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同归，毛泽东与蔡和森建党前的跨洋思想共振

2024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在中法关系史上，一百多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回望那个激情与梦想的岁月，一批风华正茂的中国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毅然漂洋过海，前往法国勤工俭学。他们在法国苦苦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各种流行的主义之间反复比较鉴别，最终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渐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新民学会会员的蔡和森起到了思想先锋的作用，他与留在国内的毛泽东进行了频繁的思想交流，两人几乎同时在1920年选择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达成了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思想共识。两人的跨洋思想共振不仅对于各自的人生道路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于推动留法勤工俭学生群体的思想自觉和信仰选择发挥了重要作用。

蔡和森的“猛看猛译”

在人类历史上，思想启蒙往往需要先知先觉者，他们就像偷盗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一样，为人类社会送来思想火花。经过一番曲折，这星星之火就能呈燎原之势。法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圣地，也是启蒙运动的先发地，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启蒙时代的大师多是法国人，留法勤工俭学生对这些思想先驱的经历很熟悉。一百多年后，当他们来到早已建立成熟共和政体、完成工业革命的法国时，如启蒙时代的大师一般热情渴望知识和真理，希望为更多人的思想启蒙发光发热。

蔡和森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湖南湘乡人，到法国时年仅25岁，正是思想开始成熟定型的时候。虽然从小患有哮喘病，体质很弱，但他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异。他在小学时起就有独立思考能力，从不人云亦云;涉猎也比较广泛，经常关心时政。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和同学讨论时事问题，便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发表的见解常常令人折服。他读书废寝忘食，经常到图书室博览群书，有时研读入神，心不外驰，竟忘记了上课时间。他具有深厚的爱国情怀，立志革新社会，还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就曾经编辑过一本《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痛述中华民族在近代的屈辱历史，在学校引起过强烈反响。

蔡和森

蔡和森不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书生，而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实干家。他以极大的热情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以前，他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提出“效仿列宁”的第一人。他曾对毛泽东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罗网，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他还说：“果为君子，无善不可为，即无恶不可为。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蔡和森进入蒙达尔纪公学后，起初计划“在法大约顿五年，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后来由于哮喘病发作，兼之认为学校的功课太浅，就没有去学校学习，而是每天到城里的杜吉公园，在这里一边锻炼身体一边自学。他找到了借助字典读报读书的办法自学法文，“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这种“聋哑式”的学习方法很奇特，不求听得懂、说得出，只求看得懂、译得出。

当时的法国，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工人阶级政党已经建立，宣传马列主义的各种法文版的小册子也大量印行，社会思潮十分活跃。蔡和森就学的蒙达尔纪地区在一战以前即由激进主义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一战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广泛认可和支持。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等在这里受到普遍欢迎。这种宽松的社会氛围，使蔡和森有条件通过读书看报就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熏陶。

“聋哑式”学习方法很适合蔡和森这样的行动派，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他的法语水平不断提高，从开始“看报渐有门径，各国社会运动消息，日能了解一二”，到捧着字典阅读马列原著，然后“猛看猛译”。在半年多时间里，他就译出《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著作的重要章节。

翻译的过程也是一个深化学习的过程，需要更准确地走进原著者的精神世界。蔡和森赴法前，已在国内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主张也有初步了解，但那毕竟只是片段式的了解，是不全面、不深刻，甚至是带有误读性的。到达蒙达尔纪后，在迥异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各种宣传性报道，得到的体悟自然不同。经过系统阅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蔡和森对社会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世界形势，分析社会现象，思想开始成熟起来，见解也变得愈发深刻。蔡和森开始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确立起坚定的信仰信念。

信仰的坚定来源于理论上的清醒。法国的文化传统对促进蔡和森精神上的飞跃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法国人天性浪漫，追求自由。自启蒙运动以来，就形成了崇尚思想自由的传统，长期的共和政体和多党竞选的政治格局又有利于保障思想自由。在蔡和森到达蒙达尔纪之前，马克思主义即已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传播了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思想在法国社会的思想图谱长期共存，相互竞争。蔡和森抵达法国的1920年，正是一个多元思想观念相互角力，马克思主义传播进入空前活跃期的年代。他在阅读报刊时很容易感受到不同思想的交锋，而这有利于他在翻译时进行比较辨析，从而更直观更深刻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1920年，在蒙达尔纪学习的勤工俭学生合影。前排左起：蔡和森、向警予 。

