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文革”中的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即广交会，创办于1957年春季，每年春秋两季在广州举办，是中国目前办会历史时间最长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广交会对促进中国外经贸事业的发展，冲破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包围，增加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根据史料可查，周恩来到广交会有9次。早期广交会的场馆建设、接待工作、货源保证、合同履行、安全保卫等各方面，无一不体现着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广交会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凡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种极左思潮影响下，仍然保持了一年两次正常进行，这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

周恩来与1966年至1968年的广交会

1966年夏秋，正是“文革”所谓“破四旧”兴起的时候。当时云集广州的许多地区的造反派声言要到广交会展厅去“破四旧”。周恩来得到消息后发布指示，在广交会门前张贴国务院布告，要求保证广交会正常进行，不准冲击广交会。周恩来还派廖承志等人到广交会做造反派的工作。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制止住造反派冲进广交会。一场“破四旧”，差点使对我国出口贸易影响相当大的广交会开不成了。当时全国1/3的出口贸易要靠广交会成交，它是中国外汇收入来源的一个重要阵地。

周恩来视察第1届广交会

1967年、1968年是“文革”最乱的两年。当时全国各地造反派夺权武斗盛行，极左思潮泛滥。对全国社会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当然，这种冲击对广交会也是非常大的。周恩来在困难形势下坚定地做工作，保证了广交会的正常召开。

1967年4月13日，周恩来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指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4月14日，周恩来就广交会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对广交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之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意派人去协助解决。考慮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

周恩来飞抵广州。在广州期间，为开好交易会并解决广东问题，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等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并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了解情况。

周恩来在广州市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并解释中央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的五点通知，说：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尊重、信任，不能把批评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到外面去。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他们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的，要让他们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工作就难以继续。

在广州期间，周恩来向红卫兵宣读并逐条解释了4月13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四部门《关于开好春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的几项通知》。在传达通知精神后，周恩来针对红卫兵对上一届广交会提出的所谓批评谈了几点意见：广交会一些“旧东西”，其实是一般的装饰品。如抽纱，我们不用，可是在外国，工人都用，为什么不能为他们服务呢？我们不卖，他们就要从其他国家买。出口商品换外汇不能说是“外汇挂帅”“钞票主义”。有了外汇，我们可以换回机器、钢材等，加快国家建设，也可以用来支援世界革命。不要怕卖工艺品，绣花拖鞋、玉石雕，卖给资本家，还怕腐蚀他们吗？他们拿到一点石头，我们拿到外汇不好吗？首饰也不一定都是资本家戴的，我们的少数民族也用，这些展品不能都拿掉。4月28日，周恩来接待前往朝鲜访问途经广州的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当晚，陪同杜尔夫人参观广交会。

1967年11月13日，周恩来为保证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找广州、湛江各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他们联合起来。他写了一封《告广州市人民书》，呼吁各群众组织、工农兵学商、党政机关、服务行业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搞好这次交易会的工作，不应在这个时候打“内战”。他强调：不许任何人破坏捣乱。有人出来闹事，军管会有权拘留。这届广交会推迟了一个月。

1968年2月21日，周恩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关于开好1968年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命令等文件稿。2月25日，周恩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等。

3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等四部门下发《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对第23届广交会工作作出指示。主要内容有：参加广交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要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当作首要任务。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对去年秋季广交会上签订的出口合同，要认真检查，采取措施，对外履约，做到重合同、守信用。运输部门要保证广交会的展品和各种货物按时运到;广交会和同广交会有直接关系的宾馆、旅店、剧场等单位，从3月20日到5月20日止，一律停止“四大”，广交会一律不接待广州和各地人员参观。

4月12日，在周恩来关怀下建设的广州宾馆落成开业，并接待了第23届广交会客人，广交会住房紧张状况大大缓解。

周恩来与1969年至1971年的广交会

随着1969年中共九大的召开，国内秩序有所恢复，周恩来等抓住时机，在对外经贸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

