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证如山！老蒋还是民国的鸦片大亨
从南京政权诞生的第一天起，稳定度就空前绝后的差，明争暗斗、彼此混战，一天也没消停过。老蒋要在委员长的宝座上呆下去，只能靠金钱收买和武力压制。那么问题来了：收买军阀要花钱，养一支庞大的嫡系部队更需要海量花钱，而钱从哪里来？
国府虽然掌握了关余、盐余等大宗收入，但奈何既要互相混战，又要围剿红军，浩大的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八九成，为了维持自己的军政摊子，国府诸公首先想到的不是恢复和平、发展生产，而是立刻转头在毒害中国百年的鸦片上打住主意。
重点在第6条~
1927年8月，他们提出了三年内完全禁烟（鸦片）的口号。但是，号称要禁烟，却把禁烟部门设置在财政部，各种往来电报也说得清楚，因此这个所谓的“禁”，目的其实就是收特货税、筹措军费，禁的是民间私运、私售，为的是给特货官卖腾出市场而已，老爷我要亲自指挥、独家运销了！
于是，国府规定，25岁以上的大烟鬼们，只要领了执照、交了执照税，就能继续接着抽。由于国府没有完成人口普查和出生登记，无法核实年龄，说你几岁就几岁，实际人人都可以领，这样就巧妙的开放了大烟市场。有了市场，就有销售，有了销售，就能收税。不过，连大清临终时都在禁烟，自称“国民”的政府，总不能厚着脸皮说自己不如大清吧？为此，个别聪明的长官们灵光一闪：这个简单，咱们换个名字不就得了？于是乎，堂堂鸦片痛失姓名，从1928年起，改叫戒烟药料了。
国府规定:“戒烟药品须交由财政部禁烟机关统一运输，遵章贴用印花”。而烟土印花税的税率是多少呢？1927 年是值百抽七十、1928 年值百抽百、1929 年值百抽二百！而且，老蒋还惟恐对烟贩的服务不够周到，1928年3月，又公布了《戒烟药料护运章程》，连运输都帮烟贩子们包了——当然，这不是白运的：“戒烟药料”满 100 两以上，就可以申请官方护送运输，但“所运药料不满一担者，均作一担计算纳税”，少运吃亏，多运占便宜，最起码也得运一担，实际上就是鼓励大规模贩运。
为了提高收入，归蒋系控制的安徽甚至从烟苗种植抓起，规定了五花八门的种植税，按面积征收，不满半亩的按半亩收，满半亩、不满一亩的按一亩收，变相督促农民多种多收。而且官方还要检查品质，严防发生质量问题。属实是大干快上、全面出击、打着禁烟幌子，从每个环节全力提高鸦片税收入。
和国府这帮新军阀相比，旧军阀就low多了，只知道强迫农民种大烟，自己出面直接搞业务，名声搞臭了还挣不到几个钱。人家国府就知道提升思维层次、变换赛道，从直销转换为提供服务，通过税收调节产、运、销，不但实现了既要又要，而且钱挣得更多了：
这波啊，简直在大气层。
不过，旁人也不是是傻子，你这么搞，吃相确实太难看，不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友邦也被弄得十分惊诧：都吸大烟去了，谁来买洋货？爸爸一不开心，国府当然就得敷衍。于是，1928年8月20日又建立了个“禁烟委员会”，隶属于行政院，煞有介事地宣布1929 年3月1日后全国一律禁止吸食。但实际上玩的仍然是“名禁实纵”的把戏，只不过这次老蒋亲自出来扮演主角而已。
就在禁烟委员会成立的同时，老蒋就命令在汉口设立了“两湖特税清理处”，名为清理,实为征税。汉口是长江与平汉铁路的交汇处，烟土产地在西北和西南,要到华中、华东、华南运销，都必须经过汉口,在这里设卡征税,可谓滴水不漏。
不过这毕竟是个民政机构，无法保密，1931年宁粤分裂期间，就被人一五一十把丑事都抖落了出来，说它就是老蒋倒腾鸦片的中枢。
因此，1932 年，老蒋以围剿红军的名义，在汉口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同时，把特税清理处改称汉口禁烟督察处，只听委员长命令，不受立法、行政、司法限制。区区豫、鄂、皖三省的特税，显然不能满足老蒋的大格局，1933 年，委员长南昌行营成立，1934年建立了行营禁烟督察处，进一步收拢了特税征收权。7月，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在所谓剿匪期间，豫、鄂、皖、赣、湘、苏、浙、闽、陕、甘十个省的禁烟事务，都交给委员长行营办理。
