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只是为了解决“就业危机”吗？

按：原文写于2016年纪念毛主席逝世40周年的日子。

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为什么这么讲呢?自从盘古开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吗?没有。2千万城市中学生奔赴贫穷落后的地方，艰苦奋斗改变祖国落后面貌的如此壮举，历史上有过吗?没有，从来没有过。这幅历时25年生机勃勃的历史图景之所以出现，蕴含着哪些意义与价值，都是说不尽的话题 。本文欣然从一个新的角度加以探索，再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与原貌，藉此文之助同读者诸君交流，分享其中的意义与胆识，不亦快哉。

一、新中国起步时的社会状况。

我们认为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是王者之谋，是毛泽东和党中央结合新中国的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肆力于国家的发展安全所作出的抉择。他们在决策的第一步，必须认识和把握天下大势，即国内外环境、实际状况以及客观需求，这是任何战略决策(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制定的基础和依据。也就是说应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交替时的国情，从所见所闻和第一手资料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历史真实与严谨学术的态度，十分关键。背离这个基础与依据的纸上谈兵，主观的争论，无异于浪费精力。正如古人所云：“处事识为先，断次之”。因此，现在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之前，就应该弄清这个基础和依据。

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基础和依据表现在三个基本点上。

第一个基本点，是新中国处于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用当时流行的话就是“战争边缘”、“冷战”等。国家领导人不当咖啡店的清谈家，不当目光短而浅的小市民，就势必选择战时体制，必须要举全国之力认真对付，必然采纳一些区别和平环境的政策与举措。正如毛泽东在1959年3月接见外宾谈话：“杜勤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新中国是历史古国，也是世界大国，在地球的国家版图上居第三位，西方列强视为肥肉，企图瓜分。如1900年的《辛丑条约》，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幸得之于毛泽东“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胆识，大一统中国，避免论为二、三流国家)。西方列强对其美梦的破产并不甘心，尤其是二战中的爆发户美国具备主客观的优势，长期龂龂相向，甚至出兵挑战。到清末民初签订上千个不平等条约——年平均14个，月均1个多，被新中国一笔勾销，谁会就此罢手，释放“海洋文明”的善意呢?美国依法治世，率先出台《美国1949年出口管制法》、欧洲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禁止出口军火与其它战略物资达500多种。国内的国民党四大家族在一片“民族复兴”的喧闹声中，敛财肥私达一、二百亿元，临逃亡台湾还将大陆的3526万银元、777万两黄金和大量外汇悉数卷走，并多方控制海外市场。对新中国当家作主的穷苦人，有切齿之恨，仅在新解放区就杀害4万多干部群众。出动剩下的海军封锁大陆港口，先后拦截16个国家的商船600多艘。

新中国从1950年到1976年三十年间，局部战争从未停息过，高达20次之上。炮声殷然，沙场喋血。上世纪五十年代有金门岛之战，昌都之战、万山群岛战役、海南岛之战、东山争夺战、东海海战及夺取制空权制海权。1950年美国公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把朝鲜内战的战火燃到东北，将原子弹运抵朝鲜海域，准备投放平壤与北京。总统艾森豪威尔将“遏制战略”改为“大规模报复”。六十年代，趁大陆三年大面积自然灾害，进行武装骚扰，美军飞机侵犯领空上400次。中印之战、中缅边界堪界之战;中苏边境发生多次冲突，百万苏修大军陈兵边境。期间，美国设立日本——朝鲜，印度——巴基斯坦和东南亚三条防线，构成“月牙型”包围圈。背叛苏联革命的赫鲁晓夫一伙，拉美国共建“世界和平”。同时筹建“亚安体系”，高价购买新马的战略物资橡胶等，继而获取马六甲海峡的使用权;出让西伯利亚的开发权，拉拢日本，确保苏舰队通过宗谷海峡和津轻海峡，扬言“外科手术”式核打击。其时珍宝岛之战爆发，阽危实甚。七十年代，援越抗美，西沙之战，美国如狼似虎地增兵越南，用上最先进的武器，打得十分惨烈。周恩来总理在1966年1月解放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告诫全军指战员：“世界上只要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就要有备战思想，有阶级斗争存在就要有武装斗争的思想。所以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战备思想不是一个一时的政策，不是一年两年的政策，也许我们终生都要具有备战这个思想。”当时国内党内不乏以为取悦美国便永享平安的人，这句话无疑是一剂清醒剂。

——抗美援朝的启示：其一，打仗就是打战略物资粮棉钢铁橡胶，正如法国拿破伦谈说的：“填饱肚子，才能打仗!”其二：举全国之力，坚决打赢主权与尊严不容侵犯之战。当时，美国总统出兵支持朝鲜内战一方的理由很直率、坦白：“当今世界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作出抉择，一种美式民主制;一种恐怖与压迫的体制，如社会主义苏联。”美军统帅麦克阿瑟在威克岛向总统杜鲁门表决心时，以“海洋文明”的风度说：“我将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屠杀对付他们。”他的底气来源于1950年中国钢产量60万吨，而美国8772万吨;美国率先开发密西西比河黑土带占据先机，粮食产量，称雄世界，而中国只够填饱肚子，还要碰上好年景。这就是我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忍饥耐寒、打得惨烈的原因。1950年1月27日，彭德怀深夜发电报请求：“……且目前弹粮全无补充，是否‘拥护限期停战’和‘暂时放弃仁川及桥头阵地’。”次日晚毛泽东毅然地制止：“不能在美军主动进攻面前便宣布停战，或退却，即便难的时候也必须顶住。”“在历史上，我军是不会开这样的先例”。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举全国之力，调集各地战略物资供应前线，还积极从港、澳同英法日比利时加拿大和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大批购买前线急需的药品、粮棉油料轮胎等物资。国内农村的“爱国丰产”，城市的“工厂即战场，机器即枪炮”，社会各界的捐款等活动形成热潮十分给力。1950年冬寒来临，前线的粮食供应不上，尤其是吃不上热食，预计月需650万斤炒面和52万斤熟肉。周恩来亲自督促，整个东北行动起来，甚至首都北京及国家各部委办局都投入制作炒面和熟食，以解燃眉之急。值得骄傲的是，全国800万个互助组，3600个合作社和10多个高级社“北山种了种南山，相助力耕岂有偏”，头三年平均粮食每年增长14.1%，粮棉烟麻甘蔗甜菜和大牲畜猪产量超过解放前最高产量，释放出的力量强有力支撑战争，将美军钉在“三八线”一侧不能动弹。1953年6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对从朝鲜回国的秦基伟将军说：“调你到云南工作。云南是我国的西南大门，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

“树欲静而风不止”，客观存在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兵凶战危。由此决定了新中国抉择举全国之力的战时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区别于和平环境的战略决策与举措，以尽快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知青上山下乡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决策。城市学生青年是一支充满朝气的生力军，一支勇敢的突击队，有利于提高农村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生产更多的战略物资;有利于兵民结合的国防建设和“三线”建设，确保国家领土的安全，几者之间有内在的逻辑性、因果性。我们认为：新中国的准战争环境与时局，是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之一。离开准战争的环境与时局，违背历史基本史实的所谓“评价”只会扰乱历史的阅读视线。

