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食为天，当阶级矛盾遭遇民族矛盾的时候
1936年9月23日，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保安（今陕西志丹），毛泽东简陋的窑洞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由黄华、吴亮平担任翻译，两人畅谈了十几个日日夜夜。
毛泽东同志向这位第一个冲破封锁来到苏区的外国记者，详细介绍了中国工农红军成长的历程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耐心、全面地解释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方针和政策，并对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合作的前景，第一次做出了展望。
特别是在斯诺的一再要求下，毛泽东还第一次述说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其间特意提到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事，此事成为促使他由湖南韶山富农的儿子成长为改变中国历史命运的革命者的初心，这就是发生在1910年（宣统二年）的长沙“抢米”风潮。
湖南素来是“鱼米之乡”，清代以来更是“湖广熟，天下足”，连康熙皇帝都曾多次提及这句民谚，说：“江浙百姓全赖湖广米粟。”特别是康熙朝后期，长沙府、衡阳府和常德府，是“湖广熟”中所指的主要米谷货源地，甚至雍正初年的偏沅巡抚魏廷珍说：“湖北以至江南一带俱仰给湖南之米。” 到了乾隆朝，乾隆皇帝在湖南巡抚高其倬奏报湖南粮食丰收时批复道：“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额手称快耳。”
可是到了清末，由于农业生产下降、仓储体系败坏和赋税沉重，还有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封建制度走入死局，再加上1900年之后湖南连续11年，遍布137个县的灾荒，各种自然灾害交相蹂躏原本脆弱的小农经济，更何况湖南在清末民初，80%以上的人民都是贫穷的农民阶级。
然而越是湖南连年遭遇水旱灾害，粮食歉收，越是湖南百姓活不下去，再努力增收也赶不上粮食价格的节节攀升，政府却大量外运稻米，以救外省之急，湖南的士绅更是发现泼天富贵机不可失，一方面加紧剥削农民，一方面囤积居奇压榨市民，帝国主义的洋行也继续兴风作浪。
1909年秋，湖南上米每石价值6000文左右，次米高达5000多文，到了1910年4月11日，长沙米价更是突破8000文大关，而常年为两三千文，这已经完全突破了底层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
顺便说，湖南的土豪劣绅在其中也是“居功厥伟”，特别是“四大劣绅”——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曾任吏部主事的叶德辉，前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和前四川涪州知州杨巩，更是带头大发“国难财”。叶德辉家囤谷一万多石，杨巩家存粮七八千石，王先谦、孔宪教等人家中也有一定的存粮。此外还拒绝任何形式帮助饥民的捐赠，相反还想尽办法，利用政府政策漏洞抢得更多谷米，又唯恐天下不乱，挑动民变，拿饥民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
1910年4月11日一早，长沙南门外碧湘街乌春巷春生槽坊，以挑卖河水为营生的城市贫民黄贵茹，外出打工前拿出80文钱交给妻子，嘱咐她买一升米，煮稀饭作为全家的吃食。
黄妻赶紧跑到戴义顺碓坊买米，生怕米价又涨，可碓坊伙计却说，80文是昨天的米价，今天米价已涨至每升85文。
买不到米，黄妻回到家看着嗷嗷待哺的两个孩子，当娘的心里越想越苦，最终被生活重压逼迫得走投无路，带着孩子走到南门外老龙潭，咬咬牙，扔下孩子，跳水自尽。黄贵茹傍晚下工回家，得知噩耗，跑到老龙潭，抱着两个已经哭干眼泪的孩子，也跳了下去。