蔡和森还有一个别人不具备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他的贤内助向警予。两人结婚之后，向警予主动帮助蔡和森搜集资料，一起研讨当时国内外形势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这种沐浴在爱情光泽中的交流讨论和思想激荡，也促进了他在理论上的成熟。

真理的扩散与传播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真理最初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其发挥作用却需要更多人的信仰和践行。真理一旦被发现，就会进行扩散和传播，这是一个十分自然的过程。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蔡和森并不孤单，绝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生都是热血青年，深受五四精神的洗礼，都渴望发现、掌握和运用真理。大家在认识上可能有先后之别、快慢之分，但如百川归海一般，最终会殊途同归。

蔡和森是新民学会的重要成员，与新民学会留法会员有着密切联系。新民学会先后赴法的会员有18名，占74名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且多是学会的负责人或骨干成员。出于对新民学会建设和会员发展的考虑，留在国内的毛泽东曾提出，“一会友的留学及做事，应该受一种合宜的分配，担当一部分责任，为有意识有组织的活动。”“应该常时开谈话会，讨论吾侪共同的目的，及达到目的之方法。”1920年4月1日和4日，毛泽东连续两次从北京致信蔡和森等人，希望会友注意力戒虚浮，不出风头。5月8日，毛泽东在上海半淞园主持召开会议，进一步提出新民学会“不设分会”，“巴黎等会友较多之处，可组织学术谈话会，定期会集”。会后第二天，萧三启程赴法勤工俭学，他于7月到达蒙达尔纪，把会议的决定转告给蔡和森等。此时，蔡和森也在考虑召开会议寻求留法会员的共识，毛泽东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他随即决定在蒙达尔纪召开一次大会，详谈一切。

1920年7月6日至10日，13名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和贺果、颜昌颐等同道好友在蒙达尔纪公学举行会议。会前，蔡和森把自己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贴在墙上，供大家阅读。会上，他提出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新民学会方针，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会议还接受了毛泽东的一些主张，对学会在法的活动方式作出规定，“会务进行，注意潜行，不出风头”;“在法同志，亟谋合居共学”，先分别在蒙达尔纪等地“合住一处”，“合居后每日定时学术谈话会一次”，并分工阅读法文书报。根据这个决定，在蒙达尔纪居住的会员进行了分工：蔡和森主要研习《人道报》《共产党月刊》《俄事评论》，陈绍休、李维汉“分担合社(协社)主义”，萧三“看第二第三万国社会党出版物”，熊光楚看《社会伦理》《社会哲学》，向警予、熊季光看《妇女声》《女权报》等。

蒙达尔纪会议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讨论到改造的方法和道路时，与会者产生了严重分歧，出现了两种主张：一派以蔡和森为代表，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一派以萧子升为代表，声明“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两派在会上展开了论战。蔡和森以雄辩的发言，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拥护，并使一部分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会员改变观点，逐步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

蒙达尔纪会议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实现了真理从先知先觉者到新民学会会员群体的传播。但蔡和森并没有止步于此，他努力促成勤工俭学励进会改组为工学世界社。1920年1月由李维汉、张昆弟等发起成立的勤工俭学励进会最初受到无政府思潮的影响，不少成员信奉工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蔡和森主动与这个组织的成员谈话，帮助他们克服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工学世界社成立后，住在巴黎附近的新民学会会员俱为该社成员。这个新团体的宗旨与勤工俭学励进会相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实行工读主义的相关主张之外，增加了如何改造世界和中国的论题。