第二个基本点是大而弱的农业国，生产不出起码的国家需求的战略物资。新中国的成立，只解决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结构，地理版图还是老模样——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粮棉钢铁橡胶战略物资奇缺。虽有16亿亩农地，但广种薄收，旱涝虫灾不断。穷年无所出，饥民流浪。直到新中国建设十年的1959年、1960年和1961年，灾害最重的三年，面积分别是总面积的42.3%、62.4%和59.8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的耕地面积连续受灾，这在世界史上少有的。1997年代展出法国殖民者方苏雅拍摄的云南历史照片，轰动一时，终绎不绝的云南人看着清末民初的上百张黑白照片，无不目瞪口呆，“我们云南人咋个同叫花子一样?”这个侧面充分说明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起点太低太差，解决“三农问题”的任务太重太艰巨，离现代化的距离太大太远，单靠农村的内因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一些非常举措，诸如大力动员城市的力量各行各业的支援等，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中国第一场经济战的启示：其一粮棉煤铁橡胶是经济战之焦点，是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争夺的对象。拥有足够的战略物资才能经得起国内外的考验。其二、山多、地瘠，水缺，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一盘散沙的农村结构，到了非改造非重建的时候。1949年夏收之后，各地不法资本家不惜血本投资，或者高息折借资金，囤积粮棉煤等，哄抬价格。新一轮抢购粮棉煤和五金化工原料的浪潮，冲击市场，导致10月——新中国成立的前后，全国物价暴涨，持续40多天，上涨3倍。一些国民党特务兴高采烈欢叫，“只要控制‘两白一黑’(粮、棉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11月1日，在紧要关头，中财委要求各省市国营企业大力收购粮食、棉布、棉花、煤炭等物资，及时调往大城市，可是物价仍在上涨。到11月25日涨到最高点。这时各主要城市立即大量抛售调运到的物资，政府同时催征税款，紧缩银根，冻结货款。形势才有所缓解。进入1950年春节，全国已调运粮食10亿多斤，中财委员决定再次敞开销售2亿斤，各地主要物资行情下跌。一些高息折借资金囤积的资本家难以招架，不得不蚀本吐出。国营贸易公司利用跌价之机，购进大批重要物资，平抑全国物价，同时为城市工人解决20亿斤粮食，确保厂矿企业的正常运行。

当时橡胶也是战略物资，可是旧中国产量少得可怜。启动全国工业化，橡胶是“工业的肌肉”，——生产百吨钢需要1吨多橡胶，否则不能健康运行。斯时美国派出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进而威摄马六甲海峡，让中国难以购买东南亚盛产的橡胶。海南和昆明需要的橡胶芽条，要到香港购买，印尼、马来西亚的芽条乘机高价销售。还有橡胶种子，一粒一粒数着销售，价格胜似黄金。1950年代，由于中财委和各省国营贸易公司的努力，全国物资市场稳定，持续几年的恶性通货膨涨被有效遏制，创造世界经济历史的奇迹。毛泽东主席很为感慨：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这段历史产生较大的影响，直到1990年代，中国有关部门专访德国，他们以为治理通货膨胀德国有成功的经验，“取真经”。西装革履拘瑾有加的一行人到了德国，一副小学生求教的神情很可爱。德国的主人好容易听明白来意后，认真地回答：“你们太谦虚客气了，中国是世界上治理通货膨涨最有经验国家之一，我们应当向你们学习呢!”一席话把这行人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以为德国主人开玩笑了。因为他们的脑瓜里塞满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上述事实说明：“手里没有一把米，连鸡都叫不来，”粮棉煤铁橡胶的生产与供应，似乎行为普通，但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属性。因而，广大农村能否生产足够的这些物资，必然成为全国的大事、最迫切的任务。千千万万知青上山下乡就是承担国家政策的宣传队，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队，加强和提高人民公社管理水平的工作队，易风移俗，寓教于乐的文艺队，为贫穷落后的农村边疆注入新的活力，将潜在的战略资源能量尽快释放出来，转化为强大的战略物资的经济实力。

第三个基本点，是万里边疆有边无防，分裂隐患突出。由于军队的力量有限，再加上远离内地，交通梗阻，支援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一些地方，土壤肥沃，矿藏丰富，但开发较迟;一些地方不毛之地，生计维艰，然而属战略要地。一旦闪失，外敌长驱直入，后果将是“辟手足斩而心腹伤，林叶除而根株绝，虽欲苟安，奚可得耶”?中国历史上，凡是强大王朝都将国土的安全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特别注重国境线的安全，坚持“寸土寸金”的规则，积累宝贵的治理遗产，诸如“大一统天下”，“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戍边屯粮”，“战略纵深”，“民族融合”等，现今的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举足轻重于世界上，得益于我们的老祖宗。脑瓜清醒的后任者都知道正是秦汉唐元明清的开国皇帝雄才大略，劳师远征，密布军囤(国有)民屯，既扩大地理版图，又增加经济与军事的实力，外敌不敢轻易冒犯。联想我们云南仅仅在明朝遗戍移民汉人三、四百万，不但与当地少数民族交融，而且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工具、农业技术，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与凝聚力。如果长期孤悬域外，就可能冒出几个、十几个国家呀，成群结队的总统总理呀，岂不乱了天下吗?时下不正是倡导感恩之说吗?倘若附议，首先大家先感激历代开国帝王，也包括新中国毛泽东，须知首先坚持大一统的战略传统，再谈其它东西。

——1864年后，浩罕国部落首领阿古柏在新疆叛乱，并创建“哲德沙尔国”，沙俄又出兵占领新疆许多地区，征收捐税，行使国家主权。正在大西北出现国土分裂危机之际，朝庭上自诩向西方学习强盛之道的洋务派李鸿章，居然上奏皇帝：“新疆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要收复新疆，就得花大笔钱财，得不偿失呀!当初曾国藩就主张放弃新疆，集中精力平定内地。这真是上策!”，“身无半亩地”的陕甘总督左宗棠写奏折批驳：“坚决不能放弃。如果放弃新疆则不仅甘肃、陕西暴露在敌人面前，而且内外蒙古和山西也不得安定，连北京也将受到威胁。西北与北京的关系，如同手指与臂膀相连一样，是一个完全的整体，不能分割”。他还主动请缨：“我今年虽然已经六十五岁了，但不能容忍俄国霸占伊犁，阿古柏占领新疆。”军机大臣支持左宗棠观点，竭力保举左宗棠率兵西征。朝庭同意后，左宗棠安排运输粮草先行，并且举行隆重的祭旗仪式。全军宣誓：“不怕艰难险阻，誓与敌人血战到底，收复祖国河山!”不到两年，清军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进军最后的伊犁时候，左宗棠随军带着一棺材，表示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不收回伊犁，就不活着回来。可是朝庭权奸们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下令召回左宗棠。1881年，出台《伊犁条约》。虽然收回伊犁，却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领土和北疆部分地区，还赔偿俄国九百万卢布，让西部地区对外通商。李鸿章不愧“宰相合肥天下瘦”，在1897年同沙俄又签订《中俄密约》，让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将东北三省纳入势力范围，期间私下获得1700万卢布的酬金。自此，中外历史又出现一道中国奇观，前线中国军民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胜利，被朝庭的权奸葬送，还割地赔款、通商，交出主权。