一家四口具沉老龙潭的悲剧，立即在全城传开，同病相怜的群众纷纷痛骂为富不仁的戴义顺老板，高抬米价，逼死人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下午，又有一位老妇来戴义顺碓坊买米。今日米价76文，稍有下跌，老妇顾不上高兴，赶紧回家拿钱，可这钱拿来了，却被碓坊老板以破烂为由从中剔出两钱。老妇二话不说，回家换钱，待气喘吁吁跑回，米价已涨至78文，钱不够了！
老妇苦苦哀求，能否看在街里街坊多年的份上，先按原价赊够一升米，第二天补上。老板痛斥老妇无理，不要在此啰嗦，耽误他做生意，没钱买什么米，赶紧滚开……
围观群众实在看不下去，联想到昨日老龙潭命案，一家四口也是被这家戴义顺碓坊老板逼死的，就帮着老妇与老板争吵，一怒之下砸了碓坊，痛殴老板。
这时候，巡警和善化知县郭中广带的兵都赶来弹压，老百姓赶紧住手，呼啦啦跪倒一大片，苦苦哀求有关部门能不能开恩开仓赈济饥民，同时赶紧出手稳定下调粮价，让老百姓有条活路。作为现场领导郭中广为了赶紧平事，就信口许诺，表示翌午为期，一定答应并履行给大家的承诺。
暂时平息了群众怒火，郭中广去找巡警道赖承裕商量下一步对策。后者是个强硬派，这个职务是他做生意做大后买来的，发国难财也有他和他背后利益集团的一份，自然力主拿人严办。到了巡抚岑春蓂那里，这位贵公子出身的官二代（父亲岑毓英做过云贵总督，哥哥岑春煊做过四川、两广总督），更是不问是非曲直，就大骂“痞徒闹事”，要求“务必严拿”。
4月13日中午到了，几千闻讯而来的饥民，群集碧湘街，等着买平价米，等着分赈灾粮，可是左等右等，早过了时限，却没有有关部门领导出来做任何解释，唯一等来的消息却是有人作为昨天的所谓闹事元凶被抓了。
大家纳闷了，老百姓和平请愿，要求按朝廷的老办法“平粜”，何罪之有，怎么能乱抓人呢？
正在气头上，赖承裕气势汹汹来了，对群众破口大骂：“你们此等胡闹，当拿回几个宰了他！”
还讥笑群众：“天然台的茶百钱一盅，你们不嫌贵；米为主粮，才八十个钱，你们就嫌贵？”
天然台茶馆位于长沙鱼塘街，是石库门三层楼建筑，环境古色古香，优雅别致，专卖全国各地名茶。据说天然台茶馆盖碗茶贵到百钱一杯，还是座无虚席。当然基本上是为达官贵人服务的，普通老百姓是喝不起天然台的茶，破衣烂衫更是没资格踏进门槛的。
一怒之下，群众暴打赖承裕，围了巡抚衙门。此时，大家还是想讨个说法，只要能按照原先约定的条件“平粜”，大家就到此为止，各自回家。可等来的却是岑春蓂调来常备巡防队，下令向人群开枪，打死群众十四人，打伤四十余人。
更加愤怒的群众，开始把怒火转向那些囤积居奇的碓坊米店，把店里的存米一抢而空。接着，从巡抚衙门、长沙税关、巡警所到各种管办学校，进而到帝国主义在长沙的日本领事署、美孚煤油公司、英美烟总公司，还有教堂等，都遭到了焚烧和捣毁。
清廷紧急调派军队前来屠戮，英、日、美、德等列强也纷纷从上海、厦门、武汉调来10多艘兵舰助阵，轰轰烈烈的长沙抢米风潮终于被中外反动派残暴地真压下去。
长沙抢米风潮前后，湘阴、宁乡、益阳、岳州、衡州、澧州、平江、湘潭、醴陵、沅江等地的饥民暴动此呼彼应，形成了强大的舆论冲击波。
远在韶山毛泽东，此时正在东茅塘堂伯父、老秀才毛麓钟家里读私塾，听到从长沙逃回韶山的豆商说起抢米风潮的来龙去脉，未满17岁的少年心中澎湃万分，即便在26年后仍难以平复，记忆犹新：
“这件事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看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这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们自己家里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不久，韶山毛氏家族中也掀起了一场“抢米”风潮。
大地主毛鸿宾时任毛氏族长（高毛泽东三辈），以修族谱为名头，不顾毛家穷亲戚的死活，把族田里百多担稻谷囤积居奇，高价卖给米商，以牟取暴利。族人中的贫雇农本来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水旱连年，地主、富农又不减租减息，大家已经活不下去了，你却只管体面，于是纷纷指责毛鸿宾办事不公道，要求开仓赈灾。这可气坏了毛鸿宾，他依仗族长权势，勾结土豪劣绅，私设公堂，把领头闹事的贫苦佃农毛承文捆起来，安了个“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毛氏宗祠，准备毒打一顿之后，装进猪笼沉塘。
