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眼里的毛主席

白求恩在中国家喻户晓，缘于毛泽东撰写的《纪念白求恩》一文的发表。他来中国前后，不仅在自己的国家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更跨越国界，成为了全人类的共同记忆……

1890年3月4日，白求恩出生在加拿大格莱温赫斯特镇。上世纪30年代初，即已成为驰名北美的杰出胸外科专家，实现了从小立志要像爷爷那样做一位名医的人生目标。但作为一位胸怀远大政治抱负的社会改革家，一位革命者，他却经历了许多坎坷。在生命最后近两年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他才得以充分展现才华智慧，实现了人生的光辉理想。同时，白求恩也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成就了白求恩的伟大，白求恩也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内涵。

一、加拿大难圆梦想

白求恩是一位对社会底层人民群众和广大患者怀有深厚爱心的医者。他之所以会患上肺结核病，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在底特律开诊所期间，经常到社会底层居民区出诊，接触肺结核患者被感染引起的。当年，肺结核病在北美地区十分流行，白求恩称它是一种“白色瘟疫”。

与肺结核病的抗争，成了白求恩从医路上以至人生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1926年12月，白求恩因患肺结核病住进美国纽约州北部的特鲁多疗养院。在就医期间，他开始对加拿大及整个北美社会不合理的医疗制度进行反思。他非常赞成特鲁多说的这句话：“有富人的肺结核病，有穷人的肺结核病。富人康复了，穷人却死去了。”

起初，白求恩很悲观，认为自己死期将至，便开始创作大型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他预测即使治愈，1932年也将是自己的死期。他决定在有生之年，为人类铲除肺结核病作出自己的贡献。他说：“从现在起，不管还能活多久，我都会去做一些对人类有益的事情，做一些伟大的事情。”

1927年12月痊愈出院后，白求恩来到美国纽约州立早期结核病医院进修，开始致力于结核病感染问题的研究。之后，他返回加拿大蒙特利尔，拜著名外科专家、麦吉尔大学教授爱德华·阿奇博尔德为师。

1933年初，经阿奇博尔德教授推荐，白求恩出任蒙特利尔圣心医院胸外科主任。与此同时，他经常主动到社会底层进行医疗服务，并办起了星期六免费门诊。但，独木难支。他发现自己一个人解决不了生活在贫困线上广大患者的就医难题，便向同行们呼吁：“医生们要献身于维护人民的健康事业”，“到人民中间去”。但几乎没有响应者。他很苦闷。

年轻时的白求恩。

白求恩逐渐超越了医学的狭隘视野，思考如何从根源上铲除这个危害人类的“白色瘟疫”。

他听说苏联医疗卫生制度不错，决定亲自去看个究竟，便应邀出席了1935年8月9日至16日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的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为凑齐路费，他甚至卖掉了自己心爱的汽车。去苏联后，他几乎没有怎么参会，而是忙于参观医院和诊所，会见政府官员，还访问了包括巴普洛夫等著名专家学者，深入考察苏联医疗体制的运行模式。在此期间，他亲眼看到苏联政府在医疗保健事业上发挥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在防治结核病方面取得的显著成就，从而坚定了寻求政府支持去根除结核病的信心。苏联先进的医疗制度也激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好奇心，在旅途中，他就迫不及待地参与了一个青年研究组织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讨论。

这次去苏联参加世界生理学大会，成了白求恩从医路上以至人生路上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白求恩的传记作者、加拿大著名白求恩专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教授认为，这两年对白求恩而言是一个深刻反省的阶段。他意识到，要改变资本主义世界“医疗发达，健康不足”的局面，只有从改变现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入手，才能从源头上铲除结核病，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底层人民群众的就医困境，也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大萧条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从此，他由一位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医生，转变为一位推动社会医疗制度改革、以至推动整个社会变革的革命者。

白求恩回国后，在各种场合大讲去苏联的观感和启示。他指出：“政府应该把保护公众的健康看作自己对公民应尽的首要义务和职责。实行社会化医疗，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现实做法。社会化医疗意味着保健变成公共事业，就像邮电局、陆军、海军、司法机关和学校一样。”

白求恩传记《手术刀就是武器》的作者记录了1934年至1935年间，白求恩在与前妻弗朗西丝几次谈话的内容，其中特别指出：“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和救活人的身体。这应该是一种神圣的目的，我们的献身也应该像我们的目的一样神圣。”另外，在一次演讲中，他向同行们陈诉了自己的一个重要理念：“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把建筑在同胞们的苦难上的致富之道，看作是一种耻辱。”“让我们不要对人民说：‘你们有多少钱?’而是说：‘我们怎样为你们服务得最好。’我们的口号应该是：我们是为你们的健康而工作的。”