新中国创建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是伟大的革命者，更是伟大的爱国者——历史上帝王尚且“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武帝)，接任者难道是一群胆小鼠辈?他们坚持大一统的地理政治，对万里疆域早作准备，寸土必争，视为国家战略要地。新疆、内蒙，多沙漠戈壁，远离中原，而且外族彪悍，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内地，曾出现多次武装割据;东北千里沃野，水肥土美，矿藏丰富，同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仅一关之隔;云南地势多山，易守难攻，作为桥头堡背靠大西南屏障，面朝东南诸国，远眺印度洋与南太平洋，可以通商获得外部的资源。近代，一些国家鸦片种植有增无减，再加上蒋残匪捣乱，不安定风险剧增。还在国内进行三大战役的决战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即时派出解放军部队进入这些战略要地，既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工作队。1951年7月，朱德总司令借召开中华全国学生第15届代表大会，发出号召：“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学好本领，准备力量，参加建设我们这个伟大祖国，并为反对帝国主义新的战争计划，巩固国防，保卫祖国的和平建设而努力。”不久，动员数十万内地农民和城市青年学生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到六0年代提出“高筑墙”、“深挖洞”、“广积粮”，仅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投资2052亿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等13个省区，建立以国防、航天为主的2000个大中型企业、铁路、电站和科研所，吸纳包括知青内的几百万人。1968年8月，苏修大军突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震惊世界，毛泽东作出“可能大规模外敌侵犯中国的战争”判断，又迅速采取多种举措，包括将黑龙江、兰州、西藏、北京、广州、昆明、福州等地的国营农场改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国，新组建10多个建设兵团和2个农建师，其中数以百万计的知识青年成为可贵的兵源，为解放军正规部队储备了雄厚的“第二武装”。在当时通讯条件与交通条件不发达的情形下，兵团发挥保证国土安全的重要作用，功德大矣。1969年，珍宝岛武装冲突前后，亦农亦兵的知青成为苏修头疼的力量，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上述事实说明，安全是国家的第一要素，没有新中国的国土安全而谈其它，比如家庭利益、个人升学等，试问有何意义?我们认为万里边疆的发展安全，一是关乎到新中国的存亡兴衰，决非儿戏。不能因为边疆遥远，艰苦和落后就拱手让给外敌;也不能因为边疆贫穷，就不去建设与发展，孤悬域外。经过30年的建设，万里边疆成为既是拼杀抗击外敌的前线，又是战略物质生产供应的后方，前所未有的坚固。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老一辈革命家逝世后，发生1978年云南农场知青上访事件的错综复杂。有下层因素，也有上层因素，喊出“我要回家”的口号，反映他们彼时彼地的诉求，有一定的原因和合理性。但是有的人就借这个口号全盘否定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地位以及突出贡献，用一时的特殊性否定长期的合理性，其居心就叵测了。二是万里边疆的发展安全，取决于国家领导决策层，需谨防和识破像曾国藩、李鸿章一类的权奸，尽管他们道貌岸然，才高八斗，巧舌如簧，不乏吹鼓手，却是朝庭之大患，国家之大盗。

总而言之，1949年新中国客观存在的冷战环境与时局，大而弱的农业与小农结构，万里边防薄弱与分裂隐患这三个基本点，是中央领导层提出发展安全战略体系的基础和依据，也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毛泽东主席当时提出：“站在国防的最前线，经济建设的最前线”，身为新中国的长子——第一代城乡知识青年必然是国家发展安全战略的承担者，参与者和实践者，有利于解决三个基本点所产生的问题与困难。因此，知青上山下乡的主要动因不是什么“城镇失业问题”、“就业危机”。理由很清楚，当时中央几位有关负责同志已作了很好的回答。在1965年制定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时，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明确地指出：“真正广阔的天地在农村，并不是说这些人在城里我们养不起，赶下乡去，而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缩小差别。下乡不是消极的发展农业，不是抽象的。

”农垦部副部长肖克在安置工作会议上作出总结性发言中也说：“不要把安置工作只看作城市过多的劳动力，而要看到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如何使用，调配劳动力的一件大事。现在，美国到处进行讹诈，主要有两个本钱，一是核武器，二是有200亿斤粮食和7000万担棉花的所谓剩余农产品，知青上山下乡，不仅增强了农业战线的劳动大军，而且有利于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城市不能太集中，太大，一切经济和文化设施”。凡是可以放到乡村的就放到乡村。要发展工业，实行亦工亦农，将农业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失。”

二、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提出

1949年10月，中国完成新旧政权的交替，仅仅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框架结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旧社会留下了山多、土瘠、水缺，半原始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的遗产，并不就像“芝麻开门”的神话故事那样，一声门响什么旧东西烟消云散，蓝天白云，绿水长流;一声门响高楼豪车，金银财宝光鲜灿烂，男女手指就给上一枚钻戒。旧中国的落后、贫穷、大而弱等三大沟壑依然横亘在脚下，各种陋习弊端依然存在。社会主义建设起点之低，世所罕见，而且每前进一步均存阻力，充满变数。东方古国砸碎半封建半殖民的枷锁，如何从根本上实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发展安全，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强国，是一个空前未有宏大复杂的现时课题。毛泽东和中央决策层要从艰苦探索和反复权衡中，从一团团乱麻中理出经纬，编织国家发展安全的战略决策链网络，决非易事，付出相当的心血代价。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乃是其中之一项，同新中国社会状况的三个基本点紧密相连。

1、艰辛探索，反复权衡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期，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坦陈：“中国经济落后，物资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

在建国前夕召开全国人民政策协商会议上，民盟领导人张澜感慨而言：“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是难上加难。”

1949年，美国国务院情报分析司兴灾乐祸地预言：“中共政权在五年内没有推翻的可能，但是内部困难和外部压力使中共政权大大削弱，从而在新中国某个将来时候垮台准备条件。”

英国首相乔治·布思曾受到毛泽东两次接见，他在回忆录里说：“我觉得他都是表达了一种经过深思熟虑和同事们进行磋商之后产生的看法。我感到他们是成夜成夜的坐在桌旁，把每个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的意见辩论清楚。确实，一位官员曾对我说，中国领导人在长征期间就养成了夜间辩论的习惯，现在简直无法使他们改掉这个习惯。”又说：“每个人都充分了解到新情况。毛泽东所关心的是确保8亿人，到本世纪末很可能达到10亿能有饭吃，不担心挨饿，并使他们的住房、医疗和受教育的条件得以改善。”“他总是从世界战略的角度跟我谈，任何问题都不能只从本身的角度去考虑，每个问题都必须通盘考虑。我们有了进步，但事实是这种进步太慢了，我们总得想办法让这进步更快一些。”

1957年法国总理孚尔访问中国时，受到毛泽东接见很高兴，他在《晚上会见毛泽东》一文中写道：“他特地为我曾接见中国青年代表团亲自向我道谢。毛泽东以抑制的感情谈起中国，流露出他的失望和信心。……‘你们亲眼看到我国的情形，看到我们是多么落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我提起中国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没错，但比较起来，成绩还是很小……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稍微垂着头，好像是承受着命运的沉重力量。”这天晚上涉及许多话题，其中有法国农村合作社的作用与成效。

直到“一五”计划取得很大成绩时，毛泽东主席坚持告诫：“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国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2、并非个人行为，全党共识

