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劲光是如何贯彻“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维护抗战大局的？

1937年，萧劲光、王稼祥、毛泽东 (从左至右)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一改抗战初期的合作态度，开始“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中共中央制定了明确的方针政策，要求“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斗争。

与顽固派胡宗南作斗争

当时，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的南、西、北三个方向驻有步兵、骑兵部队21个军，计40多万人。另外还有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在诸多部队中，兵力最多、也最顽固的是驻守在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关中及其毗邻的富(县)甘(泉)一带的胡宗南所部。

胡宗南时任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他和时任陕西省主席的蒋鼎文勾结在一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这一带摩擦事件便格外突出。蒋介石《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刚出笼，就发生了胡宗南部攻占边区内的旬邑县城，残杀八路军伤病员的事件。

顽军的挑衅行径，令留守部队官兵无比愤慨，他们请求还击。顽固派夺地杀人，当然有理由还击。但从全局看，留守兵团就近可调用的兵力有限，大举增兵不可能。真打起来，损失可能更大;更重要的是，顽固派一再挑衅，目的就是要制造更大的摩擦事件。如大举增兵，正好中了敌人的圈套。萧劲光一面派人作官兵的说服教育工作，一面给蒋鼎文发电报，谴责其罪行。毛泽东审改了电文，并指示电报一并发给蒋介石和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天水行辕主任程潜。之后，萧劲光就这一事件又向全国发了通电，要求各界“一致呼吁，以彰公理，而警凶顽”。自知理亏的蒋介石、蒋鼎文等人，当然不会派人调查处理，只是草草回电应酬、敷衍。在这件事上，留守兵团虽然受了些损失，但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声援。

1939年夏，国民党驻洛川新编骑兵第二师，在师长马禄的率领下杀气腾腾地抵近富县，并迅即占领了富县南部多个村镇。富县距离延安只有50多公里。这一带留守兵团驻兵很少，且相当分散。马师这一行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留守兵团随即命警备第八团开到富县，并调整配齐了富甘警备区领导机构。然后，本着先礼后兵的原则，致电马禄和洛川专员，凛然声明：“如果马师强占不退，则引起冲突之责任及一切后果，我们概不负责!”萧劲光亲临前线，督促、检查警八团与原驻防部队一起修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马禄见边区军民已做好战斗准备，且萧劲光带着苏联军事顾问到前沿视察了工事，担心部队一行动不仅军事上亏本，政治上会更被动，遂回电辩解，连称“误会”，悄悄把部队撤回。

与顽固派何绍南作斗争

延安东北河防前线的绥德地区，也是一个摩擦频繁、关系紧张的地区。国共合作协议达成，陕甘宁边区的管辖范围确定以后，边区政府任命了各县的县长和政府工作人员。但是，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将原先的县长撤走，而且在一些地区还继续增派。这样，在绥德附近的米脂、吴堡、安定、清涧、延川、延长等县，便形成了一个县有两个县长、两套政权班子的怪现象。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在绥德地区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绥德分会。为了争取团结抗日，边区政府让国民党当局委派的绥德地区专员何绍南担任了分会主任，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司令员陈奇涵只担任副主任。然而，何绍南不仅不以此自重，维护抗战大局，反以“确保地方治安”为名收买部分土匪、兵痞，与其控制的保安队一起编成5个保安队。以此与警备团对抗，支持国民党委派的“县长”为非作歹。

更为可恶的是，何绍南还伪造了八路军的臂章和一一五师的通行证，冒称八路军私贩烟土，败坏八路军声誉。至于他贪污受贿，侵吞救济灾民的赈款的罪行，更是人所共知。为维护抗战大局，萧劲光开始还给他留情面，一次次通过函件指斥他的罪行，与他进行斗争，但他置若罔闻。

1939年深秋的一天，萧劲光正在开会，听说何绍南路过延安，当即中止会议找上门去。何绍南假客套几句企图走掉，萧劲光拦住，义正辞严地将他痛斥一顿。萧劲光说：“现在国难当头，老百姓流离失所，前方的官兵们在流血，你在干什么?勾结土匪，杀人越货，侵吞老百姓的赈灾款，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这种时候，你在边区境内捣乱，杀害抗日军民，这是中国人干的事吗?”然后，萧劲光又引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当场历数何绍南破坏抗日、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群众说你是反共摩擦专家，一点不错!我们以抗日大局为重，你却以为八路军软弱可欺，肆无忌惮地在边区境内作恶。告诉你，不要打错算盘。你的账，人民一笔笔记着。如你再执迷不悟，胡作非为，扰乱社会，就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客气!你要记住一条，对为害群众、为害抗日大局的害群之马，八路军不会坐视不管!再这样下去，人民也不会饶过你!

