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东：一个小八路在白求恩学校的学习时光

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学校，前身是创建于1939年6月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曾经的小八路张业胜是该校首批学员，在此学习生活了一年半时间。那段时光，有他人生中最难忘的记忆。

1938年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军将主要兵力转回后方，将“扫荡”的重心置于华北地区。为粉碎日军进攻，晋察冀军区各部队增员很快，但医护人员奇缺，医疗水平低下，医疗设备落后，保障部队作战困难很大。正在此时，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员、著名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

刚满16岁的张业胜当时是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司药员。据他回忆，1938年6月17日上午，八路军部队、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五台县金岗库村村民手举欢迎横幅，挥舞着彩旗，夹道欢迎白求恩及医疗队的到来。下午，在金岗库村南古佛寺庙前举办了欢迎大会。这是张业胜第一次见到白求恩。第二天，白求恩从军区卫生部赶到松岩口军区后方医院看望伤病员，了解医疗卫生工作情况。白求恩没有想到八路军的医疗条件竟然这么差，医护人员数量很少且技术水平不高，护理人员大多是一些未经过正规培训的战士。看到这种状况，他十分焦急，立即建议军区卫生部必须抓紧培训医护人员。

一次，第一二〇师政委关向应来到晋察冀军区找聂荣臻司令员谈工作，关向应虽因积劳成疾体弱多病，但仍随身带药坚持工作。张业胜接受任务去给关向应打针。张业胜喊报告进屋后，看见白求恩与聂荣臻、关向应正在交谈。关向应见张业胜进来就拿出自己带的药，问聂荣臻：“你们打针都是这个小同志吗?”聂荣臻说：“是的，他是我们培养的司药兼内科护士，负责打针和送药。”张业胜熟练地给关向应打完针，一旁的白求恩伸出大拇指表示赞扬，又拍着张业胜的肩膀说：“要尽快把卫生学校办起来，培养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1941年1月，从白求恩学校毕业后回到军区司令部的张业胜

白求恩与首批卫校学员

1939年2月，白求恩率“东征医疗队”挺进冀中，虽然工作繁重，但他仍惦念着卫生学校的筹建，一面在冀中物色医学专家，积极向军区推荐骨干教师，一面在战斗间隙起草军区卫生学校的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在白求恩的建议和军区领导的努力下，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筹建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五六月份就开始从各军分区抽调学员，集中在神北村，一边劳动建校，一边补习文化。学校学制分别为：军医班一年半、调剂班一年、护士班8个月。

张业胜是第一批学员之一，他在5月份就到校报道，帮忙做开学前的准备工作，修筑道路、装订教材、整理标本、打扫课堂等。在各项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时，传来白求恩从冀中回到冀西，就住在何家庄军区司令部的消息。张业胜在卫生所工作时曾和白求恩见过面，便约了几个学员去看望他。来到白求恩住地，白求恩闻声从屋里出来，精神矍铄，满面笑容，见到大家格外亲热，不等翻译介绍就认出了张业胜，对他说：“知道你要来学习，你要努力，争取毕业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张业胜听后倍受感动，表示一定努力学习，不辜负白求恩的期望。接着，白求恩详细询问了来访学员的年龄、文化程度、从哪个军分区调来的、原来干什么工作、对学医是否感兴趣等，学员们一一作答，他感到很满意，笑着鼓励大家努力学习。

张业胜回忆，卫生学校初建时教员少，军区领导在人力物力上给予他们大力支持，把冀中最有名的专家教授选派到学校任教，如陈淇园、张文奇、张禄增等。白求恩听说八路军队伍里有位医学博士叫殷希彭，就去找他交流，发现他医术高明，尤其是得知他放弃了高薪厚禄，来到八路军工作后，更是佩服，便举荐他担任卫生学校的教务主任。后来，殷希彭又推荐刘璞教授到卫生学校任教，讲授细菌学、药理学和外科总论。刘璞所讲授的外科总论，从感染损伤、输血、消毒到常见的皮肤病，除理论知识外，还结合部队特点，具体讲解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深入浅出，非常实用，他本人也深受学员尊重与爱戴。

史家佐村是神北村通往军城镇的要道，村里有一座天主教堂，第三军分区一部分伤员住在那里。白求恩得知学校附近住着伤员，他就和负责筹办卫生学校的江一真(曾任总卫生部手术队长，与白求恩早在延安时就相识)商定，结合伤员救治进行一次示范教学，将他刚写完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一书初稿，作为这次示范教学的内容。学员们听说白求恩要给大家授课，都非常兴奋。张业胜的心里也是既兴奋又紧张，立即认真做起课前准备。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军区卫生学校第一堂课在史家佐村天主教堂开讲。首先是演示野战医院战地展开。教堂大厅内整齐地摆放着白求恩医疗队的全部器材，包括白求恩创制的“卢沟桥”药驮。白求恩一边讲解，一边指导学员操作，用了半个多小时就将野战手术室布置起来。他强调，看似手术室的布局、清扫消毒、药品器械准备、人员岗位设定、用具物品标准等比较简单，但战场上随时会受到敌人的炮弹攻击，要想保证手术室的正常运行，需要做好每一个细节。其次是演示伤员进入手术室的流程。从伤员搬运、打开绷带，到检查伤口、换药包扎，将全部过程进行了讲解。最后是演示手术室的撤收和转移。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分门别类地把手术器械收拣固定在箱子里，特别是讲解了“卢沟桥”药驮的使用方法。整整一个上午的示范教学，张业胜全神贯注聆听，认真记下每一个细节，后来他在组建战地医院和战场上抢救伤员中，把这堂课学到的知识全都用上了。