毛泽东老一辈革命家从青年时代树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志向，凭借坎坷的大半辈子经历和各种各样的考验，他们对旧中国社会的深度与广度有深刻的认识，积累了丰富的处置经验，具备了经天纬地之才干。到1949年，当面临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和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农业大国，实施伟大的建设与改造时，在制定各项战略决策过程中，他们决不会仅从单一角度进行平面考量，而会从多角度进行立体考量。就像对一个辗转床第，病入沉疴的患者，老中医所开的方子，不可能仅用一二味药，而是多味中药的配伍，并随着患者的病情变化与身体条件，作及时的调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来龙去脉也正是这样的过程。一些精英(包括有的知青名人)以为率性提出似是而非的说法，就可以全盘驳倒与否定，是很浅薄可笑的。他们在人们眼里胜似“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墙头草。下面，我们和读者诸君回顾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形成的经过。

——1955年7月，李富春副总理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报告中指出：“农业生产供应全国人民的食粮，同时用农产品作原料的农业产品在目前又占全国总产值50%以上，而且进口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要的外汇，大部份也是农产品换来的。因此，发展农业是保证工业发展和全部经济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他特别强调要积极地进行宜耕荒地的调查和勘察，要求“一五”实现3868万亩的开荒任务。

——1955年8月，借鉴苏联创建共青城的经验。当时伟大的邻邦呈现空前未有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城镇团员纷纷带头奔赴哈萨克，阿尔泰，西伯利亚等地开荒建场，艰苦创业，一个个农垦区诞生。苏联团员青年们所表现出来的不怕牺牲、忘我奋斗的英雄主义，以及翻天复地建设大农业的场景，极大冲击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团中央闻风而动，倡导和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向荒山、荒地、荒滩进军”，开发边疆，多打粮食。首都北京的团员青年率先成立第一支垦荒队，在黑龙江省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影响最大的是上海，从1955年到1961年就有4.1万人响应。他们当中职工子女占71%，城市贫民子女占3.5%，个体劳动和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子女19%。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风起云涌，合作社总数开始就达60万个，年底猛增到190万个。入社的农户由全国的14.2%，猛增到63.3%。于是一个新的普遍性问题出现了，各地合作社缺会计、记分员、其他文化人。

“全国合作社，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毛泽东主席在《农业合作社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一文的按语作了回答：“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又在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的按语中，高瞻远瞩的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的。”

周恩来总理，早在建国前就提出：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首先解决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新中国成立后，进一步提出，应当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他在1956年《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说得很明确：“合理配置生产力，以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发展”。1960年他又提出了生产力合理配置的目标与方针：争取在全国六个大区基本建立具有不同水平、不同特点的经济体系;在经济体系的布局上，必须考虑到人口、劳动力、交通、生产与基建、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灾区与非灾区等条件，分别轻重缓急，统一安排。”

1957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阐明：“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我们的中小学生毕业后，除了一小部分升学外，多数都应当参加工农业生产。”

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强调一个观点与原则：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

总之在周恩来的视野里，在新中国的大局和主要方向上发展国民经济是同生产力的合理配置结合，所谓“城镇就业”仅是生产力合理配置侧面上的问题之一。一些人将每年没有升学和招工的学生夸大为社会“就业危机”，导致上山下乡。这种强加于中央决策层的企图，而且哇啦哇啦批判一阵，当然是自不量力的拙劣。

——1957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沿京广线南下考察，往返行程4000多公里，召开各种会议45次。之前，一些青年学生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对此，他反复阐述以下意见：1、解放后中小学都有较大发展，学生总量也较大幅度增长，但仍有一些人不能入学和升学。“这是正常现象，现在只能普及小学义务教育，还不能普及中学义务教育，所有小学毕业生进初中这个要求办不到。”2、全国现在全国进行精简下放，因此城市去不成，城里的还要下乡。3、要服从祖国需要。所谓就业，就是就农业，就手工业。这些人如果去参加劳动就是新型的农民，就是新中国第一代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4、中国农村缺乏知识分子，很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将来统统都上大学，那是几百年以后的事。5、怕吃苦、年纪轻轻的不吃苦是成不了才的。12月，共青团中共第一书记胡耀邦在湖南作报告说：“青年们带头上山下乡，到劳动的大熔炉中锻炼成长。”

——1957年9月，党中央通过社会主义新农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案》，其中第38条规定：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也不可能单独发展。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在中共国家机关的一次会上，号召全国广大青年，包括机关青年到西北和蒙古等地区去。这些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0%——60%，地上地下的资源异常丰富，是祖国最大的宝藏。”“把这些地区的资源开发出来，建设成为祖国美丽的花园。”之后两年，已动员49.8万人参加农垦系统开荒建设，21万人在偏远的人民公社插队，28.9万人到当地工交战线，为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作出贡献。

——1962年10月16日——11月6日，国务院农林办公室遵照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的会议通知，首次召开国营农、林、牧、场安置家属大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会上，首次将城镇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纳入国家安置计划，并有组织地实施。当时，将知识青年同城市精简职工列入同等对待。安置方式，拟定首先在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扩建新建农场中实施。为加强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周总理指示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

——1963年1月5日——17日，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学生的安置计划落实会议。经会议核定的计划是：全国农、林、牧、渔场共安置332640人。国营农场开荒119万亩，林场扩大造林和抚育改造次生林92万亩，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24万亩。拟拨安置经费30714万元，并相应地安排了各项物资计划，力争1963年基本完成，1964年扫尾。会议报告中强调：安置对象必须坚持中央规定的条件，坚决执行国家财产制度，管好用好安置经费等。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问题的补充通知》为完成332640人的安置任务，进一步明确将国家拿出的3.5亿元安置费专款分配到各大区农办掌握。

四川省在“一五”期间建一批国营农场，积累一些经验。凡是到农场的青年人，从文化生活到生产劳动，从政治思想到科学技术都得到培养锻炼。根据中央的部署拟招收城镇青年学生;而没有升学，就业岗位不多的情形下，城镇青年学生及家长较容易接受走国营农场这一安置途径，两方的阻力不大。招收标准是不要老弱病残，“四类”分子、盲流人员和劳改劳教人员。1963年，该省计划总数招7500人，实际国营农林渔场的青年学生比例达85%以上，人数达6972人。超过原青年学生计划数5450人。时任省长李大章在8月人代会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大力加强农业战线、发展农业生产的要求出发，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人下乡下山，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这是安置城市劳动力的方向和长期方针，也是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这一年四川省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11%和12.1%。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均比上年有较大增长，市场情况好转，物价趋缓。

对城镇学生青年的安置形式(途径)，至此中央和各省明确是到国营农林渔场安置。

——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即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各大区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参加，原定主要讨论国营农场的安置工作。会议结束前一天，周恩来总理提出调整安置工作方向和改变工作重点的问题。他要求各大区和省市自治区都要作长远打算，编制15年安置计划。“今后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其次是插入国营农牧林渔场，再次是扩建新建国营农林牧渔场，要求各级安置工作领导小组把插队统管起来。插队安置是一条好出路。到嘉兴去的每人给50元;到安徽去的每人给150元，这个经验可好啊!小平同志几年的理想实现了。”谭震林副总理也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对于插队安置，想了很长时间了。“他说，一个队安置两个中学生会搞好的。他们不仅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上起作用，经过锻炼，在政治上也会起作用的。因此，应当向干部、青年学生和社员群众讲清楚，插队是体现多、快、好、省路线的安置形式。我们的目的 是把城市多余的劳动力转向农村。”

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这次会议的报告批示：“分散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是今后安置城市下乡人员的主要形式”。

