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几种倾向

一、歪曲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谬论

改革开放以来，总有一些人或隐或显地歪曲、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略举一二。

最普遍的是，有一些理论家提出，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思想，那是“原生态”或“次生态”的东西，不能回答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不管用了；另一个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是“现生态”的，它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才管用。他们把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立起来，用后者否定前者，不承认它们的基本原理是统一的，它们都是一颗大树上生长出来的繁枝茂叶。

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我们要坚持它的对的内容，扬弃它的错误的内容（按照他们的说法，主要是要扬弃它的“空想”成分，这不仅《哥达纲领批判》里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里也有，甚至认为克服这些“空想成分”需要极大的理论勇气）。还说，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承认的，例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承认，《共产党宣言》有错误的内容，需要修改。我们不能迷信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要进行分析，这样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把发展马克思主义解释为纠正马克思主义中的错误东西。

一位著名理论家写过一篇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提出，之所以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解决中国问题？他没有说。推测起来，也许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里有错误的或者过时的东西吧。其实，他的逻辑就不对：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么就应该抛弃它，换一个指导思想，而不是把它中国化。错的东西，怎么中国化，也是错的，无论你怎么推进中国化也无法解决中国问题。

还有人提出“苏马非马”论，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错的，不是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列宁斯大林篡改过的马克思主义，“用斯大林的话来说，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任务在于批判“苏马”，正本清源，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意思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错了，现在需要更换指导思想。他没法回答一个问题：怎么在错误指导思想指导下，革命能取得胜利、改革能取得成功？

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有许多流派，不能搞成“一条线”：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的思想才是马克思主义，其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都排斥在外，这样就搞成孤家寡人了。伯恩斯坦虽然不赞成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观点，但他仍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嘛！应该看到，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少持有这样的观点。

诸如此类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屡见报刊，而且往往出自“大家”之口，搞得人们思想混乱，分不清是非。

二、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它的具体运用分开

 要搞清楚这些问题，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运用这些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具体结论区分开来。马克思恩格斯就做了这样的区分，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的时候给德文版写了个序言，序言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他们专门提到，根据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这个纲领现在有的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4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经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①]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这些原理的具体运用分开来看待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会过时的，但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得出的具体结论，则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过时的，需要修改。这段话表明，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对有错，而是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具体问题得出的结论，需要做具体分析。引用这段话得出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承认马克思主义有对有错的论断，是蓄意的歪曲和篡改。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反映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它是工人阶级观察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它是普遍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不是有对有错的，它具有普遍意义，既不会由于国情不同而不适用，也不会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过时。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有丝毫动摇。

同时还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各个基本观点之间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它们是一个系统，而不是孤立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各种论断的汇集，如果抛弃、否定了其中一个论断，其他论断就会随之被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体系也就瓦解了。形象地说，它们不是一个一个的土豆，扔掉一个，其他还在；它们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否定了其中一个基本原理，按照理论逻辑推论下去，其他原理也就站不住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会被否定。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僵化的、停滞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它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才能解决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问题。离开具体国情，离开革命斗争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只是空洞的原则，一点用处也没有。它好比一把好箭，但老拿在手上把玩，不向“的”射出去，岂不是毫无用处了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革命斗争所处的条件不一样，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自身所处的环境得出的具体结论必然也是不一样的，照搬别国模式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说要挑马克思的错，否定某些基本原理，而是说要结合本国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情况、新的形势，得出新的结论。

毛泽东也是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他说，“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活着的时候，不能将后来所有的问题都看到，也就不能在那时把所有的问题都加以解决。俄国的问题只能由列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解决。”[②]

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着。20世纪初，列宁根据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俄国实际情况，领导俄国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的邓小平等几届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发展。但不管怎么发展，有一条是不变的：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根子，无论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这个根子上生长出来的枝叶。离开这个根子，就活不了了。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怎么还谈得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呢！