1935年，管辖范围又加了九个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三个市，并且撤销了禁烟委员会。从此，禁烟总监由委座亲自兼任，掌握了全国的烟土管理权，其他任何人都无法过问，这下恶犬出笼，终于可以大干一场了。
大家都知道老蒋打仗不行，但说到挣钱能力，尤其是搞黑色收入的能力，国府内部无人能敌。1929年4月到1932年8月，国府财政部使出吃奶的力气，整了30多个月，特税收入总共也只有3548万大洋，平均每个月收110多万，看起来似乎不少：
但1932年，老蒋接管豫、鄂、皖三省的特税后，从8月到1934年3月，只用了20个月就收入特税4272万元，加上上海和汉口的杂项收入，平均每月收入230万元，多了一倍不止：
接管10省的鸦片税后更不得了，1934年3月至1935年1月，十个月内收入2995.8万元：
1935年后可以插手四川、云南等地的烟土运销，收入之高就更是可想而知。
那么，委座为什么能让鸦片税收入连续翻倍呢？
他这么会做生意的人，当然不是光靠加强征税能力，而是一边献计献策、一边保驾护航，逼出了一个产能提升，让大烟贩子们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1932年，陈诚看到主子每天大喊大叫要禁烟，还以为是来真的，为了积极表现，他的18军不但扣留烟贩子，收缴到的烟土也立刻全部焚毁。可没想到，青天大老爷的瘾还没过多久，老蒋就来了电报。不但下令立即放人，并且严厉申斥，要他保证以后不得再发生类似事件，让陈诚好不伤心。
1935年，委座命令四川的烟土销售额必须创一个新高，突破2400万元！卖得多，税就交得多，四川的本土势力原本还想打点埋伏，说您这数字太大，我们四川人真没那么能抽。没想到，人家老蒋是有调查研究的，根据特务报告，当时四川资阳、忠县每个月都可以销售8担烟土、简阳每月销售12担，每担1000两，按国府官方建议价，每两价值为2.4元，四川全省148个县，全年烟土销售额应该超过4000万，因此委座定的2400万还太保守了。
1936年，他又同意蒋鼎文等人把福建乡民私存的烟土缴来公卖，直接明抢，还得意洋洋的表示，不但拍卖收缴烟土可以挣一笔，民间存货被收光之后，市场恢复到蓝海状态，咱们自己贩烟的收入一定大涨，瞧瞧，生意都做到这份上了，施加这么多正向压力，能不大涨吗？
如果只简单的认为，老蒋是当了个保护伞、兼任务发布方，未免太小看他的格局了。人家对烟土产业的支持，还直接体现在销售、融资各个环节。1933年，老蒋的四省农民银行粉墨登场，虽然自称是农民银行，但其实就是个烟民银行——资本金，是从烟土特税项目下支出的；股东是以半强迫的方式，逼迫烟土分销商入股的；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营业务也是收、存和运营烟土特税，可以说蒋军到哪围剿红军、烟土就卖到哪里、农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也就开到哪里。
所以，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到了今天，爱存不存、存不存、不存等各大银行，虽然爱弄个“始于1890”、“始于1902”，想跟民国时代的银行拉个继承关系，但从来没人敢说自己是农民银行的后裔，说明他们毕竟还是有历史知识的，知道农民银行的名声确实太臭，沾不得。
不过，老蒋可不管那一套，一边当着国府的委员长，一边兼着银行的理事长，用烟土特税设立银行,又用银行去扩大烟土贸易。1933 年到1935年，老蒋多次手令农民银行向汉口的“特货公栈”注资。
由于这个“特货公栈”堪称挣钱的神操作，因此必须要重点提一提：根据《禁烟督察处统制特货买卖办法》规定，凡是运到汉口的烟土，都要交给特货公栈存放，官收官运，不但货色优劣要烟贩子们三家联保，结算也不用现金，而是由公栈通知农民银行，出具45天的期票来支付。但是大烟分销商向公栈购买烟土时,却必须支付现金，这一来二去，资金占用就能带来巨大的收益。另外，烟土运销过程中，每担要缴纳各种税费1200元以上。
而每月进出汉口的烟土高达三四千担、有时甚至有七八千担，烟贩子们不可能有这么多现金，必须以烟土作抵押，靠农民银行提供融资。银行是体面人，不收烟土当抵押物，想融资？就先把货存到公栈，用公栈的货单做抵押物。这一抵押就安逸了，1500元的特货，只能抵押900至1200元，利息虽然随市场浮动，但肯定是月息1分以上。每两个月必须付清利息，进行转贷，到期不赎、转贷失败，银行就可以拍卖；遇到市场饱和，拍卖价格太低，收入不足以还款的，借款人还得掏腰包补足。而公栈和农民银行又紧密绑定，里外配合，运、销、贷、拍卖一条龙，捏着烟贩子的脖子两头吃，属于无本取利、稳赚不赔——跟这帮吸血鬼一比，大烟贩子都像是好人了。