——1964年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他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对国务院农村办公室原来决定城市知青能安置国营农林牧渔场的形式和做法，提出不同主张，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要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还掰手指头算出一笔国家划算的大账。其理由是“插队的安置费不到200元，而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不能走这条路。”“结合治山治水、治碱，并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说：做18年规划长了，搞个7年就可以了。邓小平表示同意。

读者诸君会发现：中央安置城镇青年学生的工作进入新的转折点：不在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而是到人民公社生产队安置、放在第一位。1962年至1963年，下乡知青主要到农场，插队的只占6%。1964年就增到61%，这种趋势一直保持十年。1974年落实株州经验进行了调整。

——1964年8月，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谈到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时强调：“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或者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又种地，又升学，那他们就高兴了，这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是有帮助的。只要他们下乡有地种又有书读，我看大多数青年是愿意去的。”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将从苏联回来、然而多年未见的长子毛岸英送到农村经受锻炼，其时他并没有要求别的子女也这样做。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看到农村贫穷落后的严峻性，以及学校教育的存在问题，引起他的深思。1964年10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外国代表团谈话时说：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有知识了，没有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所以说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小孩现在下去了。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1965年2月，为总结《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参加农村社会主建设的决定(草案)》贯彻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部署今后的工作，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安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听取两次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记的接见。会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很好体现周恩来总理的五点方向性指示的精神。

3、一九六五年业已形成战略决策

周恩来总理在这次会议上所作五点方向性的指示精神如下：

一是应当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来看待这项工作。一定要高瞻远瞩，长期打算，孜孜不倦，使这条路子越来越宽。二是今年计划下乡安置54万人，在具体安排上要尽可能与建设稳产高产农田(4.5亿亩)大搞样板田相结合，同搞科学试验田和推广丰产经验结合起来。还要与国防建设、占领山头、下海下湖相结合;安置到国营农场的，主要放在新疆、甘肃、宁夏、黑龙江等省区。三是国家关心、负责到底，要使下乡知青有政治、有经济、有文化、有军事这四项主要的精神食粮。对下乡人员，国家要尽指引、支援、帮助检查的责任。四是各地应即结合15年农业规划和一、二、三建设规划，着手编制15年安置规划，先搞出轮廓，以后在实践中逐步完善。五是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下乡上山，必须纳入城乡劳动力整体规划之中。为了加强劳动力的统一管理，中央请华东局指定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四省市试行成立劳动工资委员会，把城乡劳动力的调配和工资工作统一管理起来，积极试行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现在不是动员城市青年下乡吗?如果说，下乡还可以读书，还可以升学，又种地、又升学，那他们就高兴了。这对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是有帮助的。我们这些人首先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养成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不让他出修正主义。

至此，我们认为上述周恩来总理五点方向性指示和4月22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已经形成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或者说是对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已有最完整、最深刻的概括，轮廓已清晰勾勒出了;既吸纳各位中央领导的真知灼见，又是解决新中国现实状况的三个基本点问题的良法，而且可操作性强。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被称之“国家战略决策”是名符其实的。大凡每一个战略决策都具备共同的要素：一、“不谋万世，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不足谋一域。”古人的话就是强调一项真正的战略决策必须谋全局，谋长远，否则不配称“战略”一词的。任何战略决策，相关的规模与范围都涉及在列，既看到内部因素，还看到外部因素，进行系统性地权衡与思考。不是片面的，单一的，而是综合性思维结果。二、确立战略目标，无目标就无方向;决策服从于目标，受目标的制约。目标有长期、短期，可以协调各种力量行动。目标也是“进行曲”，鼓舞相关成员的士气，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他们各自状态中为实现共同目标进行创造性的思维和活动。三、从拟定的多个决策中筛选出来的，“当以利害较之”，即以趋利的原则，挑选出来的一个较优的决策;要行得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四、实施过程有规划、有举措、有步骤、有应急方案、有错必纠。五、决策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了强大合力、推动决策目标尽快实现。

新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制定内容是符合上述战略决策原则及要求的，也具备战略决策的诸要素。我们从周总理的五点方向性指示和《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的精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针对性很强，涉及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国防，为解决新中国现实存在的贫穷、落后，大而弱三大沟壑而作出的战略决策之一，也充分说明中央领导层是多角度进行立体考量而作出的决断。战略要素包括远期目标，确保新中国的发展安全，长治久安;近期目标，解决城市没有升学和工作的学生就业问题，实行劳动力的合理布局。规划时间是1965年—1980年，即完成“三五”、“四五”和“五五”等三个“五年计划”之后，于1980年结束。

还制定一系列的举措，如哪些人不宜下乡，病退处理，住房口粮的标准;如动态管理(有上有下)、“厂社挂钩”(株州经验)，以及对“分散插队，不走插场的路”、“干部子女走后门”、“农场迫害、奸污知青”等问题，及时纠正得到广大知青及家长的拥护和支持。知青上山下乡是战略决策，更突出地表现在不仅仅是劳动部门的任务，其动员、布置和调整都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前期主体是中央安置领导小组负责，共青团中央、内务部、农村工作部，农林、农垦部门参与;后期主体是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负责，有关部门参与，其级别和规格高于一般部委办局，具备权威性、全局性。

这就是说早在1968年“老三届”知青下乡之前，知青上山下乡的战略决策已经形成，贯彻实施的体制机制已经建立，而且也有百万知青奋战在第一线。前段时间，上演“云龙井蛙，势不相见”的闹剧，一些名流精英(不乏个别知青)居然鼓噪“知青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应否定”，而且在媒体上传来传去，我们听了感到荒唐可笑，怎么当下中国会冒出历史知识等于零的如此笑料?!名流精英们也太聪明博学了!

从以上中央领导层讲话的详尽介绍和原汁原味的反映中，我们还得到一些明确的信息，清晰的印证。在制定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过程里，各位中共领导有自己的特点，侧重点也有差异，但视野都属全局性、思维综合性，都涉及国家的发展安全和青年学生的成长，所谓上山下乡是“社会就业危机”、“失业问题”不符合不代表他们的想法与主张，为什么呢?一是在他们战略视野里一心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失业”，(斯大林)毛泽东主席在新中国初期也明确指出“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每年全国新产生的200万劳动力，包括中学生在内属劳动力资源，建设的后备力量，要有计划按比例分配在各个生产部门，并且根据实际情况流动和变化。各部门、各工作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劳动工农都是国家的主人。二是他们来自农村，有深厚的天然的感情，“人间辛苦是三农”看得很清楚。他们所选择与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他们将农村、农民和农业放在革命与建设的中心位置加以解决。三是有的领导讲话涉及失业问题，但不是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需要失业大军保持资本家的利润去对待，而且在他们的想法和主张中，失业仅是其中一个侧面，一个部门(劳动)的主要方向、主攻任务，但服从于新中国整体的发展安全和青少年成长的大局。四是在实践中、客观事实上，新中国在深度上和广度上提供空前数量的工作岗位，不断新增的公有制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毛泽东等老辈领导逝世前已吸纳上千万知青工作，即使后来上山下乡工作被结束，依然吸纳大多数“返城”的农场知青，以及下乡知青。