为了把何绍南彻底赶走，萧劲光又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联名致电蒋介石、孔祥熙、程潜等人，要求严惩何绍南，委任进驻绥德的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兼任绥德地区专员。同时，调动部队对制造军事摩擦的顽固分子、土匪，进行严厉的军事打击。在罪恶昭彰、军民一片喊打声中，何绍南无法存身，国民党政府也难以袒护。于是，何绍南逃离绥德，率领哗变的保安队窜到西北当了土匪。

何绍南逃离，追随他的“县长”被处理，其他地区仍有部分国民党政府委派的县长不以为戒，继续为非作歹。有的县甚至公然将边区委派的县长拘捕起来，百般凌辱，并调动保安队袭击留守部队。根据这种情况，1940年2月，毛泽东拟稿，以萧劲光的名义给程潜发电报，要求撤免边区内原任各县政权机构，另由边区选任县长。电文情通理达，有理有力。程潜只得回电同意。时过不久，国民党政府派来制造摩擦的诸“县长”相继离开，一县二长的怪现象得以消除。此后边区境内消停、平静了许多。

争取阎锡山

1939年底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被称为“山西王”的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悍然突袭共产党领导下的山西新军，发动“十二月事变”。迫于形势，山西新军奋起还击。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新军在八路军的配合下大获全胜，阎锡山部损失惨重，蓄谋已久的“十二月事变”被彻底粉碎。

军事上的惨败，使阎锡山逐渐意识到，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把萧劲光推到前沿，“罢兵而致礼”，做团结的工作。

1940年1月底，萧劲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出面调解新军、旧军之间的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日的局面。

2月20日，萧劲光以新军领导人名义再次致电阎锡山，申明利害。

在函电发出后，2月25日，萧劲光和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兼华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王若飞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进行谈判。

阎锡山在临时指挥所里接待了萧劲光、王若飞。此时，阎锡山的实力部队已不多，初次见面不免有些尴尬。萧、王仍异常客气，以礼相待。王若飞首先递上了毛泽东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阎看后直摇头，说：这最后一句是否太硬了，是否可以改为“我必自卫”?萧劲光断然拒绝：信是毛主席写的，怎么改?关键不在怎么说，而是要看怎么做。没有人搞摩擦，也无须自卫!接着，萧劲光具体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军、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实行阎锡山提出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统一于进步;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往来。这时阎锡山已无路可走，当即表示接受中共的主张。随后，达成了不再进攻八路军防地和陕甘宁边区的协定，并同意双方派代表具体协商划分防区和兵力协同等联合抗日的细节问题。

回到延安，萧劲光与王若飞一起向毛泽东汇报了谈判经过。讲到萧劲光拒绝阎锡山修改“我必犯人”的要求时，毛泽东满意地说：“好，坚持得对，就是要‘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个字也不能改。”

经过具体谈判，最后决定双方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此后几年里，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收敛了不少，在蒋介石掀起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中，他再没有轻举妄动，基本上保持了中间立场。

1938年7月28日，毛泽东 (三排左五)、萧劲光 (三排左六)等与出席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及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第二次军政干部会议的人员合影

团结邓宝珊

对于国民党阵营中能够以抗日大局为重的中间势力，萧劲光按照毛泽东“要采取团结、争取政策”的指示精神，努力做团结的工作。国民党政府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率部驻守在陕甘宁边区北大门榆林地区。邓是甘肃天水人，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思想进步，政治开明。早年，他与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交往甚厚，和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的人员关系也不错。抗战爆发后，他把女儿邓友梅送到延安抗大学习。萧劲光对邓宝珊非常尊重，时常借助邓友梅探亲的机会，传递信息，沟通情况，密切双方的关系。1939年4月，获悉邓宝珊由某集团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萧劲光当即给他拍发电报，表示祝贺。

同年5月，邓宝珊路过延安，住在城南关一家骡马店里。萧劲光闻讯立即把他请到交际处，并请毛泽东出面，摆酒席招待。当晚，留守兵团和边区政府联合举行了欢迎晚会。演出前，邓宝珊热诚地发表了讲话。他说：“我民族之前途有二：一存，一亡。欲存则全体应加强团结，因为只有团结，才是抗战胜利的基础。要团结则大家都要说实话，彼此有不好的地方，要坦白地进行批评，要尽量设法消灭一切不必要的摩擦，这才是加强抗战力量的办法!”

此后，邓宝珊前往重庆、西安等地开会，每次经过延安，萧劲光都到其下榻处看望，并陪他与毛泽东会晤，一起吃饭、交谈。由于与邓宝珊保持了较密切的关系，双方都注意从抗日大局出发，团结对敌，遇事协商，陕甘宁边区北部摩擦明显减少。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38年底到1944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摩擦事件，武装进攻275次，抢劫骚扰457次，暗杀、诱逃、拘捕边区党政人员295人次。由于萧劲光遵照中共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巧妙应付、妥善处理，有效地团结争取了中间力量，孤立打击了顽固投降势力，使陕甘宁边区虽深陷国民党顽固派数十万大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却稳如泰山，工作、生产、学习秩序井然，成了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进步、坚持抗战的模范，成了名副其实的全国抗战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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