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岩：文艺创作要与人民息息相关，与时代同步伐

作者：陈飞龙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1-12-22 1153

坚持文艺与时代同步伐

——纪念人民文学家、社会主义诗人柯岩老师逝世十周年

陈飞龙

文艺与时代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进步的文艺总能为其时代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和积极的思想力量,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推动时代和社会前进的步伐。柯岩是一位有着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的党员作家、社会主义诗人。她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用自己的文字深刻反映时代的巨大变化，倾情描绘时代的精神图谱，用她精心创作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文艺与时代的关系，是柯岩文艺观最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纵观柯岩的文论，无论是对儿童文艺、诗歌、戏剧的评论，还是对小说、报告文学或散文的论述，柯岩一直强调文艺创作要与时代同步伐。柯岩是在20世纪50-60年代创作儿童诗出名的。1957年，她连续出版了三部儿童诗集：《大红花》、《“小兵”的故事》和《最美的画册》，1961年又出版了儿童诗集《帽子的秘密》。她的儿童诗充满着童心、童真、童趣、童言、童韵，博得了广大青少年的喜爱，尤其是她的儿童诗代表作《“小迷糊”阿姨》、《帽子的秘密》至今仍在被儿童们朗读，影响了几代青少年。

改革开放以后，她虽然不再写儿童诗，但她依然关注儿童诗、儿童文学、儿童剧和儿童音乐的出版和演出，并写下来了系列的评论文章，收入文论卷就有10篇之多。在评论儿童文艺的文章中，柯岩十分关注儿童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在《贺<童话百篇>问世》一文中，柯岩说，新中国5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个繁花似锦的童话时代，创作了与时代同步的全新童话。①在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中，柯岩指出：“在时代精神与战斗性上，即文学的基本原则上，儿童诗和成人诗是没有区别的。在诗歌的艺术规律上，两者也是一致的。我们有些儿童诗为什么写得或毫无时代精神，或全无诗意，也许恰恰就是忽视了这个共性的结果吧！”②她接着说，儿童诗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和成人诗作者一样地去参加社会实践，站在历史的高度，和人民一起战斗，才能使自己的作品有时代精神。”③

当观看了张奇虹导演的儿童剧《十二个月》后，柯岩在《永不凋谢的鲜花——看儿童艺术剧院<十二个月>》一文中，称赞她：“巧妙地把传统之经典与时代精神结合，从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达到了新的高度。”④在《让孩子们健康成长》一文中，柯岩认为：“写作是很难的事，文学的路很长，绝不要脱离生活，要努力学习，要端正自己的人生态度，要紧紧追随时代的步伐。”⑤在为《金波儿童诗选》作序中，柯岩写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点，游离于时代之外的美是经不起时间的销蚀的。如果我们每个诗人都既有自己的风格，又都富有时代特色，那么，我们的声音才不会被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⑥在为《田地儿童诗选》写的序中，柯岩指出：“即使是‘八十年代了’，'时代不同了’，但努力引导他们关心集体，热爱生活，恐怕仍然是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尽的义务。”她还说：“诗人要和时代同步，时代变化了，必须重新去生活。即使旧有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也必须用新的时代的火炬重新照耀。”⑦儿童文艺创作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富有时代特色、要与时代精神结合、要用新的时代的火炬重新照耀，总之儿童文艺要与时代同步伐，这是柯岩对新时期儿童文艺寄于的殷殷嘱托，也为新时期儿童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

有人说儿童诗是柯岩文艺创作的起点，实际上柯岩学戏曲出身。她毕业于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曲系，1949年5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专门从事剧本创作。1953年赴朝鲜参加志愿军慰问团。回国后创作了独幕剧《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在1950-1959年期间创作了歌剧《争取早团圆》、《相亲记》、《娃娃店》、《双双与姥姥》等戏曲剧本。