1970年4月15日，周恩来接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七团体代表萩原定司、木村一三等时，称赞中日友好贸易会谈发表了一个很好的共同声明，是日本友好贸易界在中日友好和贸易方面采取的联合行动。关于今后中日贸易前景，他指出：搞贸易，原则界限一定要分清。提出了中日民间贸易的四项条件：和平友好、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相互信赖。日本商界友好人士认为这是进一步发展日中贸易的机遇。1970年春季广交会恢复了“文革”以来一度中断的中日技术交流。参加交易会的日本客商人数大幅度增加。其中有19位旅日华侨冲破日本政府的阻挠，回到中国参加了这届广交会。

4月26日，周恩来在审查广交会展览馆时讲话：交易会有这么多好展品，又有中学生、大学生、工人、农民和工程技术人员，要利用这个好机会组织起来办学习班，要交流经验，外贸要促内贸，促生产。外贸要立足于国内，要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还提出“你们不仅管外贸，而且还要帮助国内市场”。根据周恩来审查展览馆时作出的关于利用广交会组织国内经验交流的指示，参加展出工作的各省市自治区立即组织有关人员来广交会参观学习，交流经验。5月11日至18日，由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召开了对内经验交流会，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超过800名代表参加。

7月8日，周恩来在接见第一机械工业部附属工厂代表时，对广交会作了重要指示：我们每年两次交易会，是一个交流经验促生产的好机会，要懂得生产，要向省市请教，工业部门、各省市都要派人参加交易会。外交部也要去，掌握政策;外经部也要去，了解产品的质量，以便对外提供援助。外贸、外交、外经三个“外字号”要配合，要三位一体把交易会搞好。要把交易会作为推动国内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场所。

1970年秋季广交会前夕的10月4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农业、商业、外贸等专业会议代表。他在谈话中表示：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针对出口商品包装中存在的问题，他询问出席全国外资工作会议的代表：在商品包装的图案上，是否还用毛主席语录？并说：如果将带有语录的包装商品出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各省的同志可以去广州商品交易会，看一下商标、包装图案，都可以查出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了，不仅外贸，内贸商品的包装、名称等也都要注意。另外，在汽车上搞语录也是不严肃的，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根据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外贸部等单位组成联合审查小组，会同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委会负责人对广交会的展出工作进行了审查。

第28届广交会展馆外景

1971年5月15日，周恩來约外贸部有关负责人开会，提出：广交会闭幕后，各地要很好进行总结。有些外商反映我们未认真履行合同，这样对外影响不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交不行。按照这一指示，广交会闭幕后，各交易团和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同志对广交会工作，特别是履行合同的问题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工作总结。

7月2日，周恩来在接见以让-吕克·佩潘为团长的加拿大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你们是中加两国建交后第一个来访的加拿大代表团，我们很高兴地接待你们。我们两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互通有无，友好往来。谈话中还指出，我们不能光靠每年两次的广交会，让人家来看我们的商品、订货。我们还要知道你们需要的商品花色、品种、质量、包装的要求。彼此总得交流经验，这样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就会发展。

7月18日，周恩来在会见法国议会代表团时指出：每年我们广州有两次交易会，希望法国朋友多来一些。我们要派人到你们那里，你们也派人到广交会来，这样双方贸易会增加起来。在同缅甸总理谈中缅贸易时指出：你们可到我们每年两次广交会上选购商品，花色品种不合适，我们可以按照你们的需要来生产。

周恩来与1972年的广交会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省党、政、军负责人和参加广交会的有关部门、单位的代表，就出口产品质量等问题讲话。

在询问国产衬衣质量以及日本、台湾的产品情况后，周恩来说：我们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能够出口的还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代？怎么向人民交代？又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们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就骄傲了。

在谈到织染品问题时，周恩来说：这里的货，有问题的马上撤销，不好的不要摆，不要以为都好！29个省市自治区统统检查一下，染料不好的，织造不好的，不要摆出来，不要只为花色品种好看不管质量。如果染料确实不行，只好进口，学会了再自己搞。我们只能基本自给，哪能说完全自给呢？需要进口就进口，我们经济上是落后，我们底子就是一穷二白的，我们是发展中的。在询问出口罐头的质量情况后说：生产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

