府将黎驱逐出境。 1951年7月13日，天津市军事管理委员会将黎培里建立的“圣母军”为非法组织而予以取消。 面对中国政局的变化和中国教会的形势，教宗庇护十二世与1952年1月18日发表公函，公然把驱逐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比作早期教会的教难，要求中国教友 信从罗马教廷。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再次发布一个措辞更加强硬的《致中国天主教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谴责“三自革新运 动”，以革除教籍威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的中国教友，对于那些国内反对爱国运动的神职人员和教徒，庇护十二世则大加赞赏。罗马教廷的通谕在中国天主教内引起 极大混乱，严重干扰了中国教会的反帝爱国运动。一些教徒以“反对神长”的罪名遭到“绝罚”，被“停领圣体”。特别是在庇护十二世的第二个通谕传到中国后， 以上海主教龚品梅为首的少数神职人员大受鼓舞，更加卖力地以种种手段与中国政府对抗。诅咒新中国为“黑暗世界”，社会主义总路线为“狗猫路线”，煽动教徒 起来对抗土地改革，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抵制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和法令。1955年9月8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此后全国各地破获10多起天主教间谍 案和反革命破坏活动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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