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根先：忽必烈的用人及其政治目的

一般认为,忽必烈(1215—1294)的用人,随着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最明显的是,从起初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信赖与倚重,转变为后来的猜忌与排斥。但是,对于如何理解这一点,人们持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忽必烈之任用与排斥汉人,本质上是一致的,是与他的政治目的相符合的。

具体说来,忽必烈的用人,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从1251年蒙哥即汗位、他受命主管“漠南汉地军事庶事”，到1262年李璮之乱爆发,是他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分信赖、倚重时期;二是从平定李璮之乱到1287年重新起用一部分汉族儒士,是他对汉人猜忌、排斥时期,而他重用的,除蒙古贵族以外,为其他少数民族的“理财”大臣；三是从1287年至1294年,是他对汉人的控制、使用时期,但汉人的政治地位总体上仍大不如以前。

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忽必烈在用人方面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他的这些做法与他的政治目的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则会发现,这种变化,主要的是与忽必烈的政治目的一致的,而非其他。

忽必烈素有大志,史称其“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上,问以治道”。早在1244年耶律楚材死后,他便以唐太宗为楷模,密切注意政治形势的变化,积极创造条件,准备参与政治活动。“闻唐文皇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杰出的汉族士人。而对他来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莫过于如何去夺取权力,争取人心,扩大自己的影响。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身边的这批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这一时期,许多大政方针都出自他们的计谋。如刘秉忠提出了“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劝告;郝经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他还进而提出了一整套治国方略:“奋扬乾纲,应天革命”“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下诏蠲苛烦,立新政,去旧污,登进茂异,举用老成,缘饰以文,附会汉法”等。由于这些汉族士人的努力,忽必烈在吏治、用兵、理财、屯田等方面,乃至于夺取汗位、“立国规模”上,都开展较为顺利,也由于他们的努力及影响,吸引了一大批汉族人士归附于他的政权,从而加强了他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

因此,在这一时期,能否得到汉人的支持，可以说是忽必烈政治成败的关键。由此可见，他的重用汉人,与其政治目的完全一致。

中统三年(1262),盘踞在山东的益都行省长官、江淮大都督李璮举兵反叛。虽然这次叛乱不到五个月即被镇压下去,但它对于元初的政治、忽必烈的用人,却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平定李璮之乱以后,当时位居要津、主持中书政务的王文统,即因与李璮有牵连而被杀,大臣廉希宪(畏吾儿人)等也因推荐过王文统,受到忽必烈猜疑。而握有兵权的汉人地主武装势力的代表史天泽,则被迫交出兵权;之后,其他汉人地主武装也相继交出兵权。虽然刘秉忠、姚枢等仍受到重用,但忽必烈对汉人的不信任感已渐渐体现在他的用人政策中。汉人失去的权位,也被阿合马为代表的“以功利成效自负”的理财之臣占据,忽必烈对他们“授以政柄,言无不从”,从此,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理财”之臣专权达二十一年之久。当时有人这样写道:“国朝自中统元年以来,鸿儒硕德,济之为用者多矣!如张、赵、姚、商、杨、许、口、王之伦,盖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矣……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故曰:士之贵贱,特系夫国之轻重,用与不用之间耳!”而忽必烈自己曾对丞相安童说:“联左右无复汉人,可否皆自联决”,可见,这些哀叹,并非无病呻吟!

这一时期,虽然以太子真金为核心的汉法派作了很多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毕竟因真金并不拥有实权,难以扭转乾坤。而1285年企图让忽必烈禅位真金事件的发生,导致了真金的忧愤而死,使汉法派损失极为惨重,在政治上更难发挥作用了。

但是,冷静地加以分析,我们认为,忽必烈在李璮之乱后在用人方面的重大变化,并不完全是因为李璮之乱而引起的他对汉人的猜忌所致,确切地说,他对李璮等握有兵权的汉人武装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李璮之乱固然引起了他的警觉,使他对汉人的使用再不敢大意,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重心的变化导致了他这样做。

应该说,这一时期忽必烈所处的政治环境比起他在潜邸时已经大不相同。这时,在他的身边,已聚集了一大批支持者、依附者。而且,通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他的政治方针已经初步确立,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他在北方汉人中的威信也比较高,因而具有较强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实力,也有较广泛的社会基础。虽然这时他与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尚未了结,但优劣形势已较为明显。所以,忽必烈的政治重心,比起过去来已有所转移;而他对汉族士人的倚重,也就有所减轻。

而且,有必要指出,忽必烈在政治斗争中是一贯谨慎的。譬如说,他对那些依附于他的汉族地主武装,实际上从没有失去警惕。之所以迟迟没有显露,完全是因为当时汗位争夺战局尚未定胜负,他无力兼顾,只好暂时用高官厚禄来稳住李璮以换取时间。这一点,就是李璮本人也十分清楚。因此,他才要在忽必烈仓惶北顾、内地空虚之时,急不可待地发动叛乱。

此后,虽然李璮之乱很快被平息,大批握有兵权的汉族地主武装相继交出兵权,汗位之争夺战也获得胜利,但是,随着屡次征伐战争的胜利,多年追随他南征北战的蒙古贵族的政治、经济野心却也在不断增大。而这批人的欲望满足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对他的忠诚,从而也影响到他政治地位的稳固。因此,这时候与其说忽必烈是猜忌汉人,倒不如说他是无暇去照顾那些被他抛弃的、失宠的汉人。

因此,这一时期忽必烈的用人,实际上也与他的政治目标是一致的。

1287年以后,积极主张推行汉法的太子真金已经去世,以真金为代表的汉法派势力也已大大削弱,对朝政不再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忽必烈在任用桑哥为平章政事继续从事理财的同时,又下诏以南人、儒士程矩夫为御史中丞,表示起用汉人。当时有人提出:“矩夫南人,且年少”，他加以严厉训斥:“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台院,必参用南人!”当即拜程矩夫为侍御史,行御史台事。不仅如此,他又命程矩夫求贤于江南。程矩夫奉命到江南求贤结果,又向忽必烈推荐了赵孟頫等二十余名儒士,也都被忽必烈擢至台宪及文学之职。但是,这对于当时朝政来说,不过是个点缀而己,实权已被蒙古贵族及一些少数民族政要所牢牢把握。何况,忽必烈自己还“总揽纲权”呢！

因此,忽必烈的用人,虽然随不同的历史条件而有所变化,动机却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其统治地位。

（本文原载《社会科学辑刊》199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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