对此，毛家广大贫雇农敢怒不敢言，想说理又怕说不清，毕竟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文盲。毛泽东闻讯后挺身而出，带着乡亲们冲进祠堂，当众据理力争，驳得毛鸿宾哑口无言，只好放人。
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韶山地区也发生了粮荒，饥民掀起了“吃大户”的风潮，成群结队地冲进富人家里，打开粮仓，倒出谷米，煮饭吃，吃了东家吃西家。
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富农，也兼做粮食生意，追本逐利的资本本性使然，他也为富不仁，囤积居奇。尽管本乡异常缺粮，仍然运出大量粮食到城里去卖高价。其中一批被穷苦村民没收了，后来家里也冲来了“吃大户”的穷人，这让毛顺生怒不可遏。
但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并不同情父亲，反而同情那些贫苦饥饿的人们。不过同时，他“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但是怎么才是正确的道路，毛泽东还要继续探索下去，直到他的生命终结，才最终为中国人民探索出一条解决饥饿、告别饥饿，再不被饥饿威胁的道路。
当然这是后话，我们今天继续说说饥民的抢米风潮。
如果说清末这场长沙抢米风潮，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阶级矛盾上升，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还有清政府来做遮羞布，并不强烈的话，发生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12月31日的博山“谦益祥惨案”，则直接把尖锐化地提出一个问题：
秩序是维护什么阶级利益的秩序，体面是维护什么人的体面？
1937年12月30日，山东省博山县（今淄博市博山区）丢了。
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号称“无血入城”。
此前，不顾人民死活，二十二师谷良民部跑了，博山县长王荫桂也弃城逃跑了，就连口口声声抗战到底，誓与博山共存亡的国民党、三青团负责人刘大甫（中统特务、我党叛徒）、刘大岱也跑得无影无踪了。
博山沦陷后，人民群众生活无着，处在饥寒交迫之中。因为当时的博山以矿区为主，又是山东的陶瓷业中心，炉、窑．炭三大行业是博山的根本产业。特别是城关群众，绝大多数依靠手工行业或肩挑负贩劳动为生，都是现挣现吃，一日不做一日不食。除地主、资本家等所谓殷实户外，能有隔夜粮的人家非常少，多数人睁眼就是饭辙。
当地民谣说：“博山街，天天集，住了辘轳就干畦。”
抗战爆发后，铁路运输阻滞，赖以进口的粮食断绝，更加剧了博山粮荒。再加上战乱，社会失序，百业萧条，群众既没有钱买吃的，即便有几个钱，市面上卖粮卖饭的店铺也不开门，现在是卖方市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才是卖方的最佳选择，所以存有大宗粮食的商号山海园食物店、源香酒店、谦益祥货栈等店铺才不慌呢！
囤积居奇者不慌，断粮断炊的群众可慌了，家无隔夜粮，已经饿了好几天，再这么饿下去，非饿死人不可。于是为了活下去，群众自发集结起来，向这些店铺讨粮充饥。
12月31日，饥民来到地处博城北关下河街，由资本家王汉三经营的谦益祥货栈。这家货栈是典型的为富不仁，听说博山要沦陷，就开始关门，再不向群众出售一粒粮食。
饥民砸开铺面，发现货栈里到处是堆积如山的花生。虽然不是大米白面，但作为榨油材料的花生也能吃啊，饥荒年月哪怕是榨油下脚料做饲料肥料的花生粕，也是上好的果腹之物。所以大家蜂拥而上，利用一切能装的工具，手提肩扛背负，边装边吃赶紧走，让饥肠辘辘的家人能尽快吃上一口。
货栈的看门人侯维志急眼了，眼见拦不住饥民，生怕老板责骂，断送了饭碗，不但不同情饥饿的百姓，竟然丧心病狂地跑到日本侵略军的营房，向鬼子谎报是“土匪抢粮”！
闻讯后，鬼子就急了，因为在日寇看来，“土匪”就是潜在的抗日者，不管是真土匪，还是国共任何一方的游击队，都是它们建立“王道乐土”的治安威胁，必须严惩。
日军立即出动冈崎部队，由正在筹备组织“维持会”的当地士绅李又溪、郑子宾带路，荷枪实弹，将赤手空拳的饥民团团包围起来，二话不说，就开枪射杀。