这就可以说明“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提法的错误所在。这种提法，把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不同阶段对立起来了，好像有两个马克思主义，一个过时了，不管用了，另一个管用。其实，他们所说的“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只是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而不是两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是管用的。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立起来，说前者管用，后者过时了、不管用了，看起来是想抬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割断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没有根基，否定了这几种思想是统一的基本原理的不同表现形式，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渊源和历史渊源。这也就说不清楚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正确的、为什么管用了。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它的具体运用分开，也可以看到“苏马非马”论的错误所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苏联的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具体实现形式。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包括列宁主义和斯大林的理论，根子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不能否定的。至于他们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苏联的国情得出的具体结论，则需要做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中的具体结论需要做分析，就得出“苏马非马”的结论。记得上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世界范围的反共反苏浪潮，指出苏联的经验有两类：一类是基本经验，必须肯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的普遍规律，我们把它称之为“十月革命道路”，这是“放至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要搞社会主义，都必须遵循的，这一类经验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反映；另一类是苏联的具体经验，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当时当地的情况提出的具体结论，对这类经验就需要做具体分析。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具体经验有三种情况：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学习；二是在苏联条件下是正确的，但不能搬到国情不同的别的国家去；三是在苏联条件下也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出，我们应该在坚持“十月革命道路”的前提下，以苏联具体经验为借鉴，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就是这一思想的结晶。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其含义就在于此。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以苏联经验为鉴戒，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的具体实现形式。我们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绝不是因为“苏马非马”，绝不是完全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同苏联对着干。不是像一位学者说的那样，要彻底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否定得越彻底越好”。我们的改革也绝不是“去苏联化”，而是坚持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我国的国情，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这里还需要谈谈斯大林问题。提出“苏马非马”论的人，“苏马”，有时是指列宁主义，更多的是指斯大林的思想。“苏马非马”，说白了主要是说斯大林篡改了马克思主义（有时也说列宁篡改了马克思主义，但主要是说斯大林）。现在我国社会科学界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一说斯大林，那总是错的，无需论证。其实，我们党对斯大林做过科学的评价，明确指出：斯大林的“一系列理论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斯大林也犯过一些错误，“他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③]从总体上讲，不能说斯大林的思想就是“非马”。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党针对打着批判“斯大林主义”旗号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④]

不能说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思想是非马克思主义，“苏马非马”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主张“苏马非马”论者，发誓要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他没有说明白这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按词义推断，“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包括马克思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当时革命形势提出的各种具体结论。如果事事都要按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来处理问题，那是会得出荒谬的结论的。苏联国内战争时期曾经有个一个笑话：红军打仗，一位指挥官提出，查一查《资本论》，找一找有什么指示，再部署战役。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日常生活的大全、各种答案的汇集，什么事情都可以从马克思的书里找到现成的答案，这不是荒唐了吗？寻找这样的“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做法。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教条主义。无视中国的具体实际，事事都到书本里去找现成答案，这曾经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难道还要重复这样的错误吗？要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是为无产阶级提供观察、分析世界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革命斗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到那儿去寻找各种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那就找错了地方。“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本身就是荒唐的。如果说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就是违背“原本的马克思主义”，就要受到谴责，就要否定，例如说列宁主义、斯大林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不是“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讲马克思主义，就要去寻找“原本的马克思主义”，还把它叫做“正本清源”，这等于说，马克思主义是不能发展的，这不荒唐吗？

说到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它有它自身的质的规定性。马克思主义是由它的基本原理构成的理论体系，赞成、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不同时代、不同国情下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分析问题得出不同的具体结论，才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不赞成、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不能称之为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主义都不是了，怎么还能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呢？把借口时代发生变化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伯恩斯坦，也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流派，那是怎么也说不通的，这等于说共产党的叛徒还是共产党！