李维汉曾经回忆说：“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了和森以‘霸蛮’精神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和若干关于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此外，我同和森作了多次长谈，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欧洲斗争形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区别、共产国际的性质与任务、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决裂等等内容。通过阅读和谈话，使我深知只有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陈毅也回忆说，当时“我们这个地区鼓吹马克思主义最有力者是蔡和森。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很赞成他的主张，并开始读了《共产党宣言》”，“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搞无产阶级革命的光明前途”。

1920年12月下旬，工学世界社召开第一次年会，蔡和森作长篇讲话，主张无产阶级革命、社会大革命，批判以无政府主义为理想的乌托邦主义。会议召开了三天，最后进行表决时，大家“各个对现社会都不满足，都以为要革命”。

思想的交流与共振

蔡和森在法国“猛看猛译”的同时，远在国内的毛泽东也在苦苦追寻真理。在那个通信没有今天便捷的年代，两人的交流通过信函的方式进行。由于相隔重洋，致信往往需要数月才能收到，但这并不妨碍思想的相互启发。就这样，两位站在时代潮头的青年以慢节奏的交流方式相互分享对人类文明最先进思想成果的心得体会。

早在1913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蔡和森就和毛泽东相识，结为志同道合的挚友。两人志向远大、气度恢弘，胸怀报国救民之心，兼具组织领导之才，崇尚知行合一的实干。两人不仅一起研究学问、畅谈国事，还在假期进行游学，以接触社会、了解民情。两人都是新民学会的发起者，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出力，并为湖南学子的参与做了大量工作。在五四运动以前，湖南青年就盛赞毛、蔡之名，奉之为表率。

与蔡和森漂洋过海进行理论探索不同，毛泽东这个时候主要是在实践中摸索真理。但是，现实并不如人所期。毛泽东最初主张用平民主义打倒强权统治，不赞成暴力革命。1919年，他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曾经提出：“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但是，《湘江评论》并没有存在多久，就被军阀张敬尧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强行查禁。他组织领导的湖南学联也被解散。张敬尧的倒行逆施在湖南引起普遍愤怒，毛泽东等人联合社会各界发起驱张运动。12月下旬，他率领代表团到北京，向北洋政府控诉张敬尧的罪行，受到全国舆论的关注和支持。最终的结果是张敬尧被其他军阀驱走，但湖南仍然处于军阀的控制之下，毛泽东的主张化为泡影。

正当毛泽东在北京迷惘的时候，他发现社会主义在青年学生中十分流行。他热心搜罗并阅读了一批打着社会主义名号的著作，其中既有刚翻译过来的《共产党宣言》，也不乏宣传无政府主义和工读主义的书籍。对这些杂乱纷呈的主义和学说，毛泽东“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920年5月，他来到上海，与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张文亮等一道身体力行工读主义，他们租了几间房子，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毛泽东担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的工作。但是，由于脱离社会实际，这些实践很快归于失败。

毛泽东在上海进行改造实践时，陈独秀正在这里筹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与陈相识的毛泽东前往拜会陈独秀，这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此时，毛泽东还没有彻底放弃改良主义，他用很大的热情推动湖南自治，这是一个比工读互助更大的试验。

大致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于1920年5月28日寄给他的一封信。蔡和森除了明确赞同毛泽东发展新民学会的设想外，还强调了教育的意义，认为“两年之中，会友能办到百人教书，最好没有”。此时的蔡和森把办学看得极重，建议毛泽东在驱张运动结束后首先要聚精会神办小学。此外，还应注意劳动的文化运动。写信的时候，蔡和森正在密切关注和翻译各国社会运动的消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没有臻于成熟，对毛的建议仍然着眼于改良主义。

1920年5月8日，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上海合影，左七为毛泽东。

1920年7月的蒙达尔纪会议召开后不久，萧子升等人就写信把会议的不同意见告诉了毛泽东。8月13日，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此时他已经明确转向马克思主义，开始大力提倡社会主义。他在信中说：“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他认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必须要效法苏俄，开展阶级斗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还计划拟于当年冬天联络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等组织的留法成员，召开一次联合讨论会，“将来讨论如得一致，则拟在此方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蔡和森还向毛泽东介绍了1919年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发展情况，并提醒毛泽东：“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