20世纪90年代初，柯岩看过多部话剧，她在看戏是十分关注话剧与时代的关系。在观看辽宁人艺话剧团演出《爱洒人间》后，柯岩评论道：“出现在现在舞台上的每个人物，每个事件，每个必需的场面，甚至每个细节，都不仅仅是为了敷衍故事、推动剧情进展、完成戏剧的最高任务，而更重要的是通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刻画，展示时代风貌和中国东北农村独特的风土人情。”⑧在观看了广州话剧团演出的话剧《情结》后，她称赞女剧作家许雁创作的这部话剧：“这是她第一次直接从正面表现重大的社会矛盾，歌颂社会主义新人，体现时代精神，洋溢着一股阳刚之气。”⑩柯岩接着说：话剧《情结》“牢牢地把握住了时代的命脉和今日观众的心态。”⑾她还说：“只有当每个探索者都以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实践来不断追求、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时代脉搏、更深地了解人民当前的真实心态与向往，如何更好地解决生活与思想、生活与艺术、形式与内容、普及与提高、继承与借鉴、推陈和出新、理论与创作、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题材与体裁，甚至综合艺术中编、导、演、美工中相辅相成，各种艺术门类之间的异同与交融……诸多辩证关系（当然，也还有纯粹形式方面的探索）并取得成就，才能不断提高整个文学艺术的质量，迎来繁花似锦的文艺春天。”⑿话剧要展示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精神，牢牢地把握住时代的命脉，这是柯岩对新时期话剧艺术的点赞和肯定，也为新时期话剧艺术的发展指明了走向。

柯岩的诗向来以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心声著称。1976年，柯岩创作的《周总理，你在哪里》享誉全国，震撼人心。2021年4月30日，我应邀出席中国煤矿文工团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为人民音乐家刘炽诞辰百年举办的专场音乐会。在音乐会上，著名表演艺术家郭凯敏登台演出柯岩作词、刘炽作曲的配乐诗朗诵《周总理，你在哪里》。郭凯敏朗诵完毕，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像四十多年前听这首诗朗诵一样，使我听得眼含热泪，激动不已。柯岩的这首名诗也印证了只有与时代同步伐的诗歌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新时期改革开放伊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柯岩指出：“抒情言志，只要作者之志即人民之志，作者之情与人民之情相通，想人民所想，怒人民所怒，从生活出发，运用一切艺术手段，喊出时代的声音，诗，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诗人，也就成了人民的亲人。”⒀她还满怀信心地说：“不要多久，中国新文艺的文艺复兴必将到来，我们这支文艺队伍必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⒁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文艺迎来了新的春天。柯岩热切地希望我们的文艺能喊出时代的声音，无愧于时代。

但到了1980年，文坛因朦胧诗而引发论争。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发表谢冕《在新的面前崛起》，1981年第3期《诗刊》发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1983年第1期《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这三篇文章简称为“三个崛起”。“三个崛起”是想拿朦胧诗说事，而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公开嘲笑和彻底否定“五四”以来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诗歌传统。他们不但猛烈抨击六十年来中国新诗传统，说什么“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应该“以外来的美学原则改造我们的新式诗，提出诗歌创作的反理性主义，“自我”就是一切，“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以外的丰功伟绩”，“不屑于做时代精神的号筒”，而且还对我国几千年的古代诗歌进行了彻底否定，断定中国古代诗歌是“诘屈聱牙的古调子”。他们甚至还反对古今中外的一切现实主义诗歌传统。

面对这股文化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柯岩给予了严厉的驳斥和反击。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中 ,柯岩严肃指出：“因为这些以‘五四’传统的真正‘继承者’自居的‘崛起’论者，阉割掉的恰恰是‘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时代精神。”⒂ 对此，柯岩严肃地指出：“中国人民几十年浴血奋战，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人民不允许把反映了他们血与泪的斗争生活，并鼓舞他们前进的诗篇统统打倒，一笔抹杀，而只让‘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诗独家称霸。同样，历史也不喜欢人们对它任意歪曲篡改。‘五四’文学运动之所以光芒万丈，载入史册，主要是因为它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精神，而不是像‘崛起’论者所说的那样，是新诗的全盘西化”。⒃