群众乱作一团，死走逃亡。日军扫射完毕，就开始逐院逐屋搜捕幸存者，重伤的直接杀死，没有受伤和轻伤的绳捆索绑，押到河东村水磨崖旁，用机枪射杀。然后又逐一验尸，发现未死者，或开枪打死，或用刺刀捅死。
史料上说：
“当时尸横枕藉，血流成渠，有的死尸口中还含着嚼而未咽的花生米，可见饥民已饿到何种程度，厥状之惨，目不忍睹。”
罹难同胞人数，1990年出版的《博山区志》仅仅含糊说“百余人”。
其实，这个数字仅仅是事发四五十年后，1980年代有关部门陆续对博山35个村庄的统计结果。目前，已知“谦益祥惨案”中查明姓名的死伤者共109人，其中死亡79人，伤30人。
还有不少无人认领的尸体，被鬼子扔到附近的煤矿枯井洞内，还有的全家遇难，一家数口遇难后，剩下的远遁他乡的，都不在其中，也就无法统计了。
在此次惨案中，罹难的同胞以大小辛庄、镇东、河东、五龙等村和北岭、柳行、北关、西冶、大街等街道居民为最多，其中有六、七十的老人，也有十来岁的儿童。惨案发生后，还出现了许多家庭悲剧：
北关街孙即安，一家五口断炊，上有七十多岁的双亲，下有不满周岁的女儿，其妻多病，孙即安遇难后不到一个月，父母双亲因饥饿相继去世，妻女生活无依，背井离乡，外出逃荒，生死不明，再也没回博山。
镇东村盛登祥遇难后，其母疼子心切，精神失常，癫狂于村口路旁，终日嘶哑着嗓子，喊儿子赶紧回家：“祥子来家吧？咱死在一块！” 最终祥子妈妈也死在村口。
还有大辛庄贫民宋建彬遇难后，与其相依为命的奶奶因为无人奉养，衣食无着，最终悬梁自缢。
北岭街李在福，妻子早故，遗下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李在福遇难后，因为无人抚养，经亲友协助将两个男孩送往济南工厂当童工，女孩送人当了童养媳。
穷人如此，富人呢？
他们可看到了希望，谦益祥惨案发生后，博山的豪绅，地主、资本家们，对日寇镇压饥民，维护他们的“秩序”和“体面”感恩戴德，又是赶紧成立维持会，又是给鬼子送“万民伞”，踊跃给鬼子献粮献款，极尽谄媚之能事，开口“蝗军”，闭口“板载”，显露出一幅十足的亡国奴相。
特别是承揽煤炭运输，当过淄、博、章、潍煤矿业联合会会长的大资本家、轻便铁路经理李又溪，先是当上了博山县维持会长，接着又担任伪博山县公署的首任伪县长。
1946年1月12日，博山第三次解放（共五次），新成立的博山县人民政府应群众强烈要求，将“谦益祥惨案”的肇事者侯维志逮捕，并决定对其进行公审。
侯维志觉得自己罪大恶极，民愤这么大，自己是绝无生理了。侯家也感到，出了这么多人命，公审之后肯定要处决，连棺材寿衣都准备下了，就等着收尸了。
公审大会的这天，侯维志被押上审判台，“三八式干部”、老八路出身，抗战时期就担任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的毛梓才同志讲话。
在陈述案情之后，毛县长列举了桩桩件件日寇侵占博山的滔天罪行，提到了侯维志在“谦益祥惨案”应负的责任：
“这次惨案的发生，主要是由于日寇侵略所造成，加上资本家垄断粮食，囤积居奇，造成粮荒，使城关居民断炊，被迫铤而走险。侯犯是这次事件的肇事者，负有直接责任，但罪魁祸首是日寇、汉奸。对侯暂行羁押入狱，俟捕获奸商资本家后，一并审理。”
至此，此案暂告一段落。虽然王汉三还没有缉拿到案，但博山县人民政府仍然责成由县善后委员会负责，对“谦益祥惨案”的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尽量进行逐一登记核实，以没收的王汉三所属谦益祥货栈的全部财产，作为赔偿，对受害者和死难者家属进行了抚恤。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议，调集国民党军队开始了对各大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山东是蒋军重点进攻的区域。7月中旬，我军主动放弃博山，国民党军七十三军一九三师占领博山。