白求恩还专门为学员们安排了一次见习手术。他亲自为一名下肢陈旧性骨折的病人进行手术，江一真当他的助手。从手术准备、洗手消毒、穿手术衣、戴手套，到创面消毒、铺手术巾、麻醉、开刀，白求恩一步一步做起。他边操作边讲解，具体到怎样持刀、止血、结扎、缝合，都讲得细致入微。白求恩扎实的基本功，认真负责的态度，给张业胜留下深刻印象。之后，白求恩布置了练习作业，要求大家熟练掌握操作规范。其间，白求恩和学员们一起出操爬山，一起在唐河里游泳锻炼，和这里的首批学员朝夕相处了一个多月。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唐县牛眼沟村举行开学典礼。图为白求恩在开学典礼上讲话

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

开学前的示范教学，让学员们感到十分新奇，大家学习的劲头更足了。时间很快就临近正式开课的日子。这时，因学校驻地紧靠唐河，受水患影响，上级决定将学校转移到唐县牛眼沟村。1939年9月，从抗大二分校和华北联大选派来的第二批学员一行50多人，翻山越岭来到学校。很快，第三批从延安卫生学校来的师生，在政治部主任喻忠良率领下，越过黄河，穿过同蒲路和敌人封锁线，历经3个月的艰苦跋涉，也来到这里与晋察冀军区卫校合并。

9月18日，军区卫生学校在唐县牛眼沟举行开学典礼，江一真任校长，喻忠良任政委，殷希彭任教务主任，王进轩任党总支书记。为了举办开学典礼，学员们把牛眼沟村打扫得干干净净，焕然一新。开学典礼这天，军区参谋长聂鹤亭参加大会并致辞，随后白求恩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兴奋地说：“我来边区不久，聂司令员就与我商量办一所卫生学校，培养卫生技术人才，这一愿望今天实现了。这不但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也是将来建设新中国的需要……”他还把从加拿大带来的显微镜、小型X光机和一些内外科书籍捐赠给了学校。

1939年10月20日，日军开始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扫荡”。10月28日，白求恩在反“扫荡”战斗最激烈的摩天岭前线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伤员的碎骨刺破，感染化脓，发展为败血症。11月12日凌晨，在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噩耗传来，全校师生悲痛不已。由于敌人正在大举进攻根据地，学校便从牛眼沟转移到于家寨村，11月16日，白求恩遗体被护送到于家寨村，安放在村头广场。他凹陷的眼窝，长久未修的胡须，发黑的面容已和两个月前的样子完全不同。傍晚，聂荣臻、叶青山等军区首长赶来，向白求恩遗体告别，江一真和喻忠良率领学校师生列队向白求恩遗体默哀并告别。白求恩遗体周围摆满了花圈，告别的学员久久不愿离开。突然，远处传来敌人的炮声，几架敌机从头顶掠过。情况紧急之下，聂荣臻等人只能先将白求恩安葬于家寨村南狼山沟口。为防止敌人破坏，边区军民将其墓地犁平不留坟头。3天后日军来“扫荡”，果然没有发现墓地。白求恩入葬18天后，边区军民又将其棺木小心起出，抬到唐县军城南关的古阅兵场葬于西北角高坡上。

12月中旬反“扫荡”斗争胜利后，卫生学校师生回到葛公村，立即掀起向白求恩学习的热潮。大家出板报、写悼词，还创作了一首悼念歌曲。1940年元旦，学校接到1月5日将在军城镇举行“白求恩追悼大会”的通知，学员们做了花圈，写了挽联，背起背包，经过一天行军，赶到距军城镇不远的稻园村休整，准备参加第二天的追悼并迁葬大会。

灵堂设在稻园村一块平坦的山窝里，灵堂内安放着灵柩，中间挂着遗像，周围摆满了边区党、政、军各界献的花圈和挽联，张贴着聂荣臻撰写的祭文和白求恩的遗书。卫生学校师生被安排在会场最前面，首批学员正对着灵堂，党政军领导、部队代表、社会各界代表缓缓步入会场，全场庄严肃穆，人们沉浸在悲伤之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主持追悼大会，聂荣臻宣读祭文，高度评价了白求恩为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的贡献，赞扬他高明的医术和优良的革命品质，赞扬他满腔热忱的工作态度与责任心，赞扬他对边区医务工作做的精确评估和设计，促进了军区医务卫生的改革和进步，提高了医务人员的技术水平。最后，聂荣臻在白求恩追悼大会上宣布，即日起将军区卫生学校更名为白求恩学校(简称白校)，模范医院定名为白求恩医院。