在柯岩看来，诗歌与时代是一种互动和不断变化的关系，在中外诗歌史上概不能外。中国古代文学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及明清小说,无不突显其时代的特征，思想内容、形式技巧也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柯岩认为，李白、辛弃疾、陆放翁……诸多绝唱。歌德的《致诗人》，海涅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激励了多少中国诗人投身革命。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直至马雅可夫斯基、惠特曼、聂鲁达的许多名篇也是至今能使我们这些后来的中国人烂熟于心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偶然迎合了我们的兴趣、爱好、国情或需要，或仅仅是由于他们高超的诗的技巧吗？⒄

柯岩明确指出：“这些大诗人恰恰是因为对他们的祖国、他们的人民的忠贞不渝，才赢得我们敬重，才唤起我们这些后来人的共鸣。恰恰是因为反映了他们当时的生活，歌唱了当时人民中代表进步力量的思想感情，因诗与他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抒发了他同辈人的喜怒哀乐，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才成为不朽的吧！”⒅在这个讲话中，柯岩还指出：“任何时代都要求自己的声音，只有表达了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和自己时代声音的歌手才会为人民所拥戴，为后世所记忆”。⒆她提出：“我们的办法是，更高地举起社会主义诗歌的旗帜，明辨是非，分清思想，通过文艺批评、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队伍，繁荣创作，开创诗歌事业的新局面，以争取新诗无愧于“五四”的革命传统，无愧于时代对我们的召唤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⒇为此，柯岩还大声疾呼：“让我们大步前进，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为衣我、食我、教育我的勤劳勇敢的我国劳动人民，为我们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努力开创社会主义诗歌事业的新局面，努力攀登社会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吧！写出好诗来，写出传世之作来！”（21）

在批评“三个崛起”的文化历史虚无主义时，柯岩当时是承担着巨大压力的，但她始终坚持新诗传统绝不容许否定，中国古代的优秀诗歌不能否定，中外反映时代的现实主义诗歌也不能否定，而新诗要为我们伟大的历史转折时代发出自己的时代声音，写出无愧于时代的好诗和传世之作。

对于文学创作包括报告文学创作，柯岩也是一直强调要与时代同步伐。在《文学与人生》一文中，柯岩认为：”每个时代留传下来的文学都是代表那个时代先进思想、见证历史并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精华。人民作家属于人民，应该更多创作与人民息息相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22）在这篇文章中，柯岩还说：“只有深入生活，才会了解国情民情，从而发远古之幽思，感受时代精神。一个不懂得历史的人，绝不可能正确看待现在，更遑论把握未来？”（23）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报告文学卷》导言中，柯岩赞同洪威雷同志在他的《报告文学的写作》中所说的，报告文学是真实地记录时代风云的文学，是艺术地反映生活的文学，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战斗的文学。柯岩说：“他的这段对于报告文学时代性的概括是很精辟的。”（24）总之，柯岩反复强调文学要感受时代精神，报告文学要真实地记录时代风云。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是一块经过血与火淬炼的红色土地，也是一块涌动着时代春潮的土地。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部感天动地的人类史诗。新时代是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非凡时代，是一个风云际会、气象万千的磅礴时代，是一个不解奋斗、人人都了不起的英雄时代。历史和现实为新时代文艺提供了如此丰厚的创作条件和丰富的创作营养。在如火如荼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站在时代前进的现实高度，认清生机勃勃的时代，把握奋发有为的现实，就显得极为重要。我们要像柯岩老师那样聚焦时代，聚焦人民、聚焦现实。把我们的文艺深植于时代的沃土之中，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作灵感，用自己的文字、画笔和镜头深刻反映时代的巨变，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使命感，努力展示当代中国的无限精彩，创作出与新时代相称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