周恩来要求“各省市对质量问题都要负责，哪个地方出问题由哪个地方负责”，首先要对广交会的全部展品进行质量检查。有问题的马上撤掉，质量不过关，就不要出口。

10月6日，离秋季广交会开幕只有几天的时间，周恩来委托公安部部长华国锋传达他的指示：要把广交会开好。一、抓好货源的落实。二、抓好接待工作。三、搞好安全。22日，周恩来在广交会简报上批示：货源不足，土特产、工业品完全可以先订合同，到期交货。把交货时间延长些，务期言而有信，国家给予保证。23日，周恩来在一份反映广交会出口货源不足，希望有关省市大力支援的材料上批示：请议出一个办法，即在签订合同后，容许我在1973年春季广交会前交足订货。在此期间，要大力收购各省土特产，并要发一通知给各省加强收购。广交会闭幕后，还要开一全国外贸会议解决此缺货问题。

11月2日，周恩来看了关于广交会住房紧张、交通工具不足，引起外商不满的情况反映后，立即指示：此事非解决不可，即使只剩下半个月，我看轿车由北京、天津、上海临时抽一些去，并带司机。同时要在广州用军车临时服务，司机要好的，随车借用。房子不足，只好借用机关、学校特别像样的，厨房留下供应。饭馆也可增加，茶室可改作饭馆。24日，周恩来约外交、外贸部门负责人开会，谈外事工作的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问题，指出：我们的任务很重，要争取时间，不要放过了时机。我们政治上很强大，但实力不够。在外交方面，要搞好对外的调查，经过调查，制定外交路线和政策。

在谈到广交会问题时，周恩来说：广交会要总结经验，这个很重要，对外贸易的路线、政策要很好地总结一下。事物是发展的，还要注意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又说，广交会有很大盲目性，如价格问题，主要是缺乏调查研究，对国际市场的价格不大了解，有的是對国内市场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不加区别。

周恩来与1973年的广交会

1973年4月29日，周恩来等在国务院会议厅专门听取外贸部核心组关于广交会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当汇报到纺织品情况时，周恩来指示：要研究纺织品的国际市场需求，应当搞各种各样的纺织品，多一些花色品种，不要光出坯布。出口的产品要尽可能直接与消费者见面。当汇报到这届广交会的调价情况时，周恩来指示，要研究国际市场情况，不能太急，不能一锤子买卖，还是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周恩来十分关心工艺品的状况，问这届工艺品成交多少。当了解到工艺品的成交包含在轻工产品中时，指示“工艺品和轻工应分开”，并指示“交易会要总结经验”。

6月29日，周恩来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夫人。在谈到双方金融业务人员彼此接触，相互进行学习、考察的问题时，他肯定这是一个好办法，指出：“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台湾的贸易额之所以这么高，这两年通过调查，我才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此外，台湾的劳动力也很便宜。”最后强调：中美两国是大国，双方不可能不发展一点贸易。“所以，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互相多接触就能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洛克菲勒表示，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将派一个代表团参加今年10月秋季广交会，双方将讨论今后怎么进行共同工作。参加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的有二三百家美国公司。

1973年10月至11月间，周恩来就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多次指示应加强安全保卫，提供并满足外商订货，解决国内外宾客住房、用车问题，以及掌握外贸中的信息、动态，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广州市负责人抓紧落实。由于周恩来的重视，广交会的出口货源得到了保证，1973年的秋交会出口成交额突破15亿美元。

周恩来重视广交会，对“文革”中广交会的正常进行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文革”中如果没有周恩来对广交会的鼎力支持，广交会很难在那样的环境下正常进行。广交会作为国家尚未改革开放的年代对外经济的一扇窗口，承载了打破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封锁包围、发展中外经贸交流、增加国家外汇收入等重要功能。这是周恩来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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