有了这种千稳万稳的好生意，也难怪老蒋的主要精力不能放在军事上。虽然日理万机，他也要对农民银行微操到柜台：大到在国军内部建立储蓄部和消费合作社、小到在哪条马路新建营业部、开展什么新业务，有没有及时追回欠款，他老人家都亲自检查：
1935年甚至还亲手查出了一笔100万的坏账——哎，这个会计实属被当委员长耽搁了。
但公平的说，老蒋比张宗昌强，搞了钱主要还是花在打内战和增强嫡系部队的军备上。花得最多的，自然是老蒋最关心的剿共，从1933年4月到1937年1月，农民银行根据老蒋手令，先后拨付“围剿”红军的款项高达1.08亿元，另外军需署、航空委员会、庐山军官训练团、航空学校、中正大学的开支，笼络陈诚、朱绍良等亲信的所谓特别费、蒋宋二人的私人应酬，都是在特税项目下支付。随时有几千万特税现金在手，蒋系集团不仅不必为“剿匪”经费发愁，还可对各省军阀收买笼络，杨虎城、杨森等人就多次收到过十万、十几万的特税经费，这也正是老蒋在民国政坛中得以纵横捭阖的核心密码。
抗战爆发前，老蒋关注的只是收入，根本无意禁绝鸦片。可抗战爆发后情况变了：一方面，华东、华中、华南大量领土丢失，烟土的销售市场越来越小，不能大量获利，继续担着臭名声就得不偿失。另一方面国际舆论对国府的形象、特别是蒋氏夫妇个人形象，也越来越关注，这时候再当烟贩保护神就太不要脸了。所以1938年2月之后，特税总算是还给了财政部——注意，是还给、不是停止征收，也不是全面禁止，只是让烟土这些不好听的名词和老蒋本人脱钩而已。
根据孔老爷的报告，从1938年到1942年，一边抗战，一边让老百姓抽大烟，财政部还是总共收入了1.34亿法币的烟土特税：
而金盆洗手的老蒋这时候就义正言辞起来了，亲笔批示“政府自本年二月起不可再有运销情事，无论如何不能再要此种收入，以免各省借口与人民怀疑，有寸土未销者应一律烧毁”。
不仅如此，作为一个A4雕花家，他还借机为自己当年疯狂搞大烟的行为找了个好借口：“不平等条约既经取消，我政府再不能对鸦片彻底禁绝，则无以对军民先烈，万不可因小失大，使政府威信无存也”，把所有过错推到不平等条约上，也不知道当年是英国人？还是髪国人？逼着你老蒋当烟贩保护神的？
当然了，这都1942年了，他都要去开罗当三大伟人、世界灯塔了，上车了想关门，也可以理解。
可惜，他所谓全部烧毁，只是说得好听而已，1944年，孔老爷专门上了个邀功是折子，报告委座，祥熙我啊…亲自办理、亲自指挥，克服困难、辛勤工作，把积存在涪陵和安顺的烟土，都弄到广州湾和澳门卖掉了。鉴于去两个地方必须经过日军占领区，其中有何奥妙，大家也就懂得都懂了。
而被老蒋要求“绝不能再有”的特税，直到1944年8月还在陆陆续续入账，特别是还增加了个神奇无比的“麻醉药品经理处，售出某种化学品”的收益，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从1936年起，这个所谓的“经理处”，每个月都会给禁烟督察处提供3-4公斤这种化学品，不但明确说拿去盈利，而且居然还按销售额拨付奖金！不愧是禁“烟”督察处，你把产业升级了，还有大烟什么事？！——瞧瞧，谁说国府不搞工业化，人家在这方面，工业化得可认真了。
由于国府长期不做人，1934年起，国统区各个大城市深受烟毒之害，特别是烟土集散地武汉，烟土减价出售的广告，竟然贴到了新生活运动海报旁边，气得老蒋大骂成何体统，狂发手令，要求把广告换个地方。抗战期间，连重庆市政府周围都大烟馆林立。
再加上日寇在沦陷区疯狂地推行毒化政策，致使烟毒泛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截至1949年，全国烟土种植面积多达100多万公顷，受害人数2000余万，这就是国府、特别是老蒋本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华大地历史上首次真正、彻底摆脱烟毒的危害，要等到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2月26日颁布《彻底禁止烟毒》的法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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