我1964年高中毕业于云南省“红旗中学”昆八中，当时昆明市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充裕，大家放弃升学考试报名下乡，思考最多的是响应党的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谁也没有找个工作就业的想法，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和自豪感。在安宁县插队期间，本村、本公社不时有农村初中生调出工作，大家起始有点纳闷。当听了带队干部讲过中共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期望之后，无不释然，更有心劲地搞好工作。事实上，后来不断有知青调出，到1971年悉数调往各条战线工作。五是始于1955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由于是国家主导，有组织有计划的进行，到1980年前都有其必然性和连续性。文革初的“老三届知青”达458万，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三年的按步就班变成一年解决带来困难，但也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就业危机”。仍然可以按照每年新产生的劳动力的空间重新加以妥善安排，作为社会主义大国具备这种能力和空间的。主要动因仍然是国家的发展安全和青年学生成长的需要。早在1965年中央决策者之一、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就说过：“并不是说这些人在城里我们养不起，赶下乡”。到1968年，又有4年国家发展的承受力与经济力，当然有条件消化这458万知青。另外，这里提个醒的是在知青上山下乡同期，从农村调走的青年上千万人，几乎同全国下乡上山的知青人数相当，合理调配老三届知青也是可以做到的。像山西等省市因地制宜安排老三届在城市工作，没有下乡。同山西等省市条件相似的全国不会少，也可以安排工作。这些省市为什么动员“老三届”上山下乡呢?多数是出于响应号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按原定的15年规划继续执行。

总之同“就业危机”无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这里，后面还要用数据证明。

三、新中国一份出色的成绩单

对一项战略决策好与坏的评价，还有一把重要的尺子，实施决策的效果，以及预定目标和任务的完成。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实施的情况怎样呢?恩格斯曾说过：“历史的进程不是由某种单一的力量所决定的，而是由一个平行四边形的多种力量所构成的合力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针对社现实三基本点的状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战略决策，诸如戍边屯粮、合作化、人民公社与4级农科网、工业化与国有企业、农业学大寨、社队企业，以及知青上山下乡、三线建设、计划生育等，形成新中国的战略决策体系，或者互相影响的战略决策链和齿轮，组成协调运转的庞大机器，不断产生一股强劲的“合力”推动整个国家在发展安全的轨道上胜利前进——祖国“一穷二白的”的面貌得到了多层次多侧面地改造，到毛泽东老一辈战略家逝世时，一个令人自豪，受世界各国尊重的新中国巍然屹立于亚洲。战略决策体系产生的作用与效果，不仅保存于全国各地浩瀚的档案与影像资料，呈现于全国各地难以统计的各项工程上，其中许多工程至今收益，更留在亿万中国人及外国人的大脑记忆中，每有谈及无不激动地津津乐道“风景这边独好”。

现在一些人在杜撰种种似是而非的新论，颠倒是非，加以贬低与否定;一些人“一叶蔽目，不见太山;两豆塞耳，不闻雷霆”，本文写至这里真的不能就划句号，浑水是可以澄清的。

1、关于“面”上的实施成效

中国的事要西方人说了才算之风不知何时刮起，现在进入佳景。新中国包括知青上山下乡在内的战略决策的作用与效果，开国领袖毛泽东和亿万军民奋斗的成绩如何，也听听西方人，尤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人之说，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这里不妨试一下，会不会正中国内“带路党 ”的下怀?

早在上世纪，西方的政界与学界就流行如下评价——“中国依靠仅占全世界可耕地7%的土地上的产品，来养活几乎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是人类社会的一项奇迹。“(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

美国的中国经济委员会主席珀金斯，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艾克斯坦，激进派李皮特等，提供数据扰说明：“新中国”20多年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2.2%，与此同时，粮食产量的增长缓慢些，约2%(笔者注应该是3%)，高于同期的人口增长率，使得中国产粮量从1949年的11100万吨，增加到1977年，这个增长率的28500万吨”“从中国和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历史上的农业发展情况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七十年代，是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比较辉煌的时期”。珀金斯经过比较研究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业增长率至少是中华民国的两倍。”“他们认为日本和丹麦战前的农业增长速度并不比中国1952年后的增长速度快”。“中国的农业生产》作者享利进一步指出：“中国在七十年耕种面积大约与五十年代中期相等，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20年内，粮食产量的增长，重要是由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农业耕作的集约成度，而这又是依靠治水的改进和早熟，高产的种籽的采用。中国对大米和小麦培育计划已十分成功，从而提高了单位面积的产量”。

美国学者研究所得出这些结论，可能不精准，但看得出由于是科学精神的洗炼与客观求真的考察，大体符合和反映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现实，五亿农民和2千万知青带着急进之势的历史图景。作为战略决策的实践者、见证者，我们是知道的，还有像“粮食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棉花产量居世界第三位，棉纱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人民公社解产吃饭问题，1976年人均615斤，1978年637斤，1979年684斤等等，同美国众多学者的论证结论相辉映。

美国学者亨利在《中国的农业生产》书中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中国耕地的灌溉面积已经近一半，而当时美国、苏联和大多数欧洲国还不到10%”。旱涝保收的面7亿亩左右，居世界第一位。另一位经济学家亚历山大·阿克斯坦，特别佩服人民公社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了中国整个农村的地理景象。”“应用适合的人力、物力、农业肥料、改良的种子组合，建起高产田、稳产田，这样建设起来的农业才使中国丰衣足食。”世界银行出经费请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托马斯·若斯基进行调查研究，撰写《中国经济成长与就业》。该书指出：农民的年工作日：“平均从1950年代中期的119天增加到1970年中期的250天，增加1倍以上”。我们安宁五百多位知青在1964年——1971年农闲时间很少，前期参加水库沟渠道河的水利建设、后期参加田园化、平整土地和机械化的建设，以及小春大革命的热潮，正是广大农民与知青用锄头十工分，一辈子干两辈子的活，安宁县同全国一块取得粮食丰产和工副业发展的业绩，至今回忆历历在目。现在，国内所谓的经济学家、学者能有几个人调查并记录下来，他们除了吃喝玩乐外，就是翻书本说瞎话，在主席台上指鹿为马!

2、关于点上的实施成效

200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靳建疆为责任编辑在《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始未》选列一张的附表，介绍1962——1979年全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人数的统计表，并在他主编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图集》中绘制一幅中国知青分布图，全面反映各省知青共计1776.48万人，其中农村插队1282.21万人，农场分布494.27万人(国营农场291.19万人，集体场队203.08万)。

总分布特点是农村的面广，农场的点多，我们认为各自都为新中国作出巨大的贡献。

现在接着介绍“点”上，即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个战略要地的实施情况。

哥伦比亚大学的托马斯·伯恩期坦在他的力作《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中，点赞得很中肯：“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促进农村的变化。城市青年到边远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去，或许也能对国家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三个点，虽处边疆地带相隔千里，由于国营属性的农场优势，二、三百万知青的群体作用与成就更集中更大，当地之资源潜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国防实力和民族融合得到空前的增强。古代的铁铸巨鼎为何稳固且坚挺，其三足使然也。新中国千钧大鼎，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巍然屹立，同这三个战略要津隔地生辉密切相关。

新中国初始，东北的北大荒、新疆和云南面临的问题都是共同的——人烟稀少，交通梗阻，生产低下，生活贫困，蒋残匪和不法资本家兴风作浪，涉外的分裂势力蠢蠢欲动，但是物质资源的潜力深广，国家大门的战略价值非同一般。