三、当务之急是要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党在延安整风时，总结建党20多年的历史经验，提出一个根本原则，叫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又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算了王明的脱离中国国情、玩弄马克思主义词句的教条主义错误。正是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又按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使得社会主义的红旗在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的恶劣环境下，依然飘扬在中国上空，而且政局稳定，社会安定，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离开了马克思主义，也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我们党发展的历史经验，一切成就，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这一根本原则，一方面，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另一方面，我们又始终坚持根据本国具体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新的形势，提出新的观点，解决新的问题，不断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充满着斗争的。它是在同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进行不懈斗争中实现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错误倾向。上世纪30—40年代，主要的错误倾向是教条主义，王明路线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照搬外国书本上教条，给我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我们同王明的分歧不是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在于要不要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纠正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正是在同王明路线斗争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主要的错误倾向则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人经常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立起来，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做法（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提出来的）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还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有人就由此否定《共产党宣言》里消灭私有制的理论，反对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反对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的原理，提出消灭私有制是空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有人看到私营企业主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积极作用，就否定他与工人阶级之间存在剥削关系，否定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关系，不讲劳资关系，只讲劳动关系，甚至否定阶级，用模糊的阶层概念来取代阶级。而为了否定剥削，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主张要素价值论，提出资本也创造价值。有人为了论证所谓的“和谐”，就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反对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否定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杜撰了个“和谐马克思主义”，要求“转换思维方式”，来同所谓“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诸如此类的混乱的理论，充斥报刊杂志。篡改、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为一种时髦，而且被当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的理论家干脆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把这一点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由。从认识的角度说，这位理论家把两个问题混淆起来了：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不对，管不管用，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应该十分明确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正确的，不会过时，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另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才能解决中国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脱离实际，那是一个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位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结合实际才能解决中国问题当作它不能解决中国问题了，这一混淆，就为更换指导思想开了个大门：既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能解决中国问题，那么按照理论的逻辑，我们就应该抛弃它，换一个指导思想。

说到这里，我想起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总结讲话中的一个提法。他说，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比较好。他强调，“我们这一套是一国的经验，这样说法就很好，就比较好些。”“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他反对将中国共产党人和马、恩、列、斯并列，主张“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但我们比较缺乏的是马、恩、列、斯的理论”。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低，所以要普遍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我们请马、恩、列、斯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⑤]

这一段话，讲的是毛泽东思想，但也可以用来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前中国条件下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结晶，因而它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这个“分店”，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什么别的什么主义的，因此，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来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是中国的，是“一国经验”，而不是“总店”，别的国家可以择其有用者进行借鉴，但不能说成是某种可以到处搬用的“模式”。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时代特征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

既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分店，因此，要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必须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不读经典著作，就不可能掌握马克主义基本原理，这个“分店”就开不好。当然，中国领导人的著作也要读，因为它结合了中国的具体实际，回答了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但是根子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党历来有认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优良传统。在革命战争的恶劣环境下，毛泽东多次强调读书的重要性，要求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抽时间阅读经典著作。在党的七大上，他向全党推荐读五本书，说“如果有五千人到一万人读过了，并且有大体的了解，那就很好，很有益处。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几遍或者看他一两句”。他说，不能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读经典著作了，“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规定了“干部必读”的十二本书，说“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到两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应当有共同的认识。”[⑦]类似的话，他讲过多次。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们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而复杂，更应该多读一些经典著作，真正弄懂、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用来指导我们的实践。现在，我们的干部文化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只要认真对待，通读一些经典著作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为什么要认真读经典著作的道理，邓小平也早已讲过。1960年3月25日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他批评不少报纸不同程度地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的现象，指出：“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针对有人提出的“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的观点，邓小平说，这种提法是不妥当的。“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发展。”他强调：“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邓小平说，这些看法，毛泽东是同意的。“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⑧]同样，如果只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抬高了，实际上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作用降低了。

但是，毋庸讳言，一段时间里，这种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风气淡薄了，借口反教条主义来否定读经典著作，不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反而迷信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等），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下降。有人不懂马列，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出现了越不懂马列、越敢批马列的现象。这种风气是当前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大障碍。

习近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也有利于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就谈不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还说：“邓小平同志说，读马列要精，这个‘精’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导师们的经典著作”。他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⑨]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着和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我们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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