1935年11月，白求恩秘密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

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寓所里。

入党后，白求恩的关注点依然是实现社会化医疗改革。他在蒙特利尔发起建立了一个志在推动社会化医疗改革的社会组织“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但事情并不是那么顺利。党内同志只注重他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身份，并不在意他的社会化医疗改革方案。“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的绝大部分成员，对白求恩的建议大打折扣(白求恩希望把这个组织的宗旨确定为推动实现免费的社会化医疗体制改革，而其他成员则推崇以实行部分医疗保险为目标的医疗改革)，而议员们对“保卫人民健康委员会”即使是打过折扣的提案也根本不予理会。此外，他关于“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的言论，则引来医学界强烈的反对声，蒙特利尔医学会竟然召开特别会议，决定把白求恩从学会中清除出去。白求恩传记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认为，以上这一切对于白求恩来说，简直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二、西班牙搏击受挫

就在白求恩为推进社会化医疗改革陷入困境，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而思考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走的时候，西班牙内战爆发了。

1936年7月18日，西班牙法西斯军人弗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共产国际很快向各国共产党发出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斗争的号召。白求恩的朋友温德尔·麦克劳德鼓励他：或许西班牙这个全球瞩目之地，有可能让他实现为人类福祉作贡献的梦想。白求恩深以为然，果断决定辞去稳定的工作，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前往西班牙，支援那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临走前，他写下这样一句话：生于资产阶级，死于共产主义者。表达出来的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心态。

到西班牙后，经过考察、调研，白求恩发现前方战士因战伤失血太多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亡的很多。他认为，为前方伤员及时输血，比做一个战地医生能救更多人的性命。于是，他开始研究革新流动输血车，并建立了加拿大输血研究所。他利用广播鼓动人们献血，然后向各医疗机构源源不断送血。他甚至冒着炮火把血送到前线，亲自参与现场抢救伤员。一次，白求恩开着输血车到前线去，敌人突然一阵扫射，一粒子弹打穿驾驶室座位前的挡风玻璃，幸好此时白求恩因抢救伤员刚离开驾驶座位，否则生命难料。

白求恩的同事索伦森评价说，他就是一位真正的战士，面对枪弹炮火，我们往往不知所措，而他却毫无俱色，总是冲在抢救伤员的最前线。

白求恩革新的流动输血车和在前线抢救伤员的壮举，开创了世界战争史上在前线输血的先河。敌我双方很快效仿，二战时得到广泛运用。

但由于西班牙当局的狭隘，决意要把输血研究所的管理权收归国有，从而引起白求恩的强烈抵触。他们又怀疑白求恩是间谍，准备逮捕他。好在缺乏证据，只能作罢。再加上白求恩个性太强，内部关系没有处好。这样，里里外外相互策应，开始采用种种手段排挤他。最后，以要求白求恩回北美募集支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善款的名义，变相迫使他放弃了自己亲手创办的输血研究所的管理权。

白求恩虽然心有不甘，但回到北美后还是遵照组织既定安排，利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到处演讲鼓动募捐。从加拿大东部的多伦多、蒙特利尔到西部的温格华，从美国东部的纽约到西部的加利福尼亚，整个北美的许多地方都留下了白求恩的足迹。他的演讲内容，以及他极具煽情的风格，深深地打动了听众。人们纷纷解囊相助，为西班牙收到了不少善款。

由于按捺不住内心的苦闷，白求恩在演讲时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受到党组织的批评，也引起曾经工作的医院和同事对他的规避。更为严重的是，加拿大警方对他采取了严密的跟踪监控措施。就这样，一个胸怀伟大理想的战士，几乎走进了命运的死胡同。白求恩传记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在《不死鸟：诺尔曼·白求恩的一生》一书中是这样描述白求恩此时的心情：“他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觉不仅仅是因为专业身份的无所适从，他对整个北美地区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现状感到绝望。”

1937年7月30日，白求恩出席在美国洛杉矶医疗局举行的欢迎西班牙之友宴会。在这里，他见到了同时出席这次活动的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陶行知先生。他向陶行知打听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后，对陶行知说，如果中国需要，自己愿意去中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陶行知立即表示感谢和欢迎。

白求恩率队在太行山区巡回医疗。

白求恩很快向加拿大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巴克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巴克向美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白劳德反映了白求恩的想法。两党决定共同组织由白求恩、美国外科医生帕森斯及加拿大护士琼·尤恩组成的加美援华医疗队。经过紧张的准备，他们于1938年1月8日从温格华启航。