首先说地处祖国大西南的云南省。全国30多个省、自治区里，仅邻赤道的亚热带的大省，又有“亚洲水塔”的优势，可以开发诸多国家紧缺的战略物资——如橡胶。当时作为四大工业原料之一的橡胶生产，在国内几乎是空白，西方将其列为重点封锁的物资，不得进口。橡胶籽种稀奇得几乎用黄金购买。这是第一大困难。北纬17度以北地区不能种植像胶，在各种教科书白纸落黑字写明的。对这个自然地理的限制，西方国家不掩饰兴灾乐祸之意。这是第二大困难。1951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创建发展橡胶基地， 要云南达到200万亩。同年9月解放军指战员五千人就建设10个军垦农场。“赴农场效命屯垦，执干戈仍卫社稷”。著名的植物学家蔡希陶、苏联专家进行实地调查。次年引种和育苗迅速开展，期间蒋残匪窜入杀害干部、大学生、林场工人三位。1955年，昆明青年志愿队赴边疆大力创办国营农场。大跃进三年，接受复员转业官兵和下放干部8千多人，湖南支边1万多人，共七、八万职工开荒种地橡胶14万亩，其中的1959年已开割投产。1961年1月，农场出动2千多民兵配合部队，肃清中缅边境的蒋残匪，为两国勘界扫除障碍。

1968年2月8日，55位北京知青在周总理的支持下开赴西双版纳，他们在给总理的报告中写道：“为加强国防，保卫祖国，打败帝国主义，为了给中国和给世界人民争气，我们自愿到云南边疆，做一名普通的农垦战士，为祖国的橡胶事业贡献自己的毕生精力。”首都中学红代会就此问全市红卫兵倡仪：“立下革命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970年，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接纳来自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城市10万知识青年。

1971年4月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全国农垦传遍一个喜讯，“云南农垦的胶送中国卫星上天”!

1994年，昔日的“蛮荒之野”“瘴疬之地”已建成39个国营农场，平均亩产120公斤，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高于东南国家，居全国首位。种植面积扩展到北纬18℃——24℃地区，居世界第四位，年产干胶居世界第五位，创造“大面积胶树北移成功和单位面积产量领先的双重奇迹”，形成全国南胶北豆的经济优势。自此斐声世界，为新中国争得骄傲。另外帮助周边国家如泰国、缅甸、老挝搞替代种植，不仅发展经济，确保和谐与发展。早在1988年，西双版纳东风农场就 耗资数十万元，在场部筑建一座拓荒纪念碑，坚实的基座上塑着身材魁梧的转业军人、支边农民和知识青年的雕像。农垦一位作家郜宁校，撰文道出广大农场职工的心声：“农场在诅咒声中为逃亡者塑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他们从不抹杀知青艰苦奋斗为开拓边疆建设边疆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从不认为知青十年是毫无价值的抛撒和无足轻重的浪费。不管他们是怎么来的，还是怎么走的，不管他们该不该来，还是该不该走，他们毕竟在这里扎扎实实生活过”。“他们中的姣姣者走上农场各级的领导岗位，勤奋好学的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层的知青更是用他们的血和汗浇灌着万顷胶林千亩良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一天天开化进步，发生巨变。所有这一切，边疆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工更是铭刻在心”。

再看大西北的新疆。在世界最干旱的地区中，新疆赫然在列。面对三大战役的胜利，美国驻迪化(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在黯然离开时，曾丢下一句狠话：“共产党的军队好进不好出，我会看到他们一个个渴死饿死，葬身于黄沙旷野之中”!同王震一样，某部六师师长张仲瀚也是主动请缨进疆的。在延安时，他参加京剧《四进士》的演出让毛泽东看了赞不绝口。进疆时，他写了一首诗：“雄兵十万到天山，且守边疆且屯田。塞上江南一样好，何须不入玉门关”。对部下兴致勃勃地说：“别小看焉耆这个地方，曾经是左宗棠屯兵的地方，这里的开来渠就是他部下开发的。但我们的气派要比左宗棠更火。左公走后留下杨柳三千棵，让世人赞叹，“引得春风度玉关”。我们要栽它一万棵，要“留住春风绿边疆”。1949年底，时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面对蒋残匪叛及乱和地方粮商资本家乘机抬高粮价的局势，每月要用飞机从北京专运一趟银元购买粮食，供给部队。周总理指示：“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于是，11万指战员在天山南北开展大生产运动，还从苏联购买棉籽种植。1950年——1952年，开荒162万亩，产量过亿公斤，棉花300多万公斤，油料500万公斤，实现部队自给，将剩余油粮支援奇台、吐鲁番等地，投放市场，打击奸商投机倒把。

1954年11月，上海首批520位知青落户到新疆。其中第三女中徐胜男慷慨陈辞：“如果谁都不愿到西北去发掘富饶的宝藏，社会主义怎么会来呢?我是共青团员，我应该去。”1958——1960年，在党的总路线和大跃进的形势下，兵团开发的是南疆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北疆的玛纳斯河流域，伊犁、阿勒泰、博乐、塔城、奇台等地区也有新的开发，累计开荒造田855万亩，相当于过去8年的186%。新建水库18座，引水渠道58条，实增灌溉面积591万亩，耕地面积从1957年的337万亩，增到1035万亩，农场由59个增加到166个，从而奠定了兵团事业的规模和战略布局。仅其中的莫索湾片营造林带3.3万亩，生产粮食9847万公斤，皮棉262万公斤，实现利润305万元。将军陶峙岳即兴赋诗：“红旗遍及莫索湾，大地茫茫一手翻。唤起千年沉睡梦，永葆青春在人间”。玛纳斯河流域开发棉田82万亩，亩产籽棉158.4公斤，展示国营农场的强大威力，引起许多省市的重视和邀请。农7师刘学佛和其他植棉高手分4个组，到河南、河北、江苏、甘肃等省推广种植经验。农业部组织13个省及华北、华东、西北的农科所技术干部来农七师、农八师学习考察半年之久，还撰写经验总结。江苏、安徽、山东、甘肃、青海、宁夏等省也来参加学习。从此，沙漠变绿洲，“千里荒原虎狼吟，园梦境地铺黄金。”

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兵团调出粮食五百万斤，支援河北、河南、山东等省。当时几个主要垦区调往全国的粮食共119亿斤，还安置关内的盲流21万人，主动分担国家的困难。

1960年，兵团基建办主任申玉昆率领22位技术骨干参加援助越南专家组，为该国先后新建8个农场，以及供电厂、水厂，轧花厂一批企业。从此兵团的足迹，踏遍索马里、坦桑尼亚、巴基斯坦等国的山山水水。

1962年5月，新疆爆发“伊塔事件”。受外国分裂势力挑拨6.7万边民外逃，有的县只剩几百人。兵团边劝阻边抢收麦田，寻常失散的牲畜。组织力量在外逃地区代耕、代牧、代管，尽量减少边民的损失，周总理闻讯十分称赞。期间，兵团在边境新办58个农场，耕地316万亩，在2000公里的范围里，设置纵深10-30公里的农耕带。另外控制9个重点地段，形成屯垦戌边的国防屏障。仅农九师就先后抓捕17个苏修特务和外逃分子70多人，对苏修蚕食领土的行为作上百次的斗争。

1964年，上海女知青杨永清写下血书：“冲破万重关，创业在新疆。一心为革命，誓死头不回。”偷偷拿走户口册去报到。次年7月，周总理、陈毅外长出国访问，经过新疆专程到石河了看望他们，寄以很大的期望：“一个人出身不由选择，但前途是可以选择的。”“这里是大学嘛，是劳动大学。”在这些“开路先锋”的带动下，到1966年，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江苏赴新疆的知青已达12万人。

