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信仰归因何在——为什么马克思会信仰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信仰归因何在

——为什么马克思会信仰共产主义

文良玉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不只是“理想”，也非像伏尔泰所说“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而是通过现实运动和积极手段是将可以达成的社会目标。那么是何因素令马克思产生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对此我认为，这除发始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产生和对历史发展规律做出了科学分析，更发始于马克思对人性也做出了科学的揭示。关于人性，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之前就对西方固有人性观展开了批判，但却与我国贤哲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正可谓如此，使得我国各个朝代的贤哲都能把“大同世界”作为政治诉求。

一、西方固有人性观

而今西方还普遍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造成西方产生这种人性观的，当属基督教的创建者，还有西方近现代政治理论奠基人霍布斯，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1、基督教创建者认为，人是由上帝创造的，因为人类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了禁果，故造成人生而有罪，天生性恶。人所以“生而有罪”，是因为有罪才来到“尘世之国”；人所以“天生性恶”，是因为灵魂受到过玷污。那么，要使得人性为善，就得去除人的原罪；要去除人的原罪，则需要净化其灵魂，而这方面，人类靠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靠“至高、至美、无所不能，至仁、至义、无所不在”的上帝来救赎。

基督教创建者还认为，尘世之国是一个相互伤害而不是一个充满爱的所在，“自私统治着这个国度，各种自私自利的目的相互冲突，使它沦为罪恶的渊蔽”。故生活在尘世的人，或只能追求肉欲上的快乐，或只能忍受人世间的苦厄，不会过上至善和有正义的生活。好在尘世只是人类的暂时驿站，人们只要能求得上帝的恩典并进入天国，就可以免受苦难，甚至还能获得永恒幸福。也正可谓是源于这种认知，使得基督教认为，人世间建不出“理想国”。自当然，也会贬抑共产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或是为使人们对未来能抱有向往，或是为使尘世不至于成为人间地狱，基督教要人们都皈依上帝，并界定：“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的”，即也主张“双长制”——由上帝专管“弘道”，并负责“凯撒”无能为力的净化人的灵魂工作；由“凯撒”负责行政，并专管各类国家机器。

2、霍布斯认为，人世间就如自然界一样也“丛林法则”。人们之间无道德、无怜悯、无互助互惠，有的只是冷冰冰的食物链，有的只是残暴无情和赤裸裸的利益关系。所有人都不关心别人，都不惜牺牲别人利益，都只能够“自我保全”，因而利己动机才是人性最根本的，并决定一切特征。故人在本质上是自私、邪恶、富于侵略性的，社会形态只会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人们的利益也是互不相容的。

霍布斯的政治理论正是基于这等人性观创建的，故其理论：只求惩恶，不求扬善；只求法治，不求德治；只强调靠“权力＋契约”对治，不强调靠“修身＋齐家”对治；只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不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令民“有耻且格”。好在万幸，自哥白尼发现地球之外并无天国，达尔文揭穿人类也非上帝创造之后，西方仍然没有懈怠对上帝的信仰。

3、亚当·斯密传承了基督教、霍布斯的人性观，加上18世纪的英国出现了大量流浪汉，斯密认为是“人性懒”所致，故使斯密对人性只会作出“人性恶、人性懒、人性不可塑、人类不能群、人唯利是图”等认知。而这等人性观，还在近现代被西方上升到哲学高度且受到其神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一致辩护，以致都把“自私自利”当做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来加以维护。

囿于此，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只能就经济论经济，只能靠个人主义出生产力，只能以“小河有水大河满”“主观为己，客观利人”等逻辑创作《国富论》，只能寄望于靠“屠户、面包师、酿酒师”等手工业者大众创业来繁荣经济。