临行前，巴克问白求恩还有什么需要交待，他庄严地表示：“我只有一个条件，如果我回不来，你们要让世界知道，白求恩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牺牲的。”与去西班牙时一样，表达出来的同样是一种“一去不复返”的坚定决心。

三、在中国找到了真正的同志

1938年1月27日，加美援华医疗队一行来到香港。在宋庆龄和她的助手廖承志的协助下，白求恩他们很快来到汉口，见到了中共南方局即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同志。在等待去延安前的一段时间里，白求恩在高隆庞修女会诊所参加医疗救治，做了100多例手术，同时还考察了军地卫勤保障情况，撰写了一份上万字的考察报告。国民党军队负责卫生工作的官员发现白求恩是一位医术精湛、思维缜密、站位很高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便热情邀请他留在国民党部队工作，但被白求恩拒绝了。

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1938年3月底白求恩来到延安，于第二天晚上就会见了毛泽东，并彻夜长谈。接着，他在延安考察和工作了一个月。他非常钦佩毛泽东，他说：“这是一个巨人!他是我们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白求恩在日记里还表达了对延安的高度赞许，他指出：虽然延安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我立刻觉出她是管理得最好的一个城市。在这里，在古老的建筑当中，街道是清洁的，街上一片蓬勃的气象。医院设备虽然简陋，但这儿的政府却已经实行了人人免费的医疗制度!

迄今为止能看到的唯一一张毛泽东与白求恩的合影照片。

来到晋察冀边区后，在与八路军官兵的朝夕相处中，白求恩看到共产主义理想生活在边区展现出了朝气蓬勃的生动局面。他常常为此而激动不已。他在给加拿大朋友的一封信中是这样写的：“我能与这些同志相处和一起工作，真是莫大的幸福。对他们来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空谈或信仰。他们的共产主义简单而又深刻，其自然合拍一如膝骨之运动、肺之呼吸、心脏之搏动。这里能找到人们称为共产主义领导阶层的同志——布尔什维克。”他说：“这里需要我，何况，使我的虚荣心得以满足的是，他们已向我表明这种需要。”“我没有钱，也不需要钱，一切均已供应。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国王般的同志，给予各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难以想象的礼遇。”

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伟大事业和它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的优良作风，深深地感染了白求恩。他欢欣鼓舞，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他决心把自己所有的智慧和力量贡献给中国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事业。

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成了白求恩成就自己伟大人生的广阔舞台。

四、在援华抗战中，上演出一部气势磅礴的人生大剧

自1938年1月27日抵达香港到1939年11月12日因伤口感染患败血病不幸以身殉职，白求恩在中国仅仅生活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在这些日子里，特别是在晋察冀边区一年又五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一再要求人们把自己当作一挺机关枪使用，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甚至不断挑战人的生理极限，做了大量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他总是尽量把手术台搭建在离火线更近的地方，倾注全部爱心，为抗日将士施行手术上千例，检查伤员无数。

白求恩在抗战前线的临时医院检查伤员的康复情况。

1938年11月29日，白求恩率领医疗队冒着大雪，沿着崎岖的山路，连夜急行军120里，赶到山西北部灵丘一带参加王震359旅对日军的伏击战，在离火线几里的一个叫黑寺村的小庙里搭起手术台。敌机不断向黑寺村投弹，小庙旁边的一堵外墙被炸塌了，雨点儿般的石头土块落在了手术台上方的屋顶上。白求恩毫无惧色，继续镇定地做手术。就这样他连续战斗40个小时，为71名伤员做了手术。除一位伤员由于伤势太重没有抢救过来，其他伤员都转危为安。其成功率大大超过了在延安时向毛泽东承诺的75%的抢救成功率。

1939年，白求恩和医疗队的同志们随贺龙率领的八路军120师赴冀中参加反“扫荡”。4月，在齐会战斗战地救治期间，他们又连续工作69个小时，做手术115例，成功率高达85%以上，创造了世界野战救治史上的奇迹!