1965年7月，军委副主席贺龙来视察，得知兵团组建466个值班连，拥有炮兵、坦克、骑兵、机枪等兵种，高兴地说：“你们民兵一旦有事就是野战部队!”到文革前，在新疆已营建大型农牧渔场158个，水库35座，工矿企业297个，商业网点1836个，大学3所，中小学1264所，共1485万人。粮食、棉花和甜菜总产量分别达到自治区21%、31%、90%。一批现代化城市的雏型开始涌现。

东北的北大荒面积2亿亩左右，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苏联的第聂比河并列，誉称“世界三大黑土带”。，历史上称“龙兴之所”，水量丰沛，土质肥沃，一马平川，宜于机械化电气化集约化大规模的开发。美国19世纪开发1.8亿亩，生产粮食养活美国人，称雄世界。苏联继而开发3亿亩成为著名的乌克兰粮仓，有力支持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的胜利。北大荒，在中国最古老的古籍《山河经》中就有记载。1947年春，正进行解放战争的人民解放军在尚志县创办松花江国营第一农场。拖位机的轰鸣声，拉开全国国营农场开拓的序幕。接着，新解放区宁安、赵光，兴凯等地相继开办农场。在王震司令员的领导下，11万官兵艰苦奋斗、开垦荒地1000多万亩，同时抢建密山——虎林铁路，两个月胜利竣工。

1955年，北京首批青年自愿垦荒队奔赴萝北县，创建“北京庄”。天津知青创建“天津庄”。

1958年，十万复转军人响应党中央号召，奔赴北大荒“屯垦戌边”。中南海文工团有20多位男女团员自愿报名获准，毛泽东主席高兴地在春藕斋同他们壮别，赠送亲笔题词的照片，鼓励他们“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出征的大军中，有百位老红军、战斗英雄、将军，各兵种的高级将官，重点院校的毕业生，仅德、法、俄、西班牙、拉丁文的翻译已上千人。在各行业支援北大荒建设的农垦大军中，有20万支边农民，54万城市知青，10万大中专毕业生，5万人献出宝贵的生命。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建成中国最大最安全的战略预备粮基地，集卫星定位、自动导航、精度播种、变量施肥于一体，一次可完成田间作业;机械化率96%的深耕，浅翻、整地、播种、平墒、镇压达6项。到2010年粮食产量360亿斤，上交国家商品粮330亿斤，承担全国调剂粮食三分之一以上。不管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物价飞涨，零三年的非典猖獗时期，成为共和国“靠得住，调得动，能应对的中华大粮仓”，充分发挥分田单干小农经济无法比拟的功能。同期，“北大荒”迈开大农业的双脚，同地方共建农机合作社23个，跨区作业2千万公顷以上。还热心肠帮助俄罗斯、朝鲜、巴西、菲律宾、美国等42个国家，设办113个境外企业和项目，为中国人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并非题外话：“悲剧都是从巨人开始……(雨果)”

1965年2月，周恩来总理关于五点方向性的指示中明确要求：第三点，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第四点，结合15年农业规和一、二、三线建设规划，着手编制15年安置规划”。于是各省纷纷行动起来，编制了《1965-1980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规划表”》。各地上报的表格，客观反映和印证当时已调查并预测未来15年各年的中学毕业生，即将产生的新劳动力数量状况，成为各省领导层作决策时基础与依据。这种前瞻性的计划，可以做到胸中有数，早作准备，避受见子打子的被动性。由此也充分说明，各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是迫于爆发失业危机失业的压力，才匆忙进行安置。而是政府主导，有计划有组织开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井然有序。更让人叹服的是，当时制定未来15年的规划表上标明到1980截止，为一个历史节点。这个预测性的历史节点为何是1980年，而不是其他年呢?其原因，一方面是旧社会遗留下的山多、土脊、缺水、半原始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水平的改造，起步时间不长，广大农民自身的小生产弱点和基层干部水平参差不齐，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生活方式是第一次探索。任重道远，必然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实践过程，不可能速战速决，到1980年或能有眉目。另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认真落实，新产生的劳动力日渐减，文教事业的发展入学的大中专学生日渐增加，更重要的是随着第三、四、五个“五年计划”及“三线”建设完成，到1980年新中国发展安全提升更高水平，其深度广度可提供更多的新行业和千万计的就业岗位。前者减少就业数的幅度增大，后者就业岗位幅度增多，两者结合，知青上山下乡日见减少的趋势，到1980年必然成为一个历史的节点。后来的历史事实，对周恩来总理所提出的15年规划和预测，已作了正面的回答。同时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科学性，同主观盲目决策不沾边。后来的社会事态的发展，也是1980年知青上山下乡告结束，这同周总理的预测时间刚好“巧合”吗?这种巧合有其必然性，不是什么意外或偶然。随着全国经济和社会的逐步好转，到1979年仅是公有制企业增加到35.5万个，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8.4万个，集体所有制企业27.1万个，在毛泽东逝世前接纳上千万知青返城，逝世后有600万返城。这里特别引用山西知青刘晋英退休之后强自己所难，付出三五年的心血所写出的书中的一段话一幅图，请阅：

“1967年至1976年的十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6.8。特别是1969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呈持续上升趋势，而实际情况是从1966年到1977年，全民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共新增3915万人。到1980年，全国职工人数达到9967万人，(其中全民和集体企业分别是7693万、2274万)，比1966年增长70%。这既是从1970到1978年全国之所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680万人的主要原因，也是1979年后在较短时间将其余640多万知青在城镇安排的重要基础条件。

返城的大多数知青进入公有制企业，城市展开热情的双臂欢迎他们。四川省最早提出接纳“云南农场知青罢工风波”中的四川知青，此举很有代表性。其实四川省上山下乡知青的规模，早在1971年有开始缩小的趋势。从中发(1973)30号文件下达后，四川省根当时本省经济发展的情况，已逐步调整政策，使知青留城面从百分之几提高到20%以上，同时还在知青中招工、招生和招兵、数量可观。时任省委书记杜心源在1978年明确指出：“城市知青下与不下，下多下少，要根据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模和国民经济增长情况来确定。随着四川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实现，今后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将大大减少”。历史事实也是这样发展，四川省同全国一样在，经过第四、五的两个“五年计划”，工农业实体经济有较大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接纳返城知青数日趋增加。仅1977—1978年两年从知青招工30万人还不包括招生、征兵、提干近10万人。所以四川省当年率先表态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有其必然性。反之谁也不敢表态，就是表态了也无法落实。这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的合理性，科学性，不是“空中楼阁”。这点，只要通过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孙成民著作《四川知青史》中所提供当时一张城镇劳动就业统计表就一目了然。1977年—1981年五年时间，只有5万人当个体户，就业于公有制企业(国有、集体)195万人的零头。

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所制定的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决策经历各种震荡与波折，接受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产生巨大的能量与威力，同其他战略决策一块将新中国的发展安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本文的结论。后来发生诸多怪事，读者诸君耳闻目睹，“鸡豚嚾嗷，即夺钟鼓之音，云霞充咽、则夺日月之明”。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的大作家，经历丰富，见解深透，声誉卓著。他曾说一句名言：“悲剧都是以巨人开始，侏儒来结束。”现在我们总结新中国战略决策的利弊得失，坚持科学的精神，拒绝跟风，更不能充当侏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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