而今，学习过现代管理学者应该都知，西方如上人性观已受梅奥、马斯洛、麦格雷戈、赫茨伯格等管理学家的一致批判。因为正是源于此，曾令他们也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并不敢提倡“团队协作”，不敢倡导“共同愿景”，甚至也认为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天经地义；令他们的企业以物为本，并只关注控制人、不关注引导人，只求靠“科层制”“一长制”“胡萝卜加大棒”等构建管理体系等等，以致使他们企业只能把发展希望寄托在资产能够保值升值和能对外部更多“吸血”上……

由上可见，基督教的创建者，还有霍布斯、亚当·斯密对人性分析都可谓是出自于太缺少科学根据的主观揣测。而对此，马克思则都大不认同。

二、马克思对人性的揭示

读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者想必都知，马克思此时就抵触由宗教来确定人性，并当是由此开始而揭示人性的。至于人性，马克思（含恩克斯）认为，人是由自然界进化而来的能合群的高级动物，故此决定人性：一会有自然属性，二会有社会属性，三会有思维属性，人性当是这三种属性的辩证统一体。人有不同需要时会表现出不同的属性。即可谓是：（1）出现自然性需要时，自私自利，甚至损人而利己；（2）出现社会性需要时，会主动示好于他人，甚至乐善好施；（3）出现思维性需要时，求真知，求完美，进而甚至会“崇高”。即如王阳明所言“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具体，马克思、恩格斯曾做出过如下阐释：

（一）人有自然属性。人因为是自然界的产物，故也具有一切动物的属性，对此，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故而人性“恶”，便只会求得对“衣、食、住、行、性”方面的需要。

（二）人有社会属性。对此，如马克思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此外马克思还强调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即人的本质并非取决于原我，而是取决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生于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那么，人为什么具有社会属性？马克思又从如下层面做出阐释。

（1）人不能离群索居，必须在社会中生活。如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3。也正是如此，令荀子也感言：“（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人所）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4。

（2）人除了有物质需要外，还存在许多社会需要——当已为马斯洛更具体揭示的包括“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这应是马克思针对当时西方还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私利”（在企业也只注重物质刺激）而做揭示的。不言而喻，这些需要都来自社会，人们要获得这些需要（即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就只能示好于社会，甚至要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许，以致必须要有良好的表现才行；换而言之，当人们积极示好于社会而不能得到这些需要时，就可能很实际，就会唯物质利益是图，甚至损人而利己。也可谓是有这些认识，令马克思否定抽象的人性论，并还经典地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5。即人是环境的产物。而此环境，笔者认为，主要当指人文环境。那么，它对改变人会有怎样的影响？梅奥特为此进行过九年的“霍桑实验”，继而指出，员工表现如何，不但会受“经济诱因”的影响，也会受“社会诱因”影响。梅奥甚至认为“社会诱因”对人的影响力更大。拿破仑曾说过：“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基督教认为，“因有上帝之爱，才有至善和正义”。孔子说“修身”“齐家”方能“平天下”。为什么他们会有这般见识？也应都看到了非物质因素即“社会诱因”对改变人的重要影响。

（三）人有思维属性。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在于有意识和抽象的思维能力。正可谓如此，使得马斯洛晚年对其理论又做出补充，并指出，人除了有“生存、安全、归属与爱、尊重”等不可欠缺性需要（即都缺少不了的需要），还存在着“求知、求美、自我实现”等成长性需要。即可谓是还存在着求真知、求完美，故而会有“是非之心，羞恶之心”，进而能成为“自我实现人”。而“意识和抽象的思维能力”，根据恩格斯观点，认知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感性阶段，即只对事物产生印象；第二是知性阶段，即对事物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进而能达到进一步认知；第三是理性阶段，即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格物致知”，进而能达到所谓“诚意、正心”。由此恩格斯又指出，第一、二阶段的认知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三阶段的认知才是人类所独有，但不是普罗大众都能够达到的。也当是出于此，使得马克思高度意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之后，除注重对社会学和社会发展规律做出研究，还不惜花大气力寻找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同时重视教育，并认为，教育“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乃至深信于“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也使得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成就了空前伟业的我们党更深信于——“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