蒋军侵占博山后，大肆奸淫抢掠，烧、杀、抢、抓及奸污妇女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与日伪黑暗统治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7月12日，蒋军占领博山县城后的第二天，就派人到距城十里的乐疃村，挨门挨户抢掠群众的财物，任意打骂群众和捕抓壮丁。一位群众被抓进城里，以八路嫌疑被割去一只耳朵。除烧、杀、抢掠外，蒋军还强奸妇女20多名。其中一个刚刚17岁的姑娘，被四个蒋军轮奸。有个被七名蒋军轮奸的青年妇女浑身是血，性命垂危。蒋军所到之处，人、畜、物均要遭殃。仅在博山城西马公祠、岭西、桃花泉、虎牢关等村，就抢去耕牛33头，羊320只，桃花泉的民房还被放火烧了30间。博山城南的尖古堆村，蒋军接连去了三次，每次都抓几十个民夫做苦役，还有数名妇女被强奸，很多财物被抢去。
此时，一位博山青年，为保卫胜利果实，为给父老乡亲复仇，已经背起缴获自国民党反动派的“中正式”步枪，参加了游击队，当上了班长兼文书，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生发誓要为普天下受苦人都解放而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日后他将把他的工作业绩，将书写在河南大地上，书写在全国人民的信中，这就是未来的“人民的好干部”——焦裕禄。
在此期间，收押在监的侯维志被放归回家，此后博山两次解放，人民政府也未对他再予追究，罹难者家属更未有追案。
民以食为天，国以粮为安。
今人彻底告别饥饿的历史也不过三十多年，即便是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为了彻底解决饥饿的困扰，新中国仍要在良种、化肥、农药、农业机械、农田水利建设等方面大费周章，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整套组合拳彻底打下来，才能最后毕其功于一役。
回顾此前的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饥荒是历朝历代社会动荡、战乱或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所谓“盗贼”、“流寇”的啸聚倡乱，十九由此而起。起码从“诗经时代”便是如此，哪怕封建社会吹嘘的各种“盛世”，也有大面积的饥荒发生，饿死人更是家常便饭。
根据不完全统计，秦汉两代发生自然灾害375次，三国两晋南北朝304次，隋唐515次，宋朝874次，元朝513次，明朝1011次，清朝1121次。也就是说，中国无间断的大灾荒平均每年将近2次。
到了民国，由于内忧外患，特别是战争频发、政治失序、社会紊乱，导致各种自然灾害也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群发特征。在天灾人祸交相煎迫下，中国历史迎来了灾害最频繁、灾情最严重的危机年代，“饥荒之国（Land of Famine）”几乎成为旧中国的代名词。“水旱蝗汤”并不是河南一家独有，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灾害来了，老百姓活不下去，变成了饥民，不想饿死就只能另想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抢米，向囤积居奇的无良粮商讨生路，导致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引发群体事件。
那么问题来了——
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我们该如何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呢？
显然一刀切、一锅煮是不辩证的，也是解决不好问题的，我建议同志们和我一起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既有利于我们观察历史，也有利于我们观察现实：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
又：本来这周不想写了，因为家人病了两周，我也病了，但是如果不写，这周必然没有收入，下周饭辙就成问题了，所以还是折腾着，写了这篇七千多字的文章。好不好就是如此了，难免错谬不少，欢迎大家指正。
不多说了，太累了，伤腿又疼得要命了，下周争取有时间看看去。
注：所有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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