从此，白校在传承白求恩精神和战火硝烟中发展壮大。首批学员把和白求恩结下的深厚情谊，写进了校歌：“我们是白求恩的学生，踏着白求恩的道路前进，前进!”无论是出操还是行军，“学习白求恩”的歌声，激励着学员们踏着白求恩的足迹不断前进……

1940年，驻在河北唐县葛公村办学的白求恩学校

在反“扫荡”中成长

自白求恩牺牲后，白校每年秋冬季都要经受一次反“扫荡”的严峻考验，学校不是战斗部队，在反“扫荡”中没有战斗任务，主要是与敌周旋，保护自己。

聂荣臻非常关心白校在反“扫荡”中的安全，常派部队掩护学校师生。1940年冬季反“扫荡”时，一天傍晚，转战途中的白校师生突然发现周围有敌人，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全校就在山顶露营，夜幕降临后再秘密转移，使敌人扑了空。在行军间隙，学校抓紧时间进行教学。学员们背起背包，带上武器，到驻地村外树林或山洼里便于防空的地方，集合队伍上课，学员们称之为“武装上课”。白校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学员。

参加反“扫荡”，对白校来说是很好的锻炼，既锻炼了校领导的指挥能力，也锻炼了学员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革命意志。反“扫荡”中，白校学员每到一处都是就地宿营，两人打通脚睡，两人的被子一个合铺，一个合盖，再把棉衣盖在被子上取暖。遇到敌情时，天不亮就要集合出发，学员们在黑暗中必须打好绑腿和背包。为躲避敌人追击和飞机轰炸，白校师生经常需要顶风冒雨在崎岖山路行军。生活虽然艰苦，但学员们学习热情很高。在张业胜挎包里装着一小瓶墨水和钢笔，钢笔是他到白校学习前，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卫生长梁文才送给他的，他视若珍宝。在野外上课时，两条腿就是课桌，墨水瓶放在地上，因这支钢笔用得久了，吸不上墨水，他只好将钢笔当成蘸水笔用。一边听课，一边做笔记。

1940年后，两位国际友人——柯棣华和傅莱陆续来到白校工作，后来又从北平协和医院、北平医学院来了几位教员。教员们都以白求恩为榜样，治学严谨，授课认真。在反“扫荡”期间，教员们在马背上备课，一边行军，一边编写教材。为了不耽误上课，柯棣华独创了一套行军教学法。白校初期调来的教员陈淇园是内科专家，曾留学日本，教授基础诊断和内科学，他和白求恩一样常带领学员开展临床实习，因学员人数多，他发现分配给每个学员的实际操作时间很短，就特意延长指导时间，决不带着问题下课。

张业胜在白校受到多位名师的指导，听了他们的讲课受益匪浅，但给他留下最难忘印象的教员还是白求恩。在白校，听过白求恩授课并与之一起出操、游泳、交流的学员，只有他们首批学员，他们也被称为白求恩培养出来的学生。

1941年1月5日，白校首批学员完成一年半的学业，正式毕业。聂荣臻赶到行唐县连庄，参加首届学员毕业典礼。典礼结束后，江校长和殷主任找张业胜谈话：“看到你的申请，想上前线到野战医院工作。但是，聂司令员参加我校毕业典礼时，告诉来参加典礼的陈所长(指司令部卫生所长陈连生)，希望从司令部派来学习的张业胜，能回到司令部工作。我们想听听你有什么意见?”张业胜没有想到，聂司令员竟会点名要他，立即明确表态：听从组织安排，服从工作需要!两位校领导满意地点头，把已准备好的报到信交到张业胜手里，并嘱咐他努力工作和学习。

冬季的太行山笼罩在凛冽寒风之中。为粉碎日军冬季大“扫荡”，聂荣臻率军区机关从河北阜平向平山滹沱河两岸机动。张业胜不顾敌人的封锁，接到通知后的第二天就背上背包，绕过曲阳一带敌占区，经党城、陈庄走了两天路程，到达平山县寨北村的军区司令部驻地。陈连生见张业胜回来报到，高兴地说：“你是咱们所唯一从学校毕业的医生，医生任命已经下来了。”接着，他带张业胜去见聂荣臻司令员。

见到聂荣臻，陈连生介绍说：“张医生学习毕业回所，前来报到。”聂荣臻亲切地对张业胜说：“回来好，你们是白求恩培养出来的医生，有了理论学习基础，今后还要在实践中提高医术，继承发扬白求恩精神。”

此后，小八路张业胜逐渐成长为一名军队军医、医院院长，学习白求恩、宣传和传承白求恩精神，成为他一生专注和执着追求的事业。

(本文原载《党史文汇》202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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