除上之外，马克思也指出，人的需要还具有阶级性。正如他所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去衡量的”7。马克思还在《资本论》初版序中又进一步说：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人“都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体现”。因此，人性必然是具体的，都会带有阶级性的。故如此然，但笔者认为，而今已可分为两说：（1）对照李嘉诚2013年11月答《南方周末》记者的话作解。李嘉诚说，作为企业家必需要对股东负责，但“如是对国家民族和人类有益的事，即使卑躬屈膝，我往往也在所不辞；若只是为个人名利或公司利益，我不见得会这样做”。可谓是一个人只考虑本团体或本阶级利益时，只会以本团体或本阶级的需要为需要；当还有民族乃至人类利益甚至视其高于一切时，则当能以民族乃至人类的需要为需要，比如那些受我们党感召并也甘为民族和人类福祉做贡献的“红色资本家”，就当属于这类人。（2）受现代管理思想等因素的影响，而今，即便在资本主义的美国，也不乏有企业讲人本，重文化，为此还推出员工持股，分配采用绩效工资，管理允许员工参与，乃至于注重通过人力资源开发（应可以说是“全面发展人”的代名词）而求发展力，甚至也不否定，只有基于“共同愿景”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那么这些企业主也应可以另当别论。诚如马克思也认为合作社能动摇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制度的基础”（《马恩全集》第十六卷第218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存在决定意识，那么自然也会接受与其能对接的意识形态。

综上可见，马克思认为，人除既有“经济人”属性，又有“社会人”属性，受到好的环境或正确思想影响时，还会具有崇高的属性。乃至会成为“自我实现人”。而马克思既没有简单否定“人性恶”，也没有简单肯定“人性善”。尤为值得肯定的还与孟子、荀子都同样认为基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不仅“人能群”，而且性可塑，并还就“人性”做出了现代管理学或许是怕犯讳至今也没做的结论，即如他在《德意志的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需要就是人的本质”。也正可谓是为了能满足人们的各方面需要，即在“生存、安全、归属与爱、尊重、求知、求美、自我实现”等方面使人们都有获得感，进而得以全面发展，乃至可使社会升级发展，马克思终身致力于社会形态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型，即如以GE为代表的美国企业自受现代管理思想影响并也注重发展人后，也着力于推动企业能由传统组织形式向现代组织形式转型一样。

三、中国先哲的人性观

世人皆知，我国早先认为人性善，后又出现性恶论，为此争论过两千多年，但都不否定“人性可塑、人类能群”“人能弘道”，甚至认为只要以道心治人心，人皆可以为尧舜。致使我国对人人性能有如此认知者，莫过于孟子和荀子。

孟子认为人性善，其主要观点：（1）人性之中有“善端”。即所谓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2）人类从善犹水就下。孟子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性就是有人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3）历史长河中人性是向善演变的。孟子也不否定人生而有“食、色”之疾恶，但却认为人性总会向善发展的。正可谓如此，使得孟子更相信人类最终会进入“大同世界”。

荀子认为人性恶。对此，有人认为，这与荀子所在的时代“礼崩乐坏”因而迫切需要“法治”有关。但荀子可谓过分夸大了人性恶，从而导致性恶论，以致认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於争夺，合於犯分乱理而归於暴”。诚如其然，也使得我国对人性很早就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荀子的性恶论，只当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分析的，诚如所谓“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但也不否定，通过“名分使群”“化性起伪”“隆礼重法”，也可以将“自然人”变成为“社会人”。

总之，我国先哲对人性的认知与马克思几近相同，故从孔子到孙中山时代，虽都未能使“天下大同”，但却鲜有人指说会是实现不了的“乌托邦”。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63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1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第87页

4.《荀子》，安小兰译著，中华书局，第90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4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第530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第4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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