白求恩亲自参与创建了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并组织开展了“特种外科实习周”和多次举办医护培训班，使一大批普通医护人员和年轻战士，很快成长为战时急需的医疗骨干。

白求恩创办模范医院、特种外科医院、马背医院;他整顿医疗秩序，结合抗战实际编写了20多种医学教材。1939年夏天，他在养病期间，非但没有休息，还仅用半个月编撰完成了9章、14万字、并配有119幅插图的《游击战争中的师野战医院的组织与技术》一书。由于他的亲自示范和组织指导，使边区医疗工作逐步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路子。

他还因地制宜实行医疗技术革新，自制医疗器材药品，创造了“卢沟桥”药驮子，配制了“毕普”药膏等，弥补了八路军极其简陋的医疗条件。

白求恩为八路军开创了输血史，创建了“人民血库”“血液银行”。为了抢救失血过多的伤员，他动不动就躺下来为伤员献血。当大家劝阻他，与他争着献血时，他总是大喊：“不要争了!我是万能血型，快，输我的!”359旅营教导员、开国少将彭清云身体里就流淌着白求恩的血液。

他经常写信、写文章，甚至写小说，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形势，并大力呼吁为中国抗战提供经费、物资和人员援助。

向白求恩烈士敬献花圈。

为了抢救伤员，白求恩常常不吃不喝工作在手术台上。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累，可是我好久没有这样快乐了。我很满足，我正在做我所要做的事情。我把每分钟的时间都占据了。”他对劝他注意休息的同志说：“我年纪是大了些，所以更要在有生之年多做些工作，这样生活才更有意义。”白求恩为了多救助伤员，不断挑战生命的极限。

1939年10月20日，是白求恩预定回国为中国抗战募集经费和医疗物资的日子。晋察冀军区已经举行了欢送大会。偏在这时，日军组织3万兵力，向我晋察冀边区发起大“扫荡”。军区命令卫生部即刻组织医疗队，赶赴河北涞源摩天岭一带抢救伤员。白求恩毅然决定暂时放弃回国，当夜冒雪急行军70里赶到离前线约7华里的孙家庄，在一座小庙里搭起手术台。10月28日，敌人开始向孙家庄一带移动，上级不断打来电话要求白求恩带手术队尽快转移，但白求恩不为所动，一声不吭，坚持做手术。当最后一位叫朱德士的伤员抬上手术台后，警卫部队已经与敌人交上火，军区卫生部长叶青山一再催促白求恩立即转移，躺在手术台上的朱德士也恳求白求恩不要给自己做手术了。白求恩却坚定地说：“孩子，谁也没有权力把你留下。现在如果不做手术，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毕竟时间紧迫，手术中，白求恩的左手中指不慎被手术刀刺破了，没想到由此便埋下了重大隐患。第二天手指发炎了，但白求恩坚持继续为伤员做手术。11月1日早饭后，医疗队准备从一分区医院离开，但白求恩还是习惯性地到病房看了留下来的伤员。这时他发现一位颈部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头肿得很大，白求恩立即命令卸下已经装上驮子的手术器械，马上手术。因为没有戴手套，不幸使伤指受到致命的感染。

直到临终前的10来天里，白求恩仍然不顾自己的病痛，还是把伤员的安危放在首位，依然拖着病体坚持做手术，而且在高烧摄氏39.6摄氏度的情况下，还亲自指挥抢救伤员。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因败血症医治无效在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逝世，终年49岁。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那个念头——“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作贡献”;他最后的遗嘱依然无我，居然是——“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这就是白求恩，一个为自己认定的光辉理想奋斗一生的白求恩!

正如毛泽东在白求恩逝世不久发表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指出的，白求恩伟大的一生，展现出来的是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热忱、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的光辉形象。

在毛泽东这一光辉文献影响下，白求恩的名字迅速在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中成为无人不晓的伟大英雄和学习榜样，白求恩精神亦成为鼓舞人们积极向上英勇奋斗的巨大精神动力。直到全国解放以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时期，白求恩的名字已经成为精神文明的一种经典象征，白求恩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内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白求恩已经成为一种风尚。

正如李瑞环同志在1989年11月11日首都各界纪念白求恩逝世5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毛泽东同志《纪念白求恩》这篇著名文章的影响，白求恩精神已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间形成为一种风范，一种楷模，一种准则，一种传统。……成为中华民族之魂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正是由于白求恩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中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加拿大政府渐渐发现白求恩对他们这个国家的重大价值所在，把白求恩列入国家医学名人堂，从教会买下格莱温赫斯特市白求恩故居并辟为纪念馆，在蒙特利尔等地竖立白求恩雕像供世人瞻仰。

白求恩的朋友温德尔·麦克劳德说过一句话：“他是加拿大山野中的一株玫瑰，在他热情献身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这个对他一生最伟大、最崇高、最有意义的事业的同时，在延安精神的照耀下，这朵加拿大的奇葩得以勃然盛开。”生动地证明白求恩来中国是一个无比正确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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