一个多月后的9月16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他的认识又进了一步。他认为，“现在世界显然为两个敌对的阶级世界，学说亦显然划了鸿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了俄国革命和德国革命的区别，抨击主张“以德为师”的改良主义，得出了简洁有力的公式：“俄社会革命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战争+阶级专政。目的=创造共产主义的社会;无阶级无反动社会组织完成、世界组织完成(列宁及共产党屡次如此宣传)时，取消国家。”他斩钉截铁地说：“阶级战争的结果，必为阶级专政，不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此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是分不开的，无产阶级只有取得政权，才能得到经济解放。为了挽救苦难深重的中国，必须“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而且“一定要经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

蔡和森不愧是把握时代脉搏的有识青年，他的这些主张，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在建党前第一个为“中国共产党”命名的人。他因此而收获了历史声誉。可以想象，蔡和森在向毛泽东分享心得时显然有一种巨大的发现真理的愉悦感，以至于他洋洋洒洒数千言写到没有纸。此时的他，显然已经摆脱了工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束缚，开始在新的思想天地里遨游驰骋。

达成改造社会的共识

蔡和森和毛泽东的跨洋思想共振，为马克思主义同时在留法勤工俭学生和国内先进青年中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蔡和森在奋笔疾书致信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湖南自治”的试验。当时地方自治或联省自治的思想非常流行，这种思想的实质仍然是改良主义。1920年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雨上街游行，向湖南督军谭延闿递交了毛泽东起草的《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谭延闿接下了请愿书，但在事后对所提各项要求断然拒绝。同年11月，取代谭延闿为湘军总司令的赵恒惕，直接使用高压恐怖手段，取缔了湖南自治运动。改良实践的再次失败迫使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对社会改良的幻想。1920年11月25日，他致信新民学会会员，明确表示：“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他认为，新民学会应该“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收到了蔡和森的信。结合亲身经历后的认真研读，往往更能促进思想的飞跃和成熟。12月1日，他致信蔡和森等人，针对蒙达尔纪会议引起的争论，他明确表态：“我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鉴于自己试图通过温和改良改造社会的失败经历，他认为改良主义在“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感慨地说：“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

蔡和森和毛泽东很快就将真理付诸实践。在1920年12月下旬工学世界社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共识。几天之后的1921年1月1日至3日，新民学会新年大会在长沙朝宗街文化书社举行，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周世钊等十余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需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三个问题。毛泽东首先向与会者介绍了留法会友对这三个问题讨论的结果，并明确提出：“应主张大规模改造。”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大多数人赞同学会应以“改造中国及世界”为目的。在讨论采用什么方法时，毛泽东根据蒙达尔纪会议的争论情况，列出了五种方法：一、社会政策;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他逐一分析了这五种方法的优劣，肯定“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下转63页)(上接29页)最宜采用”。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赞成采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有毛泽东等12人，赞成社会民主主义的有2人，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的有2人，未定者有3人。长沙的这次会议，意味着在国内的多数新民学会会员也转而认同马克思主义，新民学会开始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革命团体。

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等已在进行组织”。2月11日，蔡和森致信陈独秀称：“和森为极端马克思派，极端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吉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派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以为这些东西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其说甚长，兹不能尽)，而尤其深恶痛绝掺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特别背景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以为叛逆社会党爱国社会党都是这些东西的产物。”这封畅快淋漓的信表达出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对各种改良主义的猛烈批判，爱憎分明，溢于言表。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1920年，远在欧亚大陆两端的蔡和森和毛泽东以各自的方式进行艰辛探索，到当年年底，他们最终实现了放弃改良主义、拥抱社会主义的思想飞跃，达成了在中国组建共产党、走苏俄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实现民族和人民解放的思想共识。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有如此认识的青年实属凤毛麟角。

1920年1月，蔡和森和毛泽东共同的老师杨昌济病逝。他生前就极为欣赏这两位学生，曾经在给好友章士钊的信里说：“吾郑重语君，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他果然没有看错，两位湖南青年通过书信交流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识，他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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